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1954年1月13日）
1954年1月13日至25日，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由财政部召开的年度会议，是为了探讨1954年度的预算问题。
财政预算是政府对于未来一定时期内收支安排的预测和计划。一个政府就如同一个家，有多少钱，要花多少钱，能挣多少钱，都要先算出来，安排好，才不会在后面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所以，对一个国家而言，财政预算是一项重要的国事，甚至要通过立法程序批准。
这财政预算倒也不是舶来品，但在中国实行现代的财政预算却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开始的。而新中国的第一个财政预算，从1949年8月就开始了。此后，财政预算就成了新中国计划新一年度工作的重要凭据。
在建国初期，中国一穷二白，财政工作便极为困难。当时出现了一个情况，公粮和税收的大部分由各省自行管理使用，而军费、行政费用、经济恢复的费用则由中央支付。但中央财政的来源又不足，这就导致了收不抵支的现象。为此，1950年用了4个月时间来统一全国的财务，实现了全国收支、物资管理、现金管理、贸易等的统一。这一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确实在当时起到了壮大经济、恢复经济的作用。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得到了根本好转，工业生产水平也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于是，为了打造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新中国，中央政府决定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来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此时由于尚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对于快速发展经济信心勃勃。
然而，这个信心却是以财政危机为代价的。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全年的总预备费在3月底就全部用光了，8月则打破了收支平衡，出现了21万多亿元的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赤字，就只好向人民银行提款，这又造成了银行信贷资金的紧张，致使银行压缩贷款，而需要还贷的商业部门则纷纷压缩库存、减少收购。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严重影响到了商品的正常流通，使国民经济发展困难。
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于是全国开始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最终才得以逐渐消除了财政赤字，保障了财政收支平衡。但这也使政府意识到，如何管理好这个财政工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能胜利完成的关键。
邓小平在1952年7月，就因出色的工作，而被调到了北京，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在这之前，邓小平一直在西南主持工作，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他不仅领导了西南地方政权的接收工作，而且恢复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秩序，发展了工商业。这样的成绩，来自他在太行山、大别山的工作经验，也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9月18日，邓小平因之前经济方面的卓越表现，而临危受命，被要求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站在全国的高度来看待经济。
1954年1月13日，是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的开幕式。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部长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发表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的讲话。
邓小平一上台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财政问题的根源。对于1953年为了应付财政危机而搜刮地方40多万亿的做法，邓小平说：“立国的政策应放在有力量应付外侮和应付万一。‘刮光’了地方上的底子，如出现像抗美援朝这样的战争，或发生严重灾荒，或须紧急兴建一个大工程，或有了新的技术发明要采用，就没有后备力量了。那时就只有加税和减少人头费，就要弄得大家哇哇叫。再一个办法，就是减少必要的开支，把国家工业化的投资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费也刮掉，这样影响就更大，就会动摇根本。”
要解决这一危机，就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财政。邓小平说：“财政后备力量基础的巩固，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上。为了发展经济，保证物价稳定，工商企业须有固定的流动资金，银行须有足够的银行基金，而这些过去是没有的或者不足的，且各大区各级都已没有底子，各方面搞得很枯竭。我们要花几年功夫才能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这就要把后备力量放在各方面，要在各方面打底子。”所以，地方不仅是不能或少去搜刮，还应该去积极补足，才能在未来应付万一。
在这样的认识上，邓小平开始梳理财政关系，并开始着手改革。而他的改革，便浓缩为这次会议上的六条工作方针。
改革的第一点为归口。这所谓归口，就是把预算归到各个部门去。之前的做法是不归口，哪里需要钱，中央就拨给哪里。这样的管理方式，使财政部反而挨了骂。挨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袖筒里谈交易，不给钱挨骂，给了钱也挨骂；另一方面是预算不采取归口的办法，控制不住，干预过多，因而财政部成了被斗争的焦点。
而各级各部没有掌握财政大权，对于财政工作就没有积极性，容易产生不顾经济实际的过快投入。另外，这种方式也可以致使各级各部对本身的工作缺乏积极性。财政部给了钱，工作就积极点。财政部不给钱，工作就消极点。所以，邓小平提出采用预算归口的方式。他认为，通过归口管理，财政就易于控制，预算就容易确定。
当然，归口不等于财政部不管，财政部有干预的权利，要提出意见。财政部提意见，是从全局出发，考虑有钱没有钱，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预算不能由各部自行决定，但必须以各部门为主，共同商量。
改革的第二点是包干。所谓包干，其实有点类似于承包的意思。就是说财政部把资金归口给各级各部，各级各部就要保证控制好预算，不能再出现像1953年那样的财政危机。而且各级各部所包的不仅是开支，还有收入。也就是不仅要量入为出，还要努力开源发展。包干的试验在1953年11月已经开始启动了，事实证明包干后，预算稳定，变化不大，非常成功。
第三点是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缴。这一条是当时被反对得最厉害的，它很容易让人感觉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倒退。邓小平则说：“没有这一条，大家不可能有积极性，就不可能有归口和包干；有了这一条，大家才能有勇气和胆量实行归口、包干，地方才有力量应付意外开支。”而这自留的预备费，也不是拿来给大家浪费的，而是为了补足地方，打好全国的财政基础。地方则可以用这个钱去做重大的事情。
为了指导正确使用预算资金，邓小平还专门规定：“周转金为预算的3%～4%，预备费为预算的3%～5%，这就是摊了牌，摆在桌子上，大家来过日子，不要再在袖筒里办事，不要突破总预算。”
第四点是精简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大政府的弊端，就是开支过大。臃肿的机构，也必然带来效率的缓慢。更可能在此过程中，造成财政的浪费。所以精简人员，也是控制预算的重要一条。
第五点是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规定预算中3%～5%的预备金，是属于救命钱。但过去却没有得到重视，往往很快就被一些不重要的事挪用了。邓小平提出把动用预备金的批准权交给中央政治局，并提醒说：“这一条的好处，是让大家知道要动用总预备费不容易。总预备费是留着解决大问题的，不是用来买烧饼油条的。”
第六点是加强财政监察。由于之前财政缺乏监管，才会出现浪费很大的情况。而一旦收紧，就能节约出很多来。“如国家预算节省10%，就是二十多万亿元。”所以，毛泽东也提出，财政监管是以后财政工作的关键。
邓小平对财政工作的改革，成了新中国对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的第一次冲击。然而，这些主张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完全不合，当时就遭到了来自国内和苏联专家的强烈反对。但面对问题，邓小平毫不放手，仍然坚持包干、结余不上缴。他说不管将来如何，至少这六点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所以必须实施。
事实上，邓小平的改革是对中国财政预算体制的完善，它一方面保证了国家财政是建立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又调动了各级政府搞好财政的积极性，另外也让财政预算有了保证发展的后备力量，还保障了财政预算的收支平衡。
这六条方针执行后，很快就起到了明显的效果。1954年和1955年的财政工作，不仅都做到了收支平衡，还略有结余。其中，1954年的结余有16.05亿元。这使财政的后备力量明显增强了，国家财政的基础也比以前更牢靠了。
虽然邓小平的财政部长，只当到1954年6月19日，但在这短短的9个月时间，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