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是怎样的

（一）184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不同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法律的关系的结论之后，才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德法年鉴》的时候就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从1843年底开始，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让·巴·萨伊、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大卫·李嘉图、约翰·麦克库洛赫、比·布阿吉尔贝尔等人的主要著作，还有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阅读这些材料的同时，写下了共计7个笔记本的摘要和评注，这些笔记后来被人们称为“巴黎笔记”。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比较系统地整理自己的研究心得。他曾经有过写作一部名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的计划，并写下了一部非常具有特色的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其中，马克思主要提出了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

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说明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要从异化劳动理论中得出工人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结论。事实上，马克思确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作品，里面还有很多理论上不成熟的地方，例如，马克思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没有能够将劳动、劳动力、工人三者区别开来；他也同样未加批判地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最低限度的工资”理论；在理论结构上，马克思讨论了货币，以及工资、利润和地租，但是，没有一个专门的部分讨论商品或价值问题。这些都表明，1844年上半年的马克思，离创立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对于古典经济学的认识和评价也在发生着变化。

1844年9–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了《神圣家族》，虽然它主要是一部哲学批判的著作，但是，在这部著作中，也有着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述，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第四章的第四节“蒲鲁东”。

在写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时间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又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连同马克思后来写的一些笔记被合称为“布鲁塞尔笔记”。其间，马克思写作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保留下来的文稿也有残缺）。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李斯特反对英国和法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为德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而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错误。马克思对于李斯特歪曲“国民经济学”的一系列做法都给予了批判，从而表现了马克思对于“国民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明显的肯定态度。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明确地指出：“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毫无疑问，这是他把已经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自觉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评价的重要表现。另外，马克思对于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概括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惜这部分手稿不全）。

1845年9月至1846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它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当然首先是方法论上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确立，使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明确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和思路，从而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虽然主要是一部哲学著作，但是里面也直接包含了马克思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一些观点。

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的，因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论述非常有限。但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认识犹如添加了催化剂一般，获得了快速的进展，这种飞速的进展，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于1847年7月出版的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

1846年圣诞期间，马克思拿到了蒲鲁东的《经济体系的矛盾，或贫困的哲学》这部著作。马克思在12月28日致旅居巴黎的俄国自由派作家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说：“我认为整个说来它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然后，马克思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作了《哲学的贫困》，并于1847年上半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系列正确看法的形成，他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真正的科学创造，正是从这部著作开始的。所以列宁认为，《哲学的贫困》是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1880年再版这部著作时马克思说：“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虽然这只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但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确实已经涉及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讨论的大部分问题。

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了几次政治经济学的讲演，根据这些讲演的部分内容，马克思于1848年写作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并于1849年4月发表在科伦的《新莱因报》上。1925年才得以发表的《工资》手稿可能也是1847年12月的演讲的提纲，可以看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补充或组成部分。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主题，就是向工人阶级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即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关系，批驳那些鼓吹“工人用自己的劳动换得公平的工资”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论调。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地从正面阐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理论。在《工资》手稿中，马克思同样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二）1848年欧洲革命和流亡英国伦敦

1848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代，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而且它还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从1847年11月开始，革命先后席卷意大利、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等欧洲国家。在这个革命的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积极地投身到革命的宣传与指导活动中去。在布鲁塞尔，由于马克思巨大的声誉和影响，使他受到比利时反动政府的逮捕和驱逐，后来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的抗议使马克思被无罪释放。受到法国革命中成立的法兰西临时共和国政府的邀请，马克思一家于1848年3月4日离开比利时到达巴黎。

在巴黎，马克思成功地阻止了在巴黎的德国民主协会曾经准备组织志愿者武装攻入德国的冒险计划。为了把工人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马克思组织了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四个巴黎支部召开的联席会议，并成立了德国工人协会，以便与德国民主协会相抗衡。经过与英国的兄弟民主党协商，3月10日在巴黎重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主席。3月18日，德国爆发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返回德国组织工人运动。为了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原则灵活地运用于德国当时革命的形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在德的要求》的十七条。这是一个能够广泛吸引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参加革命的计划，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善于将革命原则与革命策略结合起来的高超的政治智慧。

1848年4月，马克思在德国科伦获得了一年的居住权，马上投入到作为德国工人协会机关报的《新莱因报》的组织创办工作。马克思之所以把科伦而不是柏林作为自己从事革命组织和宣言工作的首选地，这主要是因为科伦是莱因省的中心，并且是当时德国最发达的工业中心，而柏林的工业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还是弱小的，从革命条件和形势上来说，科伦更具优势。同时，柏林实行的是普鲁士法，而莱因省实行的是拿破仑法典，科伦享有出版自由。

《新莱因报》“编辑部的制度简直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一家必须在一定时刻出版的大型日报，在任何别的制度下都不能彻底贯彻自己的方针，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独裁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这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这家报纸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新莱因报》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阐述了他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和策略、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等各方面的主张，他们始终坚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解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导而不是最终结果，坚持工人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他们依据当时的形势，对各种具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政治主张和势力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特别是提出了工人阶级必须与农民阶级进行联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

在1848年的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利用《新莱因报》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而且直接亲临第一线领导和组织工人革命。马克思曾于1848年9月底去到柏林和维也纳旅行，动员各地的民主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参加革命。恩格斯则由于受到科伦政府的通缉而前往比利时，在比利时被逮捕后遭到驱逐，后来经巴黎到达瑞士，参加了瑞士工人联合会和德意志民主民族联合会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849年1月，恩格斯又回到科伦，与马克思并肩战斗。1949年5月，恩格斯在自己的家乡爱北斐特直接参加了武装维护帝国宪法的军事决策和指挥工作。6月，恩格斯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并担任志愿部队的副官。

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小资产阶级的软弱与涣散，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在政治斗争上的缺乏经验， 1848年的欧洲革命先后都失败了。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接到政府要求他离开普鲁士的命令。5月18日，《新莱因报》出版了最后一期。6月1日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宾根暂时分别。马克思作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德斯特尔委员会的委员前往巴黎，从事德国革命政党同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联络工作，而恩格斯则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去了。在巴黎，马克思亲眼目睹了工人团体与激进的山岳党游行示威的失败。整个欧洲大陆的革命结束了。在经济生活极度困难的同时，马克思一家又遭到法国政府的驱逐。7月19日，马克思接到法国政府要求他们一家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的命令，法国政府指令马克思一家只能移居布列塔尼半岛的摩尔比安省，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无异是“变相的谋杀”。在经过马克思的抗议之后，他被允许在巴黎滞留了一段时间，8月24日，马克思动身前往英国伦敦，并致信约请恩格斯到伦敦一起创办新的杂志，恩格斯于11月中旬到达伦敦。

（三）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初到伦敦的马克思及其一家，在经济上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但马克思不曾停下从事工人组织和理论研究的工作。到达英国伦敦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集中精力总结刚刚过去的革命的经验教训，为此，他们创办了一份新的德文杂志《新莱因报·政治经济评论》，这个杂志于1850年3月在汉堡出版了第一期，11月出版了第5、第6期合刊号，后因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刊。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在美国《革命》周刊上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些文章都成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与教训的重要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这些文献表明，他们当时仍然对革命的再度兴起寄予希望。

1850年6月，马克思得到了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览室的出入证，7–9月，通过阅读过期的《经济学家》杂志，马克思进一步研究英国和北美的经济形势，他得到的新的结论是：“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认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非常巩固的情形下，无产阶级不应该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而应该集中精力进行革命的理论准备，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在50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的集中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主要是1850–1853年，第二个时段是1857–1859年。在这近十年期间，因忙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事务、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以及经常患病和主要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稿件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得不发生一些中断。

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24本共计1 250多页的笔记即《伦敦笔记》。其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对阅读过的著作所做的摘录、评注，对一些统计资料的记录，以及为某些专题所写的手稿。这部笔记是马克思后来创作自己的经济学著作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在1854年底至1855年2月，马克思曾经对伦敦笔记编制过索引，为写作自己的著作做进一步的准备。

还在1856年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里就开始讨论新的经济危机问题了。1856年9月26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肯定地说：“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所以，马克思“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完全得到了验证。1857年秋季开始，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逐步扩散到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马克思加快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写作进程。从1857年8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而马克思的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即“（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2）当前的危机”。前一部分主要包括《导言》《货币章》和《资本章》，总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是学界通常所说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内容涉及后来的《资本论》全部三卷的内容，因此，这部手稿也就是《资本论》的第一稿，1939年和1941年在苏联首次用原文分两册发表。后一部分则主要是两册题为《危机笔记（1857–1858年）》的材料，现存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写作于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在1850年代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写作这部手稿的同时，马克思开始着手按计划分册出版自己的著作（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马克思通过拉萨尔了解德国出版界的情况），而在这部手稿完成之后不久，即1859年6月，马克思就公开出版了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分册，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副标题是《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实际上，这一册并不包括原来六册计划中“资本一般”的全部内容，而只是根据手稿中的《价值章》和《货币章》加工而成。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明了这样安排的原因：“第一篇还不包括主要的一章，即第三章‘资本’。从政治上考虑，我认为这是适当的，因为真正的战斗正是从第三章开始，我认为一开始就使人感到害怕是不明智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1）它是十五年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马克思当时身受肝病的困扰，但是，“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马克思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得到生动的印证：“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马克思还非常幽默地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写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同自己研究的对象有最好的关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序言，不仅介绍和说明了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而且第一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做了经典的概括。因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本书的第一部分，正是在这篇文献的指导下展开的。

第一册出版后不久，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是失败的，并为此而感到兴高采烈，甚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也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这部著作的价值和意义，他对马克思的书表示从未有过的“失望”。实际上，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治意义：“（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绝不是绝对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列宁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与《资本论》第一卷相提并论，认为马克思的这两部著作使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从理论内容上来说，第一分册虽然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加工而成，而且其主要内容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得到了更加严密的重述，但是，这一分册中的许多内容又是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都没有得到全面反映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问题、价值和货币学说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等，因此，这部著作在理论上仍然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以上事实表明，至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创建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见雏形。

（四）《资本论》第一卷的创作和出版情况是怎样的

正如马克思的预言那样，由于19世纪50年代末经济危机的作用，进入60年代，曾经沉默了十年之久的国际工人运动再度兴起。这种形势的变化，使得集革命与研究于一身的马克思又重新进入了另一种生活和工作状态。一方面，马克思更加积极地投身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另一方面，马克思更加抓紧写作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如果说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进行研究，那么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工作则是写作。

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马克思写下了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小标题为《第三章资本一般》的庞大的手稿，一共23个笔记本，1 472页。这就是学界通称的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也就是《资本论》的第二部手稿。由于这部手稿的内容极为丰富，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除“剩余价值理论”外，其余都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正面阐述。手稿中的这些理论部分，首次由苏联出版在1973年和1980年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和第48卷中。中文第一版也按此顺序分别于1979年和1985年翻译出版。这两卷所刊载的马克思这部手稿中的内容，表明马克思当时在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上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除理论部分编入单独的两卷之外，其余属于理论批判的部分，马克思的这部分手稿先是由考茨基编辑、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标题于1905–1910年出版；后由苏联重新编辑、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标题于1954–1961年出版；在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被编入第26卷，分成三册共24章，外加一些附录。

从马克思写作整个手稿的时间顺序来看，这两方面的工作是交叉进行的，而不是完全孤立或独立的两个过程。这就说明，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对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相关理论进行一些评论和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不仅是马克思长期研究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材料的结果，而且也是他不断研究和批判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结果。因而，对现实的批判与对理论的批判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自己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原来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叫做《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一事实也能够启示我们，要进行理论创新，必须把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论的“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能从理论到理论或者从经验到经验。

正因为马克思是在理论的批判中建立自己的理论，因此，在理论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就以论战的形式对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进行了阐发，从而在许多理论上甚至比马克思从正面阐述的“理论部分”还要深刻而具体，从而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例如，正是在手稿的这部分中，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关于价值理论、关于资本理论、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等许多方面，马克思都有一些独到的观点，其中一部分并未完全反映在后来的《资本论》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剩余价值理论》不仅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具有理论史的价值，而且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

1863年7月，马克思在结束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之后，便开始着手对手稿“进行整理，准备付印”。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在整理自己的手稿中又写下了一些新的手稿。由于马克思的这些手稿没有标明具体写作时间，因而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于这段时间写作的这些手稿的时间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推测和看法，并因此出现了将马克思这段时间写作的手稿称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两种提法。

在《资本论》出版之前，除了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马克思公开发表自己的理论成果之外，马克思还于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上用英语宣读了一个长篇报告，报告主要是批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会委员约翰·韦斯顿的反对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在报告中驳斥了韦斯顿关于提高工人工资会引起物价上涨和整个社会生产破产的理论观点，并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自己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观点，论述了利润、工资和价格的一般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工人革命的政治主张。这是马克思又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的这个报告的手稿被保存下来了，1898年，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用英文首次在伦敦发表该手稿，标题是《价值、价格和利润》，后来在出版德文版时将标题改为《工资、价格和利润》。

上述马克思手稿的进一步写作，使马克思公开出版《资本论》的条件越来越成熟。

早在1865年2月，马克思就已经同德国出版商奥托·卡尔·迈斯纳签订了出版全部《资本论》的合同。同年的下半年，恩格斯给马克思提出建议，将已经誉写清楚的部分先送去出版，马克思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在全部书稿写好之前绝不拿去付印。1866年2月10日，恩格斯再一次致信催促马克思：“当事变惊动我们的时候，你即使已经写完了你的书的最后几章，然而却未能把一卷付印，那又有什么用处呢？”2月13日，马克思回信表示接受恩格斯的意见，“一旦第一卷完成，就立即寄给迈斯纳。”并且说“这本‘可诅咒的书’，它的情况是：12月底已经完成。”“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誉写和润色，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马克思当时深受痈病的折磨，几乎是躺着编辑自己的书稿和补充最新材料的。

1867年3月27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表示《资本论》第一卷的全部书稿“已经写好了”，“下星期我必须亲自带手稿到汉堡去”。恩格斯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高兴：“乌拉，当我终于在白纸黑字上看到第一卷已经完成，你想立刻把它带到汉堡去的消息，我禁不住这样欢呼起来……”

由于当时马克思所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书稿没有副本，同时马克思又交不起一笔昂贵的保险费，所以，只好亲自将手稿送到汉堡的出版社去，而马克思这一次故乡之行的旅费也都是由恩格斯资助的。1867年4月10月，马克思从伦敦出发，12日抵达汉堡会见迈斯纳，双方议定将全部《资本论》分三卷出版，将其中原计划的第二册、第三册合成一卷，即第二卷，而将原计划的第四册，即理论史部分作为第三卷。第一卷清样出来之后，马克思首先把它寄给恩格斯征求意见，并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求得恩格斯的帮助。恩格斯在看完清样之后，给马克思回信，对马克思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章和剩余价值产生的一章，就叙述的内容来说，是迄今为止最光辉的两章。”“我还祝贺你，实际上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充分而又互相联系的叙述。”对于第一卷中关于价值形式的这一部分，恩格斯还给马克思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上一些标题，使这种抽象叙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你应该用黑格尔的《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成简短的章节，用特有的标题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附带的说明和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这样，看起来就可能有点像教科书，但是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对于第四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恩格斯指出了其中的不足：“第四章大约占了二百页，可只分为四个部分，这四部分的标题是用普通字体加空排印的，很难找到。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而且所要说明之点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加以总结，以致经常从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另一点的叙述。这使人非常疲倦，在没有密切注意的情况下，甚至会使人感到混乱。”恩格斯建议：“在这里题目分得更细一些，主要部分强调一些是绝对合适的。”恩格斯的这些意见，都先后被马克思采纳。关于“价值形式”这一部分，在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就按照恩格斯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在原来的基础上分成小节并加小标题，以“价值形式”为题作为“附录”放在第一卷第一版的最后。关于相对剩余价值这一部分，马克思在出版第一卷第二版时也按恩格斯的意见进行了重大的改动。

19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在汉堡由迈斯纳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首次印量一千册。《资本论》第一卷献给了马克思的朋友、德国工人活动家威廉·沃尔夫。第一卷出版之后，德国资产阶级的媒体企图以“缄默”来扼杀。后来，由于恩格斯先后写了十几篇书评进行广泛的宣传和介绍，于是，第一卷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迫使资产阶级理论家不得不对第一卷发表评论，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希望的。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之后，国际工人运动更加迫切需要马克思的理论指导，为了适应这一需要， 1872年7月马克思修订和出版了德文第二版，并将第一版的六章结构调整为七篇25章结构，其中，将“工资”从原来的第五章中划分出来，单列第六篇。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主持出版的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第四版都一直保留着这一结构。1872年9月，马克思还亲自校订和出版了由约瑟夫·鲁瓦翻译的第一卷法文版。为了适应法国读者的情况，马克思对德文第一版的结构和一些内容进行了修改，从而使法文版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1884年2月，恩格斯根据马克思为第一卷第三版所遗留下来的修订稿继续进行修订，出版了第一卷德文第三版。1889年9月开始，恩格斯又参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留下的笔记准备对第三版做进一步的修订。同时，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根据英文原著核对了大部分引文，订正了一些印刷错误。恩格斯还增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最终于1890年12月出版了德文第四版，这就是现在通行于全世界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版本。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出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以及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中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是马克思生前亲自出版的整部《资本论》四卷中的唯一一卷，而且也是因为《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第一卷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来看地，第一卷提供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而第一卷所建立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第一卷完整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历史起源、它的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充分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以及最终必然被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就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和革命，以及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正义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自己认为，第一卷是“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的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从第一卷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来看，第一卷不仅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成功典范，而且它本身又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假设”变成了“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因而，它也是一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著作。同时，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观点进行了大量的评论和批判，因而，第一卷也具有重要的经济学说史方面的学术价值。另外，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旁征博引，妙语连珠，从而使第一卷具有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因而，《资本论》第一卷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百科全书。因此，恩格斯说：“自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从而也标志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因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