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两个月：扭亏为盈

一、企业一定要盈利

黄宗汉这样叙述他当厂长之前全国电视机行业的情况：“当时中国的电视机生产线都是纯手工生产线，你不知道当年的电视工业有多落后，纯手工生产在生产过程里是靠敲敲打打把电视机组装出来的，最后的质量根本就没保障，经常发生起火爆炸等等严重的质量问题，生产是非常落后的，全国的电视机厂都是这样，不光我们这样。费这么大劲生产这种电视机，质量又特别差，全国的电视机厂都赔钱，那么国家怎么办呢？给一个政策性的亏损补贴，像我们这个厂在我当厂长那年，按照他们下达的生产任务可以给我们200万（元）补贴。”

这是因为当时要“自力更生”，“得有自己的电视工业”，“全国大的市都有（电视机厂），都赔，赔得一塌糊涂，有的比我们赔得还严重，产量还低，有中央的补贴，有地方的补贴”。

黄宗汉看到了电视机制造行业的这种情况，建功立业的想法使他热血沸腾：“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种企业办得还有什么意思。”

对于当厂长后的方针，黄宗汉也有了大体的想法，他在仪器公司当党委副书记的时候已经开始留心这方面的材料，当时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材料上提到了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道路，当年日本“给美国福特做组装，给英国奥斯汀做组装，给法国雪铁龙做组装，组装的过程里他就吸收他们的技术，了解人家汽车公司的技术有什么优点。他们经过一段组装以后消化了汽车引进技术，然后他把这三个国家的技术特长都融合到一起来创造自己的新丰田车，回过头来打入国际市场”。他觉得中国电视机制造行业的发展也可以走这样的道路：“通过散件加工，引进技术，逐步实现国产化，最终打入国际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年1月，黄宗汉来到东风电视机厂就任厂长。作家理由在报告文学《希望在人间》中这样描述黄宗汉的就职场面：

1979年的初春，黄宗汉身穿一件半长不短、半新不旧的棉外衣，正在北京沙滩附近一座凋敝破旧的寺庙（嵩祝庙）里，面对着东风电视机厂几十名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和科长们，慷慨激昂地发表他的就职宣言：

办工厂就应该赚钱，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就像农民种地要打出粮食一样的天经地义。年年赤字，八年亏损，难道我们能够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吗？扭亏不扭亏，难道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吗？干脆咱们讲明白一点，我就是利润挂帅，因为利润和政治是一致的。搞出优质低价的新产品，满足老百姓对市场的需要，向国家上缴利润，这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挂帅！

在一个“抓纲治国”的总体方针尚未被废止、改革开放的思路在基层还处在一片朦胧的阶段，黄宗汉将为国家创造利润与政治挂帅统一起来，将工厂今后的发展道路的话语权牢牢地抓在了手里，“今后东风电视机厂所走道路的方向必须改变”这个舆论也这样造出去了。

黄宗汉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会猛烈地冲击计划经济体制，他觉得讲扭亏为盈、重新规划东风电视机厂的发展方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商业部买电视机的钱，我变成买零件，又没多花国家的钱，一举两得，是吧”，而且，“这做法又不是我创造发明，日本战后和‘四小龙’，都这么干的。”对于来自直接上级仪表局某几位领导的不满意，黄宗汉不屑一顾，“他们跟我官大小差不了多少”。

黄宗汉的说法在工厂党委会上受到了指责，被批为“利润挂帅”，黄宗汉的回答是“没错，当厂长就得给国家挣钱”。

可见，黄宗汉就任厂长伊始，对应该怎么去扭亏为盈有着清楚的思路。他的想法就是认准一条路，不管前面有千难万险，也毫不犹豫杀进去，冲向前。虽然他是搞党务组织出身，也搞过宣传，却没有组织干部思前想后、考虑周全、做事严谨的特点，也没有宣传干部关注上头风向、注意宣传口径的习惯。当时，他还是没有充分意识到“当厂长就得给国家挣钱”这句话背后那种振聋发聩的政治意义：它已经将一种新的标准“效益”引入了对企业和企业领导的评价机制，并且将此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同时，它也使被计划经济体制奉为圭臬的上级指令在效益这块试金石前成为笑谈，这将导致在政治挂帅下游刃有余的政工干部无所适从，也会使本来宝相庄严、话语即法律的上级失去其权威，所以，东风电视机厂的改革还没有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它的前途一定不会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