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性学只是他十个手指头里面的一个小拇指
——答《新快报》记者问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竞生是一个被严重“妖魔化”的特立独行的杰出学者。
张竞生，1888年2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饶平县浮滨区桥头乡大榕铺村，一个地处粤东屋脊待诏山下的殷实的新加坡归侨之家。张竞生原名张江流，上学时由私塾先生改名张公室，典出战国时期秦相李斯《谏逐客书》中的“强公室，杜私门”；民国元年，他作为第一批稽勋留学生赴法留学时，受英国学者赫胥黎《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启发，改名张竞生。
1926年4月，时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竞生以“性育社”的名义向社会征集并出版《性史》，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该书被视为诲淫诲盗的洪水猛兽，其人则被讥为“性学博士”或“卖春博士”，这给他的人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致境遇每况愈下，最终于1970年6月18日在饶平县樟溪镇的一所破平房里悒悒而终。解放初期，《性史》更是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被列为十大禁书，其臭名昭著不言而喻。
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实际上，张竞生并非所谓“性学博士”或“卖春博士”，而是法国里昂大学的哲学博士。他昔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被孙中山委任为南方议和团的首席秘书，参与南北议和的谈判，促成清王朝的终结。他是民国三大博士之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位翻译卢梭《忏悔录》的译者、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概念的学者、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人。他当年重点关注和率先研究的计生问题、“三农”问题、婚姻问题、性健康问题等，都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张竞生的庐山真面目究竟如何，应该给他怎样的历史定位？2007年5月9日，就上述问题和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笔者接受了《新快报》记者的采访。
新快报：对于张竞生“中国性学第一人”的说法是否准确？在民国时期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张培忠：对于他“第一人”的说法应该是比较一致的，他提出得早并且影响很大。但这个问题并不是他最先提出，几千年来性的问题都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实际上，民国时期，关注和研究性教育的大有人在，最典型的是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他们对性问题都很有研究，而且都取得不俗的成绩。还有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在性教育理论方面多有创新，在性教育实践上也有重要贡献。而张竞生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观点就更鲜明些，后来更因为出版《性史》而招来一世骂名。有意思的是，因为对性问题的不同看法，张竞生与周氏三兄弟和潘光旦都打过笔仗，大有三英战吕布的架势。
新快报：一直以来张竞生都被冠以“性博士”的称号，这其中是否有误解的成分？
张培忠：张竞生的历史定位不仅仅在性方面，他的主要成就：一是美育的研究与传播。他提出了“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组织法”理论，是中国20世纪美学史上，第一个从实践角度较为系统地思考美育问题的学者，比最先倡导美育的王国维和蔡元培还要走得更远。
二是率先提出计划生育。他从法国留学一回国就提出如能把国家人口控制在四亿是最好的，这个先知性的意见比马寅初提前了37年，如果后来的当国者能早点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三是设想在未来的社会以情人制代替婚姻制，并率先发起第一次全国爱情大讨论。提出爱是有条件的、爱是可比较的、爱是可迁移的、夫妻是朋友之一种的著名“爱情四定则”，轰动京师，鲁迅、梁启超、周作人、许广平等人都参与了讨论，对于反对封建专制、荡涤从一而终的夫权思想具有摧枯拉朽的作用。
四是他的革命成就。在广东黄埔陆军小学读书时，他就在后来成为广州黄花岗起义总指挥的赵伯先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与同学陈铭枢、邓演达在校中发起剪辫运动，带头提出整理伙食案，被校方开除，旋由赵伯先介绍赴新加坡面谒孙中山，亲聆孙中山的教诲，愈发坚定了革命信念；在京师大学堂读书的时候，张竞生曾营救过汪精卫，后来又是南北议和团的首席秘书，辅助南方军政府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及参赞汪精卫，与清廷议和大臣袁世凯及议和使臣唐绍仪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谈判，促成了清王朝的终结。
五是实行乡村建设运动。他40年代在饶平开公路、育苗圃、办农校，就是我们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所以当时就有“南张北梁”之称，南方是张竞生，北方是梁漱溟，在这方面他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另外，他这个人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河：比如他在就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时，在全国中小学校中率先招收女生；他最早提出并在大学开设逻辑学的课程；他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风俗学的概念也是他的首创。但现在很多人仍把他看成一个边缘人物，这是一种无知，也是一种偏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有识之士已越来越认识到他大音希声式的价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他的超前的思想将越来越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新快报：作为潮汕地区的第一个博士，他对家乡的影响不仅仅是停留在学术方面吧？
张培忠：在他出生的时候，饶平是非常穷的，能出现他这么一个人物，是一种偶然，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实际上，饶平这个地方虽然偏僻，但也比较独特，是著名的侨乡。据历史记载，远在宋代末年就有饶平人移居海外，所以说，饶平先民有向外拓展的意识，此其一；其二，有较强烈的反叛意识。明嘉靖年间，由本县农民张琏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拥有军队十万人，震动京师；而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亲自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的第三次丁未黄冈起义，当地民众更是直接参与了推翻封建王朝的壮举。因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张竞生就是在这一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加上他前后十年沐浴欧洲文明，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巨变。因此，他在饶平是特立独行的，他把很多新思想新观念都引进来。40年代他在当地开公路、育苗圃、办农校，用现在的话说，开公路是路通财通，育苗圃是良种良法，办农校是培养新型农民，应该说这些都直接惠及老百姓，所以老百姓对他是很感念的。总的来说，和他在北京、上海受到的猛烈抨击相比，家乡人对他比较包容，恶意中伤也会有，但毕竟很少，故里乡亲对他都比较爱护。现在饶平县斥资六百多万元修建张竞生故居，也可以看出家乡人对他的重视。
新快报：你是怎么考虑到要研究张竞生、创作《张竞生评传》的？
张培忠：我之所以研究张竞生，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有学术价值。在现代史上，张竞生是一个被严重妖魔化并被严重遮蔽的重要学者。如上所述，他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之功，他是我国二三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是民国第一批留洋博士，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是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性学家、出版家、文学家、教育家等。
二是有现实意义。张竞生当年重点关注和率先研究的计生题、“三农”问题、婚姻问题、性健康问题等，都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研究和创作这个题材具有重大的现实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是地缘的因素。我与张竞生是饶平同乡，我们共有一个待山脉，他在山之南，我在山之北。小时候，我就听了很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及长，同情他的人生际遇，思考他的人生意义。我在家乡读师范的时候，就意识到张竞生传奇而曲折的一生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传记题材，透过这个“标志性”的人物，可以折射近百年来在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及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坎坷遭遇和心路历程，这将是一件有着非凡意义并值得为之付出心血的事业。因此，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把全部业余的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这个事业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本人便开始收集和积累张竞生的有关资料，在张竞生二公子张超先生的支持与协助下，先后到传主的家乡、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杭州图书馆等处收集资料，目前已收集相关资料近千万字。在此基础上，去年开始着手创作预计约三十万字的《张竞生评传》。由于《张竞生评传》钩沉历史，服务现实，而被确定为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是广东省三部全国重点作品之一，该选题还被正式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作品拟于今年底前后完成，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快报：在《张竞生评传》里有没有新的关于张竞生的理论出现呢？
张培忠：台湾的李敖说，编《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与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视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李敖本人对张竞生是非常敬佩的，我搜集到很多资料，发现50年代李敖在读大学的时候日记里面记录他读张竞生的作品，很佩服他，李敖也曾萌生过要写张竞生传的想法。虽然李敖没有见过张竞生，但是他通过张竞生的著作，在性观念和丧礼改革方面受到张竞生很大启发，像他特立独行的性格，都可以见到张竞生的影子，所以他才会说张竞生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但另一方面，张竞生又太超前了。上个世纪20年代初，他和胡适是北大哲学系两个最年轻的教授，那一段时间是张竞生的辉煌时期，因为《性史》风波，以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而胡适却把北大作为起点，逐渐走向辉煌。这种人生际遇的落差实在太大，其中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人生选择、价值取向不同造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格局，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张竞生太超前了，他所研究的领域也太过另类了，最后竟妨碍他成为一代宗师，这是十分可惜的，实际上，他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具创新意识的人物之一。
新快报：现在有很多人把李银河和张竞生相提并论，这种提法是否恰当？
张培忠：当然对于现实的突破两人有共同之处，但是张竞生所处的时代与李银河不能同日而语。当时封建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而当年的社会制度远非现在可比，民风的开放程度也一样。作为理论研究，李银河有她独特的贡献，和张竞生不一样，在超前性方面，张竟生是要更显著一些的。张竞生受到古希腊文化和法国文化，特别是卢梭等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他一直提倡生命是自由的，青春是浪漫的，性爱是美好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在学术方面受到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新快报：鲁迅曾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到25世纪才能实现，随着当代人观念日新月异的变化，张竞生的主张是否有提前实现的可能？
张培忠：人生而自由，这是天赋人权，但人的行为离社会规范太离谱也是不行的，完全脱离社会现实一味强调人的自由，很有可能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张竟生在性学方面的主张，既有先进的一面，也有脱离社会现实的一面。他个人在晚年对此也是有所反思的。但是在主流上，他的很多方面都是有预见性的。我越深入研究就越感到他的了不起，在很多个领域，他都卓然成家，而性学只是他十个手指头里面的一个小拇指。如果只把目光停留在这一方面，而且无限放大，无疑是在妖魔化他，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也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对他是很不公平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实际上暴露了当前学界从事历史研究、看待历史人物所存在的某种浮躁和浅薄之处，这是应该避免的。
2007年5月9日
于羊城梅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