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学历史脉络的新探察
——《东北文学通史》序
东北地区的文学与文化，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近一时期科研的主攻方向。1997年，李春燕主编《东北文学综论》（吉林文史出版社）。接着，何青志专著《当代东北小说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何青志主编的《东北文学五十年（1949—1999）》（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2012年，在何青志带领下，文学所集体写出150万字的巨著《吉林文学通史》（上下卷，吉林人民出版社）。五年后，他们又拿出80万字的《东北文学通史》（上下卷，下称《通史》）书稿。这个团队的科研精神和文学情怀，实在令人钦佩、令人感动。
《东北文学通史》时跨先秦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对东北古代文学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与界定，对各个时期文学的结构与焦点做了新的探察、细致而独到的描述，阐扬了东北区域文学的精神文化价值。应当说，这部《通史》历史视野开阔，文本架构沉实，评骘解析中肯，称得上是一部特色鲜明、内容厚重的区域文学史力作。
一、东北古代文学新的梳理与界定
东北，中国人文地理版图一个重要的存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东北区域久远而稳定。本书第一章对“东北”称谓的考证十分必要：“‘东北’的名称最早见于《周礼·职方氏》:‘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尚书·禹贡》疏也提到：‘尧时青州当越海而有辽东也。舜为十二州，分青州为营州，营州即辽东也。'”作为中华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东北的红山文化“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据专家考证，“商的先民就曾居住生息于辽河流域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一带，而后才进入中原”。
孔子称东北先民箕子为殷代“三仁”之一，赞赏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古代东北的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东部、河北省东北部。长期以来，由于中原地区逐渐成为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东北文化相对滞后于中原文化，甚至成为被“遮蔽”的边缘文化。
面对已多重覆盖的东北文学的准确定位问题，需要一种文学史研究的“陌生化”态度。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当你开始自己的研究时，事实上已经被别的研究所规训、所遮蔽，没有了你自己的声音和存在。总之，我指的是，既回到公共经验中去，与此同时，又把它‘对象化’、‘陌生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你的问题。”也就是说，“即对已经形成的文学史共识的怀疑性研究”, “对那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作一些讨论，借此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东北文学通史》的著作者做到了这一点。
其一，古代早期东北文学线索的追寻。
古代早期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源头的灿烂花朵。历史年代的久远，文化变迁的繁复，使得古代早期文学的原生态资料多已散失、堙没，古中原文学如此，古东北文学更是如此。
由于古代典籍中有关东北文学的文本史料极其匮乏，《通史》以考古发现的实物形态文学作为补充，揭示了古代早期东北文学的大致面貌。如在吉林省东辽县石驿公社彩岚大队发现的西汉时期的“精白镜”，上有阳铸的铭文：
恐浮云兮蔽白日，复清美兮冥素质。
行精白兮光运明，谤言众兮有何伤。
这首骚体咏物诗，文字优美，意趣盎然，弥足珍贵。此外像辽宁省义县万佛堂石刻碑记、高句丽的碑刻、辽代契丹的墓志铭，也都佐证了古东北文学的存在。
巡察古籍加以针对性考证或注释，是梳理古代东北文学脉络的必要手段。《通史》著作者对此下了不少功夫。例如关于“辽海”名称含义之考证，书中推举学者金毓黻的见解，“辽海即辽东”，又可泛指东北，其名“即见于《晋书·前秦载记》”，大致框定“辽海”所涉的地理区域及历史沿革，并引述学界由此的生发推进，确定“辽海”初始之外下限溯至东晋。继而列举魏晋至明清历史典籍和文人著作中对“辽海”的沿用，以李白“不知曾化鹤，辽海归几度”、元稹的“辽海若思千岁鹤，且留城市会飞还”等诗句，表达历代大诗人对东北的寄意与想象。
辽代东北墓志铭盛行，书中对几位辽代贵族墓志铭的注释解析，细腻而微妙。如1983年7月辽宁省北票市莲花东山出土的耶律仁先墓。先据《辽史》介绍其人，引墓志所述“落落有体貌，兴宗皇帝始在储邸，一见如旧”，指出“墓志铭补充了《辽史》中所没有的一些细节，且描写得更为生动具体”。尔后历数耶律仁先平定高丽、女真，与宋谈判，讨伐西夏所建战功，颂其“五德兼备”，在列出铭文结尾四言赞词后，评曰：“赞词对仗工整，文字雅洁，且比兴的手法运用得相当纯熟，将耶律仁先比作天上的五星、地上的五岳、河里的巨鱼、天上的飞鸿，将其崩逝比作‘泰山其颓’，非常恰切地盛赞了主人公一生的功绩。”化古典为平易，辞采飞扬焕发。
金代篇一细节记录也饶有趣味。《通史》评述金章宗《软金杯词》后，释曰：“何为‘软金杯’呢？是指金代和元代十分流行的一种‘酒杯’，当新橙面市之后，宴席上便会出现‘橙杯’，也就是利用黄而圆的橙子做成酒杯。具体做法是将鲜橙削切掉顶部，挖去瓤肉，然后斟酒于其中，酒与果壳内余有的少许橙汁相混合，饮之唇齿生香，久驻不散。”清新“橙杯”，宛现眼前，诗意荡漾，活色生香。
其二，古代东北作家的界定问题。
如何界定一个区域的作家与文学，尤其是古代时期，学界存在争议。本书著作者对此十分重视，进行过多次探讨。
例如“对于金代东北作家的界定标准”，此部分作者提出了三条标准：“首先，如果《中州集》《归潜集》《金史》等文献资料中有对作家籍贯信息的介绍，其中写明其籍贯所在地在现今的东北地区的，则应判定为东北人。但金代东北地区的范围同现在东北行政区划所限定的辽吉黑三省的地域并不太一样，应包括长城以北的内蒙古某些地区在内。……某些作家在不同文献中所介绍的籍贯信息不同……在无法确知哪个正确的前提下，为了不漏掉一个可能的东北作家，将只要有一个史料介绍其籍贯和东北有关的作家，都纳入进来，并在其中注明不同文献对其籍贯所在地的争议说法，以期后来的研究者方便研究。第二，某些作家，虽然籍贯并非东北，但由于种种原因，被贬官或被任命到东北做官，或者在东北曾经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些作家为东北流人作家，也曾为东北的文学发展做出贡献，因而也将其列入东北作家之列。第三，某些作家，虽然籍贯并非东北，也没有到东北做官或居住，但从其族属来看，与东北有很深的渊源，是历史上长期生活于东北地区的民族，如鲜卑族、女真族、契丹族……因而也将其列入东北作家之列。”
应当说，著作者的思考认真、全面，视界开放，为防“漏掉”尽力“纳入”，以便于“后来的研究者”。但我也想提出：“东北作家”与“东北文学”、“东北作家”与“东北籍作家”，都是不同的概念。东北本土作家、外地人入东北写出有关东北文学作品的，称“东北作家”毫无问题。然而，东北籍作家迁入内地、作品与东北无关，外地名家写出东北题材作品，是否可称为“东北作家”或归入“东北文学”，那倒真要有所斟酌。我认为，本书明代部分的界定比较准确。例如“明代东北诗歌”一节，分“描写东北的诗词”“流人诗词”“东北文人的诗歌”三层面介绍，就十分清晰而贴切。
二、探察各时期东北文学的结构与焦点
文学史，是某民族、地域的文学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发展变迁的历史。如有位学者所说的，“文学史指的是文学发展的客观事实，即文学史实”, “文学史实是文学历史的本质性存在”。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程度不同，其结构与焦点自然会呈现不同的态势。
按照东北文学开创期、成形期、发展期、成熟期的总体脉络，本书古代文学部分的史实构成及重点多有变化。如果说，先秦时期探寻上古神话、英雄史诗及先秦文献中的东北文学形象，秦汉时期关注铜镜铭文和夫余建国传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着眼于北朝碑记、高句丽碑刻文学的同时，已出现散文与诗歌的分类，那么，辽、金二代，作家个人成为主要观察点，到了元、明、清三朝已明确按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几大板块述析，表明东北古代文学的兴盛与成熟。
事实上，作为东北文学史的区域构成，现今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错落有协同，辽宁的“辽河文化”早现辉煌，而吉林、黑龙江的“松江”“黑土”文化略为滞后。据多方考察，三省发轫期、闪光点各异，总体风格又趋于一致。
《东北文学通史》，从时代背景到各时期文学现象，从典籍考据、文体阐释到作家述评，体例简约，层次分明，兼顾中原与边外、庙堂与民间、文物与文本，展现了东北各时期文学风貌与光彩。
“东北地区最早”的文学人物箕子，给我印象较深。“公元前16世纪，汤建立商政权，将东北西南部包括今内蒙古库伦、奈曼两旗在内的以南地区置于其管辖范围内。”1973年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旗蒙古族自治县出土箕侯铭文，得知箕子名胥余，乃殷末箕族首领。商亡后，箕子率其族众受封于辽西孤竹，隶属于燕侯管辖。《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哀伤乃作麦秀诗以咏之：“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史记》点评：“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后陶渊明作《箕子》诗，有“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凄矣其悲”的沉痛之句。《通史》复述笔调，同样哀伤感人。
记辽代“杰出的契丹女作家”萧观音，也别出一格。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
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
这首《伏虎林应制诗》，是萧观音清宁二年（1056）八月，随辽道宗秋猎，感奋赋写。不仅表现了北地女诗人的飒爽豪气，而且讴歌了契丹民族降龙伏虎、无惧东邻南邦的英雄气概。
清末民初，吉林出现并称“吉林三杰”的成多禄、宋小濂、徐鼐霖三位大诗人，曾有“三友辽东号一龙，屹如太华峙三峰”的佳评。说是“三杰”，作品印行不多，一般读者并不熟知。书中指出，“1988年，李澍田主持编撰整理吉林乡邦文献，成‘长白丛书’。‘吉林三杰’的诗歌才第一次得到系统整理，并收入该丛书二集，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刊行”。《通史》分别介绍了三位诗人的诗歌题材与内容，在总结其“诗史地位”时征引了《吉林通史》的评价：“成多禄、宋小濂、徐鼐霖三人是近代东北官僚阶层中接受了系统、正规传统文化教育且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为数不多的东北‘本土’知识分子。正是他们在为人、为官、为诗方面的名声，才使得文化相对落后的吉林省，在近代中国文坛上有了闪光点。从地域角度评价，‘吉林三杰’的文学价值因稀缺而显得‘珍贵’。”说得委婉而恳切。
“沦陷时期东北文学”，令人瞩目的是北满作家群及东北流亡作家群。黑龙江省呼兰县走出来的萧红，在苦难中写作，当年其才华就受到鲁迅的赞赏，如今更是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通史》勾勒了她曲折艰难的文学历程，评介了她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主要作品，“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无亲无友的寂寞中离开人间”——对她的述说，充满了文学知心者的珍惜与深情。
“沦陷时期东北文学”这一章，文学现象相当复杂，头绪纷繁，矛盾突出，著作者能够以进步文学为纲领，把握主与次、详与略的分寸，真实描绘了这个时期东北文学的多元化图景，可以说是全书最饱满的段落之一。这里，揭开“沦陷时期的思想文化统治”，披露“东北的文学艺术受到摧残与破坏”，同时有力地展示了进步文学的萌发、抗战文学的崛起；作家述评，突出了萧红、萧军，也未忽视李辉英、舒群、骆宾基、穆木天、端木蕻良、罗烽、白朗、梁山丁、古丁、爵青、梅娘、疑迟，以及小松、成弦、蓝苓、但娣、朱堤等。不止如此，本部分还对当时的文艺派别、文艺论争、戏剧创作和“满映”电影进行了详细回顾，历史信息量密集，文学审美价值丰沛。
三、东北文学细致而独到的文学史描述
文学史描述，属于一种特殊的话语系统。与考据辨证、作家作品的专题性研究不同，文学史描述，应是史述与评析的结合，以史述为主。必须吃透史料，切入文本，提纲挈领，举一反三。史实的叙述，人物的评骘，文学的赏判，应恰如其分，不求虚浮华丽，但须沉实客观，往往要举古籍，兼考证，察作家，析作品，引镜鉴。
加拿大学者伊娃·库什纳曾这样谈到文学史的语言建构：“史学家的意识改造了它的研究对象，正是这种再创作的精神塑造了作者的史学言语。”面对文学史的对象，“形象思维覆盖着这些文本，因此，它们呼唤作为读者的史学家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去理解这些文本”。而“文学史在确立自己地位的努力之中，或至少在确立它的成果的价值的对象，经常转向科学范式”。就是说，文学史家的形象思维往往要归结为一种“科学性的幻影”。《通史》著作者注意到艺术体验与科学论证的结合，描述多姿多彩且观点独到。
例如关于英雄史诗的解析。书中多处涉及。我要举的是先秦时期东北部族神话《恩切布库》，在它之后“神话进入了英雄的时代”。针对某《中国文明史》（作者启良）“认为希腊诸神具有神性和人性，而中国神话的诸神既无神性又无人性”的观点，书中明确指出该神话人物具备“理想化的个性”，强调“东北部族英雄史诗塑造的英雄形象则具有丰满的性格特征……正如史诗所描绘的，‘恩切布库女神禀赋——性烈如火，恩切布库女神办事——雷厉爽快’，是东北民族的典型性格”。唐代渤海国叙事文学的“红罗女”故事阐释，也是本书文学史描述充实厚重的例证。“红罗女说部的故事背景是渤海国第三代君王大钦茂时期，红罗女的身份是渤海国的军事将领，与其传说相关的两篇说部《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长期流传于今吉林敦化、珲春和黑龙江宁安一带，正位于渤海国时期都城附近。历史上唐太宗征高丽后，于辽东设安东都护府，辽东地区与唐王朝之间政治、经济交往较为频繁，也促进了唐王朝与东北间的文化交流。”书中先是细述红罗女故事的异文、传承情况及其历史文化背景，在解析红罗女英雄形象过程中考释满族女子地位、地方风物风俗等历史文化现象，又通过《红罗女三打契丹》《比剑联姻》探察古代东北的宗教世俗化、多宗教融合状况。整个段落，文思缜密，史料翔实，充溢着对民间风俗、口头文学、神话思维的虔敬。
还有对元代散文的评价。著作者说：“元代散文成就如何，学界一直受到明人元无文的影响，持否定和贬低态度的居多。”进而分析，“一代有一代文学的文学代胜观念，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影响巨大，以至人们一谈到元代想到的就是杂剧和散曲，实际上，元代散文创作数量、作家数量都远远超过杂剧和散曲。元代散文与历史散文相比，还是有其独特特点，比如多民族的创作群体，包容性与多元性的创作观念和风格”。我赞赏著作者不依定见的独立思考，其对耶律楚材序文、书信、疏文、祭文的引述与分析，也颇有说服力。
对革命文学的真诚推举，闪射出这部《通史》的思想锋芒。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是全国解放前第一部反映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通过黑龙江省元茂屯所进行的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斗争，全景式地再现了东北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深刻揭露了封建剥削制度的腐朽、反动本质，热情讴歌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农村‘新的天地，新的人群’”。书中从“对农民与地主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做了详尽的表述”“塑造了众多血肉丰满、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充满了浓郁的东北风情”几方面剖析了《暴风骤雨》的思想艺术成就，旗帜鲜明，其美学观念并不古板单一。草明所占篇幅不多，但她1948年写出的长篇小说《原动力》不该遗忘，史著作者指出“《原动力》在中国的新文学史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确切地说，是由于第一次直面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形象”，这种历史评价，也属难能可贵。
值得称赞的是，书中还对新秧歌剧、广场剧、活报剧、二人转、小演唱等群众文艺形式予以认真关注，至于写出军歌的诗人公木此期间的创作，《通史》更是进行了充分的评述。“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底蕴是公木文学创作的基础，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是公木诗歌创作的思想源泉，而民歌小调和西方诗歌艺术，则是公木诗歌创作的后天营养。”著作者如此概括大体得当，然而他们并未忽视公木诗歌的抒情性、优雅叙事及讽刺意味，在《哈喽，胡子》《鸟枪底故事》《忘掉它，这屈辱的形象》等作品的品评中，人们看到了一位立体多面、血肉丰满的诗人公木。
四、东北区域文学的精神文化价值
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泯灭各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多样化。在某种意义上，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有力支撑。傅斯年1930年代写《东北史纲》，就是为了批驳“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他严正指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 “东北之为中国，其意义正如日月经天者尔”。
东北的重要性，决定了东北文学的重要性，严家炎指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本书曾谈及一种“地域忽视”:“东北地区向来被认为是文化荒芜之地，尤其进入近代，东北地区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几乎几人提及，这是一种地域忽视，更是一种文化忽视。”这种偏向确实存在——以中原文化为中心、主体，轻视偏远区域；推崇文化的政治性、精英性、中心性，轻视文化的大众性、通俗性、边远性。坦率地说，此倾向古已有之，于今尤烈。
其实，边远文学也是文学，区域文学也是文学。中外文学史反复证明，不少名家巨作，正是从边远区域进入中心，由通俗转而化作高雅，从而成为经典。出现过“辽东三杰”“吉林三杰”的东北文学，诞生了萧红、萧军、“军歌之父”公木的东北文学，周立波《暴风骤雨》、草明《原动力》在这里大放光彩的东北文学，孕育了“新中国电影摇篮”长影的东北文学，是东北人引为骄傲的文学，凸显着一片北方文学高地的崛起。
《通史》以文学考察的方式强烈而深刻地传达出东北人的生命血性、生存方式、民族人格、精神信仰，传达出他们的艺术情怀、语言乡音和自由梦想，丰富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总体格局，其精神文化价值不可低估。
“云生满谷，月照长空。潭涧注泻，翠羽欲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南朝《世说新语》所记东晋王献之观山间美景，恰如读书探胜。笔者才疏学浅，偏居一隅，对东北文学一知半解，以上读后心得，肯定不得要领，难入堂奥，有亏《通史》著作者盛意。相信有识读者一定会在自己的阅读中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2017年8月5日 于长春湖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