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一意搞建设

（1982年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进行了主题为“一心一意搞建设”的谈话。

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局部地区依然动荡不安，但战争的格局已经向和平发展的趋势转变，中国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顺应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大力实行改革开放，全面进行经济建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成绩。

1982年9月1～11日，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致大会开幕词。大会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争取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

这次与金日成的谈话，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不久之后进行的。邓小平在谈话中说：“十二大以后，我国政治形势更加稳定，可以更好地一心一意搞建设了。”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二十年是从1981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邓小平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接着，邓小平在谈话中，对十二大的会议内容进行了总结，他说：“十二大对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做了审慎的处理，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作‘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指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如果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粉碎“四人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随后，他多次同党内同志谈话，说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邓小平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同年9月19日，他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因此，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又再次强调，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华国锋等人的压制，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全党全军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产生重大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邓小平在谈话中总结这场讨论：“我出来工作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当时有人抵制这个讨论。我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治路线的分歧，而且也是思想路线的分歧。我从朝鲜回来后，在东北三省沿路讲这个问题，一下子传到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当时，邓小平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做好破和立。破，就是要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恢复与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整顿领导班子和领导作风，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恢复到革命战争年代的水平。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的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

对于中国为什么要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在谈话中做出解答：“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指出，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才能战胜资本主义。他说：“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

邓小平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断，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

随后，邓小平在多次的谈话中，都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

其后的几年间，中国在正确的政策方针的指引下，加强经济建设，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1990年3月，邓小平在提醒全党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时指出：“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他还从国际斗争的角度来强调这个问题，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发展的必要性，他阐述了几个重要观点：“第一，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现在，周边一些围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第二，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邓小平再三告诫全党“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多次提到，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就是建立在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和科学判断上的，这样才能做到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并一再强调：“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邓小平对面临的机遇作了透彻的分析：“一方面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发展是有利的，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世界向多极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改善，我国可以‘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而且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国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国有利的条件存在着。另一方面是国内形势更为有利，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又是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完全能够加快发展。”

“一心一意搞建设”的谈话内容对我国制定正确的发展政策起到积极作用，中国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国家日新月异，稳步走向富强、民主、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