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不得不去思考文化问题

我并不从事文化某个门类的研究，而是研究古代汉语的。但是现实的刺激，又逼迫我不得不去思考文化问题。

我们悠久、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5000年来的文化沉淀，以及100多年来现代社会先驱、志士仁人的奋斗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中烈士们用鲜血铸成的近现代传统。随着西方剩余资本、技术、产品的大量涌入，这两个“传统”受到强烈的冲击，其后果的直接体现，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价值观的迷失、生活目标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的冷漠。

同时，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及其弟子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给了我相当大的刺激。亨廷顿鼓励美国将其现行的文化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提供了理论根据。他断言，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弗朗西斯·福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最终都要走向美国的模式，历史将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抱有美国式的价值观、民主自由与个人至上的人。福山的观点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与我们针锋相对。从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为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引进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文化对大同世界的追求融合到一起，形成了中国人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所追求的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人应该与他人、社会、自然友好相处，亲密无间。

“文明冲突”和“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不是根据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研究的，而是这些西方学者以自己的价值观所做的思辨与推衍。因此，在和现实碰撞的时候，他们也感到迷茫。但是，我们还不能乐观。亨廷顿和福山每出一本书，都能成为学术领域最为风行、全世界销量最大的书，说明他们有着广泛的群众、思想和学术基础。配合着这些理论，视中国为敌的势力相互勾结，通过明的、暗的、物质的、精神的手段，把西方的价值观向中国大举渗透。举一个例子，某些外国势力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在中国每一个县的每一个乡建一所教堂，现在已经建了1000多所了。难道他们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要把上帝无私的爱带给“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其实，这些都不奇怪，这是由他们的本性决定的。但是，值得我们忧虑的是，国人在这些方面还懵懵懂懂，甚至把毒药当糖果吃，眼看着孩子们和父母之间所谓的代沟越来越深，眼看着孩子们盲目地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我们却束手无策，一个个家长只能惊呼和哀叹。

这两个方面的刺激逼迫我去思考：人类文化的规律是什么？中国的文化怎么啦？该怎么办？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非常重视文化、宣传和教育。从苏区开始到解放全中国，文化就是除了军事战线之外众多战线中的一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文化从中国众多战线中的一条变为建党的“三根柱子”之一，这是历史性的跨越。从那以后，中共中央推出了很多加强文化建设的政策和措施，这都不断给我巨大的鼓舞，也促使我坚持学习、研讨，当然我也没有停止呐喊。下面，我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