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破题：“缝隙”与“坚冰”

本书题目中的“缝隙”和“破冰之旅”中的需要打破的坚冰，若就制度或体制而言，其实是指制度或体制这把双刃剑的两面。

坚冰指的是制度（体制）刚性的一面，即规范性和强制性的一面，制度一经制定和公布，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容违反和抗拒。缝隙则指的是制度柔性的一面，它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而这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会给执行者留下变通的空间，这是因为任何制度（包括政策法令）在制定的时候，制定者都不可能预先设想到所有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巨大的国家。因此，明智的决策者和制度制定者都会给执行者一个“便宜行事”的权力。这从我们常见的有关政策颁行的红头文件下发时，经常会有的“因地制宜”、“参照执行”等文字中即可看到一斑。

第二层意思关涉权力的运作。决策者担心的是作为执行者的下级在执行制度和政令的时候，因为决策者自己不能亲临现场而受到下级以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抓而不紧的方式对自己在获取真实信息方面的蒙蔽，从而导致制度和政令在执行的时候不能达致自己决策时所设想的意图。这种担心表明，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还缺少贯彻执行过程中作为上下级必须要有的两者之间的信任。所以，如后文第一章第四部分“‘解放’与黄宗汉的人脉”中分析的，为了保证政令和制度执行时的畅通，上下级各方都有发展彼此之间“非正式关系”的需要，而发展这种非正式关系的核心目的，恰恰是为了建立权力运作时上下级所必须有的那种信任关系。而为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支付的成本，就是上级对下级在执行决策过程中对决策意图稍微的偏离的默许。这也构成了通过政令所体现的和被规定的制度和体制的变通空间，显然，这种变通空间也就是“缝隙”。

第三层意思关涉的是社会结构层面。中国社会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一方面，它因高度集权而被严密统制，一旦遭遇突发事变（比如自然灾害），它可迅速高效地动员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去应对；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每个层面都有可以运作的自由政治空间的社会。如前言所述，1949年中国所实行的中央集权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条条（中央部委和地方对应部委）和块块（地方各级政府）内部和彼此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样的条条内部的关系、块块内部的关系和条块之间的关系会纠缠在一起，构成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网络，因为这样的关系网络，不同行政层面所形成的板块会生出很多缝隙，从而使下级在贯彻高层制定的政令时有空子可钻，其结果，就是政令在往下贯彻的过程中不断遭遇被变通的风险。而产生这样的缝隙的实质性原因其实就在于，即使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于中央的计划经济年代，不管是条条还是块块，每一级政府或者每个政府部门，其实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实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也会因为这样的诉求而产生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内部以及条块之间的利益博弈。也就是说，这些行政机构所要的利益其实也未必都相同，因为这样的不同的利益的存在，不同行政层面、不同系统的行政机构对政令的贯彻执行未必会形成方向一致的合力的影响。其结果就是，这样一种有缝隙的结构也使庞大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一定的弹性，使它在遭遇变化的时候具备了一定的灵活反应的能力。当然，这也使“缝隙中的改革”有了可能。

至于“坚冰”，若要对此做一个全面的检视和具体的分析，则必须从1950年代说起。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就以苏联的经济模式为蓝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逐步建成了计划经济体制。若从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算起，计划经济体制曾持续了五十余年。计划经济靠制定指令性计划来配置资源。它的前提是中央政府“依靠并运用行政命令的机制”，“使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到中央政府部门”，“由他们来集中配置”，同时，“计划具有指令的性质，中央政府部门下达的计划，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企业必须执行”。由此，就将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到中央，由中央政府来配置，并要求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和各个企业的服从而言，这显然是中央集权体制的表现；但就计划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从而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而言，它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中央集权体制的经济支柱。在几十年的运行过程中，它既使资源高度集中于中央，也对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它使各部门、各地区与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只是贯彻中央下达的各种指令与政策的执行机构与服务机构，从而影响到这些部门、地区与企业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如董辅礽所指出的，“在这种体制中，政府与企业是不能分离的，政府可以直接指挥企业的一切活动，企业必定依赖政府，企业必定缺乏主动性、创造性，既没有利益的激励，也没有利益的约束”。因此，这种经济体制的运行必定是“效益不佳的”。

所以，1970年代末起席卷中国大地的改革，其最终目标是要破除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目标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明确的。改革肇始，从上到下，大家都认为不能再沿着“文革”的路走下去，要调动地方、企业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以，从城市来看，改革的第一步是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在放权让利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体制运作不顺畅的问题，因此又要想办法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这也是陈云当年所讲的“要随时总结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

“摸着石头过河”也能从中央领导人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提法的变化中窥见一斑。从1982年春节陈云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发展方针的强调，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反映了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的认识之深化的过程。而这种深化显然是在改革的实践中完成的。

但是，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提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核心问题从来没有离开“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孰轻孰重，哪个应在国家经济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要害（从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来看，这也是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且，虽然在改革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离开了主导国民经济的位置，但因为它与中央集权体制相匹配，仍然在改革中发挥出极大的政治能量与经济能量，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当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这个体制借助庞大的权力机构所做出的反击也是非常全面和惊人的。

索尔斯坦·凡勃伦曾指出：“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是适合过去的环境的，因而也决不会同现在的要求完全一致。”“那些在旧制度下有既得利益的人们甚至在他们不能适应技术发展的要求时也将竭尽全力来维持旧制度”。

撇开凡勃伦观点中的技术进化论思想，他的“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以及“制度总会因其庇佑某社会集团的利益从而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当一种新制度企图改变和替代旧制度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因其利益受损而竭力反对这样的制度变迁”的见解，对我们考察谁会阻碍改革显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由以上分析可知，所谓“破冰之旅”，要打破的“坚冰”，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因其形成或与其相关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具体来说，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前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体制底下有既得利益的社会集团——首先是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物化表现的某些政府机构（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中的领导干部（其权力可能会因改革而被削弱），以及作为革命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体制一种物化表现的企业党委的主要成员，还有一部分受到革命意识形态影响的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受“左”的或极左的意识形态影响的工农群众）。二是僵化的、强调自上而下集权的指挥与领导社会经济运行的权力机构。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及“均贫富”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来对抗“效益优先”的市场经济的大工业生产的意识形态。上述种种，因其有极大的政治能量和经济能量，可对改革形成极大的阻力。

对于想在东风电视机厂实现“破冰之旅”的黄宗汉来说，他想实行的改革的反对者会来自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掌握权力且这种权力会在黄宗汉的改革中被外移的领导机构和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领导和一般干部，有在原来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中处于有利地位并可能在“效益优先”的原则下被边缘化的党委成员，也有受到“左”的意识形态（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对洋奴哲学的批判与对“自力更生”原则的片面强调）影响曲解改革的技术人员。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结合在一起，就成为黄宗汉在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必须打破的“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