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的表情

1989年创刊的《东方纪事》第一期选择陈凯歌一张穿礼服的照片做封面，当时的美术编辑是吕梁。我记得封面上的刊名是吕梁自己用老宋体写出来的，他说老宋体有力量。而陈凯歌留着胡子、正儿八经穿着夜礼服，却显得阴柔。在照片处理中，也不知怎么切去了头顶。刊物出来后，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小查（查建英）跟我说：“凯歌现在都变成这样了？十年前在《今天》的聚会上，我是在门外看他。那时候⋯⋯他哪里会像这样的表情。”1989年，凯歌拍完《孩子王》、《大阅兵》、《边走边唱》后到美国。李陀在《东方纪事》中写了一篇文章叫《陈凯歌的悲凉》，说到其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招待所见到《孩子王》剧组的那种兴奋。他说凯歌当时领了一群“个个穿一身牛仔裤、运动衫的欢天喜地的孩子”，从他们身上他预感到“中国电影大约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1989年的陈凯歌多少是一种象征。这一年他与洪晃相识而结婚。洪晃后来跟我说，凯歌当初吸引她的是那种说话的表情。“丫是真能侃，再枯燥的事儿，到了丫那儿都能说成个花似的，你不服也得服。他第一次送我回家，就在那儿痛说革命家史，不停地说啊说，说到两点多钟，我实在困得不行。我说，凯歌我先去睡了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吧。到5点多钟，我正睡得迷迷糊糊，他推醒我说，看外面天多好，起来，咱俩去景山公园。你想，5点多钟！马路上没什么人，多静啊！我们从我家一直走到景山，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真浪漫。”

那时候我只在电影中认识凯歌。《一个与八个》给我印象是一直在坚持那种刻意要沉滞的节奏，叙述速度被改变后，人物脸上那种刚硬的线条就被强调与放大。《黄土地》中，黄土无际而被凝固，但静态中安塞锣鼓突然惊天动地、踢踏得黄土遮天蔽日。《大阅兵》中，又好似阳光刺目而将肉体的水分全部榨干，于是突出了机械般整齐划一的美。凯歌太要表现那种刚硬与强悍，为表现其雄浑常常将人物置于类似凝固的黄土的压力之下，心灵因此往往蜷曲纠结。《黄土地》中憨憨与翠巧歌声的对比、《孩子王》中谢园扮演男主角穿着空空荡荡的裤子，都在这样的环境关系中构成张力。当然，一部《霸王别姬》，也许因为有了张国荣，因其细腻的“柔韧”突破了凯歌已经用顺的结构。相比凯歌刻意追求的广大，其实他的细腻抒情更有力量。遗憾的是，这常常被他自己所不屑。

凯歌骨子里是个浪漫之人，他将烟尘滚滚中的金戈铁马、血腥杀戮涂抹、燕太子丹、荆轲与秦王的对峙，各色人全在巨大历史压力的穹隆之下。凯歌认为在这样的历史中人才酣畅淋漓，这样的酣畅淋漓中才有大浪漫。但又有谁接受得了这样过度自以为是、又过度表情化的宏大叙事呢？《荆轲刺秦王》首映那天，李陀约大家看完电影后聊一聊，许多人不约而同选择了躲避。面对凯歌的期待说什么呢？“说什么都不好。”

1998年夏天，由李陀牵线，我约凯歌为《华夏记忆》做一个口述史。那天下午我带着王锋做录音整理，好像是在国贸，我们就要了一壶茶，凯歌便开侃，一气整整侃了3小时。我至今印象深刻的，一是说到他们家，他说：“我小时候北京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车。临街有学校书声朗朗，忽然就安静了。有老人坐在中药铺前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攥着俩核桃，转着，觑眼望着天上。天上有什么？鸽哨！你一抬头，它已经飞了过去。我们家那时候住在白塔寺边一条胡同里。四合院的好处是有自己的一方天。这天就框在院里，是你自己的。还有几棵树，这树也跟别人没关系。那时候北京的天干净，抬头没有那么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只有鸟会飞过，没有鸟的天会非常寂寞。”二是说到“文革”中在云南当知青时砍树，他说：“那树能遮了整个天，倒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可怕声音，像粗重的喘息。倒下时，天好像就缺了那么一块，就那么空着。我们烧荒，满地的枯枝败叶，火柴一扔，整个山都被烧着。站在两里地外，操！整个一个大灯笼，里头烧透了，成了透明。第二天一看，一座死山，还有余烟，脚踩下去全是热的。”夸张和随时追求效果，成了他的自然叙述。

那一期《华夏记忆》还发表了一篇凯燕写凯歌的文章，其中有细节说凯歌儿时读书“要么看着看着，于万籁俱寂中突然击掌大笑，直笑到满床打滚儿；要么看着半截，眼珠翻向天花板，半晌一动不动”。可见眉飞色舞是渗透进基因的。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两个细节特别打动我。一是陈怀皑在病危中，凯歌还在上海拍戏脱不了身，只能不断通过电话询问，他在电话中让凯燕告诉父亲他在打仗。陈怀皑说：“告诉你哥，我要儿子，不要英雄。”另一是父亲去世第二天，凯歌就赶回摄制组，凯歌说：“爸爸就像大象一样，大象在临死之前总是慢慢走到林子里，独自默默地死去。”

(2003.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