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現代韓國語譯本與譯文之比較

第五章 梁建植的《紅樓夢》評論與翻譯

一、前言

梁建植出生於韓國舊社會末期，解放之前曾爲佛教學者，也是小説家，同時也從事中國文學的介紹。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已經介紹過，他也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1915年他26歲那一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説，之後在報紙上以連載的形式發表了對中國小説戲曲的評論文章以及一些翻譯作品。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内，學界對他的研究與興趣一直處於低谷。

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研究梁建植的文章，是李錫浩教授於1976年發表的《中國文學轉信使梁白華》一文。爾後，朴在淵教授發表了《梁白華的中國文學翻譯作品再評價》一文，文中介紹了梁建植在介紹與翻譯中國文學方面做出的貢獻。至於對其文學創作在韓國文學史上的評價，高宰錫先生先後發表過《1910年的佛教近代化運動及其文學史意義》、《白華梁建植的文學》等論文，比較具體的考察了梁建植的文學。高先生在其著作《韓國近代文學知性史》一書中更爲集中的進行了考察。除此以外，梁文奎先生也有相關論文。另有1988年朴在淵、金榮福所編的《梁白華文集》刊行，由於是書的刊行，對其早期創作的小説與中國現代翻譯小説就很容易進行把握了。

總之，諸如以上這些對梁建植的比較貧乏的研究，可以説我們只能得出這樣一些結論：他作爲與春園李光洙（1892—?）在同一時期開展文學活動的文人，在佛教雜誌上發表文章，因此未能獲得廣泛的讀者，加上其全部作品的水準與作品創作的持續性上未能緊隨當時其他的作家，因此在文學史上遭受了冷落。另外，加上他是當時文壇上以作家的身份從事中國文學研究，對其評價自然就只能壓縮得非常簡單了。從他1910年開始到1920年代及1930年代發表的文章，很容易看出，比起其文學創作，他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評論與翻譯數量更多。但是迄今爲止國内諸如“中國文學翻譯史”之類的專書一本都没有，就連對其作爲中國文學翻譯家的地位、價值與貢獻也未能給予很好的評價。不知是否能歸結爲一種無奈。

在對梁建植的研究上，對其學歷與經歷的詳細情況，至今還没有一個明確的説法。以下對一些相關資料進行整理。

梁建植1889年生於京城塔洞。1910年之前上過漢城外國語學校，畢業之後去中國留學，後歸國。他幼年時期就十分喜歡小説，閲讀過很多名著與新舊小説，因此受到過父兄不少的指責，也受到過很多朋友們的嘲笑。但是他後來學習中國文學與幼年時期的讀書經歷並没有太大的關係，隨後很自然地進入了離家不遠的京城外國語學校。

梁建植在1915年前後主要使用的是“菊如”這一雅號，1916年之後開始公開使用“白華”這個雅號。1922年以後，基本上使用“白華”或者“白華生”的號。人們開始稱之爲“梁白華”。但是早年還使用過“蘆下生”、“今來”、“K.S.R”、“城西閒人”、“天愛”等號。

至於其交游關係方面，他與横步廉想涉（1897—1963）最爲親密，也與岸曙金億、巴人金東焕、一齋趙重桓、春海方仁根、嘉藍李秉岐、春園李光洙、碧初洪命熹、尹白南、月灘朴鍾和、杏仁李承萬、雅能趙容萬等交往密切。另外與翻譯過《紅樓夢》的張志暎皆爲京城外國語學校的學生，二人爲校友關係。

他的文學活動始於1915年，此時主要是開始了在佛教雜誌《佛教振興會月報》上發表短篇小説以及一些翻譯作品。從1917年他開始寫作中國小説戲曲方面的評論文章。

筆者關注梁建植是因爲，從1910年到1930年代，梁建植多次翻譯介紹了無人問津的《紅樓夢》，其發表的關於《紅樓夢》的文章即使是在今天看來也是毫不遜色的，可以説他是開啟了韓國紅學史新篇章的人物。《紅樓夢》傳入韓國，據推測當爲1800年至1830年之間，《紅樓夢》這一書名最早出現在1830年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中，到了1850年趙在三又再次提及這一點。此後將《九雲夢》的故事重新書寫的、年代未詳的漢文小説《九雲記》，可以明確的説就是在《紅樓夢》的影響之下出現的作品，目前《九雲記》的作者問題還是一樁懸案。

國内《紅樓夢》譯本出現於1884年前後，這就是李鐘泰等文士們受宫中之命將120回全文與譯文一起收録並以宫體抄寫的樂善齋全譯本，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紅樓夢》的全譯本。而遺憾的是，該譯本中没有收録序文、跋文，甚至連一行的介紹文字都没有。因此筆者以爲，從這時開始一直到解放以後幾種譯本出現之前，國内對《紅樓夢》的介紹與翻譯幾乎是一片空白。但是梁建植紅學研究的發現，在韓國紅學研究史上絶對是非常重要的。

梁建植所寫的關於《紅樓夢》的文章一共有五篇，其中三篇是評論文章，兩篇是翻譯作品。這五篇文章都在《每日申報》、《東亞日報》、《朝鮮日報》等上面連載過。評論文章主要是對《紅樓夢》的作者及創作背景進行考察，或者對作品中人物進行評論，以及對圍繞小説展開的一些評論進行介紹與解説。翻譯有兩次，分别連載過138回及17回。雖然未能對《紅樓夢》120回進行全譯發表，只是前後兩次翻譯到了原書的第28回與第3回，但是譯文中剛開始的一些部分是非常詳細的，也是忠實於原文進行的。另外梁建植將作品中一些詩詞翻譯爲韓國傳統文學形式的時調。梁建植在翻譯中採用了很多類似這樣一些獨特的方法。1930年，《朝鮮日報》上連載了張志暎的《紅樓夢》譯文，連載時請其以解題的形式寫了一篇評論文章並將該文發表了出來。這是因爲在當時他是名副其實的《紅樓夢》研究方面的權威。

二、梁建植對中國文學的介紹

梁建植對中國文學做過哪些介紹，又翻譯過哪些中國文學作品？在考察梁建植的《紅樓夢》翻譯與評論之前，我們先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調查，來考察一下其作爲中國文學研究者與中國文學翻譯家的面貌。

梁建植在1915年他26歲那一年，以《石獅子像》這一篇短篇小説登上文壇之後，一直到第二年（即1916年），在小説的創作與翻譯上傾注了很多精力。此後在獲知春園李光洙在《每日申報》上發表《開拓者》的消息後，撰寫了《歡迎春園的小説》一文。他於翌年（1917）開始了中國文學評論。他在《朝鮮佛教總報》上發表過《關於小説〈西游記〉》的文章，這是他真正意義上對中國文學進行研究與介紹的開始。當然，在此之前他發表的很多評論與翻譯，大部分是與中國小説有關的東西，但是由於是以評論文章的形式重新開始發表，他開始作爲中國文學學者逐漸爲世人所知。

對於《西游記》的作者問題，他還是堅持“長春真人説”。截至1917年，中國的學界還没有提出《西游記》的作者是吴承恩這一説法。中國學術界對《西游記》的作者的考證始於胡適的《西游記》序文以及發表於1923年的《西游記考證》。

接着魯迅在《中國小説史略》中提出《西游記》的作者是吴承恩説，並且指出將作者目爲“長春真人”是錯誤的。梁建植對《西游記》的關注是因爲這部小説也是一部宗教小説，梁建植當時正對佛教非常感興趣，因此認爲將其文章在佛教雜誌上發表也許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他反對批評家悟一子將這部小説看作道教小説，强調説這部小説是一部非常傑出的佛教小説，甚至進一步論證了朴漢永所謂“《西游記》脱胎於《華嚴經》”的説法。梁甚至主張，這部小説的作者長春真人雖説本是道士，但在信仰動摇之後創作了這部佛教小説《西游記》。

今天《西游記》雖然未能被看是某種特定的宗教小説，而是被認爲是一部在繼承了講史的傳統的基礎上，在明代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之下出現的一部具有很强娱樂性的作品。雖然梁建植的分析是一種牽强附會的分析，但是在當時中國國内對這部小説的價值都没有一個統一的結論的時候，梁建植對這部小説的價值極爲重視，這一點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梁建植後於同年十一月在《每日申報》（六日至九日）上發表了《關於支那的小説與戲曲》一文，表現出他對中國小説與戲曲的特别的興趣。當時的中國與韓國一樣，對通俗小説與戲曲持保守態度，因此説韓國的中國文學研究可以説是先人一步的。

他首先對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動機作了如下的説明：

大抵外國文學研究的目的無非是爲了發達本國文學。支那文學流入朝鮮三千年以來，朝鮮文學深受影響，因其基礎深厚，對支那文學不了解的話，對韓國文學的一半都不能知曉。何況支那文學個性獨具，在世界文壇上都放射着異彩。（《每日申報》1917年11月6日）

在這樣一篇比較長的評論文章中，梁建植對中國元明清三代的戲曲與小説的發展過程進行了個性化的論述，從莊子的寓言開始論及漢魏六朝的小説、唐代的傳奇小説、宋代的彈詞小説（即講史小説），到施耐庵的《水滸傳》、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等。

另外還提到王實甫的北曲《西廂記》、南曲《琵琶記》、明代小説丘處機的《西游記》、王元美的《金瓶梅》。戲曲有玉茗堂四夢（即湯顯祖的戲曲四種）。清代文學中提到了曹雪芹的《紅樓夢》、李笠翁的戲曲與小説、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長生殿》等代表性的作品。另外還提到了《鏡花緣》與《繡榻野史》、《儒林外史》、《肉蒲團》、《花月痕》、《品花寶鑒》、《兒女英雄傳》、《野叟曝言》等小説與《燕子箋》、《春燈謎》、《秣陵春》、《西樓記》等戲曲作品。

他在文章的後半部分提到了曹雪芹：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一到金陵城即目睹繁華，十年之後故地重游，已經是園非故主，院亦改觀，烏啼花落，無非可悼，滿目山河，悲懷不可遏止。軒上所題之“悼紅軒”，一把辛酸淚中如何能唤起九泉之下之《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先生？

引用作品中的文句進行了説明。對於其他的作品也是以非常淵博的知識進行了恰如其分的介紹。最後談到了中國的小説與戲曲對韓國文學的影響，揭示了中國文學對以《洪吉童傳》與《東廂記》爲代表的朝鮮的平民文學與翻譯文學的促進作用。特别是對於翻譯文學，梁建植稱開化時期以前的抄本諺解本：

各官家與貰册家的支那小説諺解本究竟是出於誰人之手？雖然我們尚無法得知，但這些譯家對原文中複雜的句子與艱澀的俗語並無翻譯的興趣，而是擇善從之進行了翻譯，給人造成該譯文具有朝鮮特色的閲讀感受，因此也引起了一般讀者對這些高雅的文學作品的興趣，從這一點上來看，這些譯本功不可没。

可知他當時是知道樂善齋本翻譯小説的。當時除了對李笠翁的研究之外，没有其他關於中國小説與戲曲研究的參考著述，對此梁建植感到非常遺憾。同時他開始注意大作家文集中的一些論述和作品中的序跋文，開始研究以反映中國人思想感情的小説與戲曲爲代表的平民文學，並呼籲與西洋文學融合，調合中西，號召學界對朝鮮文學做出貢獻。

這篇文章寫完之後，從1918年3月開始到10月結束，梁建植在《每日申報》上連載了他翻譯的《紅樓夢》的譯文，連載了138回。從此他開始被人們視作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或者是翻譯專家。對此下文中將具體展開分析，這裏僅作簡要提及。在此僅僅指出其在中國文學研究史或者翻譯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對《紅樓夢》的濃厚的興趣。他有好幾次嘗試翻譯與評論《紅樓夢》，由此可以看出他對《紅樓夢》並非只有三分鐘的熱度。或者可以這樣説，在中國文學史上或者中國小説史上，《紅樓夢》是他最感興趣的作品。

此後，他對中國小説的興趣也絲毫未減。1926年他發表了評論文章《水滸傳的故事》，甚至同年翻譯了《新譯水滸傳》。從1929年開始到1931年，他在《每日申報》上連載了《三國演義》譯文，全譯了全文120回，取得成功。至於古典小説評論方面，有《水滸新讀》一文，後來也有以野談的形式翻譯的話本小説《賣油郎》，傳奇小説《紅綫傳》，清代李漁的小説《覺世名言》（即《十二樓》）。雖則如此，這些都是他晚年爲了打發時間而翻譯的作品。三十歲至四十出頭，他感興趣的似乎只是戲曲與中國現代文學。

事實上他早在1921年1月至4月就將易卜生的戲劇《玩偶之家》發表在《每日申報》上，從連載結束的4月6日到9日之間，他在《每日申報》上發表了《關於〈玩偶之家〉》。筆者以爲，其翻譯介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出於其對中國現代文學革命的深入觀察。1918年，在胡適的宣導之下，“易卜生主義”風靡一時。《玩偶之家》也得以翻譯出來，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與習慣進行徹底反抗的實驗精神一時成爲時代的主流。

梁建植對中國文學的翻譯，始於在《玩偶之家》連載之後三個月，在《新天地》上發表的高明的《琵琶記》。在此之前的1917年發表的《關於支那的小説與戲曲》一文中就已經提到了中國的代表性作品《西廂記》與《琵琶記》、《桃花扇》、《長生殿》，那麽首先通過翻譯介紹的就是中國的古典戲曲。《琵琶記》後於1927年與1929年兩次得以重新發表，孔尚任的《桃花扇》也曾分别於1923年與1925年兩次被翻譯。王實甫的《西廂記》（發表時題目爲《西廂歌劇》）與湯顯祖的《牡丹亭》皆於1925年發表出來。另外在戲曲理論方面，1927年1月至8月，梁建植翻譯的《元曲概論》在《東光》第9—16號上得以連載發表。雖然參考了日本學者鹽谷温（1878—1962）的文章，但是當時在國内介紹這種學術評論文章並非易事。

他在積极介紹中國戲曲的同時，韓國對中國古典戲曲作品的興趣日趨濃厚，梁曾將李德懋的《東厢記》進行了翻譯，並發表于《한빛（大光）》雜志第5—7號上。

以上主要是對梁建植對中國戲曲的興趣與關注情況進行了考察。但是他對當時正在進行中的中國國内的文學革命也並非充耳不聞。他的很多評論與翻譯都是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關注與研究從1920年正式開始。换句話説，他是中國開始新文學革命時最早將這一消息帶到韓國的人。然而他在關心新文學運動的理論的同時，關注點仍然是集中在小説與戲曲方面。

他的第一篇介紹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成果就是1920年11月發表在《開闢》上的《以胡適氏爲中心的中國的文學革命》。前面提到的《玩偶之家》也是自此之後翻譯與介紹的，屬於對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介紹。接著1922年，在《東亞日報》（8月22日—9月4日）上發表了《中國的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在第44號上發表了《反新文學出版物流行的中國文壇的奇怪現象》一文。1927年6月，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殺身亡，梁建植在參考《國學月報》與吴文祺的相關論文之後，於1930年3月在《朝鮮日報》上發表了《中國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國維》一文。4月1日在《東亞日報》上發表了《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介紹了中國文壇的近況。至於在現代文學方面，梁建植翻譯發表過胡適與郭沫若等人的新詩，也翻譯過郭沫若的戲曲《棠棣之花》、《王昭君》、《卓文君》，魯迅的《阿Q正傳》、郭沫若的《牧羊哀話》（發表的時候更名爲《金剛山哀話》）等。

至於梁建植在介紹翻譯中國古典戲曲與現代文學方面的功勞，李錫浩與朴在淵教授等人的論文中已經有所提及，今後需要持續性地做更具體的調查整理與評價工作。本文只對此做如上的一些簡單介紹與評價。

三、梁建植的《紅樓夢》評論

梁建植第一篇介紹《紅樓夢》的文章是1918年3月21日發表於《每日申報》上的《關於〈紅樓夢〉》一文。這篇文章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評論文章，是在《每日申報》上連載《紅樓夢》的同時爲了向讀者進行介紹而寫的一篇文章。因此研究傾向及其所研究的問題點幾乎是没有的，主要是通過對小説整體内容的介紹，試圖激發讀者對《紅樓夢》的興趣。

梁建植在思索《紅樓夢》研究傾向與問題點時所寫的真正意義上的評論文章，始於他開始翻譯《紅樓夢》8年之後的1926。這一年的7月20日至9月28日，他在《東亞日報》上發表了《紅樓夢是非——中國的問題小説》一文。這篇文章長達17回，或者按照每三四天一回的形式，或者按照每六七天一回的形式進行發表，這顯然是一篇長文。文中主要評説了對《紅樓夢》創作過程的三種説法。同時對全書120回的主要内容進行了簡要的概述，從甄士隱與賈寶玉神游太虚幻境起筆，有一些部分甚至直接使用了譯文。

接著發表的關於《紅樓夢》的評論文章是1930年5月26日至6月25日發表在《朝鮮日報》上的《中國的名作小説——紅樓夢考證》一文，該文發表時有17回。

我們先來看一下1918年（大正七年）3月19日發表在《每日申報》上的《紅樓夢》小説連載預告文：

小説預告

紅樓夢

春園生의 開拓者는 滿天下 愛讀者 諸氏의 歡迎喝采裏에 가장 意味잇게 이미 終了한 바 二三日 後에 또 連載할 小説은 져 支那 清朝 曹雪芹先生의 大傑作이오 大名作인 曠前絶後한 小説 紅樓夢으로 이를 우리 支那 戲曲 小説에 造詣가 자못 깊흔 菊如 梁建植氏가 原文을 充實하게 現代語로 苦心譯述할 것이니 그 原作者의 錦心繡腸과 縱横한 才筆노 恨人恨事를 가지고 榮國府의 貴公子인 賈寶玉 對 金陵十二釵의 錯綜한 情話를 絢爛한 文章으로 情趣잇게 寫出하야 支那 上流家庭의 꽃갓고 玉갓흔男女 數百人이 이 世上의 缺陷萬臺에 總出하야 觀者의눈이 炫煌하도록 各各 졔 所長대로 戀愛，執著，嫉妒，奸計의 모든 妙技를 演할 것은 未久에 譯者의 筆端을 것쳐 새롭게 愛讀者 諸氏의 眼前에 展開될 것이다.

小説預告：

紅樓夢

春園生（李光洙）發表的《開拓者》贏得了滿天下讀者的喜愛、歡迎與喝彩。在《開闢者》連載結束幾日後，我們將連載清代曹雪芹的傑作《紅樓夢》，這部作品可以説是一部空前絶後的作品。將要連載的這部作品是在中國戲曲與小説方面造詣頗深的白華梁建植先生忠實於原文，用現代韓國語所做的翻譯。原作者曹雪芹以如椽巨筆、運錦心繡口，栩栩如生的刻畫了一個個充滿怨恨的人物形象與事件（一人一事）。作者以十分絢爛的文采著重對榮國府的貴公子賈寶玉與金陵十二釵的人情世態進行了刻畫與描寫，出身於富貴之家的數百位如花似玉的男女在小説所營造的世界中紛紛登場，琳琅滿目，令人眼花繚亂。小説中展示了不同人物不同的氣量，對人物身上對於愛情的執著，嫉妒甚至奸計都以十分細膩的筆法進行了描寫。這些都將通過譯者的筆端重新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

上文以報刊登載預告的形式對繼春園李光洙《開拓者》之後將連載的白華梁建植的《紅樓夢》譯文進行了預告，並對作品的特徵進行了簡單的説明。該文是繼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小説辨證説》與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之後，第三個被發現的公開提到《紅樓夢》的文獻，屬於嚴格意義上的、具體的紅學研究的資料。

如果説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成書於1884年前後的話，梁建植的譯本的出現只不過是三十年後的事情。如果説樂善齋本翻譯小説主要是由宫中譯官翻譯、由宫女們以宫體抄寫的古典小説的譯本的話，那麽梁建植的翻譯則完全具備現代意義上所謂翻譯的各種要素。其出現的新的方式是，通過報紙連載的形式直接與讀者見面，翻譯的過程中也可以與讀者進行溝通交流。

梁建植在開始對《紅樓夢》進行翻譯並連載之前，先寫過一種對作品中各回逐一進行介紹的解題。1918年3月21日發表的《關於〈紅樓夢〉》一文的全文如下。這篇文章可以説是韓國最早的關於《紅樓夢》的評論文章。

《關於紅樓夢》

本刊自下回起將連載小説《紅樓夢》，本人爲該書譯者，在讀者諸君閲讀該作之前，擬先對此作品作如下介紹。《紅樓夢》被人們視爲有清三百年來小説第一。本譯本標注作者爲曹雪芹氏。《紅樓夢》屬於自明代《金瓶梅》開創的人情小説系列，與《水滸傳》共堪稱上下四千載無與之比肩之作。在支那歷來崇尚儒教思想而輕視通俗文學的環境之下，小説描寫了金陵十二釵，以風流幽豔之筆描寫了二百三十五男子與二百十三女子之事，編爲一百二十回長篇故事，可謂文壇之一大奇迹。《紅樓夢》一名《石頭記》，其内容大致如下：以賈府之貴公子寶玉爲主人公，在賈寶玉周圍搭配了所謂金陵十二釵：薛寶釵、林黛玉、賈元春、探春、史湘雲、妙玉、賈迎春、惜春、王熙鳳、巧姐、李紈、秦可卿等。另有聰明靈慧丫鬟數人，此外還寫出方正、陰邪、貞潔、頑善、烈俠、剛懦之男女數百人，彼間情事錯綜複雜。又有僧尼、女道、娼妓、伶優、黠奴、豪僕、盜賊、邪魔、無賴輩衆數，叙述了榮寧二府的盛衰。結構宏大，場面複雜，初讀此書不無頭緒紛繁之歎。描寫男女多達四百八十人，才筆細緻入微，值得細細玩味，彼此之間脈絡分明，書中無一人物不活躍。作者之苦心與手腕可見一斑。文采絢爛如花叢，令讀者眼花繚亂。

一般認爲該書出自“曹雪芹”之手，然而對作者問題亦歧見紛紜。據張船山之説，《紅樓夢》原書爲八十回，後其友高蘭墅補作後四十回，成一百二十回之貌。另外，俞曲園《小浮梅閒話》中亦引《隨園詩話》句“曹楝亭，康熙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風月繁華之盛”云云。曲園又曰：《船山詩草》中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詩有“豔情人自説紅樓”句子。自注云：“傳奇八十回以下俱蘭墅所補。”云云。此外，尚有其他諸説數種。竊以爲在此並無必要對諸説詳加叙述，僅對該小説在支那之影響作如下介紹。此書對當時上流社會滿洲貴族腐敗生活之態暴露無遺，因此故，滿洲出身豪門貴族對此書切齒痛恨，擬强力禁毁。然江湖中愛好此書者甚衆，在此書遭禁毁之後，對此書做了多樣改造。或曰《金玉緣》者，或曰《石頭記》者，秘密出版之作逐日增多。權貴之家對此無可奈何，於是下令殺掉此書作者。燕北閒人曾作《兒女英雄傳》。支那人謂研究此書爲“紅學”，其意即：將“經”字上半部分去掉即成“紅”字。該小説問世後一時洛陽紙貴，此後文人騷客風流才子們對此書的筆墨不勝仰慕，陸續有模仿之作八九種問世。由此可知是書在支那的流行。然而筆者近日在上海見到一部名爲《紅樓夢索隱》的小册子，該小册子將《紅樓夢》是書視作暴露清皇室秘事之書，主人公賈寶玉即順治帝，其他無數那女即某人某人云云，一一明示。我以爲並無一一坐實之必要。

自支那小説輸入朝鮮以來，《水滸傳》一書早有譯本，而《紅樓夢》一書迄今無譯本，此不啻朝鮮文壇之一大遺憾。因此，本人不揣淺陋，斗膽冒險以現代韓國語翻譯此書，將此書推薦給大衆。只是擔心因爲譯者本人學識之淺陋而累及原書作者。儘管如此，該書在朝鮮被認爲是最爲難解之書，即使是一流學者亦未能盡窺其貌，因此筆者的譯文中肯定亦當有不少誤讀之處，對此本人亦深懷自責。本人在翻譯過程中儘量忠實於原文進行，對原文中某些彆扭之處，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在不影響全書結構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會進行改譯。因此，或許會有數處未能傳達出原作的妙處。對話中不少俗語對於支那讀者而言是十分有趣的，而對於朝鮮讀者而言或有相反之效果。出於此種考慮，對於其中的一些詞有尊重原文翻譯的情況，也有僅取其意的情況。有純粹以韓國語進行翻譯的情況，亦有借用與原文中語音相似的詞進行翻譯的情況。原文中有滑稽詼諧的妙文，這些對於支那讀者而言頗爲有趣，而對於朝鮮讀者而言則頗無味，諸如此類情況，通過在譯文下加注的辦法進行説明，或者不得已干脆直接省略。對此祈望讀者諸君多多諒解。此外，是書的第一回乃全書的伏綫，因此對於第一回中的寓言謎語之類的文字，希望讀者諸君不要在看過幾十回後束之高閣或者輕蔑哂笑。

1910年代梁建植對其所認識的《紅樓夢》所持的幾種觀點及《紅樓夢》的研究概況，參考上文可一目了然。當然在連載之前，出於先入爲主的考慮，作者在文中對小説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最起碼可以説這是一篇這樣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梁建植對當時的朝鮮文壇對中國小説名作《紅樓夢》毫無興趣這一點感到十分惋惜。1918年是中國國内新紅學步入春天之前的一個時期，這一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與俞平伯的《紅樓夢辯》等新紅學的代表性著作紛紛得以發表。

梁建植在這篇文章中指出，《紅樓夢》與《金瓶梅》一樣屬於世情小説系統，與《水滸傳》一樣是中國的兩大小説名作之一，並在他的文章中也對作品的内容與登場人數進行了介紹。特别是具體統計了登場人物，男性角色235名，女性角色213名，合448名。清代道光四年（1824）姜祺（字季南）在其《紅樓夢詩》的序文中就已經指出過，後來流傳得相當廣泛。清末（1882）上海廣百宋齋出現的王希廉（護花主人）與姚燮（大某山民）評本《增評補圖石頭記》中收録了明齋主人總評，在這篇總評中指出了男性人物有232名，女性人物有189名。上端的眉評中引用了較明齋主人晚些出現的姜季南的説法，指出男性人物有235名，女性人物有213名，姜季南的人物統計很早就在東西方皆産生了廣泛的影響，梁建植就是得到該信息者之一。雖然這一數字並没有得到今天學界的認可，但是當時並没有類似對小説人物進行如此細緻的統計，因此可以説這是非常可貴的。

接著他介紹了金陵十二釵的人物，並評價説：作者通過其他各式各樣的人物的登場，通過對他們複雜的人際關係的描寫，激發了讀者的慨歎。另外在作者問題上，梁建植在評説通行的“曹雪芹創作説”的同時，也引用張船山（張問陶）的詩注中出現的“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後具蘭墅所補”的句子，引出了爲俞曲園（俞樾）所引用的袁枚的話：“曹寅之子曹雪芹創作了《紅樓夢》。”

這一材料源自何處？胡適提到這條材料是在1921年，與其説梁建植之所以能參考到這條材料是因爲張問陶與俞樾的書，倒不如説是因爲較之更早的、於1918年出版的相關書籍中公開提出的作者問題。1904年王國維在寫作《紅樓夢評論》時，對於作家曹雪芹“遍查諸書，也没有記載曹雪芹到底是何人”。可見，當時知識淵博的王國維對於曹雪芹也是不太清楚。

1916年與《紅樓夢索隱》刊行於同一年的《石頭記索隱》中没有列舉與曹雪芹有關的材料。梁建植在中國學者之前就首先主張《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如果尋找梁建植此説的由來，應該參閲在梁氏之前發表的日本森槐南的《紅樓夢評論》。森槐南主張《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他引用了《隨園詩話》中記録的曹楝亭（原文中錯誤寫成“練亭”）之子（實際上是孫子）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資料，以及張船山寫給高蘭墅的詩中的注。這或許比中國新紅學的出現更早，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接著梁建植闡述了“紅學”這一名稱的由來，並簡略地引用了朱子美的主張。朱子美認爲，借《紅樓夢》的“紅”字來隱喻缺少“一劃三曲”的“經學”。雖然提到了最近王夢阮與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中提出的“順治帝原型説”，但是梁建植保持對此説並非完全贊同的態度。

最後，他説當時朝鮮未能很好的介紹《紅樓夢》，這是文壇的一大恥辱，並在文中稱要冒險嘗試用現代韓國語來翻譯《紅樓夢》。對於翻譯《紅樓夢》這一規模龐大又十分難解的作品而言，肯定會有一些誤譯的情況。雖然梁建植在翻譯時有忠實於原作翻譯的意圖，但是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也有按照韓國語進行改譯的時候。這一翻譯態度可以説是近代韓國翻譯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

梁建植真正意義上發表的關於《紅樓夢》的評論文章是1926年在《東亞日報》上分17回發表的《紅樓夢是非——中國的問題小説》這一篇文章。雖然此前他已經發表過關於《紅樓夢》的介紹性的文章，但是這篇文章的篇幅很長，在此前發表的文章的基礎上有很大的補充。

他首先指出了中國小説叙事方式的發展變化，即從“善於叙述故事”的形態發展到對人情世態進行詳細描寫的“善寫人情”的形態，並指出清代的《紅樓夢》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最優秀的名作。另外也指出了“紅學”這一詞的由來。

另外對於《紅樓夢》的創作背景梁建植介紹了四種説法，即：姜祺、俞樾等人主張的“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家事説”，王夢阮、沈瓶庵等人主張的“清世祖與董鄂妃之情事説”，以及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中主張的“康熙朝的政治史説”，以及胡適《紅樓夢考考證》中主張的“作家自傳説”的説法。

1926年以胡適爲首的中國新紅學的情況已經有了比較詳細的介紹與整理，因此梁建植在此基礎上進行介紹就比較容易了。他隨之介紹了《石頭記》、《金玉緣》、《金陵十二釵》等作品命名的由來，對於第1回中大荒山無稽涯的頑石來到人間的來歷做了比較具體的介紹。對於小説中的人物，在其文章中首先説明了合爲十二釵的12名女性以及侍妾24人，共36人，小説中描寫了這36位性格各異的人物。梁建植在文章中引用了前述姜季南的人物統計結果，指出小説中男性有235名，女性有213名，共計448名。人物統計上參照了姜季南的説法。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通過將《紅樓夢》與《水滸傳》進行比較，分析了《紅樓夢》的特徵。文章强調稱，在當時清代社會精神頽廢享樂主義漫延的情況之下，《紅樓夢》可以説是在社會上引起“《紅樓夢》亡國論”的一部非常有影響力的小説作品，文章中簡要介紹了全書120回的主要内容。另外，爲了吸引讀者的興趣，文章對於甄士隱與賈雨村的故事、賈寶玉神游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釵的預言詩，以及賈寶玉與襲人的關係等情節進行了介紹。

這些内容是從他1918年發表在《每日申報》上的譯文中選擇出來的。他對於太虚幻境中的詩歌的翻譯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採用韓國傳統文學的“時調”形式進行。從字句上來看，一些翻譯非常新穎，具體見下文的引用。對於林黛玉與薛寶釵同時出現的太虚幻境預言詩，《每日申報》上發表的譯文如下：

停機德코야 詠絮才를 뉘가 알리

黄金비녀는 눈 속에 묻혔거늘

다만 어찌타 白玉帶는 林梢에 걸렸는다

到了1926年發表的評論文章中這樣進行了改譯，譯文如下：

停機德 아깝구야 詠絮才를 누가 알리

玉帶는 林中에 걸리고 만단 말가

두어라 金釵雪裏에 고침도 인연인가 하노라

《每日申報》上的原文本來有錯誤，於第二天糾正過。從這裏修改過的譯文來看，可以看出對於譯文他在進行不斷的修改。

在結束了内容介紹之後，對作品的創作背景進行考察，梁建植具體提到了如上所述的四種説法，剛開始“納蘭性德原型説”是爲了反駁胡適而出現的過於簡單的一種説法。繼之介紹了“順治帝與董鄂妃原型説”，引用了《紅樓夢索隱》中的原文，並指出在上海書社出版的《順治史》中也有順治帝前往五臺山出家爲僧的説法。梁建植甚至説，自己曾親見過五臺山入定的順治帝畫像。另外也介紹了將《紅樓夢》稱之爲“政治小説”的蔡元培的主張，引用了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的大部分内容，對於小説中人物與政治中人物進行了很詳細很具體的比較。但是對於如上的兩種説法，梁建植並非深信不疑。

最後，在文章中引用了胡適主張的“曹雪芹家事説”，並對胡適的這一觀點讚賞有加。而且對於曹氏家族的歷史與小説的背景的關聯性進行了説明。雖然如此，梁建植並没有站到任何哪一派觀點的陣營中。對反對蔡元培説法的胡適與顧頡剛等人的立場予以充分的理解的同時，又指出如果不信從蔡元培的説法的話，那麽《紅樓夢》中就有一些内容是很難明確把握的。可見梁建植採取的是一種折中的立場。另外梁建植也指出胡適的主張並非新見。

因此，梁建植將這部小説稱之爲“問題小説”。小説本爲虚構性的作品，從這一點來看，以上的各種説法難道不都是一種極端的、偏狹的説法嗎？這正是梁建植所考慮的。同時又指出，“另外，我們作爲外國人，借上海靈學會之力，在將曹雪芹先生從九泉之下叫上來詢問之前，我們永遠也無法對這一問題做出任何判斷”（《東亞日報》1926年9月28日）。對於《紅樓夢》的版本，梁建植説，在80回之後出現的120回本與80回本，二者之間有很多差異。並稱自己曾見過有正書局出版的《原本紅樓夢》（80回本），反映了他作爲一位名副其實的紅學家研究《紅樓夢》的認真態度。

梁建植在1918年發表《紅樓夢》之後，成爲國内享有穩固紅學權威地位的學者。1926年《東亞日報》上發表《紅樓夢是非》四年之後，從1930年的5月25日開始到6月25日之間，在《朝鮮日報》上再次刊載了《中國的名作小説——紅樓夢考證》這樣一篇文章。當時洌雲張志暎與夕影安碩柱在《朝鮮日報》上連載《紅樓夢》的譯文，梁建植的這篇文章就是在二人的邀請之下寫作的一種類似於作品解題的文章。由他人對其推重來看，梁建植在當時韓國紅學界享有最高的學術威信。

這篇文章大體上的内容與前面所説的發表於《東亞日報》上的文章基本上差不多，雖然也是連載了17回，但是更多的表現出了對中國學者如胡適等人所持觀點的興趣。另外也補充説明《紅樓夢》早期的版本，省略了原文的譯文。對於小説的創作背景擴大到十種説法進行了介紹。在集中地對其中的第七種説法——“清世祖與董鄂妃情事説”進行介紹之後，該文連載至第17回就被中斷。剩下的“康熙朝政治事態説”、“曹雪芹自叙傳説”、“順治康熙朝八十年歷史背景説”等三種説法未能進行詳細的介紹。我們可以推斷，在這篇文章未發表的後半部分中，一定有很多關於作家與版本的新的論述，很可惜的是這篇文章未能全部發表出來就被中斷了。

在這篇連載的文章的第1回中，作者首先指出，對於文學作品進行的考證雖然不是一種牽强附會的冒險行爲，但是一定要以發現新材料爲基礎。另外對於中國小説與歷史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問題，從“善述故事”與“善寫人情”兩個角度進行了區分與論述。此外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闡述了“紅學”的由來（關於紅學的由來，介紹了朱子美的説法）。並指出，雖然我們不知道執著於研究小説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有多大的價值，但是《紅樓夢》在中國廣爲學界争論以致成爲一個熱門話題，對於中國文學研究專家而言，是極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摔跟頭的。接下來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該文寫作的動機進行了闡述，請見《朝鮮日報》上的文章。

筆者於五、六年前在《東亞日報》上以《紅樓夢是非》爲題發表過文章，就這一問題進行過介紹。現在，因在本刊上即將連載《紅樓夢》的洌雲先生的懇請與囑託，在對此進行過一些研究加上一些新材料的基礎上草撰了此文。該文雖似乎並無大用，但正如前文所述，《紅樓夢》是一部問題非常多的小説，對這些問題不進行考證性的解釋的話，讀者在閲讀這部小説的過程中可能就會對某一個句子的命意不甚了然，因之讀者也會感到索然無味。因此，人們對這部小説的價值與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會存在懷疑。在當今中國語學第一人洌雲先生以如椽巨筆向朝鮮讀者介紹這部名作的背景之下，筆者的考證不能説是没有任何意義的吧。文中的考證因筆者的原因並不採用論文的形式進行，而是採用漫談的形式。其中或許會有重復的部分，特别是在舉例的時候，會有抄記，以及並不做聲明而直接介紹的地方，這也是筆者用心良苦之處。筆者以爲對小説中的事件如果只平鋪直叙地進行介紹的話，讀者或許就會覺得索然無味。（連載第一回，《朝鮮日報》1930年5月20日）

梁建植先生對於翻譯連載的《紅樓夢》感觸頗深，這是由於梁建植本人也曾於1918年至1925年以長篇連載的形式進行連載不久又中斷的原因。張志暎在當時的讀者比較關注的代表報刊《朝鮮日報》上連載《紅樓夢》，由於使用了新的標點方法與新的翻譯方法，因此吸引了一定的讀者群。因而梁建植内心深處對此常懷與張志暎競争的心態。梁建植本人不僅僅是《紅樓夢》的翻譯者，也是名副其實的深知中國與日本學界動態的《紅樓夢》專家，他堅守着這一立場，外國人很難接觸到這篇文章。另外文章中介紹的也是很難吸引讀者興趣的版本考證與創作背景等學術問題。張志暎翻譯了《紅樓夢》，作爲中國語學者與韓文語法學者聲名遠播，從紅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在當時能超越梁建植，確是實情。

梁建植在這篇文章中的考證，具體内容如下：

連載的第1回至第6回中，如前所述，主要是對小説的故事情節與作品名稱的由來的介紹，並將其與《水滸傳》、《金瓶梅》進行比較，對清代末期紅樓文化的廣泛擴散等等問題進行了説明。另外文中收録了魯迅在《中國小説史略》中引用過的《賈氏譜》（即人物關係表）。從第7回開始引用原文並加以考證，根據亞東圖書館本引用了第1回中之“此開卷至第一回也．...．却是此書本來要旨，兼寓提醒閲者之意”，這一内容依據初期版本的話，實際上並非小説的原文，而是出自評文中的内容。另外舉證云：胡適發現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中對此内容有幾個以小字進行的記録。另外，在有正書局的戚序本中引用了注釋這一内容的日本學者幸田露伴博士的觀點。由此可見，梁建植是見過1920年至1921年之間出版的幸田露伴與平崗龍城譯注的日本語譯本《國譯紅樓夢》80回的。

他分析了不同版本之間字句上的異同，指出在一僧一道出現的第一回中，在另外的版本中多出了420餘字，在梁建植的文章中也引用了這些文字。事實上這一部分的内容對於韓國紅學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資料。文中指出了不同版本翻譯上的問題，並在文中直接講述了自己的經驗，具體如下：

除此以外，存在删掉原文而做毫無根據的修改的情況。筆者十幾年前翻譯《紅樓夢》時，翻譯到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去的内容時，感覺文字過於拖遝，不僅僅是不忍卒讀，而且對於這一段文字的立意也不甚了然，因此産生過要將“秦可卿死封龍禁尉”這一段文字省去的想法。但是後來看到了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辯》，於是對文中這段文字的意思做了一些猜測。對這一段文字存疑的中國本土學者也爲數不少。（連載第9回，《朝鮮日報》1930年6月7日）

這裏指出的是，對《紅樓夢》進行考證的學者們經常談論的第13回中“秦可卿淫喪天香樓 ”這一内容，作者曹雪芹按照脂硯齋的意見删去了一些内容，並將回目也更改爲：“秦可卿死封龍禁尉”。梁建植的上述文字就是關於此事的。梁建植在文章中做了這樣的分析：秦可卿並非病死的，而是在她與賈珍的關係被人發現之後不勝羞愧，自殺而死的。侍女瑞珠知道此事後，撞死於柱子上。對於這一内容的描寫幾乎占了這一回的三分之一，但是這些内容都被删去了，因此這一回的内容較之其他回來看比較少。

1923年梁建植主要關注的是俞平伯的《紅樓夢辯》，到了1928年，胡適在《新月報》第一卷第一號上發表上了《〈紅樓夢〉考證的新材料》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引用了脂硯齋的原文，並對這一部分的考證進行了説明。從20世紀10年代至30年代，梁建植一直對《紅樓夢》保持著相當的熱情，這一點我們由上文可以看出來。他對中國文學研究現狀的信息是相當敏鋭的，他對一些相關資料也進行了持續性的收集。

這篇評論文章的後半部分基本上都是對《紅樓夢》創作背景的介紹，梁建植所謂的十種説法具體如下：

（1）描繪的是當時有名的俳優（《樗散軒叢談》）

（2）以金陵張侯家爲背景進行的描寫（周春《紅樓夢隨筆》）

（3）描寫的是康熙朝明珠的家事（陳康祺《燕下鄉脞録》）

（4）諷刺和珅（《潭瀛室筆記》）

（5）以讖緯説爲背景而展開（《寄蝸殘贅》）

（6）影射《金瓶梅》（《紅樓夢抉微》）

（7）描寫的是清世祖與董鄂妃的故事（王夢阮、沈瓶庵《紅樓夢索隱》）

（8）影射康熙朝的政治史（蔡元培《石頭記索隱》）

（9）作者曹雪芹的自叙傳（胡適《紅樓夢考證》）

（10）描寫的是順治朝與康熙朝的歷史（未詳）

在介紹以上的各種説法的過程中，梁建植引用了大部分的原文，另外也找到了相關的反駁意見，可以看出其對材料與觀點的引用是非常細緻的。雖則如此，在引用了自第十四回開始連載的《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説》一文與壽鵬飛過於冗長的分析之後，到了第17回連載時被中斷。雖然作者在後面未能發表的文章中準備了很多資料，但是從報紙編輯的角度來看，邀請梁建植發表這一篇文章本來是爲了配合張志暎的翻譯以吸引讀者的興趣的，没想到梁建植的文章竟然這麽複雜難懂，於是報紙的編輯作出了中斷梁建植文章連載的決定。當時的翻譯採用的是韓國讀者理解起來比較容易的語言，對内容做了簡單的介紹。如果考慮到其作爲小説的這一點，考慮到將漢字語用括弧標注的方式進行這一點的話，筆者以爲對作品的内容做饒有趣味的分析與鑒賞不是更有必要嗎？

四、梁建植的《紅樓夢》翻譯

梁建植曾先後兩次在報紙上連載過《紅樓夢》的譯文，但是並没有出現單行本。剛開始是於1918年3月23日至10月4日在《每日申報》上發表了《紅樓夢》，長達138回。後來第二次翻譯是1925年1月12日至6月8日，持續了17回，以《石頭記》之名發表在《時代日報》上。在《每日申報》上發表時使用的是“石菊”這一筆名，爾後在《時代日報》上發表的時候使用的是“白華”這一筆名。

他的這兩次《紅樓夢》翻譯都中斷過，前者翻譯到原作的第28回，後者翻譯到原作的第3回，皆未能全譯。前後兩次翻譯這部小説一定是出於梁建植欲將這部小説向朝鮮讀者盡心進行介紹的意志。

至於翻譯的特點已經在其連載之前發表的《就〈紅樓夢〉談一談我的看法》這一篇文章中説的很清楚了。雖然是冒險性地使用現代韓國語對原文進行了忠實的翻譯，但是也有一些部分出於無奈只好縮譯，也有爲了符合韓國語的語感而做的改譯。但是從全書前面一部分的譯文來看，基本上可以稱得上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翻譯。另外，誠如其與讀者約定的那樣，梁建植致力於現代性的翻譯，在一掃此前的朝鮮末期的小説翻譯的弊端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們先來看一下1918年3月23日他發表在《每日申報》上的《紅樓夢》第1回，翻譯文和原文如下：

강호의 독자야. 이 소설의 첫머리는 이러하다. 작자는 말하지, 내 일찍이 한번 夢幻境을 다녀온 일이 있었다.（꿈을 꾸었노라）그리고 짐짓 진정한 사실은 숨기고（真事隱去）通靈을 빌어 가지고 말한다. 이것이 이 석두기의 소설이라는 것이다. 그까닭에 甄士隱（甄，音진）真事隱과 음이 서로 같음으로）이라 함이다.

그러면 이 소설의 내용이 어떻게 된 것이냐? 저자는또 말하련다. 내가 風塵에 碌碌하여 이때껏 한가지도 이룬 일이 없다. 그런데 홀연 당일에 만나보던 여자들을 생각하고 가히 헤아리니 그 행동과 식견이 모두 나보다 나음을 까닭겠다. 내 堂堂한 丈夫가 되어 그여자들만 같지못하니 진실로 부끄럽기 그지없다. 그러나 後悔해도 無益한 일이라 참으로 어찌할 수 없는 때를 당했다고 할수 있다. 이때를 당하여 기왕에 天恩과 祖德으로 錦衣를 두르던 때와 膏粱을 먹던 날에 부모의 교육한 은혜와 師友의訓誡한 德을 져버리고 오늘날 아무것도 이루지 못하게 된반생의 요도한 죄를 가지고 책 한권을 꾸미어 세상에 傳布하여 나의 지은 죄가 원래 많음을 알게 하자고 하였던 것이다. 그러나 閨中에 歷歷히 사람들이 있는데 나의 不肖로短處를 그리워 모두 함께 泯滅함은 옳지 아니한 일이다.

（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説，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負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第一回）

文中對《紅樓夢》原文第1回中出現的作者的話做了很詳盡的描述。在梁建植的翻譯之後出現的譯本中，有很多人的翻譯都將這一段省略了，但是梁建植的翻譯是逐字逐句進行的，没有任何部分被省略，基本上是採取的直譯。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他直接闡述的對翻譯的看法。如果將較梁建植早30多年的樂善齋的翻譯本與梁建植的翻譯進行一番比較的話，梁建植的翻譯具有的現代性的翻譯特點是可以一目了然的。下面引用的内容是原作第3回中林黛玉與王熙鳳第一次相遇的場面。我們先來看樂善齋本的翻譯：

한 말씀을 마치지 못하여 다만 들이니 후원에서 웃음소리 나며 이르되, “오기를 더디하여 먼 데 손을 일찍 영접치 못하여라”하거늘 대옥이 헤아리되 “이곳에 있는 여간 사람들은 저마다 소리를 수렴하고 기운을 나즉이 하거늘 저기 오는 사람은 뉘완데 저렇듯 방탕무례한고! ” 심중에 생각할 새……황망히 몸을 일으켜 영접하여 볼 새가모가 웃고 이르되, “너는 저를 아지 못하려니와 우리 이곳에 유명한 한낱 발랄화（原注：더럽고 미운 것이란 말이라）라 남경에서 이르는 랄자（辣子）라 하는 것이니 너는다만 저를 부르기를 봉랄자라 하는 것이 옳으니라”（낙선재본 영인본1권 197—200쪽/맞춤법. 띄어쓰기 인용자）

（一語未了，只聽後院中有人笑聲，説：“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納罕道：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户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

以上是樂善齋本的翻譯，下面再來看梁建植的翻譯中的同一段文字：

하는 말이 다 마치지 못하여 안으로서 홀연 웃음소리가 나며 뒤미처“아이고나 미안해라 늦어서 그만 먼 데 손님을 영접도 못했네, 헤헤헤”하는 말이 들린다. 대옥은속으로 여기 앉은 사람들은 모두 음성을 낮추고 저리 조심하는데 저이는 누구이기에 저렇게 경망무례한가 하는차에……대옥이 황망히 일어나 맞았다. 노부인이 웃으면서 “너 저 애를 모르겠니? 저 애는 우리 집에 아주 유명한왈짜라니, 너 이 다음부터 봉왈짜라고 불러라”한다.

（連載第18回，《每日申報》1918年4月17日）

就像上面我們看到的一樣，可以看出梁建植並未依照中國語進行直譯，而是以自由的文體對譯文進行了現代化的處理。1910年，當時報紙上使用的還是一如既往的完美的漢文語體。他當時還未能擺脱一些條件的限制，雖然使用的是國語與漢文的混用語體，但是也可以説這是一種相當通俗化的、相當現代化的自由的語體。在成爲中國文學研究者之前他曾是小説作家，這一點强化了他對韓文的熱愛以及對通俗語言的使用。

特别是對於人物的語言，如“我把那個孩子帶走吧”, “那好吧”, “客人看都不看一眼就脱掉外衣，看不到這裏的你妹妹嗎？”“是啊，這個……怎麽又這樣？打駡别人很痛快吧？爲什麽摔那勞什子”等等，使用的是像這樣一些非常順暢的語言，將原文中的“甥女兒”這樣的詞彙，换成“那個孩子”，或者將“孽障”换成“이것아（我的兒啊）”，將“命根子”换成實際上支撑的“玉”等等，可以看出這樣做顯然是爲了方便讀者理解。

另外對於中國建築的翻譯而言，需要做一些繁雜的説明或者注釋，梁建植在其文章中對此處理得很自然。第3回中林黛玉在邢夫人的住處没能見到賈赦，坐了小轎子到王夫人處。小説中之内容如下：

邢夫人이 친히 문까지 나와 전송하며 또 노파에게 몇마디 말을 이르고 수레가 가는 것을 보고 들어간다. 대옥이 榮府로 들어가 수레를 내리니 여러 노파들이 붙들어내리어 부축하고 동으로 꺾어 한 큰 복도로 들어간다, 한참 가다가 동편으로 빠져 나오니 중문안에 바로 오칸대청이 있고 양편에는 사면으로 통한 협문이 있는데 그 헌앙하고 장려한 것은 노부인이 거처하는 곳과 다르다.（連載第20回，《每日申報》1918年4月19日）

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幾句，眼看著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了榮府，下了車，只見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來。衆嬤嬤引著便往東轉彎，穿過一個東西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内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第3回）

從以上的譯文來看，原文中的“穿堂”、“大院落”、“大正房”、“鹿頂耳房”等翻譯起來是非常棘手的建筑用語，爲了方便理解分别换成了相對比較簡單的“復道복도”、“中門중문”、“挾門협문”等等。比起譯者對部分内容進行添加或者編寫原文中没有的對話，原文中一些生動的描寫，如定林黛玉房間的一回中，原文中僅作：“當下奶娘來請問黛玉至房舍，賈母便説……。”這一段在譯文中則爲：“這時乳母，進來向着老太太道：‘那小姐（林黛玉）的房子怎麽定呢？’老太太想了一會兒説道：‘……。'”（이 때에 유모가 들어와서 노부인을 향하여 ‘저 아기씨의 방은 어디로 정합시오? 하고 묻는다. 노부인이 이윽히 생각을 하다가 ‘……'）

第4回描寫薛蟠的部分，原文作：“寡母又憐他是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逐至老大無成。”這一段被翻譯爲：“과모가 너무응석으로 기른 까닭에 지금은 한 후레자식이 되고 말았다。”（連載第30回，《每日申報》1918年5月2日）

這一段翻譯可以説是非常簡單明瞭而且很好的表現了其意義。也有將原文中的稱呼省去或者改换或適當加入一些稱呼的情況。

第6回中劉姥姥對其女婿這樣説道：“姑爺，你别嗔着我多嘴”，譯文中將“女婿”這一詞省去了，而是换做符合韓國讀者習慣的説法：“여보게 나를 대하여 그렇게 화증 내지말게”。（連載第45回，《每日申報》1918年5月23日）又，狗兒對劉姥姥説道：“老老既如此説……你老人家”梁建植對這一段的翻譯如下文所示：

장모님, 그러면 기위 한 번 가보셨기도 하고 하니 아주 그럴 것이 없이 내일 장모님께서 가셔서 먼저 풍세를좀 보시구려.（連載第45回，《每日申報》1918年5月23日）

至於人物的稱呼，中國人的稱呼與韓國人的稱呼是不一樣的，如果不進行改换的話，讀者是很難理解的。特别是雖然中國直接稱呼對方名字的情況很多，但是在韓語中這種情況是非常少見的，尤其是下人更是没有。我們舉賈寶玉爲例，出於希望寶玉長壽的意圖，下人們都被鼓勵隨意稱其名字，第3回中，下人向黛玉傳話説：“寶玉來了。” 這一段則被翻譯爲“:보옥 도렴님 오셨습니다”。

梁建植的譯文中，將“林黛玉”稱之爲“아가씨（小姐）”，對老爺則翻譯爲“대감”，將太太譯爲“마님”，將奶奶譯爲“아씨”，將“老奶奶”譯爲“마누라님”。譯文中在指稱王熙鳳的侍女平兒的時候，在人物的名字前面加上了一個“大侍女”，譯爲“큰 시비평아（大侍女平兒）”。指稱寧國府賈蓉的“東府裏小大爺”時，則譯爲“동부의 젊은서방님”。翻譯得非常自然。在賈寶玉赴秦可卿房内睡午覺的一回中，“侄兒”被譯爲“조카며느리”。這一段叙述被譯爲：“아이고 저런, 누가 족하 며느리방에서 잡디까? ”（誰會侄兒媳婦的房裏睡覺呢？）秦可卿稱呼賈寶玉的“寶叔叔”則被譯爲“보옥 아저씨”。

除此以外，還有很多將中國式的漢字轉换成韓國讀者比較好理解的漢字語的情況，賈雨村在看完應天府薛蟠的殺人事件的報告之後，正要準備下發逮捕令時，門子向賈雨村使了眼色，這一内容在原文中作“發簽”，梁建植將此譯爲“장차를 내어 보내지 못하게 한다”（没能發撥狀差）。另外“門子”被换成了“門直문직이”, “老爺”被换成了“使道사또”。

但是也有用原來的漢字語或者對漢字俗語進行補充的情況。第5回中有“但見朱欄白石，緑樹清溪”的句子，翻譯的時候則翻譯爲“붉은 난간 옥섬돌 고루거각（高樓巨閣）에 녹수청계（緑樹清溪）가 눈앞에 벌리었나니”。

同一回中另有“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緑窗風月，繡閣烟霞”的句子，則被譯爲“인간세상에 조금 부귀하다는 집 녹창풍월（緑窗風月）과 수각연하（繡閣烟霞）는”。

另外，對於只有在中國才能見到的“炕”，翻譯的時候使用了音譯，譯爲“캉”，另外加了注釋進行説明。連載第20回最後的部分收録的注釋如下：

（注）炕은 한어에서 쾅이라 부르니 正通字에 가로되北地暖床曰炕이라 하였으니 즉 우리 조선의 温突 같은지나인의 집 침실에 아랫목으로 높게 흙으로 평상같이 쌓아놓은 것이 이것이다.（1918年4月19日）

（注）炕在漢語中讀作kang, 《正通字》中對此解釋道：“北地暖床曰炕”。類似於韓國朝鮮族的温突，在居室的底下放木炭，外面抹上一層厚厚的黑泥，看起來跟平時一樣。

這是爲了方便讀者理解而對中國的生活習慣進行的説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梁建植對《紅樓夢》中不可計數的詩詞曲的翻譯的特點。梁建植的翻譯中最具有其特點的是對詩詞曲的翻譯。梁建植在將中國詩翻譯成韓國傳統的“時調”方式作出了相當大的努力，爲我們樹立了榜樣。在梁建植之後翻譯的張志暎，對作品中過於繁雜的詩詞或者進行簡單的壓縮，或者干脆省略，而以故事情節爲主進行了翻譯。解放以後的譯本中十有八九是對詩詞的翻譯採取省略的辦法或者採取呆板的翻譯方法，1910年開始韓國時調歌謡爲人們所重視，因之也出現了很多很好的譯本。這不能不説是一件值得人們關注的事情。

以下不妨舉幾個例子來將其與原文進行對照。

無材可去補蒼天，재주 없어 창천을 못 갔어라

枉入紅塵若許年。홍진에 그릇 듦이 물노라 몇 해런고

此係身前身後事，아쉽다 이내 신전신후사를 뉘에 부쳐

倩誰記去作奇傳。（第1回：連載第1回，1918年3月23日）

滿紙荒唐言，종이에 가득함이 황당한 말뿐이랴

一把辛酸淚。흐르노니 한 움큼 신산한 눈물뿐이로다

都云作者癡，모두가 작자를 우치라 하고 맛모를가 하노라

誰解其中味。（第1回：連載第2回，1918年3月24日）

春夢隨雲散，산두에 이는 구름 자취 없이 스러지고

飛花逐流水。낙화유수가 가고 다시 아니 올 제

寄言衆兒女，각시네 화용월태도 덧 없을가 하노라

何必覓閑愁。（第5回：連載第34回，1918年5月7日）

像這樣以時調進行翻譯的並不僅限於五言與七言。對原作第5回中出現的曲詞也採取的是以時調的方式進行的翻譯。具體如下：

梁建植在翻譯《紅樓夢》詩詞的過程中，使用了韓國獨有的時調，這一點我們不妨視之爲他主張時調復興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後來他也在報紙上發表過促進時調復興與改良的文章，提出過這樣的號召。我們不得不説，梁建植的這種努力對於今天我們翻譯作爲外國文學的中國文學，特别是對於翻譯並不適合韓國人的情緒的中國詩歌來講，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但是也有一些詩歌並没有進行翻譯而是直接引用了原詩，這種情況主要是對聯。例如：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連載第4回，1918年3月27日）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連載第10回，1918年4月5日）

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映煙霞。（連載第20回，1918年4月19日）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連載第33回，1918年5月5日）

嫩寒銷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連載第34回，1918年5月7日）

厚天高地堪歎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連載第35回，1918年5月8日）

這些都是貼在建築物的兩邊柱子上的對聯，或者牆壁字畫上的對聯。這或許是譯者故意的不譯，以表現其本來的面目。

梁建植在譯文中製作並收録了人物關係表《榮寧兩府系譜》。這張表是梁建植親自編製的，其中標注有“未定稿”的字樣。該系譜具體如下：

以上的圖表是梁建植在翻譯原作第4回薛寶釵一家進入賈府這一内容的時候所繪製的。此後就像魯迅未能繪製完金陵十二釵的畫像一樣。但是賈家的四姊妹中的一女、二女一同被標示出來，並説明了是否夭折或者死亡，也標示了夫妻關係，因此作爲基本的人物圖表是毫不遜色的。賈敏的旁邊標示有“林黛玉之母”的字樣，薛夫人只是被稱作“薛蟠、薛寶釵之母”，引用者只寫作了“薛夫人”。另外由於不知寧國公與榮國公的本名，遂標注了問號。圖表中省略了侍妾與下女及親眷等。

梁建植通過連載的形式在報紙上發表《紅樓夢》的譯文，這與以往的以士大夫之家爲中心翻譯的古典小説不同，由於是在報紙上發表，因此可以同時與讀者直接交换意見。另外也能很快發現翻譯上的錯誤或者活字印刷的錯誤。這些問題都記載在翻譯的結尾處。例如，在連載的第11回與第19回中，梁建植加入了一篇號召性的文章，在文章中梁建植做了這樣的號召：雖然讀者們或許對這部小説的特徵没有什麽特别的感覺，但是還是希望稍作忍耐在閲讀之後再決定是否讀下去。原文如下：

譯者言

讀者여러분은 아무리 滋味가 아직 없으시더라도 昨今의 본 소설을 주의하여 보시오. 그 人名의 親戚관계를잘 기억하여 두시기를 바랍니다.（1918年4月6日）

（讀者諸君，雖然大家或許尚未體會到這部小説的滋味，但是還是希望注意閲讀本小説。善加記憶小説中人名及人物關係。）

譯者言

여러 讀者 제씨에게 한마디 말씀하겠습니다. 다름 아니라 요사이 본 소설은 아마 제씨가 滋味없어 하실 줄압니다. 물론 역자도 滋味없어 하는 바인즉 그렇지 않사오리까. 그러나 전일 예고한 바와 같이 이 소설은 원체 대작인 때문에 아직 滋味없는 것은 왠일이냐 하면 지금은 그국면에 伏綫을 놓는 것이니 이러하고야 비로소 소설이 되는 까닭이오니 諸氏는 아직 그 의미를 모르실지라도 연속하여 잘 기억하여 주시면 나중에 비로소 理會하실 날이있어 무릅치실 날이 있으리다. 비록 역문을 잘 되지 못했을지라도……（1918年4月18日）

（兹向讀者諸君奉上一言。或許諸君會感到本小説索然無味。那是理所當然，因爲譯者亦覺索然無味。但是誠如前之預告，小説既爲傑出大作，此乃小説所設之伏綫，而此伏綫之造成亦是此小説成爲小説之原因。諸君尚不知其意義之所在，若連續不斷閲讀下去，對於書中之人事時時記掛，將來必能理會這部小説的好處。雖然譯文中未免有一些錯誤……。）

從上面的這篇公告文，可見翻譯《紅樓夢》的梁建植的苦口婆心。這部小説與其他中國古典小説不同，並非是一部以故事情節爲主的小説。《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類的“善述故事”的小説吸引了讀者的興趣。但是對於《紅樓夢》而言，爲了將讀者的興趣吸引至120回，直至前5回幾乎都不過是應該在序論中出現的楔子而已，雖然有很多人物登場，但是小説中並没有什麽故事發生。實際上，就算是從發生故事的第6回算起，該故事也並非什麽驚天動地的大故事，不過是一些家庭中經常會發生的很小的事情，作爲外國人的韓國讀者，他們對此不太理解，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另外，所謂的在報紙上的連載，每次不過只有一小段，爲了翻譯原作的一回，往往需要在報紙上連載7至8回。這樣故事就只能變得非常冗長而令人生厭了。但是梁建植並没有採取意譯或者縮譯的形式，而是忠實於原作進行了翻譯，我們可以看出其決心。譯者之所以反復强調這一翻譯立場的背景，大概是由於當時編輯與讀者已經對梁建植的翻譯有了一些意見的緣故。

小説翻譯中誤譯與誤植是經常會發生的事情。譯者在發現這些錯誤時即可在報紙上發表修正公告。連載第14回、37回、38回的譯文後就附了這些修正文。

如指出過晴雯的預言詩的翻譯：“얻어보기 어려울 손 秋天의 개인 맑은 하늘 개인 밤에”是錯誤的，本當爲：“얻어보기 어려울 손 맑은 개인 달에”。

又如，梁建植在公告文中指出：林黛玉與薛寶釵的預言詩中的“停機德可嘆코야... 또 즐 어찌타”是“停機德可嘆코야 ... 어찌타...”的誤植。

另外，在連載第83回中附加了對題目的説明文，題爲“從譯者到讀者”。在這篇説明文中説明了譯者的翻譯態度由直譯爲主轉爲部分縮譯的原因。具體如下：

翻譯這部小説的時候，本來譯者的本意是欲全譯此書，然翻譯過程中没料到傷風敗俗的句子越來越多，不得已只好從次號始，開始有選擇性的翻譯，希望讀者諸君海涵。另外，譯者如此進行譯述的話，儘管文意會發生變化，但讀者諸君或許會更感興趣。（1918年7月14日）

上文中所謂的“有傷風敗俗”的部分正是原作第13回中秦可卿卧病時被帶往醫館接受診治的内容。其在後來寫的評論文章中認爲這一部分的内容不通順，於是在文章中懷疑是作者删去了某些部分的結果。這正如考證的結果所顯示的，這一部分是曹雪芹在評點人的意見之下將原稿進行了大幅度删改之後而成的本子中的内容，是爲了隱諱“秦可卿淫喪天香樓”這一事情。這裏所謂的“譯澤”實際上是“擇譯”——即選擇性翻譯的筆誤。“海亮”是“海量”或者“海諒”的筆誤。可以説，不管怎樣，基於這樣的原因，梁建植從第84回開始就正式脱離嚴格意義上的逐字翻譯，轉爲僅對必要的部分進行翻譯，對故事情節進行壓縮翻譯與意譯。今天很多譯本的後半部分中，有相當部分採取了縮譯的辦法，但是對此並不聲明，而是就那麽譯了下來，對比之下可以説梁建植翻譯時的態度是非常認真的。

另外，在連載中也有回復讀者來信的情況，這些回信中都是闡明其翻譯態度與翻譯方法的文字，值得我們注意。

寄東湖生

閣下之教示狀閲畢。對於足下信中所示教喻筆者亦有同感。當下吾人所操之語言距《紅樓夢》問世時間久矣。依筆者見，支那小説無論大小，其文體延續使用至今，即所謂“言文一致”。對此進行翻譯時，筆者以爲最適當之辦法乃依時文之文言一致之辦法進行翻譯。另外誠如預告文中所言，在用現代語進行翻譯時，原文中諸如“科舉”、“狀元”、“小姐”、“老爺”等詞從有某種意義上來講，翻譯爲“문관시험（文官考試）”、“급제（及第）”、“아가씨（小姐）”、“대감님（老爺）”似乎更恰當。另外這也是出於筆者意欲打破過去之對支那小説翻譯慣例之意圖。對於閣下之厚意不勝感激。（連載第23回，1918年4月23日）

由上面的内容我們可以推知，這是一封寫給一位名爲東湖生的讀者的回信。在信中，梁建植對其提出的關於小説翻譯的語體問題表明了不同意見。或許也可舉其他中國小説的譯文的例子，該讀者的問題或許可以理解爲：對於文言體不作翻譯而是保持言文一致的理由是什麽？文言長篇小説《三國演義》與文言短篇小説《剪燈新話》、《聊齋志異》等不知道能不能作爲例子。對此，梁建植的態度如其在小説預告中闡述的那樣，固守著這樣的立場：用現代韓國語進行翻譯，選擇通順的韓國語進行意譯，彰顯一代譯家的風範。除此以外，如有必要的話，梁建植隨時都通過“譯者的話”或者“注釋”與讀者進行對話。

接下來我們來考察一下當時梁建植翻譯時採用的《紅樓夢》的原本是出自哪種版本系統。爲了瞭解譯者翻譯這部作品是採用的哪種版本，顯然得了解譯者自己的陳述。梁建植雖然對《紅樓夢》整體的研究都非常清楚，但是他似乎對版本的重要性並没有明確的認識。事實上不僅僅是對《紅樓夢》，人們對中國小説的版本的重要性的認識，始於胡適發表《中國小説考證》之後。就像前面我們考察的那樣，1918年梁建植翻譯《紅樓夢》的時候，是在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兩年之前。

因此，梁建植在相當於譯文的連載序言的《關於〈紅樓夢〉》一文中，就談到了作者問題、《紅樓夢》命名的由來、改名的原因、續書的出現等問題。但是對於版本問題却只字未提。在中國，1912年戚序本以《原本紅樓夢》之名在有正書局刊行出版，雖然這一版本因爲是《紅樓夢》早期版本而備受矚目，但是梁建植在翻譯的時候並未注意。然而後來他在寫作評論的時候提到了這一版本。

考察翻譯的底本的方法，通過將其與原本直接進行對照，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可行的。而且，梁建植固守盡可能詳細地對原文進行逐字爲主的翻譯方法，比起後來出現的譯本而言，或許更加接近全譯。首先從結論上來説的話，在梁建植的時代，當時流行的版本是清末刊行的載有王希廉、張新之、姚燮三人評點文字的後期評點本系統。這三人的評點被多次合在一起，以合評本的形式得以刊行。這一合評本吸收了清末很多的評論觀點，成爲一種非常多樣的版本。可以看出梁建植使用的可能就是這些版本中的一個。

如果通過翻譯的原文來考察版本的話，以下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説明這一問題。第1回的結尾部分中，有甄士隱在其丈人封肅家中坐立不安的情節，版刻本中早期的程甲本與清末的《金玉緣》中都這樣寫道：“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計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同樣屬於程甲本系統，唯獨王希廉評本與王姚合評本中將“一二年”寫作“二三年”。但是梁建植在翻譯時，採納的却是後者的版本。具體如下：

사은 부부는 이를 가지고 농업을 시작하여 보았으나,원래 책상물림이라 하는 일이 모두 서툴렀다．二三年을 간신히 어떻게 이럭저럭 견디어 왔으나 이제는 어떻게 할수 없이 곤란만 닥쳐온다.（連載第7回，1918年3月30日）

僅從這一點來看，梁建植使用的版本是非常混亂的。除此以外，也存在一些與原作的字句有差異的地方，但是在翻譯的時候由於採用的是意譯，這種情況並不易被發覺。梁建植在翻譯時採用的《紅樓夢》原本到底是哪一種？對此我們還可以找到另外一個證據，即通過其從原本中移進去的插圖來窺知端倪。

梁建植發表《紅樓夢》的時候，還没正式在書中放入插圖。但是他不時會使用一些《紅樓夢》中的插圖，在報紙上就原封不動的插入了這些插圖，通過這些插圖我們可以找到他曾經讀過的《紅樓夢》的版本。

報紙上有兩處插入了插圖。一個是連載第3回（1918年3月16日）登載的“青埂峰石絳珠仙草”，一個是連載第66回（1918年6月20日）登載的“辟邪金鎖通靈寶玉”。這兩幅插圖並非另外繪製的，而是直接從《紅樓夢》的原文中嫁接過去的。如果查找載有這些插圖的版本，我們就能知道梁建植使用的是哪種版本了。

第1回中的“青埂峰”下面的石頭與靈河江邊的絳珠仙草本來在程甲本就出現過。繪製了大荒山青埂峰下的石頭的樣子，在石頭的旁邊繪有一顆松樹。石頭旁邊雖然繪製了仙草，但是題目中只是寫作“石頭”。當時使用的是木版本，繪製精巧的圖畫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進入清末，印刷術發展到石印技術階段，這幅圖畫在原有的基礎上變得更爲精巧，青埂峰的石頭的樣子被删去，只有松樹、石頭、仙草畫在上面，題目反而改爲“青埂峰石絳珠仙草”。

第8回中插入的圖畫是：賈寶玉的通靈寶玉與薛寶釵的辟邪金鎖（事實上辟邪金鎖這一名稱也是後來加上去的，原來只有“金鎖”二字）。在早期的抄本中，字體只以篆書書寫，插圖中另外出現的部分始於清末的版本。

依據材料，版本中有統一的“青埂峰石絳珠仙草”與“辟邪金鎖通靈寶玉”這樣的圖畫的版本有：上海書局石印本（王張合評本，1898）、“繡像全圖增批評本”（王姚合評本，1900）、“求不負齋石印本”（王張姚合評本，1908）等。這其中與梁建植使用的“辟邪金鎖通靈寶玉”形態一致的插圖爲上海書局石印本的《繡像全圖金玉緣》；而“青埂峰石絳珠仙草”的情況却與之並不相同。因此，梁建植有可能同時使用了當時清末出現的好幾種版本。《每日申報》上同時登載了名爲“辟邪金鎖通靈寶玉”的插圖與讚語。與其他版本不同的是辟邪金鎖在通靈寶玉的前面出現，正面與反面的圖畫下面另外寫有讚語，這與《增評補圖石頭記》中出現的内容是一致的。具體的内容是，上段的“辟邪金鎖正面”與“辟邪金鎖反面”的題目之下繪製有兩幅插圖，插圖中的“不離不棄，芳齡永繼”的字體採用的是篆書。圖畫下面又用楷書豎著寫有“吉語深鐫，良緣巧對，金鎖一雙，作玉之配”的字樣。下段“通靈寶玉正面”與“通靈寶玉反面”的題目之下，在雞蛋模樣的橢圓形内，正面寫著“通靈寶玉，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反面寫著“一除邪祟，二療冤疾，三知禍福”，各十二個字，皆用篆書寫成。下面又用楷書寫著兩首七言絶句，也是豎著寫的。具體如下：

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只因鍛煉通靈後，便向人間惹是非。

粉漬脂痕汙寶光，房櫳日夜困鴛鴦。沉酣一夢終須醒，冤債償清好散場。

這兩首絶句是王姚評本或者王張姚評本中才會出現的句子。可知，梁建植見過的《紅樓夢》的原本應該是屬於其中的一個本子。實際上，我們可以推測當時清末出現的《石頭記》或者《金玉緣》在韓國國内是非常流行的，理由是：國内的主要圖書館收藏的《紅樓夢》版本多達十七種以上。

對於梁建植的翻譯，也有一些人懷疑梁建植在翻譯《紅樓夢》時有可能參考過日本方面的翻譯成果。對此有哪些資料可以證明呢？有必要對當時的狀況進行一番考察。

梁建植翻譯的《水滸傳》毋庸置疑是在日譯本的基礎上進行的。在《新民報》第9號上發表完其翻譯的《水滸傳》前10回（1926年1月10日）之後爲《文藝時代》創刊號（1926年11月）寫的《五字嫖經》中梁建植就已經説明過這一點。

他翻譯《水滸傳》是在1926年，當時日本的《水滸傳》譯本已經有很多了；但是，1918年他翻譯《紅樓夢》的時候，日本只有一些《紅樓夢》開頭部分的譯本，以及一些被部分翻譯出來的東西。值得梁建植參考的日本譯本實在不多。彼時，韓國樂善齋收藏有《紅樓夢》全譯本120卷，但是我們知道梁建植當時並没有機會閲讀這些譯本。

其次，我們對日本的紅學史做一番簡單的介紹以供參考。《紅樓夢》傳入日本，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記録：1793年（《紅樓夢》程甲本刊行後不到兩年）, 《紅樓夢》9部18帙就從中國的浙江乍浦（今平湖）傳入了日本長崎，這是《紅樓夢》傳入日本的最早的記録。此後另有1803年《紅樓夢》2部4帙傳入日本的記録（《舶載目録》有此記録）。當時在日本，《紅樓夢》是作爲學習北京話的教材而被使用的。文人們對此給予了持續性的關注。清末的黄遵憲作爲外交官留日期間，曾與日本文人大河内輝聲及石川英等有過關於《紅樓夢》的筆談。

此外，日本真正意義上對《紅樓夢》展開的介紹與翻譯始於1892年森槐南的翻譯。不過只有一篇介紹《紅樓夢》的文章以及對“楔子”部分的翻譯而已。同年出現了島崎藤村的譯文，翻譯的是第12回《風月寶鑒》的故事情節。後來出現過一些片段性的翻譯與介紹，真正意義上的翻譯是1914年（大正五年）岸春風樓翻譯的第1回至第39回，文教社刊行出版了該譯文，書名爲《紅樓夢（上）》。但是這本書並没有嚴格遵照原文進行翻譯，而是以故事情節爲中心進行的翻譯。從1920年到1922年才出現由幸田露伴與平岡龍城二人共同翻譯的《紅樓夢》（3卷，國民文庫刊行會/國譯漢文大成），採用上海有正書局的本子爲底本。雖然只有80回，但是這在全譯本中可以説是毫不遜色的。

以上我們對1918年之前的《紅樓夢》日本語譯本進行了梳理。如果説梁建植參考了日譯本的《紅樓夢》的話，那麽只有岸春風樓39回譯本才有可能。由於這一譯本是抄譯，因此即使説梁建植吸收了這一譯本的成果，也是没有任何用處的。這是因爲梁建植在《每日申報》上翻譯《紅樓夢》時採取的方式是逐字翻譯。

以上我們對《每日申報》上發表的梁建植的《紅樓夢》的譯本進行了考察。這一譯本從很多角度來看都是非常有價值的材料。梁建植的譯本不僅是韓國《紅樓夢》翻譯歷史上的里程碑；筆者以爲，在翻譯文學史上也應當給予梁建植的翻譯恰當的評價。

梁建植再次翻譯《紅樓夢》是在七年之後的1925年。他在《時代日報》以17回的篇幅連載發表了《石頭記》，今天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譯文不過是對第1回與第17回的翻譯。《時代日報》1925年（大正十四年）1月21日發表的《石頭記》（曹雪芹作，白華譯）的第1回原文如下：

이것이 첫머리이다. 작자는 말한다. 내 일찍이 꿈을한번 꾸고나니 짐짓 정말은 숨기고（真事隱去）이상（通靈）한 말을 가지고 지은 것이 이 석두기란 소설이다. 그래서 진사은（甄士隱）（甄의 音은 진이니 真事隱과 同音）이라 하는 것이다. 그러면 이 소설에 적힌 것은 무슨 사실이냐? 나는 또 말한다. 세상에 碌碌히 한가지도 이룬 일이 없는데다 별안간 그때의 여자들이 생각나서 하나씩 하나씩 자세히 비교하여 보니 그 행동과 식견이 모두 다 내위 뛰어나는 것같다. 이 나로 말하면 당당한 남자인데 진실로 그 여자들만 같지 못하니 참으로 부끄럽기 그지없고후회하여도 무익한 노릇이라 지금은 다시 어찌할 수 없는 때이다. 이때를 당하여 기왕에 천은과 조덕으로 비단옷을 입고 단 것을 먹던 날에 부모의 교육과 사우의 훈계를 저버리어 오늘날에 아무것도 이루지 못하고 반생을 이럭저럭 지내던 죄를 가지고 이것을 써서 천하에 발표하려한다. 원래 나의 지은 죄가 많은 줄은 안다.（連載第1回，1925年1月12日）

（作者自云：曾曆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説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

如果與其1918年在《每日申報》上發表的《紅樓夢》進行比較的話，雖然没有很大的變化，但是可以看出他嘗試重新進行翻譯的意圖。與前面的引文進行比較的話，雖然兩種翻譯並不相同，但是没有任何部分被省略，相反，採用的翻譯方式是全譯的。

很可惜的是我們找不到所有的17回的連載文，無法進行比較分析。但是就像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過的，梁建植是一個爲了更新譯文而不斷努力的人。但是不知道中途中斷是不是由於《紅樓夢》這一小説自身龐大的規模與特性並不適合在報紙上連載的緣故。前後兩次翻譯都被中斷，這顯然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可以説梁建植失去了在解放以前以單行本的形式翻譯《紅樓夢》最好的機會。後來張志暎也翻譯過《紅樓夢》，仍然是在中途中斷了，《紅樓夢》的單行本這一成果始終未能出現。除了這些翻譯家，解放以前韓國没有人對《紅樓夢》再進行過討論與研究。此後韓國的紅學史進入一段空白期。當然我們也期待著將來能發現一些材料來填補這一空白期。

五、結語

以下我們對梁建植的《紅樓夢》的評論與翻譯的意義再做一番整理。

首先，梁建植於1910年代從對中國文學的現代意義的評論與介紹入手，通過報紙與雜誌向國内介紹了《紅樓夢》。

第二，1910年後半期也是中國學術界真正意義上開展對小説與戲曲進行研究的一個時期。幾乎是在同一時期，韓國也開始了介紹與翻譯中國小説與戲曲。

第三，中國小説給予韓國小説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明代小説上。韓國對清代小説的瞭解還很不足，在報紙上開始大膽地以報紙連載的形式進行介紹，而且對中國學術界的研究情況與問題進行了分析與整理。這在韓國的《紅樓夢》研究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四，特别是梁建植在《紅樓夢》的翻譯上，對中國小説的翻譯進行了現代化的改造，嘗試使用最新的現代語言。特别是對其中詩詞與韻文的翻譯，靈活運用了韓國時調的方式。梁建植翻譯中的意譯爲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十分獨特的翻譯的先例，可以説在近代翻譯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白華梁建植作爲1910年代近代小説作家，理所當然的應該在韓國文學史上得到恰如其分的評價。但是誠如前文所述，在韓國的近代翻譯文學史及韓國《紅樓夢》研究上，對其取得的成績也缺乏相應的評價，有繼續深入探討的必要。作爲對《紅樓夢》的研究與傳播做出過貢獻的人物，筆者以爲，我們應該注意到，他也是世界《紅樓夢》研究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