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派回国，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由于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他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在领导长江局期间，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推行他的错误主张，在党内造成了不小的思想混乱，严重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针对王明领导期间所犯的错误，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也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

而在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这不仅使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时，被推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更使全会最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路线，以此来克服王明所带来的错误影响。这也就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邓小平是在1938年9月11日到达延安的。抗战时期，延安是革命人眼中的圣地。邓小平有过不同寻常的三次延安之行，第一次就是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而邓小平是以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

一二九师大约有一万三千兵力，师长是刘伯承，但主要是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的余部组成。邓小平是在1938年1月被任命为该师的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到达时，该师已深入到太行山区。于是，依托山区，刘、邓开始建立根据地，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

但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反共投降倾向越来越明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企图打击共产党的发展。当时，华北是八路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国民党进行反共摩擦的主要地区。由此，邓小平领导的太行山根据地的建设，遭到一定的阻碍，但是他并没有气馁，而是积极地想办法，以巩固根据地。

于是，1938年10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根据自己的前线作战经验，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在大会的发言上，邓小平首先谈到了国民党问题。国民党的发展，主要是采取特务工作方式。利用新叛徒反共，我党应给予制裁。对国民党的斗争方针是在某种条件下，联合旧派（又称“旧军”，指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来抵制。抵制方式主要用群众力量，教育群众来反对国民党。

所以在华北问题上，邓小平指出：“现在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由上至下是可以的，但巩固必须由下至上，否则无法巩固。”

对于在华北建立政权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应淘汰一部分坏分子，提高对政权工作的注意。一切政权的改革及参议会的建立，应完全把握在党手里，但不应排挤同情分子，应好好安置同情分子。

而军队的建设，则应该学习晋冀察整军精神，要注意实质，应放下架子，先充实基干，然后缩制变小。军区的整理，应采取这样的方式充实主干，抽出一部分干部学习。部队补充应依靠军队本身的努力。军队应协助地方党工作，将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搞好。

当时，一二九师主要进行的是游击战。对此，邓小平结合实际坚决贯彻执行。他认为应从坚持华北抗战着眼来开展游击战。应以分支袭扰，结集主力出击。补充主力部队的方式仍应依靠游击队，但不应一口吞完。枪支问题，应由平原回来部队来调剂。地方武装、政府武装与正规军要改善双方关系，要真打游击。地方部队应出动，正规军指挥他们必须经过合法手续。

邓小平的发言，相当务实。由此在大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成为这次会议不可或缺的亮点。

10月29日，邓小平又在会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阐述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问题。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推动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都提出了中肯而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见。

11月5日，毛泽东为全会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他专门提出，1933年在中央苏区对邓小平等同志的打击也应取消。邓小平所受的那次打击，与他对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

1932年7月，邓小平被调任为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并兼任江西军委第三分区政委。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工作成绩卓越，还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一起抵制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军事冒险主义，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反对不平均的土地分配政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他们鲜明的态度，与当时的左倾临时中央水火不容。

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军事“围剿”。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会昌一带由于兵力空虚，寻乌县城很快就被广东军阀占领。邓小平在分析了形势后，及时组织了退却，却最终被王明等领导人认为是“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退却逃跑主义”。

以此为开端，从1933年春天到夏天，中央苏区开始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很多干部和党员都被发动起来，开展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的批斗。邓小平被批为“毛派头子”，最终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被发配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

后来，在王稼祥的坚持下，邓小平复出，担任了总政治部秘书长。但他很快发现这个秘书长是个闲职，根本就无事可做。他只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两三个月，就主动请辞，于是被分配到了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重操旧业，当上了《红星》报的主编。

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沉浮，他却成功地将《红星》报办成了革命根据地广受欢迎的报纸。在他的主持下，《红星》报销量大增，仅江西革命根据地在1933年的销量，就达1.7万余份。

长征开始后，《红星》报成了党中央和政府唯一的报纸，邓小平就带着工作人员，挑着印刷设备跟随中央军委昼夜行军。他坚持在长征路上办报，使《红星》报成为红军战士的重要精神食粮。1934年年底，他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分别担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直到此次会议，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邓小平才真正得以平反。1938年11月9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与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一起，当选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

中共中央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北方各省的代表机关，主要负责领导华北敌后抗战、根据地建设及敌占区党的组织。邓小平在此次大会上当选为北方局委员，意味着其进一步受到中央的重视，也为其开展革命工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