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背景：1949年以来关于建国路线的争议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向往的是人人做事出以公心，有舍己为人精神、从而人与人相处得和谐；也充满了对人（尤其是弱者）的人道主义关怀；更绘出人人得以温饱，不必为争生存去犯法，从而社会可以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宁的美景。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少年来一直以农业立国而又生产水平低下，因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战乱与灾荒，老百姓经常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的社会中，即使是孔子这样一个充满了“农业社会”的平均主义的理想，仍然是历朝历代有识之士孜孜求之而不可得的一个梦。

所以，到了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文章，以睥睨天下的雄豪之气，说了这样一段话：“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条路，他和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就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具体来说，就是向苏联学习，“走俄国人的路”。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农业社会化（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勾画出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建国的蓝图。

因此，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建立以公有制（包括工商业的全民所有与农业的集体所有）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体系，是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的既定方针。但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和最高决策层的主要成员如刘少奇既有一致也有分歧。正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所说的，在大的问题上两者是基本一致的。比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新民主主义有五种经济成分，应该使它们各得其所，共同繁荣和发展等。

薄一波认为，毛和刘的分歧，表现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在强调利用的同时，要不要强调节制资本，强调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在农民问题上，是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还是强调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应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是及早过渡，还是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这些分歧集中到一点，就是先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待条件成熟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先搞社会主义改造，改私有制为公有制，在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后再发展经济。显然，毛泽东持的是后一种观点。

不过总起来说，当时的主要分歧还是在何时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问题上，它凸显了毛泽东对当时社会（尤其是农村）贫富分化的担心。而这种担心的背后，则是曾被毛泽东自己批判过的农业社会主义（即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一种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可以说，“均贫富”、“追求平等”的思想是观照毛泽东在1949年后做出的重大决策的指导思想的一条线索，包括1955年加速农业合作化运动，1956年在城市实现私营工商业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1958年在城乡推进人民公社运动（这几乎是当年太平天国在建都南京后推行“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国”的实践的一个翻版），以及肯定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思想就演变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以城乡、工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向农村、农民和体力劳动这一端拉齐的做法在中国社会实现基本的平等（联系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这样的平等显然只能是一种立足于“普遍贫穷”的基础上的平等），所以这样一种平等的实现也只能是从《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一直到太平天国这样的农业社会主义之乌托邦空想在某种程度上的再现。

如前所述，如果从经济活力与效益的角度去看计划经济，那么因为企业与企业中的个人对各级政府的依赖以及企业的效益不与企业和企业成员的物质利益直接挂钩，这样企业就必然失去自主性与活力，从而变得效率低下，效益不佳。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

但是，喜欢以人的精神面貌为治国成效主要标志的毛泽东，却并不在意计划经济的这一缺陷。1960年，在“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因而已经难以为继，农村的“浮夸风”、“共产风”与自然灾害已经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之际，他看到了《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觉得是对自己观点的有力支持，就在中央批转这一报告的时候特意加了批语：“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年3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

鞍钢宪法的主要精神，是强调实行民主管理，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现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在生产实践与技术革命中的三结合”，即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毛泽东认为，在生产中要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而鞍钢宪法就是一条通过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挥工人劳动积极性的有效途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另一层意义是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作为达致企业内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平等的通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批示中对政治挂帅、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强调。可见，毛泽东还是从政治、从党的领导入手来解决企业中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在此之后，毛泽东一直是紧紧把握在企业中要政治挂帅这一条，将企业要讲求效益斥之为“利润挂帅”，是搞修正主义。1964年，更是提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口号，要求全国企业全面仿效大庆学解放军设立政治机关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学习大庆油田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样的观念与制度的长久提倡，就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判断话语与行为是非的标准。

应该指出，当时中央最高决策层在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比如刘少奇、周恩来与邓小平，对企业要抓生产、要讲求效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认可的，因为他们毕竟要面对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但是当“政治挂帅”成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抓生产”被作为“唯生产力论”来批判的时候，这样的不同声音就几乎完全被压下去了。

这样，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向苏联学习两个原因出发，加上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追求均贫富的农业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城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节奏和速度被加快了。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私营工商业的完成，又为在全国城乡实现计划经济体制打下了物质基础。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实现则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全社会的资源被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造成了全国各部门、各地区与各企业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依赖和服从，也使得全国各地企业的生产、企业的效益与企业成员的利益脱钩，企业与企业成员丧失了经营自主性和生产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援引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理念与经验，试图通过政治挂帅、反对干部特权、实现企业内部管理者与工人的平等以发扬工人主人翁精神等做法来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然而，计划经济年代的实践已经证明，靠这种方式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其实是不能持久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做法使企业中的成本核算得不到重视，效益也被忽略（其实在那个时候，效益并不是评价企业好坏的主要标准）。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忽略效益虽然与尊重价值规律的商品生产不相符，但与强调满足需要、保持平衡的计划经济下的产品生产倒是十分合拍。所以，对效益过度地忽略在那个时代既持久又普遍。

效益的前提是效率。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美国居民生活水平和物质财富的参差不齐，反映了一种企图以赏罚来鼓励和刺激人们去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它创造出了有效率的经济。但是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必然会带来不平等。因而摆在社会面前的便是在平等与效率之间作出权衡。”但他同时也承认，“我们难以在享受市场经济效率的同时兼得平等。”

显然，在1978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平等的分量远远超过效率，但这种平等也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拖进贫穷，大家一起苦苦煎熬过日子。因此，把经济搞上去，让大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是城乡老百姓的普遍呼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口号当时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就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改革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