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

（1943年1月26日）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太行分局所属的军政首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

太行分局是在1942年建立的，邓小平被任命为该分局书记，成为太行分局的最高领导。这一事件，是一二九师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太行山纵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边界，山高势险，易守难攻，在华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作为战略要地，中央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决定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于是，一二九师在1937年10月中旬进入太行山地区，与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及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一起在此建立政权和武装，进行抗日的组织工作。

当时，带领一二九师的是刘伯承。由于敌我的悬殊，一二九师的战斗以游击为主。在太行山初期，刘伯承就在敌后成功地组织了几次突袭。1938年年初，邓小平来到一二九师部就任政委，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此时，日军行动过快导致了后勤补给不畅的情况，这给了一二九师很大的发展空间。邓小平一方面带动士兵，一方面又到老百姓中进行宣传。这为一二九师的游击战，取得了有老百姓支持的生存空间。

但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转移了战略重点，开始了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全面进攻。1939年9月，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上任后，在各抗日根据地推行“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就是把铁路看成铁柱，把公路看成铁链，把各个据点和碉堡当作铁锁，就此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周围，形成一个铁笼，然后以重兵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以消灭八路军，摧毁根据地。

根据这个政策，到1940年年初，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官、内丘至矩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冀南根据地分成若干小块。在太行、太岳山区，日军抢修白晋和临（汾）邯（郸）铁路，妄图将太行、太岳区分割成小块。同时，日军还在乎汉线西侧增筑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太行、冀南间的交通。

为了打破“囚笼政策”，刘伯承和邓小平就领导一二九师与敌人展开了“交通大战”，即破坏敌人的交通线。

1940年4月5日，一二九师部署了首次大规模破击敌人铁路、公路的作战计划。为了让全区军民对破击战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邓小平还在战前亲自草拟了《破击白晋铁路作战的政治训令》，强调和重申了全军必须遵守的政策和纪律。

白晋战役打响后，伴随着战斗的展开，一二九师指挥所开始转移，刘伯承、邓小平轮流驻守在指挥所的电台旁，一刻不敢停歇地指挥着战斗。仅在一日两夜之间，我军就把白晋铁路彻底破坏了100多华里，50多座大小桥梁被摧毁，一列火车被炸毁，还消灭了警备队长峰正荣以下日军350多人，并且敌军兵站储存的大批军用品也被我军夺取和烧毁了。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囚笼政策”对敌后根据地轮番的扫荡、蚕食，加上国民党顽固派也火上浇油，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致使根据地的部分战士与群众产生了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情绪，对抗战胜利失去了信心。

不打一次大胜仗就不能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就不能制止国民党的投降反共活动，就不能坚定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从8月起，在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包括一二九师在内的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役，这即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战斗从8月20日，持续到12月5日，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场战役不但彻底粉碎了日寇的疯狂扫荡，打破了日军推行的“囚笼政策”，还有效地减轻了国民党军对根据地制造反共摩擦的势头。晋冀鲁豫区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刘伯承和邓小平乘着这个形势，大力发展根据地，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果。太行分局就在这样的利好中建立了，邓小平也因出色的工作表现，而成为太行分局的最高领导。

但“百团大战”的胜利，导致日军将矛头更加对准了共产党的边区，这给各个根据地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即使是原本相对牢固的太行地区，在1941～1943年间，也遭受了重创。为了恢复和再发展，邓小平主持召开了这次太行分局的高级干部会议。

此时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就如黎明前的黑暗，尤为艰苦和重要。为了冲破这最后的黑暗，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对过去五年华北地区对敌斗争的优点和不足进行了总结，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同时也提出了今后对敌斗争的主要方针。

邓小平将华北地区的战斗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开始到武汉陷落（1938年10月25日），这是敌人进攻作战阶段。此时的敌人把重点放在正面进攻上，即是对徐州、武汉等重要城市进行会战。对此，邓小平总结，敌人在军事上开始采取“突贯攻击”，继之转变为“分进合击”的战术，进行了三次大的“扫荡”，在“扫荡”中烧杀甚惨。

由于当时日军打的是闪电战，在华北的兵力不算多，也缺乏经验，更对共产党的实力估计不足，这就给了八路军发展的机会，在华北建立起了抗日根据地，开创了自己的抗战局面。邓小平就此回忆道：“当华北中央大军南撤的时候，我党我军即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确定了坚持敌后斗争的基本方针。这一阶段的对敌斗争，是环绕在打开局面，创造根据地与求得大发展的任务之上。”

邓小平还骄傲地细数了当年的成就：“1937年我们先以一部在同蒲路北段作战，如在阳明堡火烧飞机，随即全部沿正太线作战，如七亘村、黄崖底、广阳战斗，都是在敌侧背配合正面友军防御作战；只有在太原失守之后，才是本师单独作战，如在正太路粉碎敌人六路围攻。1938年进行了三次反‘扫荡’作战，其中尤以敌人调兵会攻徐州之前九路围攻晋东南之被粉碎为最激烈，我大部分力量使用于邯长大道的伏击作战，打退了黎涉沿线敌人，光复了长治地区，伸向道清路活动，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形成了晋东南根据地的局面；同时于1937年末，即对冀南派出东进小支队，做侦察式的活动，1938年春夏正式进入冀南，形成了冀南根据地的局面；当徐州、武汉会战之际，我们组织了平汉线津浦线的破击作战，尤以在平汉线的十余次大破击，给了正面的国军以很大的助力。”

此时的日军，除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外，还提出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口号。敌人在政治上，着重于恢复“治安”，首先建立治安维持会，招回流亡人民，实施小恩小惠，欺骗人民回家，大肆收编土匪、散兵及封建武装，建立皇协军，开始组织爱护村，提出“一人护路万人享福”的口号。在经济上，掌握与没收占领地带之工厂、矿山，实行军事管理，1938年春成立伪联合准备银行，大发伪钞，吸收法币，并开始强征壮丁，1938年全年出关壮丁50万人以上。

面对如此的政治欺骗，只有通过政治的宣传和坚持，才可能对抗。邓小平说：“在政治上，我们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打击了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我们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爪牙，打坍了晋东南、冀南广大地区的维持会及为敌利用的封建组织，如会门、自卫团、联庄会等，建立了广大地区的抗日政府；消灭了六七万皇协军及伪化了的土匪会门等封建武装，普遍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发展了正规军数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日宣传和民族教育，激发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打击了敌人‘招回流亡、恢复治安’的欺骗人民的诡计；游击队不断地在铁路两侧活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敌人的护路计划。”

华北战场的第二阶段，是武汉失守到百团大战（1940年年底）。“这是敌人‘治安肃正’阶段，也可说是其‘总力战’的实施阶段。”军事上，敌人占领了冀南所有城市。政治上，敌人又挑拨国共关系，配合反共顽固派对我进攻；加强宣抚工作，扩大特务活动，采用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加强伪军组织，改皇协军为“剿共军”，建立治安军、伪县警备队、警察、保甲自卫团及爱护村民的连坐法等，组织民众团体，掌握封建迷信组织，建立新民少年团、护路队、妇女队等，设立佛教会。敌人通过这些手段，来加强对敌占区人民的控制。

在经济上，敌人则封锁物资，隔断平原与山地物资交流；大量发行伪钞，破坏法币；强占矿产资源、掠夺粮食、棉花等经济作物；建立日本商店、倾销毒品等。在文化上，敌人又改县志，改编学校教材，强行普及日语，组织留日学生和组织赴日参观。这些行为用心险恶，敌人不仅在军事上进行侵略，还企图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敌占区进行同化和控制。

这些毒辣的经济政策，导致民生凋敝，给军队的供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在1939年，共产党并未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在敌占区征集资财几乎没有成绩。直到1940年，经济问题才成为抗日斗争中的重要部分。邓小平说：“在根据地注意生产和节约民力，在敌占区反对‘把敌占区变为殖民地’的观点（结果又形成了完全不到敌占区工作的偏向），根据地民众才缓过气来。同时，1939年发行了冀南钞票，加强了经济斗争力量，军需才有了保障。但在此期间对敌经济斗争的成效，则甚为微弱。”

华北战场的第三阶段，是1940年到现在。邓小平认为：“这是敌人‘治安强化’阶段，也可以说是其‘总力战’的强化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因百团大战而产生的影响。1940年8月20日至12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这场战役共攻克了2900余个据点，歼灭的日伪军超过了4万5千人。受到沉重打击的敌人，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了“剿共灭党”的口号，而专致力于“剿共”。

面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根据地积极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于是与敌人的斗争进入了空前尖锐化的阶段。邓小平总结说：“在军事上，我们进行了19次大的反‘扫荡’作战和515次反小‘扫荡’与袭扰，两年作战达7976次之多；我们于1941年初即强调了军区建设工作，纠正了对地方武装的编并与放任的错误，县区基干队建立与逐渐健全了，不少正规兵团地方化了。”

为做好下一步的抗日工作，在政治上共产党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在政治上，1940年底北方局指示了一套明确的政策，1941年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有了显著的进步；唯1941年对于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仍在忽视之列，所以民主建设等工作，还是架在云端之上而无确实的成就。”

不过，邓小平说：“在文化宣传上，我们曾于1941年进行了对敌三次政治攻势，在敌占区做了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在打击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振奋人民抗日情绪上，起了不小作用。”

经济方面，这一时期八路军极为困难，可以说是最穷困的时期。直到1942年，才掌握了一些经济斗争经验，取得了一些较大的胜利。但冀南、太岳两处，在经济斗争上仍处于劣势。

当时敌人对根据地的破坏活动，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进行了很多次特务活动，但一直到黎城离卦道暴动、柴关暴动等事件发生后，党和军队才注意到特务活动的破坏性。就此，邓小平提出了反特务斗争工作的重要性。他不留情面地指出：“在反特务斗争上，我们只做了些防御工作，故敌人的特务政策仍有相当成就。”

就此，邓小平提出，还是应该注重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在他看来，敌占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打入”工作，是在敌占区建立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是在伪军伪组织内部发展革命工作，是革命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

这样的打入工作，之前不是没有进行过。曾经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到敌占区进行打入工作，但除了少数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外，大多数都失败了。之所以会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派出的干部与当地的环境和人员缺乏联系，这种生硬的方式，自然得不出什么结果。

邓小平就此指出：“我们一般不善于从广大的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内部去物色打入人才，不善于争取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开明进步人士去实现打入工作，不善于争取伪军伪组织内部的两面派成为革命两面派，变为我们的打入干部，不了解只有他们才与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他们才具备打入工作的现实条件。”

他建议，要真正地完成敌占区的打入工作，不仅要打入到敌占区的群众中去，伪军、黑团、帮会、土匪等都是要打入的对象。打入工作的任务，就是长期埋伏。为此，他指出，打入人员在长期的埋伏中，应该“进行隐蔽的、巧妙的、谨慎的宣传组织工作，积蓄力量，提高自己和革命者、抗日分子的地位，以待时机，配合反攻，适应革命的需要”。

在目前根据地面临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重申了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他指出过去有人错误地把革命两面政策当作退却方针，其实革命两面政策是一种灵活的政策，形式多样。如对敌的游击战；在敌占区开展“打入”工作，建立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这些都属于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范畴的政策，是一种进攻政策。

事实上，在敌占区开展游击，建立根据地，不仅能推动抗日战争的进行，还能为抗日战争积蓄力量，同时还要尽一切努力保护中国人的利益。邓小平说：“我们的游击队、武工队工作人员在敌占区的活动，必须以保护中国人利益为前提，这是保存国力与积蓄力量的问题，是在敌占区发展革命工作的起点。”

在政策方面，邓小平觉得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运用要分清：“我们镇压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和对抗战危害很大而为群众最痛恨的破坏分子、借刀杀人分子和坚决反动的叛徒。对于那些胁从分子、次要分子，应采取争取的方针，给以回头的机会。”

在结尾，邓小平指出，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抗日斗争形势必然都是复杂且严峻的，明确我方的政策，灵活运用不多的方式，在敌占区及非敌占区进行斗争活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为了给干部们打气，他的语调又坚定起来：“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方局和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对于敌后坚持的原则，历来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指示。我们基本上执行了这些方针和指示，所以我们有几年来的成绩。”

关于这个报告，薄一波曾说过，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和总结，我们对建设根据地与对敌斗争的关系，建设根据地与发动群众的关系，抗日战争过程中抗战与建国的关系，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根据地建设中武装、政权、群众、党几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自觉的理解。

这次会议总结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又在全区深入开展了整风运动，还为今后的工作制定了基本方针，是晋冀鲁豫地区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太行分局的骨干。这些人都是从最艰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太行分局的发展过去是靠他们的努力，未来也是靠他们的坚持。

这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留在太行山，主持北方局和晋冀鲁豫区的全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