第1章 生而为人

有哪些事情是动物做不了而人能做的？（除了《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在公元1世纪发现的：“只有人的耳朵不会动。”）我们仅用一对大拇指就可以做不少事情，但许多动物没有拇指照样可以胜任很多事情，比如说拿东西和攀爬。除此之外，它们在其他日常活动中，还会用到牙齿、爪子或尾巴。的确，猫可以在人疏忽的时候用它的爪子从盘子里抢走食物，这似乎说明了拇指的能力有时候可能被高估了，当然，你可以说动物的爪子在打字方面不及人的手。

人类有能力去构建或者改变自身环境，但这也不是人类独有的特征：海狸会筑坝，而且筑成的坝会彻底改变河流、河道，以及周边的生态。暴力也不是人类独有的标签：蚂蚁的一生基本都在斗争中度过。其他的动物，例如狼和猫，它们和人一样，会笑、会闹，甚至还会互相开玩笑。它们的这种幽默感和爱玩耍的天性有可能是在磨炼特定生存技能的进化中得来的，但话说回来，我们人类或许也是这样。沟通也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不同种类的动物，包括昆虫、狼、猴子、鼠海豚、鲸鱼等，都会通过发声来交流，甚至有时候是通过创作音乐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沟通的。

只有一个特征是人类真正独有的：人会做记录。人类会记录下他们的各种行为、情感、想法和主意。总之，他们有一种冲动去记录下脑中的所有东西，并存留给后代——这种冲动致使纸被发明。其他的记录媒介，如石头、黏土、木板、兽皮等，在纸被发明前就存在了，但自从有了纸，它所具有的多种优势助其在各种记录媒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伟大的美国纸历史学家达德·亨特曾写道，人类发展可分为三个“垫脚石”：说话、绘图和印刷。很奇怪的是，他漏掉了书写，但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相比，书写和印刷之间相隔的区区几千年只能算作短暂的一瞬。如果从最初被发现的时间算起，人类已经有350万~500万年的历史了，但人类开始书写也仅仅是大约5000年之前的事。这意味着人类历史99.9%的时间里是不存在书写的；此外，人类开化的阶段可谓短暂，但在其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只有少数的精英才真正掌握了读书与写字的能力。

如果用技术的一般定义指代一项知识的实际应用，那么人类最初的技术，即基本的工具和语言，都是在同一时间发展而来的。它们都是100万年的时间所产生的结果，而这100万年又同时属于180万年前的更新世时期，人类的大脑在那时候增大了三分之一。在同一时期，人类的面部及喉部结构得到进化，从此人类可以发出更多种声音。

这些最初始的技术突破，正如之后的技术突破一样，并没有改变社会。相反，人类智力的提升使得社会更加具有组织性，反过来，这样的社会需要某些建造房屋或者打猎用的工具，以及一大突破——语言。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一点，但在那个早期的社会，或许有人用新习得的能力去警告他人，说语言这一新的沟通习惯将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因为从此以后，人们将不再默默地交流。人类也会失去真实表达的能力，反而愈加依赖于这个既简单又肤浅的新技术。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一项新技术的诞生总会伴随着一些东西的消亡。

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在学会绘画之前就会说话了，但在公元前50000年，他们只会画一些简单的线条而已。之后，人类开始用石头、骨头，没准还会用到木头去做一些装饰性的物品。他们还学会磨碎矿物来获取颜料，比如锰。这么说可能对蒙恬不敬，但人类那时候或许就学会了把动物毛发绑在一起，用来给石头上色。人类最早画的东西和象形文字这一早期的书写形式很相似，都是用一些线条来表示某样物品。渐渐地，这些画变得越来越复杂，样式和色彩也越来越丰富。位于法国的拉斯科洞穴里大约有2000幅壁画，大多数画的都是动物，人物形象也有出现。这些壁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0年。最近，在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发现了公元前13000年的壁画，之后又在法国的诺克斯洞穴发现了壁画。每幅壁画都美轮美奂，画面更加立体和动感。每一幅画对动作都有细致的描绘，如野马腾跃、鹿群跃起、野牛低头冲锋。拉斯科洞穴的壁画描绘了成群的动物嬉闹奔跑的样子。公元前15000年的人们就能有如此画作，我们怎能不为之动容？确实，这只是人类几千年历史中的一瞬。但现在的我们对公元18世纪启蒙运动和公元19世纪工业革命都要做出详细的区分，那么公元前15000年的事就可谓非常久远了。

这些壁画不禁引起我们诸多疑问：这些是什么人？他们是否有体系成熟的语言或最简单的实用短句？这是他们唯一能想到的表达方式吗？他们是有意将这些画留给后人吗？这些画想传递些什么信息？画的作者到底是自然学家、作家，还是美食作家？有人认为这些画跟宗教有关，也有人认为这些画展现了星座。

美是人们对这些画作的共同认知，每个人看过后都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全世界还有很多相似的壁画。人类对于沟通和记录的渴求是原始的。只有人类具有作画的欲望，而且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渴望。为什么人会无意识地涂鸦呢？不管有没有受到大人的指示，为什么婴儿刚会呀呀作语时就有想绘画的冲动呢？

文字沟通的形成远早于真正意义上的书写。在印加人之前，秘鲁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莫希人，我们在他们的墓中发现了装有豆子的袋子，而这些豆子上面刻有零星的小点和线条。我们可以从瓷器所描绘的图像中看到递送员手里也拿着这样的豆子，这就说明豆子肯定包含了某些信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方法与之类似，他们通过有标记的木棍进行沟通。通常情况下，送信者已经了解了要传递的信息，所以这根木棍更像是一个内容载体。书写经常起到类似的作用。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用玛瑙贝传递信息，一个玛瑙贝就表明“不同意”，而一串6个则说明你“喜欢某人”。如果男人向女人送去这样的一串，这就表明这个男人倾慕于这个女人。如果女人答应他，就会回赠一串8个玛瑙贝。在太平洋西北部，图腾柱被用来刻录家族历史。

那个时候，计数是通过给绳子打结或是在木棒上斜刻标记实现的。人们在交易时会将木棒劈成两半，一人一半，作为交易凭证。从公元1100年到公元1826年，英国皇家财政部都将这种方法作为合法支付凭证。在绳子上打结来记录交易的做法可追溯到石器时代晚期，但真正把这种做法发挥到极致的是印加人，他们利用位置可变化且具有特定含义的绳结，以及颜色进行编码，完成复杂交易的记录。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世界各地的书写发展都是独立进化的。人们对书写有了需求之后，就会开发出一套书写系统，比如公元前3300年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人，公元前2500年居住在印度河流域的人们，公元前1400年住在克里特岛和希腊的人们，公元前1200年的中国人，公元前1000年的腓尼基人，公元前600年墨西哥的萨巴特克人和米斯特克人，以及公元前250年的玛雅人。当然还有南美洲、北美洲、埃及之外的非洲地区、澳大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外的北欧地区。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明了如尼文字（卢恩字母），该地区在公元2世纪形成了自己的文字体系。可能还有一些文明被漏掉了，但提到的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发现的最早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最大优势是它可以留存下来，等待后人发现。

一些古老的语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能发展出书写语。斯瓦希里语是班图人所使用的约250种语言中最为流行的一门语言，直到公元18世纪初期才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呈现。许多的北美语言和非洲语言在公元19世纪才创立字母，彻罗基字母也不例外，直到公元1821年才被创立。巴斯克语是现存的最古老的欧洲语言之一，一直到公元16世纪才有少量的文字书写出现。

当文字书写成为人类发展的必要工具时，至少有9种相对独立的文字系统已经进化完成。但从巴斯克语和一些非洲、美洲语言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其他语言的侵入会造成本地语言的文字发展缓慢，例如大量的欧洲语言侵入非洲和北美，西班牙语和法语侵入巴斯克语。

我们还没完全了解人类开始书写的原因。在许多文化中，人们认为书写是上帝创造的。这种思想的盛行一直延续到公元19世纪，许多宗教激进主义者至今还对此深信不疑。不管文字首次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埃及或是希腊，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由定居的农民发展而来，在那之前，他们过着狩猎和居无定所的生活。

对于文字的起源，历史学家有着诸多理论，文字产生于改良商业贸易的核算，是诸多文字起源理论中比较领先的理论之一。商业因农业而产生，实际催生了数字。口语是一个有效的沟通方法，但数学运算非常耗费记忆力或其他的能力。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第一个将书写用于核算，书写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有人认为，在诸多领域都领先的印加人之所以在书写方面发展缓慢，正是因为他们有奎普斯（用于核算的结绳，绳结以颜色进行编码）后，核算效率大大提高，所以他们不急于发展书写语言。

起初，书写就是简单地画线条。之后，这些画变得越来越抽象。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一个不知名的天才发明了书写，还有人认为书写的发明者是一群管理者。

据目前所知，苏美尔人的书写语言始于公元前3300年，那时的他们居住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乌鲁克，但这只是个稍有根据的猜测。乌鲁克在《创世记》一书中又被称为埃雷克，就是现在的伊拉克。苏美尔人的书写文字由一连串的圆圈和其他形状组成，这些形状起初被刻在石头上，后来又被按压到泥板上。人们认为这些形状代表着商品，而泥板本身则是商品出售或流动的记录。在泥板上写字的工具似乎是削好的芦苇。将芦苇垂直地按压下去，会在质地柔软的材料上留下一个圆形的印记，成一定角度地按压下去则会形成一个指甲形状的印记。这两种印记就是苏美尔语中最早的两个字符，再加上其他早期的字符，就组成了象形文字。

公元17世纪的法国人将这种书写文字称为早期楔形文字，在拉丁语中的意思为“由楔子制成”，这种书写文字至少有1500个象形图案或符号，只有专家才看得懂，所以这些抄写员在社会中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但随着时间流逝，楔形文字变得愈加精练，到公元前300年时只保留了约800个字符。现在这些字符成为代表语音的字母，这在书写语言方面是个重大的突破，因为这意味着有限的字母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意思。因为某些原因，中文不是这种体系，现今的大多数汉字都象征着某种意义，而不是代表发音。

绝大多数的楔形文字都是从左至右横向写在湿黏土上，然而也有证据表明，早期的楔形文字是自上而下纵向排列的，阅读顺序是从右到左。人们认为这种改变在很早之前就发生了，那时候，文字抄写介质从石头转变为黏土。圆形的芦苇笔比较钝，用来抄记数字，而被削尖的芦苇则用来写字母。这种书写工具不容易画出曲线，由于这个原因，文字变得更具线型，也更棱角分明。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实践，抄写员学会了用芦苇笔在湿黏土上写字，或许这也促进了象形文字向抽象文字的转变。后来，一些语言文字如腓尼基语，不再被写于湿黏土上，而是沿用了楔形文字简单的笔画来作为字母的原型。

很快地，字母变得更加语音化，所需符号的数量也相应地减少，但即便如此，抄写员仍是博学多识、德高望重的专家。苏美尔语非常适合音标标音法，它是一种单音节黏着语，意味着多数的单词都只有一个音节，也就是一个发音，而在根音节上加上几个音就有了介词、形容词和副词。另外，这种语言还出现了许多同音异义词，它们的发音很相似，但表达的意思不尽相同。

苏美尔人一定非常坚韧，又富有创造力。他们征服了比尼罗河更狂野的幼发拉底河——这条河的流向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变化，导致不可预计的洪涝灾害。苏美尔人还是轮子最早的发明者之一，他们将轮子这一发明先后运用到制陶工艺和交通运输中。另外，他们还学习了灌溉技术，发展了农业和商业。在不断的征服与被征服中，战争传播了他们的书写文化。苏美尔人还是最先拥有职业军人的人类文明之一，他们不像其他文明那样会把所有人都派往战场，而是还依靠奴隶劳动来发展他们的农业。

当然，苏美尔人是不具备读写能力的，但他们的抄写员会将写下的东西大声读给不识字的人听。他们留下的黏土板不仅包含统计记录和历史，还有诗。苏美尔人的黏土板先于《创世记》大约2000年，记载了一个类似于创世的故事，故事涉及一名偷吃禁果且受到惩罚的创世者（相当于《圣经》中的亚当）、一个用肋骨造出的女人、大洪水，还有类似于该隐和亚伯的两兄弟。

苏美尔人是世界上最早的诗人，他们的诗和后来中国大多数的诗一样，都不是描述性的。但这些诗都和历史事件相关，并且诗的体例非常容易让人记住，重复的诗句也很多，如下示例：

In those days, now it was in those days

彼时诸日已为此时诸日。

In those nights now it was in those nights

彼时诸夜已为此时诸夜。

In those years, now it was in those years

彼时诸年已为此时诸年。

这篇关于苏美尔诗的介绍由M.I.韦斯特翻译，虽然介绍中没有说明，但他们的诗充满韵律美，同时这也便于记忆。

苏美尔语存续了约3000年，直到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从那之后，这门语言便快速地消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美尔语一直都是该地区的外交书写语言，楔形文字在后来也对印度河流域和埃及的书写文字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苏美尔人的文化和书写文字在叙利亚、波斯和该区域的其他部分地区都具有影响力。他们的书写语言就像罗马人的书写语言一样，延续的时间要长于他们的文明。

文字被保留在黏土上，或偶尔被刻于石头上成就了这一切。经过烧制的黏土板会保存得更久，甚至是保存到现代。黏土板具有许多优点，廉价、不用加工，书写起来也很方便；但致命缺点是不够轻便。尽管如此，黏土板作为世界最主要的书写材料长达3000年。这个记录要远胜于纸的统治时间。

尼罗河畔长着又高又茂盛的纸莎草，毛茸茸的茎随着清风摇曳，正是这种植物使得尼罗河的两岸松软。相传在公元前1500年，一个名叫摩西的婴儿被丢弃在一处纸莎草丛中。在那个时候，纸莎草就已经是埃及的重要产品了，而且在接下来的1500年里，也同样具有宝贵的价值。

纸莎草可以长到很高，顶端会长出一簇簇浓密的叶子和花。尼罗河三角洲是其最理想的生长环境，它在那里可以长到16英尺高，茎秆足足有2英寸粗。纸莎草芯是柔软的物质，埃及人喜欢生吃或煮熟食用。穿梭在尼罗河浅滩之中的轻舟就是由纸莎草编织而成的，而船身中细微的缝隙用树脂填塞。此外，纸莎草还被用于制作绳索、船帆和篮子。

但是，这种植物只有在作为书写材料时才能体现出最大价值。纸莎草剥起来很像洋葱，把绿色的表层剥去后，里面还有约20层。将它层层展开，再一层压一层地平放到平滑坚硬的桌子上。将第二层水平旋转90度压在第一层上，就形成了纤维结构。之后浸湿整个薄片，再用重物按压或捶打几个小时。因为纸莎草是新鲜收割的，汁液就像胶水一样，再用面粉糊发挥增强黏合剂的作用。最后用象牙或贝壳来打磨这张薄片，直至使其达到理想的平滑度，用笔在上面划过也不会感到阻碍。不同的用途需要不同的纸张表面。最好的纸莎草纸是白色的，但它随着时间流逝会泛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墓画中会把纸莎草纸描绘成黄色的。多张纸莎草纸会被拼接而成一个卷轴，这样就方便书写较长篇幅的文字。一般情况下，一个卷轴的长度和20张纸的长度相当，但有时候它可以达到30英尺，甚至更长，当然，这取决于文本的长度。

利用植物制作书写材料不是埃及人独有的创新。在树叶上切刻文字是最古老的书写形式之一，这种方法简单易学，不需要太多的准备工作。此外，比起石头和黏土板，树叶的便携性要高很多。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在棕榈叶上写字的习惯几乎延续至今。

生活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其他文明，会把其他植物压平，制成用来书写的材料。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种就是塔帕，塔帕一词来自波西尼亚语，意思为“树皮纸”。生产塔帕需要把桑树皮打薄，要知道桑树皮也是最初的造纸材料之一，这就容易使得塔帕和纸混为一谈。但这个制作流程是打薄，而不是捣碎后，再按照造纸的方法随机编织而成。其他树的树皮，包括无花果树和面包果树，也被用来生产书写材料。2英寸宽的塔帕条可以被打成10英寸宽的纸张。

塔帕是热带国家的产品，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4000年的东南亚和公元前2100年的秘鲁，就有人使用塔帕了。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中国，在记载中首次出现了塔帕。这些初期衍生的文字体系，远早于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文字体系。像纸莎草一样，塔帕的用处广泛，在它成为书写材料前，它被用来制作衣服或床。但不同于纸莎草，塔帕很难在自然环境下保存，只有少量碎片保留至今，而且也没有文字被发现。如今，非洲、太平洋地区、美洲中部和南部地区仍在生产塔帕，但主要是用于制作服装。

然而，埃及纸莎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作为贵重商品，出口到所有已知世界的。

人类发现的最古老的纸莎草卷轴可追溯到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775年，质量之优良让历史学家相信埃及人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制作纸莎草卷轴了，时间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仅仅在苏美尔人开始用黏土板写字之后的几个世纪。

如果书写面布满孔隙，就需要涂层，或者叫作“上浆”，确保笔墨不发生洇纸或字迹扩散。例如纸莎草，干枯树液就是天然的上浆材质，确保颜料不会轻易地渗透纸张，颜料也不会扩散。后来罗马人改进了工艺，用面粉和醋来为纸莎草纸上浆，经过处理后的表面变得更易于书写。

已被发掘的最早的埃及书写文字已完全成形，但还没有找到它的进化里程。我们认为埃及文字的创造独立于苏美尔语，并在之后出现了楔形文字的一些特征，但它也可能是苏美尔文字的分支/衍生物。

埃及人有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两种书写习惯。但他们的字符，如站立小鸟的图样，都是面朝同一个方向的，所以很容易辨别他们写字的方向。尽管埃及人对书法不是很感兴趣，但他们的字母异常优美。字母由表音文字（表示声音的字符）和语素文字（表示物体或想法的字符）复杂地组合而成。有一些埃及象形文字诚实地反映出客观物体的样子，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中东地区许多沼泽或河堤沿岸都生长着纸莎草，多数都是细长型的。只有尼罗河三角洲流域的部分地区才具有纸莎草最佳的生长条件，纸莎草只有在那里才可以长到2英寸粗，这样的纸莎草才适合做书写纸张的原料。所以当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对纸莎草的需求日益增长时，纸莎草的生产仍被埃及人垄断。这就意味着埃及人控制着这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即便纸莎草纸相比石头或黏土是一种更为实用的书写材料，但它的价格还是居高不下。

尽管纸莎草纸逐渐被其他国家和不同的气候环境地区接受，作为流行书写材料，唯有埃及的气候，使它能保存至今。除了埃及地区，只在死海边的沙漠气候洞穴中出土的部分希伯来古卷《死海古卷》是纸莎草纸材质。纸莎草纸的使用者一般都是抄写员，他们用芦苇笔书写，并在两端装上硬毛刷。

抄写员学徒开始用写字板进行写字练习，写字板的上面铺有一层可擦写的软灰泥，这种灰泥类似于苏美尔人的黏土。你只需轻轻地拍平灰泥，便可以重新在上面书写了。蜡板是一种更为常见且可以历经几个世纪的工具，板子中间被挖空，用蜡填充，蜡的品种极有可能是蜂蜡。在亚述，人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板子，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80年。它们当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相当受欢迎，当地人用的蜡是黑色的，用金属笔尖书写，笔的另一头是钝的，用来擦除所写的文字。

蜡板为古代文明的书写进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它是首个被普通大众广泛使用的日常写字工具，不再局限于抄写员。在蜡板被发明之前，只有非常重要或必须被保存的内容才会被记录。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对临时性的记录工具产生了需求，因为这样可以快速地记录内容，第二天再扔掉。另外，它还可以辅助解决数学计算，可以永久保存正式文档的草稿笔记。在这之前的书写材料，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的书写，都不能再修改。黏土板完成烧制或是昂贵的纸莎草纸卷轴被使用后，都不能随意扔掉。石头一旦被刻字，就是“铁板钉钉”，再也不能修改了。因此，蜡板就相当于古代世界的素描板。

相比其他书写材质，蜡板更易于书写和擦除。人们通常会将两张蜡板拼接起来，当蜡板合起来的时候，内容就不容易被破坏了。这样的蜡板组合，叫作“双联画”。它很受希伯来人的欢迎，不谋而合的是，“十诫”被电影导演或艺术家重现时，故事中已经出现了用石头制成的双联画。

有些时候，会有几个蜡板被拼连在一起；在拉丁语中，这被称为古抄本。古抄本是书的前身，而古抄本这个名词起初被用来指代蜡板，到后来，它被用来指代由纸莎草纸制成的古抄本、羊皮纸，最后还指代纸。由于纸莎草纸更适合制作卷轴，它的统治地位使得古抄本只被有限地使用。

几个世纪以来，巴比伦的国王们以及近东地区的文化中心都试图建立大型图书馆。公元前3世纪，马其顿裔希腊人托勒密统治了埃及。他下令要在亚历山大港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恰好位于一个纸莎草制作中心附近。驶进亚历山大港的每艘船都会被检查所携带的书籍，每一本书都会被誊抄并送去图书馆。托勒密希望图书馆的藏书尽可能地涵盖所有科目，包括诗歌或散文。就这样，3个世纪后，亚历山大图书馆藏有70万卷纸莎草纸卷轴。

欧迈尼斯是希腊城市珀加蒙的统治者，他也想建造一个大图书馆，但托勒密不想有竞争对手，所以他拒绝向对方出口纸莎草纸。根据历史学家普林尼的说法，欧迈尼斯不愿放弃这个宏伟的计划，开始寻找一种替代性的书写材料。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珀加蒙的人们学会将兽皮浸在石灰中，放置10天后再刮兽皮，最后晾干。通常人们都会选用幼小牲畜的皮，如小山羊、小羚羊，但最上等的皮料是仍处于胎儿时期的动物的皮。皮革的肉面要比毛面更加光滑，白色动物的皮是最好的。人们将皮撑开、晾晒，再用刀子去刮，直至皮的表面变得光滑无毛。将其晾干之后，再用石头对皮进行打磨。

人们习惯将这种产品称为珀加蒙，这是以发明它的城市的名字来命名的，在一些拉丁语言中仍然保留了这个叫法，但在英语中，它的名字就是羊皮纸。由小牛皮制成的上等羊皮纸叫作牛皮纸。

与纸莎草纸相比，羊皮纸是一种进步，尽管纸莎草纸的使用还延续了1000年，但羊皮纸延续的时间要长于纸莎草纸，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使用。这两种书写材料共存了几个世纪，最终是纸——而非羊皮纸——使得纸莎草纸被边缘化。和纸莎草纸不同的是，羊皮纸的生产不受地域限制，可以在更多气候环境地区完好保存；但和纸莎草纸类似的是，羊皮纸也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它的制作成本更高，一本书或古抄本可能需要200张动物皮。在今天，用羊皮纸制成的文件，象征着它的重要性和持久性。

正如对所有的新发明一样，有的人将羊皮纸视作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有的人却对羊皮纸不屑一顾。起初，罗马人用羊皮纸做笔记本，可见这是种非常昂贵的笔记本。设想，如果羊皮纸一直都只有这一种用途，它就会很快消失。但不同于纸莎草纸，羊皮纸在折叠的时候不易磨损或裂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羊皮纸非常适合做古抄本。对比纸莎草纸卷轴，古抄本具有众多优势，它便于携带，并且适用于各种长度的文本。另外，当需要检索内容时，古抄本的翻页寻找也比在整张纸莎草纸卷轴中寻找更加方便。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便开始使用羊皮纸古抄本，几个世纪后，希腊人也用上了羊皮纸古抄本。

音标标音法是苏美尔人的一项重要创新，它得到了持续的传播。苏美尔人创建了字母表，每个字符都代表了一个可读的声音，从而大大减少了书写所需的字符数量，文字读写也更加容易。首个音标标音法示例由象形文字形式的双关语组成。在埃及语中，单词“owl”（猫头鹰）的发音和字母m的发音类似，所以画一只猫头鹰就代表字母m的发音。拉美西斯法老（Ramses）名字的首字母是太阳的图案，即“re”（太阳），所以太阳就表示r的发音。

腓尼基人将音标标音法的概念带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腓尼基文字的书写方向是从右向左的，字符也非常简单，大多数都是直线排列。腓尼基语是一种纯语音语言，文字的书写也只有辅音字母。腓尼基人是非常具有商业头脑的民族，他们将文字传播到海外，并且使之成了地中海地区的商业语言。许多语言都起源于腓尼基语，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希腊语，以及拉丁语。

希伯来语也是从右向左书写的，字符也是由简单的直线排列的字符构成，属于纯语音语言，没有元音。几乎所有其他语言都能转化为希伯来文字，因为希伯来语是第一种具有高通用性的语言。犹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用希伯来字母写出当地的文字。在西班牙，人们用希伯来字母写西班牙字，这种字叫作拉迪诺文。在北非，人们用希伯来字母写阿拉伯字，这种字叫犹太–阿拉伯文。用同样的方式写德文，写出来的字在东欧叫意第绪文，波斯语对应的就叫作犹太–波斯文。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希腊人在和腓尼基人开展贸易几个世纪之后，开发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希腊人在理解腓尼基语时非常困难，因为腓尼基语中没有元音，而元音恰好是希腊语的核心。腓尼基语还包含大量表音的辅音，这些辅音在希腊语中是不发音的。相反，还有一些其他的辅音经常在希腊语中被用到，而在腓尼基语中却找不到这些辅音，例如ph这个音。希腊人最终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把不用的辅音挑出来，然后再把它们分派到希腊语的元音中。这种创造类似闪米特语，带有元音语言出现，是西方书写文字发展的关键点，后来的欧洲语言纷纷效仿这种方式。

起初，希腊字母在岛屿和城邦间有差异。但在公元前403年，雅典人颁布法令，官方文件必须使用爱奥尼亚字母，它也就成了希腊字母的标准。希腊人根据他们的闪米特名字给字母命名，所以“aleph”就变成了“alpha”，“bet”变成了“beta”。事实上，“alphabet”这个单词就是起源于aleph和bet。希腊字母的顺序也基本和闪米特语的字母顺序一致。

除了新增元音，希腊人做出的另一项重大改变就是把习惯了几个世纪从右到左的书写顺序改成了从左到右。希腊人做出这一改变是在公元5世纪前，那时候，爱奥尼亚字母已经是标准字母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字母，如beta、epsilon和kappa都调转了方向，这些字母分别是字母B、E、K的本源。

从石头到纸莎草纸，再到羊皮纸，这种书写材料的转变引发了书写工具从硬到软的转变，如从金属笔到刷子。此外，字母也变得更具曲线感，不再那么块状化。尽管如此，伊特鲁里亚人还是倾向于使用僵直、块状的希腊字母，罗马人后来也借鉴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字母，不同的是，他们把书写方向由从右向左改成了从左向右。因此，罗马字母也很像希腊字母，但罗马人在棱角分明的字母上增添了更多的曲线，例如把生硬的三角形用圆滑的D来代替。罗马字母最终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但语言学家认为音形一致的希腊语才是现代欧洲语言的始祖，也是西方文字历史中的最后一个伟大创新。

希腊字母产生于荷马时期，这一事实让不少人相信希腊字母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写下荷马的作品。这个观点有些不切实际，但荷马确实在书写文学的历史中留下了深远影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行文非常奇怪，可能这是因为语言风格和人们平时说话不太一样，毕竟荷马用的是口头语言来写这两部史诗的。从人们平时说话的方式来看，“口头语言”和书写文字是不同的；事实上，两者几乎是相反的。在还没有书写文字之前，就已经有了口头文学，这种形式的作品永远都不会落于纸面上，但会一直留存于人们的共同记忆中，不断重复，代代相传。口头文学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人们必定会牢记它。文学中的韵律、重复、形容词性的标签都有助于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记忆。

这就是为什么荷马的作品如此循环往复，又充满了韵律感，尽管他的史诗仍坚持采用了六音步诗行，这种诗行可谓原始，通常是扬抑抑格，即一个重读音节后面跟着两个非重读音节，比如《伊利亚特》的开篇句“歌唱吧，女神”（Sing, Goddess）就是这样。如果语义和韵律发生了冲突，那么牺牲的永远是语义，而不会是韵律。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与基础单词同义的词，一旦发现有韵律的句子，通常它都会一遍又一遍地出现。例如，人物姓名的前面总要带上一个形容词，这样有助于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如不凡的阿喀琉斯（brilliant Achilles），伟岸的赫克托耳（tall Hektor），灰色眼睛的雅典娜（gray-eyed Athene）。

公元前8世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首次被写下，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它们是怎么被写下来的，恐怕连荷马本人也不清楚，但它们的故事早在许多个世纪以前就存在了。在莱斯博斯岛的方言里，荷马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瞎子”，所以人们常常误以为他双目失明。他生活的地方、出生年月，甚至是否真正存在这么一个人，我们都无从得知。还有的人认为荷马的书是几个人的合著。

荷马之后的3个世纪，诸如柏拉图这样的作者不再使用诗和口头语来表达抽象的想法。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只能通过文字和散文来表述他们抽象的理论成果，口头文学的记忆载体不能表达他们想说的话。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出现了，相应地，它也需要一种新的记录方式。

正如所有新技术的兴起一样，读写能力技术兴起的背后也有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甚至还有中立者，争议永远不会停歇。即使有的人已经使用了新的技术，但他们有时还会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柏拉图是这种新式思维的大师，他对书写语言发出了深层次的拷问：它会让人们丧失人性，甚至变成机器吗？

哲学家苏格拉底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他的学生柏拉图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那个时期的希腊正从一个口述型的社会过渡到文字型社会。和柏拉图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是口述型的哲学家。但柏拉图的文字中也有口述的影子，通常以辩论或对话的形式呈现。柏拉图的对话对象有很多，苏格拉底就是其中的一位。至于有多少句话真正是苏格拉底说的，又有多少句话是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嘴说出来的，我们至今也无法定论。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主要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和苏格拉底的对话，苏格拉底在书中的形象是一个光着脚的老者，有一点儿打破陈规旧习的倾向。其中有一段对话的标题为《口语的优越性，书写的发明神话》。不管苏格拉底是否曾经对柏拉图表达过对话中的意思，还是这只代表了柏拉图对于书写文字的保留态度，再或者这些只是其他智者的见解，我们都不能确定。

对话中所表达的思想有这些：我们不应该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吗？我们是不是在机械般地生产知识，而从不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摒弃了自己的记忆力，任其自生自灭？柏拉图认为知识是通过记忆获取的。他生动地将书写描绘为“人工记忆”。在《斐德罗篇》一书中，他将书写文字比作画中的人物。他说：“画家笔下的人物像真人一般站在我们面前，但如果你问他们一些问题，他们会完全保持沉默。”

柏拉图曾写道：“一旦某样东西被写下，不管是什么，它都会飘散至各处，或落于理解它的人之手，或落于无关者之手。它不知道如何与对的人沟通，也不知道如何与错的人沟通。”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他从没写过他所认为的最好的思想，以及他所谓的不成文的教义，同时还解释了为什么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呈现的。

许多人和柏拉图一样，都认为一旦某些东西被写下来，那么这些东西将不再属于一个人的内心，而像是来自外界，因此也让人感到不够诚挚和真诚，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会变得更不真实。亚里士多德曾说：“记忆是灵魂的书记员。”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讲述了埃及托特神的故事，据说是他发明了文字。托特神对他的发明很是自豪，他想征得法老的批准。国王告诉托特：“你发明的不是记忆仙药，而是辅助记忆的仙药。还有，你教给学生的是智慧的表象，而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他们会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读到很多东西，看起来像是知道很多东西，但实际上，他们其中的多数人什么也不知道。”

苏格拉底也做出了相同的论断，他还提醒世人，文字会让人“健忘”，并“学不到真智慧”。他的预言很准，但这也阻止不了别人——包括他自己——去使用这个新技术。

那些在柏拉图时期批判文字的人无异于今天坐在电脑前打字批判，甚至谩骂计算机技术的人，他们一样需要做出妥协。因为他们承认新技术是如今做事的方式，尽管他们在心里排斥着新技术。

关于文字的争论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抱怨，由于文字的关系，伟大的罗马演说术走向了衰落。但塔西佗（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则指出，演说术的衰落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可以说，这样一来就弱化了政客欺骗百姓的本事。公元1世纪之前，文字在罗马随处可见，有路标、张贴的城市法令，以及各种信息的布告。维苏威火山在公元79年爆发过一次，喷发出的岩浆埋没了庞贝古城。现在，考古学家把这座古城重新挖出，发现古城墙上不仅有涂鸦的痕迹，还有不少政治宣传海报。

进入中世纪，有关文字的争议依旧没有停息。圣托马斯·阿奎纳指出耶稣从来没有使用过文字，因为伟大的老师从不使用文字。

有些时候，人们会把荷马的作品当成歌曲。在口头表达的时代，诗和歌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中国也有一本古老的诗歌总集，叫作《诗经》。即便是今天，仍有许多诗人将他们自己的作品视为口述传统的一部分。阿根廷诗人、散文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描述但丁的《神曲》的文章中，就坚称他的诗仍是口头的：

“真正的好诗一定要大声地读出来。一首好诗不应该小声地读，或者默读。如果我们默读它，那它就算不上一首诗，是诗就必须发出声来。诗首先是口头艺术，再是文字艺术。要记住，诗的第一属性是歌。”

歌曲属于口头文化，它们的写作方式是口头的，这也是它们很容易被记住的原因。如果你的脑子里总是回响起一首歌，你要知道这绝非偶然，这就是歌曲的特点，也是所有口头文学的特点。那如果歌曲没有被文字化，它们又是怎么流传下去的呢？公元前5世纪，那时候还是欧里庇得斯时期，当希腊人被囚禁在西西里岛的监狱时，如果他们能够背出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就可以重获自由。但他们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因为那时的戏剧作品都是口头的。他们回想不起场景和对话，但大多数人都能背出合唱的歌词。就像歌词一样，希腊戏剧的合唱歌词在创作时也要考虑是否易于记忆。

智力测试常常受到人们的指责，因为它不能真正测出人的智力。那么，智力测试是用来测什么的？答案是识字能力。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识字能力和智力也会同步提升。与此同时，我们再也想象不出一个口头型的社会。如果我们进入一个还没出现文字的社会，我们在头脑里会思考什么？在人类历史中，是否存在一项技术革新，如口语转化为文字这般伟大呢？

一旦这种转变发生，那么社会将不能依赖昂贵且生产效率低下的书写材料。一种像蜡一样可随意丢弃、像树叶一样轻巧、像土一样廉价、像羊皮纸一样耐用的书写材料必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