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总论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大成。学习《资本论》，不仅要知道《资本论》里面讲了些什么，而且首先要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写作这部著作。而要知道马克思为什么写作这部著作，就必须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和《资本论》的创作史。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现实背景

一切伟人和伟大的思想都是社会实践和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期的产物。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期最重要的特点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半个多世纪，现代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近代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暴露和表现，近代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

从整个世界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起源于欧洲，并且从此确立了欧洲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领先地位。大体说来，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国家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从16世纪起，这些国家便进入到真正的资本主义时代，16–18世纪中叶进入到商业资本主义时代。18世纪70年代英国首先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的产生，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都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现象。资本主义的诞生，开创了人类的现代文明史，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又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

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中，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家曾先后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经历长达近300年的争战以后，到19世纪，英国最终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英国由于在全世界建立了广泛的殖民地而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最大规模的制造工厂和商船队。法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因为革命的曲折而经历了比较艰难的历程，但是，经过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整体经济水平仅次于英国，居欧洲大陆各国之首。尽管在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年）金融贵族占统治地位，但工业资本主义仍然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直到18世纪末，德意志仍然是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国家，各小邦和王国实行封建割据制，相互之间关卡林立，一个商人从瑞士到柏林要办十次过境手续，关税总额比货价还高，这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一直到1834年，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等18个德意志邦建立了关税同盟，才促成了全德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消除了封建割据的阻碍，德国资本主义从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总之，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欧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在18世纪之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最初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里自发产生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逐步强大起来，并与封建特权阶级即以国王和教会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发生了矛盾。于是，工商业资产阶级领导农民、手工业者等社会各平民阶层同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直接的政治斗争即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来看，都具有双重性。从政治上来看，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封建特权制度，使商人、工业家、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各种曾经是平民的社会阶层获得了人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用资产阶级的统治代替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从经济上来看，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广泛的自由竞争代替了封建特许和垄断，顺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用一种私有制代替了另一种私有制，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了旧的剥削制度，即“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没有实现人与人的经济平等，相反，它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到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上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1825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它于1825年8月在英国爆发，一直持续到1826年11月结束。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即“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自1825年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危机、萧条、复苏、高涨交替出现的周期性循环之中，一直到19世纪末，差不多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例如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等。当然，在19世纪之后一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也仍然受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困扰。

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伴随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日益加深而出现了劳资冲突的日益加剧。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加深首先表现为工人工作日的不断延长。在英国，从14世纪开始就通过制定政府法律来规定工人的工作日长度，1349年（爱德华三世23年）制定了第一个劳工法，随后的1496年（亨利七世时期）、1562年（伊丽莎白时期）也分别通过了规定工作日的法令。这些法令规定工人的实际工作日长度是12小时（除去工人吃饭的时间）。但是，实际上这些法令并没有得到资本家的贯彻。在英国的陶器业、火柴制造业、壁纸业、面包业、农业等行业，不仅广泛地存在着童工现象，而且这些行业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了法令的限制，有的工人的工作日长达20小时。资本家对工人休息时间的贪婪占有，曾经造成整个英国劳动力生理素质的严重下降。而这一现象在欧洲各主要国家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突出地反映为实行兵役制的国家所制定的应征条件的不断降低。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经过工人的长期斗争，英国于1833年颁布了第一个工厂法，规定工人的日平均工作时间是15小时（包括工人吃饭的时间）。1844年颁布的补充工厂法案规定工人的工作日长度是12小时；1847年制定的新工厂法规定工人的工作日长度是10小时，新法规1848年5月1日起生效。法国工人在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工作日长达13～14小时，德国工人在19世纪40年代的工作日更是长达15～16小时。

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加深还表现为失业人数的增加和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以英国为例，仅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数量1855年是851 369人，1856年是877 767人，1865年达到971 433人。与此同时，英国报酬微薄的阶层普遍存在营养不良、住宅过分拥挤的问题。工人的住宅更是拥挤不堪。在伦敦以及英国各主要的工业城市，工人们通常十几个人住在一间房里，而且还有大量的工人住在地下室，通常也是六七个人住在一间地下室。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工人阶级不仅遭受着经济上的残酷剥削，而且还遭受着资本家的严重压迫。在英国，资本家往往对工人实行各种罚款制度。“在‘文明’的北方，在闷热的气温中每天工作14小时，偶然抬头瞧瞧窗外就要挨罚，上班迟到一分钟、随便打开窗子、天亮忘了关灯等都要被罚款。还有一些工厂不发货币工资，而是发代用券，工人只能拿它到资本家自己开的商店里去买质劣价高的东西。”

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反抗，从而形成了近代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是自发的、分散的、盲目的，并且不具有政治的性质。到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欧洲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发展成为政治运动，发展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其主要标志就是法国里昂工人在1831年和1834年举行的两次起义、英国以工人为主体的1838年到1842年的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1844年的起义。

欧洲19世纪中叶在英、法、德等不同国家兴起的大规模工人运动，是那个时代突出的社会现象。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与发展，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动摇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对资产阶级和封建特权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实践的产儿，而且也是马克思批判继承人类优秀人文社会科学遗产所形成的结晶。

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问题，欧洲各国出现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形形色色的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理论和学说。正是在批判继承这些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那些代表封建贵族和教会利益的理论家们首先把这些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本身。他们认为，之所以出现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大量的失业人口和工人的贫困，社会道德的堕落，根本原因就在于工商业的发展破坏了中世纪的社会秩序，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使社会回到中世纪去。法国的神权政治论思想家德·梅斯特尔认为，欧洲之所以“受难”，是因为它对上帝犯了罪恶，改变了上帝所确定的永恒的社会秩序。因此，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回到中世纪，重建特权制等级社会。英国的政论家威廉·科伯特在19世纪初就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是，他同样认为是工厂的产生和发展，才破坏了英国社会的旧的生活秩序和平衡，封建时代的英国是“幸福的英国”。19世纪40年代的托利党人的“青年英国”集团，同样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悲惨处境为证据，抨击资本主义，并以此为诱饵，试图拉拢工人在政治上支持他们。英国宪章运动的右冀领导人费格斯·奥康纳在运动面临失败时甚至也提出要工人回到农业劳动中去做小私有者以求温饱的主张，为此，他还建立了“土地共有社”，但最终倾家荡产，归于失败。在德国，同样有拥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家，他们一方面否定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鼓吹中世纪的德国是理想的社会，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独裁和等级制。

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则存在各种不同的倾向和特点。其中，一类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极力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辩护。例如，英国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论”，他认为，社会之所以出现周期性的贫困与饥饿，完全是由于人口的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周期性地不平衡所造成的“自然现象”，与社会制度完全无关，要人为地消灭社会的贫困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据此，他反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法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鲁瓦埃–科拉尔、本扎曼·孔斯以及历史学家梯也里、基佐、米涅、梯也尔等人，虽然他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特权阶级在利益上的对立与矛盾，提出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但是，他们否认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合理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启蒙学者康德、席勒、歌德等，都在思想意识上具有反专制主义、倡导人性自由和解放的倾向，但是，他们把现实问题的解决推向了精神的彼岸，使现实社会的悲剧在精神王国和美学王国里归于消失。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则一方面尖锐地批判德国的现实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却又提出了应该回到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社会中去的反历史主张。社会学家劳伦茨·冯·施泰因一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劳资矛盾，从而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另一方面，他又固守超阶级的君主政体幻想，试图通过构建一个能够消灭社会灾难的“法制”国家来避免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其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用心昭然若揭。

另外一类资产阶级思想家，虽然他们在主观上具有明确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立场，但是，在客观上他们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各方面问题具有一定科学性和价值的理论学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国和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德国的古典哲学家。他们的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所提出的经济理论完全是为了论证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为了在理论上为资本主义发展献计献策，在他们探讨财富生产和增进问题时，又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探索到了社会生产的客观规律，从而提出了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理论学说，特别是他们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虽然在逻辑和理论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相比于之前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而言，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斯密和李嘉图经济学理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其他许多理论后来都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了。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杜尔阁和魁奈。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继承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然秩序理念，从而使他们能够有意识地去探讨社会生产的“自然规律”。由于法国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国家，重视农业就成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和特点。也正是通过对农业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得出了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的结论：劳动创造了商品价值。不仅如此，重农主义体系还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尽管重农主义披着浓厚的封建外衣，但是它“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很多成份也同样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下来。

德国古典哲学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条件下产生的，其创始人是康德，集大成者是黑格尔，最后的代表是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它的辩证法，反映了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变化，但也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的理论往往具有抽象的、思辨的形式。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在总结前人哲学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并探讨了一些新的重大哲学问题，把哲学思维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康德开始了德国哲学的革命，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努力，最后由黑格尔集德国唯心主义之大成，创立了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到了费尔巴哈，德国哲学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费尔巴哈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和清算，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神秘的哲学体系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同时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他们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哲学史上的新纪元，从而为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如果说英国、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德国的古典哲学家都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家的话，那么，当时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他们是正在形成和成熟中的无产阶级的直接代言人。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包括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毕来、毕舍、勃朗、蒲鲁东等人。社会主义者在英国的代表人物则是欧文。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则有魏特林、赫斯等。英、法、德三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都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政府的局限性，他们都深切地关怀和同情广大工人和劳动阶级的生活处境，并大胆尖锐地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与弊端，主张通过革命或改良的方法来改变资本主义。他们还以天才般的智慧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具体方案，并且有些人还将这些理想方案付诸实践，虽然他们的试验都失败了，但却表现出了极其可贵的自我奉献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就在于，他们用道义代替了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他们只是把工人阶级当作同情的对象，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创造性，也不懂得通过组织工人阶级去完成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和改造，他们是真正的“孤胆英雄”，从而也注定了他们的社会试验最终必然归于失败。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们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也给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一步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以巨大的精神养料和灵感。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马克思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到新社会的必然性，并进一步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科学预见。

总之，到19世纪上半叶为止，在英、法、德三国所形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类社会科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它们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了资本主义制度变革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且是符合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规律的自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