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最大 店归原址中国书店来薰阁店

关于来薰阁的简况，孙殿起在《琉璃厂书肆三记》中有如下简述：“陈连彬，字质卿，南宫县人，于民国元年开设，多板本书。至二十年，质卿侄杭，字济川，继其业。案来薰阁字号，在咸丰间有之，为陈质卿之祖伯叔开设，收售古琴。至光绪二十余年，租与他人，至民国元年，经质卿收回，故其匾额曰琴书处者，盖不忘旧也。”

这段话从来薰阁书店的创始人陈连彬讲起，此人经营二十年后，让侄子陈济川继承了产业，然而孙殿起又说，来薰阁这个字号早在清咸丰年间就已出现，创始人乃是陈连彬之伯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来薰阁的历史追溯到那个时代呢？孙殿起解释了这个原因，他说此店原本是做古琴买卖，一度租给了他人，到了民国年间，陈连彬将其收了回来，然后转变业态，开始经营古旧书。

叶祖孚所著《北京琉璃厂》一书重复了孙殿起的表述，但是又多了一些细节：“来薰阁开设于清朝咸丰年间，店主姓陈。它原是一家收售古琴的店铺，店名‘来薰阁琴室’。清光绪年间，这个店铺租给他人经营。1911年，由陈连彬收回了企业，改为经营古籍，但为了不忘祖业，店名仍称‘来薰阁琴书处’。”叶祖孚又提到陈连彬为什么要让侄子陈济川来继承书店。原来，陈济川原本就在隆福寺的其他书店内工作，更何况陈济川天生就是古旧书店业的人才，正是在他的张罗之下，原本衰落的书店开始兴旺起来。如此看来，来薰阁的名气乃是由陈济川所创造者。正因为这个缘故，雷梦水在其所撰《琉璃厂书肆四记》中直接把来薰阁店主之名写为陈济川：

来薰阁，陈杭，字济川，河北南宫县人。对板本学甚精，业务经验亦广，虽年过花甲，记忆犹强，凡稀见之书，某年售价若干元，归何处，随口说出，无稍差。

搞古籍版本，有超强的记忆力是先决条件，陈济川恰好有这样的天赋。但有超强的记忆力只是块璞玉，没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则无法展现出美玉的光彩。陈济川既然不是跟陈连彬学的版本，那么他的师傅是谁呢？孙殿起、雷梦水以及叶祖孚在文中都未提及，而常来树在《陈济川与来薰阁》一文中却给出了答案：“陈杭16岁时，离开家教馆托友人荐至北京隆福寺街文奎堂书店学徒，受业于王云瑞先生。王先生精通版本，广交文人学士，且与日本、朝鲜等国有业务往来，生意兴隆。陈杭刻苦好学，逐渐精识南皮张之洞所著《书目答问》，对收、售、配、管等日常业务能够担当起来。他22岁时，应叔父陈连彬字真卿之邀到来薰阁书店经营业务。”

原来，陈济川的师父乃是王云瑞，这位王云瑞不但精通版本，并且跟日本、朝鲜等国文人也有往来。这段经历对陈济川十分重要，因为他把来薰阁做大做强也恰恰是走了日本路线。周铭、韩彤所撰《来薰阁——北京著名古籍书店》一文写到：“来薰阁的兴盛时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的。国内的南北各地学者，国外的日本、缅甸、新加坡及美国文化界人士都曾来店、来函或来电购书。”关于陈济川跟日本书商的关系，胡金兆所撰《百年琉璃厂》中有一篇“琉璃厂旧书业领军者：来薰阁的陈济川”，文中写到：“陈济川在1928到1930年不到30岁的期间，曾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长泽规矩也等人的邀请，四次东渡日本访问，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九州、福冈等地展销并收购中国古籍，并结识了日本一些专营中国古旧书的书店、书商，访问了不少学者、藏书家、图书馆。经过多次出国展销，来薰阁在国内外的名声大振。而在琉璃厂相对比较保守的旧书界中，他是个别而勇敢的。”

虽然文献中没有记载他跟朝鲜也有古书生意，但著名的《来薰阁书目》却是他请一位朝鲜人所编，更为重要的是陈济川到来薰阁后，把一些老客户以及业务关系也带来了，同时还改变了经营思路，将大宗的销售对象对准了当时崛起的学校机关方面：“来薰阁位于琉璃厂108号，匾额由孙舒同、李一氓榜书。前身是‘琴书处’，商匾由成多禄题署。创办于民国元年，当时仅有门面一间，店伙三人占店，主营木刻线装书籍，铅印、石印书籍，生意一般。自1931年，陈济川主持业务后，把文奎堂众多的读者带到店内，主营方向逐渐向专业方面发展，主要为专家学者、学校、机关服务。”（常来树撰《陈济川与来薰阁》）

关于来薰阁的货源，叶祖孚在《北京琉璃厂》一书中写到：“陈杭及其店伙经常到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山西、天津等地收购旧书，买到了各种宋椠元刻、明版清刊和善本珍籍。他曾买到明末富春堂刻印的唱本、清末北方著名藏书家杨绍和收藏的《蔡中郎集》《中吴纪闻》等书籍，其中有名家黄丕烈的批校和题跋。在北京沦陷期间，来薰阁购得天津李善人家藏古籍一批，其中有宋元版的书籍数种。他们还以1800元购得唐晋江欧阳詹行周所撰南宋刻本《欧阳行周集》2册。”

当年的交通并不发达，陈济川能够在南北两地大量收售古书，可见其有着何等的活动能力。陈济川的弟子高震川在《上海书肆回忆录》中这样描绘师父的神通广大：“陈济川对我国南北方的藏书家十分熟悉，有很深厚的私人交情。1937年间和天津宏雅堂书店主人张树森合伙购进了上海著名藏书家张钧衡的全部藏书。张家的藏书以元明刻本、抄校本居多。张钧衡还刻印了《适园丛书》《择是居丛书》等书。张家卖给陈济川的书中，《适园丛书》《择是居丛书》就有上百部之多。这批书由上海装船运至天津，再由天津陆运北京，装载了五六卡车，数量之多，在当时是罕见的。后来陈济川又收购到南浔刘氏嘉业堂、庐江刘氏善斋藏书。来薰阁库藏古书的规模也就可见一斑了。”

正是由于陈济川的这种特殊本领，使得来薰阁迅速壮大起来。赵长海所著《新中国古旧书业》中提及：“1922年，陈济川刚刚接手来薰阁之时，故宫处理一批旧物，其中有几千麻袋的破损明清档案和历代图书，来薰阁即派出数人，在故宫收进来十几麻袋的图书。”此处所言应当是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来薰阁从中拿到了一批好货源。而对于陈济川的收书情况，雷梦水在《琉璃厂书肆四记》中也有记载，并且点出了一些善本的具体名称。如此多的善本，都经过来薰阁交易而出，其能力之大，难怪被人视为民国古旧书业的领军人物。业务做大之后，陈济川又在上海开起了来薰阁分店。为什么要在南方开分店呢？高震川在《上海书肆回忆录》中的所言点到了要害：“来薰阁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于1941年在上海威海卫路永吉里93号开了分支机构。1942年中秋迁往广西北路281号，正式开了分店。北书南来，南书北运。”

那个时代的南方与北方因为信息不流通，同样一部书，在南方便宜，有可能在北方售价就很贵，反之亦然。陈济川正是打了这个地域差，往返南北，赚取差价。谢兴尧在其所撰《书林逸话》中也点破这一层：“上海特派员，去年亦收得《聚学轩丛书》数十部，以南方十元之本在北京卖七十元，于同行尚不许多取，虑其将行市弄坏也。诸如此类，则在卓识。”同样一部书，南北两方的差价竟然达七倍之多，看来古旧书在那个时代也算暴利行业。

陈济川为什么能够将来薰阁营得如此风生水起，这跟他的经营有方当然有很大关系。比如在具体的经营手段方面，来薰阁也开始编修书目，当然具体的编目之人并不是陈济川。马洪主编的《中国经济名都名乡名号》中有一篇“来薰阁——北京古籍之窗”，该文中列出来薰阁兴盛之道有三条，其中第三条就是编印书目：“本世纪30年代，有一朝鲜学者住在来薰阁中，闲居无事，便帮助来薰阁编辑书目，伙计马键斋协理编目，《来薰阁书目》第一期于1931年后出版，封面是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签，此后，每隔一两年，马键斋就负责编印一期书目，前后共6期，封面请钱玄同、陈垣、马衡、沈兼士等学者名流题签，书目按经、史、子、集、丛书等5个部分排列，每种书籍都有编号、书名、著者、版本、册数、价目诸项。”

这段话中称给来薰阁编目之人是一位朝鲜学者，然并未点出这位学者的姓名，而胡金兆在《百年琉璃厂》中说到了这样一件事：“七七事变前，他由魏建功先生介绍，在来薰阁书店中接待了朝鲜学者金九经先生，负责其住宿。”此处所言的金九经是否就是替来薰阁编目之人呢？该文没有点明。不过，上文曾提到的周铭、韩彤所撰之文明确称《来薰阁书目》第一期就是出自金九经之手：“为了方便顾客购书，来薰阁编印书目，实行明码标价，以广招徕。《来薰阁书目》第一期于1931年由朝鲜学者金九经主编，店伙马键斋协助编成，其封面由沈尹默题字，由魏建功审定后印出，此后每隔一两年就由马键斋编印一期，先后共六期。”

书目的编纂显然促进了书籍的销售，而来薰阁在编写书目的同时，也开始自印书。关于来薰阁的印书情况，马洪在其专著中提及：“1930年以后，来薰阁开始自印书籍出售，前后共印书籍十余种。”具体的书名，文中并未列出。然胡金兆在《百年琉璃厂》列有来薰阁所印之本的细目，其中有：《胡氏书画考》三种，《古文声系》二卷，《段王学五种》,《段契摭佚》一卷附《考释》一卷，《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不分卷，《书经》六卷，《诗经》八卷，《山带阁注楚辞》六卷附《余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等等。

刷印书籍当然需要刻版，同时还需要大量的墨汁，一般书坊都是购进相应的原料，然后再进行操作，但韩征在《来薰阁——进进出出皆鸿儒》中说：“来薰阁不仅卖古书、收古书，还能出书。来薰阁印刷的书籍主要是刻版线装书，选好梨木做刻制木板的材料，使用的松烟墨汁也是自己制作，曾出版过许多经、史、子、集等古书。”看来，来薰阁不止是旧版新刷，他们还自刻版片，更奇特的是，刷版用的墨汁竟然也是自制，这种做法在其他书店中颇为少见，可见陈济川在经营上已经走到了书籍出版的上游，这也是其他书店经营者少有做到者。

除了在硬件上下功夫，陈济川在人际交往方面也极具特长。荣新江、朱玉麒辑注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多有记录仓石跟陈济川之间的交往。仓石在《述学斋日记》1930年1月11日中第一次提到了陈济川：“陈济川来，送五拾元，并高尾生所赠点心。借缪小山刻《云自在龛丛书》、刘承幹刻《说文段注订补》。”仓石的这本日记写得太过简约，他上来就说陈济川送来50块钱，以及转赠来一位名叫高尾生的人所赠点心。从这段记载可见，陈济川跟仓石有着密切交往，而仓石又向他借了两本通行之书。关于借书之事，仓石日记中多处皆有记载，比如同年1月25日又记载：“游琉璃厂来薰阁，借王绍兰《管子地圆篇注》胡氏刻本、吴山夫《说文引经考》原刻本、段茂堂《经韵楼集》光绪刻本。在通学斋遇蜀丞先生。夜，陈济川来收订帐目。”仓石不断地借书，陈济川一一给之，可见其不是小气之人。不但如此，仓石在日记中还多有记载陈济川请他吃饭之事，比如仓石在这年的2月1日记到：“来薰阁陈济川请便饭。夜深始归。”而2月11日，仓石又写到：“陈济川代购邓刻《玉篇·广韵》（三元）、《傅音快字》（一元二角）。夜与宛亭、济川在杨梅竹斜街小酌。”

陈济川与买书人之间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这也正是他经营成功的秘诀之一吧。另一位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还专门写过一篇《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吉川在此文中首先讲到了他在北京生活三年期间，最让他怀念的就是古书街：“昭和三年到六年，即1928—1931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到民国二十年，这三年间，我作为留学生，在北京生活。这期间的记忆，值得反复回味的美好印象：不在剧场和戏院，不在饭馆和餐厅，而在古书街市。”

为什么有这么美好的印象呢？吉川幸次郎以十分形象的语言记录下某天他在来薰阁的经历，他从乘车至来熏阁门前记起：“我的人力车，一般总是先在十字路口往西拐，向前行至南侧的第三家门面即来薰阁书店前停下。书店中可见的，虽与其他书店并无二致，一样是函装的中国古书，但这里不愧是琉璃厂第一新派人物陈济川经营的书店，在进门处改装成了全幅的玻璃门面，因此，我的车一到，店内透过玻璃门就能看到。这时急忙走出相迎的，是主人的弟弟——二先生。而我的人力车费，一般就由他交付。”

不知道吉川所乘的人力三轮车车费是多少钱，但总之，他刚来到来薰阁的门前，陈济川的弟弟就迎了出来，马上付了车费，而这位弟弟身后的“四五个伙计，也都一齐站起来，向我点头行礼”。接下来，吉川穿过门店，在后院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陈济川，而陈看他走过来，立即喊了一声：“先生好！”对于陈济川的穿着和长相，吉川用如下一句话予以概括：“照例是灰色的长袍，北魏佛像那样的容颜。”

吉川的这句话，让我很是脑补了一番，但我是想象不出北魏佛像的容颜代表了怎样的形态。胡金兆在文中对陈济川的形容就具体了很多：“笔者很小时就认识这位陈济川叔叔。他个子高，头大，人爽朗，大嗓门，爱说爱笑，因而得了个外号‘陈大头’。来薰阁与先父当经理的会文堂新记书局是相隔不远的斜对门。”胡金兆既然见过陈济川，形容便应当很准确，可惜“陈大头”的绰号显然不如“北魏佛像”来得雅驯。

吉川在对谈之中，体味到了中国书商客气礼貌下的自尊，这个自尊正是来源于“先生”二字：“书店里有十来个这样的小伙计，刚来北京时，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他们好，后来，问了陈老板，他的回答也仍然是‘先生’，很雅的称呼。”陈济川让吉川称店中的小伙计为“先生”，这令他十分感慨，吉川在文中克制地说道：“原来，在中国，‘先生’一词不像在日本那样是那么庄重的称呼。”以我了解的情况，除了这段记载之外，我从未见人称书店的小伙计为‘先生’，故而我怀疑陈济川的话另有深意。

虽然吉川不习惯称来薰阁的小伙计为先生，但他还是敬佩陈济川的经营手段：“他是琉璃厂几十家古书店中惟一有创新意识的人。在那与日本人做买卖的书店还很少的时代，积极主动地与日本人交朋友的，就是他。他还两度来日本，在东京、京都、名古屋开图书展卖会。同行们对他这种海外兴业行动，半是嫉妒，半是观望，而他以可观的收益证明了他的成功，也给同行中的观望者一个漂亮的回答。”正因为如此，吉川幸次郎在离开中国后，写出此怀念之文，而后他说了句：“陈济川，是我最想相见的中国人之一。”

陈济川能够让人这样怀念，不仅是他做人的技巧，从他的经历来看，他还是位仗义之人。抗战期间，郑振铎为了躲避搜捕就曾经在他上海的库房内藏了几个月。这句话今日说起来简单，在当却时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当年郑振铎编的一系列图录，也都请来薰阁上海分店进行销售。赵长海在《新中国古旧书业》中写道：“由于陈杭和郑振铎的交往甚密，因而郑振铎所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诗余画谱》《顾氏画谱》《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等书，均由来薰阁上海分店经销。甚至来薰阁上海分店的标价暗码‘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也为郑振铎从王维诗中所选定。这可充分反映郑振铎与来薰阁书店的深厚情谊。”

来薰阁在经营的过程中，也努力支持抗日。胡金兆在文中写到：“在暗地里悄悄地做了一些对抗日有利的事。他除了在上海想方设法帮助掩护进步的文艺人士外，还通过谢国桢教授的关系，把一批敌伪禁运的图书偷偷运送到解放区。虽然数量不算大，但等于渴中送水，一定程度缓解了解放区缺乏图书的困难。”

上世纪50年代，来薰阁参加了公私合营，因为陈济川德高望众，在北平时期就任书业公会会长，解放后又做了一系列有益的工作，因此他在“1950年任北京市图书出版发行业分会主任委员，同年冬当选为全国出版会议代表，是前门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委员。1950年，参加组建公私合营的北京新大众出版社并任经理，是年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阴阳合历全书》，内容新颖，一扫封建迷信传统，初版印行120万册，各地重印1000万册，颇受读者欢迎”。通过这些记载，就可看到他在业界的影响力，故而赵长海在其专著中对陈济川给予了如下评价：“1931年，继其叔质卿业，该店收售业务蒸蒸日上，逐渐发展成为北京最大的一个私营古旧书店，陈杭也成为北京私营古旧书业的代表人物。”

经过几十年的变迁，琉璃厂也进行了改造，关于来薰阁店面的原本形象，以及改造后的情况，胡金兆在其文中写到：

三开间的大门面，进深亦为三间，很气派，还有楼，藏书很丰富，不完全是古籍，不少是古籍新印或与传统文化靠近的书籍，楼下新印书，楼上古旧书。它所占用的原地是西琉璃厂三大旧书店之一的富晋书社和两明斋墨盒店，与设在海王村公园中国书店外侧邃雅斋遥相呼应。

原来的来薰阁还在西边，西琉璃厂180号，其东邃雅斋是192号，富晋书社是193号，三大旧书店并排，相邻十几个门。20世纪80年代重修琉璃厂，来薰阁大体还在原址，是五间门面带楼，后面还有很大的院子和房子。现在东迁到现址。

余生也晚，没能真正赶上琉璃厂的辉煌，我藏书的时候，琉璃厂已基本上变成了今天的格局。当年我最喜欢去的淘书之地就是海王村，但今天的海王村已经变成了画廊，虽然有一侧还存在着四宝堂，但跟古书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了。近十几年，就我个人而言，留下的脚步大多在西琉璃厂这条街上。而西琉璃厂入口处第一家书店，就是来薰阁。十几年来，来薰阁的一楼主要经营文史书和艺术画册，二楼专卖古书。80年代末期，来薰阁的二楼除了古书之外，还经营钱币、铜镜。我印象最深的，里面还摆着很多晚清民国私人钱庄票号的印章。那时候的印章刻得极为精细，可能是为了防伪，大多是用牛角和象牙所刻。这些印章陈列在柜台里，我每次到来薰阁都趴着柜台细看。那时一个印章大约一百到两百元，而我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也不过就是这个数，当然只有看看的份儿。

在来熏阁买旧书的经历，我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在一年一度的古旧书市上，买到了清顺治殿版《御注道德经》的蓝绫函套。那个函套十分精致，应当是宫内的陈设本，而当时买它就是图个漂亮，因为才五毛钱。此后不久我在来熏阁看到了该书，于是很想给自己的这个函套配上书。一问价格，十八元，我觉得用十八元来给自己五毛钱的物件做配套，好像有点儿奢侈，就想等等，书降价了再买。但很多事是逆着自己的思维发展，那十八元，转年就涨到了八十元，此后一路飙升，涨到一万元，我觉得已经是天价，后来又轻松地跨过了十万元。现在拍场上的成交价，根据品相的好坏，在四十万到七十万之间。而我那个可怜的函套，只能二十多年来独守空房。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来薰阁印象不佳。在西街上，我买书最多的两家是古籍书店和读者服务部。就营业面积而言，古籍书店应当是琉璃厂各家中国书店中营业面积最大的，这些年来我跟此店的几任经理都很熟，只要到琉璃厂时，就会不由自主地登上二楼，穿过那碰头的横梁，进入经理室内，去喝水侃天，看到可意的书，只要价格合适，就顺便买了回来。

就古旧书的营业面积而言，我觉得古籍书店不仅是中国书店各门市中最大者，就我的眼界所限，在全国恐怕也是排在第一。二楼店堂的另一面有一间三四十平米的独立区域，里面专卖旧平装，以前中国书店大库每过一段就会放一些货给各个门市部，而旧平装到货后，都会整齐地、书脊朝上地码在此厅中间的台子上。那个时候大家的消息都很灵通，我有好几次看到谢其章、赵国忠等一帮死党来这里选旧平装。二楼楼梯口的右手也是个独立区域，那个区域专门卖期刊和外文杂志。这么多年下来，我对古籍书店可以称得上了如指掌。熟悉店堂的格局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毫不费力地摸到哪些书是新上架的。

那天再次来到琉璃厂，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拍照。拍照有个好处，为了观察细部，会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很多平时忽略的细节。我那天拍到琉璃厂西街，就明显的感受到它跟以往的不同，这个不同究竟在哪里，也难以说清楚。在西街第一个拍摄对象，当然是来熏阁，拍完外景，我准备进店堂内，一推门，才看见里面在装修，书一本也不存在，这让我很意外。问施工人员怎么回事，他指了指窗户，示意我自己看。我这才看到门口贴着告示，说店面装修，里面的书全部已移到了古籍书店，请顾客到那里去挑选。

来到古籍书店一楼店堂，看见里面变化并不大，好象书堆积得比以前更密集了，来薰阁的经理赵伯众先生正给一个客户讲解一部书，看我进来，马上来打招呼，说客人走了再跟我聊。于是我自己来到了二楼古书区，里面的格局似乎有较大的变化，经营线装书的陈列面积比以前大了许多，并且摆得也很满，很是整齐，看得出店内的管理比以前严谨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赵经理上来跟我打招呼，我问他何时从来熏阁调到了这里。他向我解释说，不是调到了这里，而是这里变成了来薰阁。我不明白，请他细解释。赵经理告诉我，因为来熏阁店离古籍书店只有几十米，而经营书的品种却有百分之八十的雷同，所以总店把来熏阁和古籍书店进行了合并，但经营上头，仍然有各自独立的系统。现在的基本格局是，二楼是来熏阁，一楼是古籍书店。古籍书店主要经营新书，来熏阁主要经营古旧书。我说这个变化太大了，在我印象中，来熏阁就应该在他原来的位置上。赵经理笑着告诉我，其实这是大家的误解，因为来熏阁真正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古籍书店，而我们熟识的来熏阁店，在以前是另外一家，所以来熏阁来到这里经营，才等于回归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我问赵经理那原来的来熏阁店怎么办呢？他说总店也有相应的考虑，装修完后可能会把海王村拍卖公司从邃雅斋独立出来放在这里，这样拍卖公司就有了自己的场地，在经营上头就可以扩大影响力。

看来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有些变化会出忽我的意料。我一直坚定地以为，惟一不变的就是自己的这种爱书之心，但近两年的各种变化，也开始让我怀疑，天下没有不变的事情，变与不变都是相对而言。但我觉得，无论怎样，总要把一颗心放在一个相对恒定的位置上，才能让自己心安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