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燕之争”与慕容、拓跋复国运动
廖基添
对于十六国时期的中原形势，吕思勉先生曾有精要的概括：“晋自怀、愍倾覆，元帝东渡以来，中原形势，盖尝三变。刘、石东西对峙，其后刘卒并于石，一也。石虎死后，燕、秦又东西对峙，其后燕卒并于秦，二也。前秦丧败，后燕、后秦又成东西对峙之局，其力莫能相尚，宋武夷南燕、破后秦，功高于桓、谢矣，然关中甫合即离，其后陵夷衰微，北方遂尽入于拓跋氏，三也。”[177]本文讨论的主题，正是“前秦丧败”后的华北政治形势。具体言之，在河北是慕容复国运动，在代北是拓跋复国运动，拓跋击败慕容入主河北，并最终统一中国北方。
先行研究大多分别考察后燕、西燕与北魏的建国史，至于慕容复国运动与拓跋复国运动之间的联系，则往往被简化为后燕与北魏的关系。与之不同，本文侧重考察4世纪末华北各政治势力之间的联系。华北大致可分为河北、代北两个区域，其中河北是中心区域。代北各政治势力相对弱小，既受制于周边各大政治势力，又被卷入河北的政治冲突。我们认为，此期华北各政治势力结成阵营的分野即在于“秦燕之争”。所谓“秦燕之争”，是指前燕、前秦、后燕对华北政治秩序的多次改造及其历史遗产。概言之，前秦对河北（慕容）、代北（拓跋）的征服与处置，消长了各支政治势力，重塑了华北政治版图。淝水战后的慕容、拓跋复国运动，正是在挑战前秦时期的华北政治格局，试图恢复旧有的政治秩序。“秦燕之争”在不同时空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在河北，表现为前秦残余势力与慕容复国运动的冲突。在代北，表现为拓跋珪借助后燕的支持，挑战前秦主导的代北政治秩序。在北魏入主河北之际，河北各支势力或战、或降、或走，其背后，“秦燕之争”的分野隐然发挥着影响。
一、河北：慕容复国运动
370年，前秦灭前燕，“〔燕〕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帅尽降于〔苻〕坚”[178]。“〔苻〕坚徙〔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179]，“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陈留、东阿万户以实青州”[180]。十数年后，慕容复国运动之初，慕容农“东引乞特归于东阿”[181]。可知，苻坚曾徙乞特部以实东阿。前秦对故燕势力的迁徙与处置，对日后慕容复国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83年，前秦兵败于淝水。“〔苻〕坚之败于淮南也，〔慕容〕垂军独全，坚以千余骑奔垂。”慕容垂并未乘机诛杀苻坚，而是护送其北返。慕容垂随苻坚行至渑池，请求返回河北，苻坚“遣其将李蛮、闵亮、尹国率众三千送垂”[182]。前秦兵败后，慕容德劝说后主慕容暐“乘其弊以复社稷，暐不纳”，慕容德“乃从垂如邺”[183]。慕容暐未能乘时而起，终为苻坚所杀。慕容暐本是故燕势力的共主，正是因其缺席，最终导致慕容复国运动的分裂：慕容垂携子弟返回河北，借助故燕势力复国，建立后燕；被迁徙至关中的慕容鲜卑，在慕容暐诸弟慕容泓、慕容冲等人的领导下起兵反秦，后东徙至今山西省东南部，建立西燕。
因缘际会之下，慕容垂成为河北慕容复国运动的领袖。“〔慕容〕垂潜与燕之故臣谋复燕祚，会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谋攻豫州牧平原公〔苻〕晖于洛阳，秦王坚驿书使垂将兵讨之。”[184]“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长乐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飞龙讨之。”[185]苻丕并不信任慕容垂，扣留慕容垂之“子农及兄子楷、绍，弟子宙”。苻丕“配垂兵二千，遣其将苻飞龙率氐骑一千为垂之副”，并叮嘱苻飞龙：“垂为三军之统，卿为谋垂之主。”苻飞龙并不足以制衡慕容垂，“垂至河内，杀飞龙，悉诛氐兵”。[186]慕容垂自邺城出发时，仅有“羸兵二千”；南渡黄河至洛阳附近时，已“有众三万”。[187]但慕容垂的军力毕竟有限，后燕复国的主力有两支，一支兴起于河南，一支兴起于河北。
河南一支是丁零翟氏与故燕势力的结合。“慕容凤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腾、辽西段延等，闻翟斌起兵，各帅部曲归之。”[188]慕容凤是慕容垂弟慕容桓之子，被徙至关中，“阴有复仇之志，鲜卑、丁零有气干者皆倾身与之交结”[189]。丁零翟斌于新安起兵反秦。函谷关位于新安，新安以西即为关中，慕容凤等燕故臣之子各有部曲，当是被徙至关中的故燕势力。丁零翟氏与慕容鲜卑关系相对疏远，故苻丕认为“翟斌凶悖，必不肯为〔慕容〕垂之下，使两虎相弊，吾从而制之”。却未料到，在故燕势力的推动下，丁零翟氏一度成为后燕复国的助力。“慕容凤、王腾、段延皆劝翟斌奉慕容垂为盟主，斌从之。”“于是翟斌帅其众来与垂会”，“故扶余王余蔚为荥阳太守，及昌黎鲜卑卫驹各帅其众降垂”，慕容垂整合了黄河以南的各支势力。在翟斌等人的推举下，慕容垂“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谓之统府”。“〔慕容〕垂以洛阳四面受敌，欲取邺而据之，乃引兵而东”，“帅众二十余万，自石门济河，长驱向邺”。[190]
河北一支则是分散在河北各地的故燕势力，主力是乌桓。为苻丕所扣留的慕容农、慕容楷、慕容绍、慕容宙自邺城出逃，起兵复国。“于是农、宙奔列人，楷、绍奔辟阳，众咸应之。”[191]据《魏书·地形志》，广平郡有列人县，长乐郡信都县有辟阳城。《资治通鉴》卷105“晋孝武帝太元九年”条：
慕容农之奔列人也，止于乌桓鲁利家……农谓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图兴复，卿能从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从。”农乃诣乌桓张骧，说之曰：“家王已举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远近响应，故来相告耳。”骧再拜曰：“得旧主而奉之，敢不尽死。”于是农驱列人居民为士卒，斩桑榆为兵，裂襜裳为旗。使赵秋说屠各毕聪，聪与屠各卜胜、张延、李白、郭超及东夷余和、敕勃、易阳乌桓刘大各帅部众数千赴之。农假张骧辅国将军，刘大安远将军，鲁利建威将军。农自将攻破馆陶，收其军资器械，遣兰汗、段讃、赵秋、慕舆悕略取康台牧马数千匹……于是步骑云集，众至数万，骧等共推农为使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大将军，监统诸将……于是赴者相继……西招库傉官伟于上党，东引乞特归于东阿，北召光烈将军平叡及叡兄汝阳太守幼于燕国，伟等皆应之。[192]
在慕容复国运动中，燕赵大地风云际会，慕容农为时势所推，作为慕容氏之代表整合河北故燕势力。慕容农于列人起兵，所依靠的主要是乌桓、屠各及东夷的部族势力，其中尤以乌桓为主力。慕容农假授军号的张骧、刘大、鲁利三人均是乌桓豪帅。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慕容农所部“众至数万”，除却部族势力，亦有列人居民，实力逊于河南一支。因而当秦将石越来讨时，慕容农称其“今不南拒大军而来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其二，慕容农招引库傉官伟、乞特归、平幼兄弟，“伟等皆应之”。不过，上述势力并未参加列人起兵，而是随后加入到围攻邺城的战斗。慕容垂率河南之众北渡黄河包围邺城，慕容农率河北之众来会，“燕王垂引丁零、乌桓之众二十余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邺”。[193]这也印证，河南一支的主力是丁零，河北一支的主力是乌桓。
慕容垂围攻邺城期间，“东胡王晏据馆陶，为邺中声援，鲜卑、乌桓及郡县民据坞壁不从燕者尚众，燕王垂遣太原王楷与镇南将军陈留王绍讨之”，“楷乃屯于辟阳”，“绍帅骑数百往说王晏，为陈祸福，晏随绍诣楷降，于是鲜卑、乌桓及坞民降者数十万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抚之，发其丁壮十余万，与王晏诣邺”。慕容楷、慕容绍均是慕容垂兄慕容恪之子。于此前后，“平幼及其弟叡、规亦帅众数万会垂于邺”，“库傉官伟帅营部数万至邺”。[194]上述势力的加入，大大增强了慕容垂的实力。
在慕容垂围攻邺城的同时，被徙至关中的故燕势力亦发动反叛。“〔慕容〕暐弟济北王泓，先为北地长史，闻垂攻邺，亡奔关东，收诸马牧鲜卑，众至数千，还屯华阴。暐乃潜使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苻〕坚遣将军张永步骑五千击之，为泓所败。泓众遂盛，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推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领大司马、冀州牧、吴王。”[195]慕容泓“收诸马牧鲜卑”，整合前秦时被徙至关中、淝水战后东归的部分故燕势力。慕容泓扰动关中，迫使苻坚做战略收缩：“关东之地，吾不复与之争，将若泓何？”在河北，前秦相继丢失信都、常山、中山。在河南，苻坚子苻晖“帅洛阳、陕城之众七万归于长安”。[196]
就在此时，丁零翟氏叛燕，中断了慕容垂对邺城的围攻。《资治通鉴》卷105“晋孝武帝太元九年”条：
燕翟斌恃功骄纵，邀求无厌，又以邺城久不下，潜有贰心。太子宝请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负也。若其为难，罪由于斌。今事未有形而杀之，人必谓我忌惮其功能。吾方收揽豪杰以隆大业，不可示人以狭，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谋，吾以智防之，无能为也。”范阳王德、陈留王绍、骠骑大将军农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骄，必为国患。”垂曰：“骄则速败，焉能为患。彼有大功，当听其自毙耳。”礼遇弥重。斌讽丁零及其党请斌为尚书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辅，但台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与前秦长乐公丕通谋，使丁零决堤溃水，事觉，垂杀斌及其弟檀、敏，余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将营众北奔邯郸，引兵还向邺围，欲与丕内外相应，太子宝与冠军大将军隆击破之，真还走邯郸。[197]
在围攻邺城期间，慕容垂的实力迅速增强，这是慕容宝等人主张解决翟斌问题的前提条件。慕容垂率数十万众攻城不克，似亦与后燕阵营内部的嫌隙有关。慕容垂之所以不愿有负“河南之盟”，意在“收揽豪杰以隆大业”。“豪杰”于此又有所指。《通鉴》引文称“〔翟〕斌讽丁零及其党请斌为尚书令”，《晋书》作“翟斌潜讽丁零及西人请斌为尚书令”[198]。按，“西人”即自关中东归的故燕势力。翟斌叛燕被杀，“河南之盟”破裂，“西人”亦随之分裂，一部分跟随丁零翟氏，另一部分隶属于慕容凤麾下。“燕冠军将军宜都王凤每战奋不顾身，前后大小二百五十七战，未尝无功。垂戒之曰：‘今大业甫济，汝当先自爱！’使为车骑将军德之副以抑其锐。”[199]慕容垂通过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其弟慕容德取代慕容凤，统率这支军队。在此后的史料中，慕容凤较少出现。慕容垂死后，慕容凤任冀州刺史，镇信都。后来北魏大军围城，慕容凤“踰城奔走”，“辅国将军张骧、护军将军徐超率将吏已下举城降”。[200]张骧即跟随慕容农起兵的乌桓豪帅，慕容凤弃军奔逃也说明城中军队并非其部曲，适可印证慕容凤的军队早已落入慕容德手中了。
丁零反叛后，形势一度对后燕非常不利。“慕容垂围苻丕于邺，又遣将平规攻〔苻〕坚幽州刺史王永于蓟，〔刘〕库仁自以受坚爵命，遣妻兄公孙希率骑三千，助永击规，大破之，阬规降卒五千余人，乘胜长驱，进据唐城，与垂子麟相持。”[201]刘库仁是独孤部首领，为何支持前秦、反对后燕呢？我们认为，这与376年前秦灭代后，苻坚命其统领黄河以东的拓跋旧部有关。换言之，独孤部在“秦燕之争”中属于“秦”的阵营。也正是因此，刘库仁死后，其弟刘眷“继摄国事，白部大人絜佛叛，眷力不能讨，乃引苻坚并州刺史张蚝击佛，破之”[202]。公孙希击破平规后，幽、冀二州的前秦军队，与丁零、独孤“遥相首尾”，“是时燕军疲弊，秦势复振，冀州郡县皆观望成败”。[203]“〔刘〕库仁闻〔公孙〕希破〔平〕规，复将大举以救〔苻〕丕，发雁门、上谷、代郡兵，次于繁畤。先是，慕容文等当徙长安，遁依库仁部，常思东归，其计无由。至是役也，知人不乐，文等乃夜率三郡人攻库仁。库仁匿于马厩，文执杀之。乘其骏马，奔慕容垂。公孙希闻乱，自唐城走于丁零。”[204]《通鉴》记“燕太子太保慕舆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舆虔之子常”[205]作乱，杀刘库仁。按，似作“慕舆文”是。
刘库仁死后，前秦在河北的形势急转直下。“〔苻丕〕遣其参军封孚西引张蚝、并州刺史王腾于晋阳，蚝、腾以众寡不赴”，史称“〔苻〕丕进退路穷”。[206]迫于形势，苻丕向东晋求援。“邺中饥甚，长乐公〔苻〕丕帅众就晋谷于枋头。刘牢之入邺城，收集亡散，兵复少振，坐军败征还。”刘牢之南返后，苻丕又从东晋手中夺回邺城。于此前后，常山、中山一带的丁零翟氏频生内讧，终被后燕消灭。“翟真自承营徙屯行唐，真司马鲜于乞杀真及诸翟，自立为赵王。营人共杀乞，立真从弟成为主，其众多降于燕。”“翟成长史鲜于得斩成出降，〔慕容〕垂屠行唐，尽坑成众。”[207]既然独孤、东晋、丁零皆不足恃，苻丕亦无力坚守邺城。“会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频为〔慕容〕垂将平规等所败，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烧和龙、蓟城宫室，率众三万进屯壶关，遣使招〔苻〕丕。丕乃去邺，率男女六万余口进如潞川。骠骑张蚝、并州刺史王腾迎之，入据晋阳。”[208]前秦军队相继西撤，河北形势尘埃落定。
就在河北局势日趋明朗之际，东北又生变故。《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
高句骊寇辽东，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马郝景率众救之，为高句骊所败，辽东、玄菟遂没。建节将军徐（余）岩叛于武邑，驱掠四千余人，北走幽州。垂驰敕其将平规曰：“但固守勿战，比破丁零，吾当自讨之。”规违命距战，为岩所败。岩乘胜入蓟，掠千余户而去，所过寇暴，遂据令支。[209]
在占领邺城后，“〔慕容垂〕遣慕容农出蠮螉塞，历凡城，趣龙城，会兵讨余岩”[210]。《资治通鉴》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条：
慕容农至龙城，休士马十余日。诸将皆曰：“殿下之来，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进，何也？”农曰：“吾来速者，恐余岩过山钞盗，侵扰良民耳。岩才不踰人，诳诱饥儿，乌集为群，非有纲纪；吾已扼其喉，久将离散，无能为也。今此田善熟，未取而行，徒自耗损，当俟收毕，往则枭之，亦不出旬日耳。”顷之，农将步骑三万至令支，岩众震骇，稍稍踰城归农。岩计穷出降，农斩之；进击高句丽，复辽东、玄菟二郡。还至龙城，上疏请缮修陵庙。燕王垂以农为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诸军事、幽州牧，镇龙城。徙平州刺史带方王佐镇平郭。[211]
慕容农在龙城“久留不进”，面对诸将质疑，回答颇显牵强。如果仅为讨伐余岩，大可直趋令支，似无必要急行军绕道抵达龙城。慕容垂的命令似乎别有意味。从结果上看，慕容农此行的首要目的是排挤与慕容垂相对疏远的慕容佐，讨伐余岩与高句骊不过是借口而已。至此，慕容垂基本控制了河北及辽西地区。
386年正月，慕容垂称帝，定都中山。此后，后燕的用兵方向主要有二，一是卷入代北的拓跋复国运动，二是对黄河以南的反燕势力用兵。除南北两线用兵外，还要讨平河北的零星反抗，在兵力上难免左支右绌。
387年正月，后燕克东阿，击败军阀温详，“其众三万余户皆降于燕，〔慕容〕垂以太原王楷为兖州刺史，镇东阿”。同年二月，后燕克历城，击败军阀张愿，“青、兖、徐州郡县壁垒多降，〔慕容〕垂以陈留王绍为青州刺史，镇历城”[212]。后燕的下一个目标是丁零翟氏。“鲜于乞之杀翟真也，〔从兄〕翟辽奔黎阳，黎阳太守滕恬之甚爱信之。”[213]翟辽从东晋手中夺取黎阳，作为反燕的基地。翟辽跨踞黎阳、滑台一带，处于南北夹缝之中，空间颇显局促。翟辽系避乱南奔，所部之中丁零人不多，主力是河北流民。同年五月，慕容垂南征黎阳，以慕容楷为前锋都督。“〔翟〕辽之部众皆燕赵人也，咸曰：‘太原王〔恪〕之子，吾之父母。’相率归附。辽惧，遣使请降。〔慕容〕垂至黎阳，辽肉袒谢罪，垂厚抚之。”[214]翟辽降燕，固然是迫于形势。慕容垂受降，似亦无必胜的把握。389年正月，慕容垂调龙城慕容农部南下，以慕容隆代镇龙城。慕容农先任司隶校尉，后镇邺城。至391年六月，后燕先后击败独孤、贺兰诸部，其所扶植的拓跋珪确立了在代北的优势地位。随着代北战事告一段落，392年六月，后燕克滑台，彻底消灭了丁零翟氏。慕容垂以慕容宙为兖、豫二州刺史，镇滑台。至此，黄河以南的反燕势力，除东晋外，就只剩下青齐地区的辟闾浑了。
后燕又对太行山以西用兵。慕容复国运动分为两支，除了慕容垂领导的河北一支外，被迁徙至关中的慕容鲜卑，在慕容暐诸弟慕容泓、慕容冲等人的领导下起兵反秦，于385年闰五月攻克长安。慕容冲“据长安，乐之忘归，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据山东，惮不敢进，课农筑室，为久安之计，众咸怨之”。在一系列政变后，慕容永成为实际的首领，于386年春，“率鲜卑男女三十余万口，乘舆服御、礼乐器物，去长安而东”，“至闻喜，知慕容垂称尊号，托以农要弗集，筑燕熙城以自固”。[215]同年十月，慕容永击败盘踞晋阳的苻丕，遂称帝，定都长子，史称西燕。394年八月，后燕克长子，灭西燕。至此，后燕的军事扩张达到了顶峰。
在一连串胜利的背后，也有一系列隐忧。慕容垂领导的后燕复国运动，仅仅依靠河北的故燕势力，缺少慕容部族作为后盾，这是后燕国力虚弱的深层原因。“〔慕容〕垂议征长子，诸将咸谏，以〔慕容〕永国未有衅，连岁征役，士卒疲怠，请待他年。”[216]灭西燕后，慕容农部自山西奔赴河南，“略地青兖”，对东晋及辟闾浑作战。394年十二月，慕容农部北还；次年五月，又参加对拓跋的北伐，最终在参合陂全军覆没。除却“士卒疲怠”外，后燕更大的隐忧是内部各派系的倾轧。
在此不妨对后燕各军事派系略做梳理。参与慕容复国运动的各支势力，大致被编入到以下五支军队中。其一，（垂弟）慕容德部。整合河南故燕势力的慕容凤部，最终被慕容德掌握。其二，（垂兄子）慕容楷、慕容绍部。慕容楷屯辟阳，其弟慕容绍招降东胡王晏部。其三，（垂子）慕容农部。慕容农与（垂弟子）慕容宙于列人起兵，联络河北各支故燕势力，慕容农部曾北镇龙城，后南调。其四，（垂子）慕容麟部。慕容麟与（垂弟子）慕容温在常山、中山、信都一带作战，慕容麟部多次出兵代北。其五，（垂子）慕容隆部。少子慕容隆长期跟随慕容垂，先后在河北南部及黄河以南作战，又继慕容农北镇龙城。
后燕内部最大的问题是皇位继承问题。384年，慕容垂称燕王，立慕容宝为燕王太子。386年，慕容垂称帝，立慕容宝为皇太子。慕容宝尽管较早确立了储君地位，终因较少领兵，缺乏功绩与实力。拓跋珪君臣对此看得分明。388年，拓跋仪出使后燕，还报称：“〔慕容〕垂年已暮，其子宝弱而无威，谋不能决。慕容德自负才气，非弱主之臣，衅将内起，是可计之。”[217]拓跋珪晚年思考后燕衰亡的原因，认为“慕容垂诸子分据势要，权柄推移，遂至亡灭”[218]。在复国运动初期，慕容宝的太子地位就曾受到威胁。《魏书》卷95《慕容宝传》：
〔慕容宝〕少而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己。及为太子，砥砺自修，朝士翕然称之，垂亦以为克保家业。垂妻段氏谓垂曰：“宝资质雍容，柔而不断，承平则为仁明之主，处难则非济世之雄。今托之以大业，未见克昌之美。辽西、高阳，儿之贤者，宜择一以树之。赵王麟，奸诈负气，常有轻宝之心，恐必难作。此自家事，宜深图之。”垂弗纳。宝闻之，深以为恨。[219]
按，慕容农、慕容麟、慕容隆封王在386年四月。[220]段氏心仪的太子人选是慕容农与慕容隆，且称慕容麟“常有轻宝之心”，慕容宝缺乏威信可见一斑。慕容垂拒绝段氏的建议，可能源于他对慕容鲜卑历史的深刻反思。在慕容鲜卑历史上，君位继承问题曾造成多次政治动荡，这些历史教训促使慕容垂着手巩固太子的地位。
387年，慕容宝之子慕容盛、慕容会自西燕逃至中山。“初，〔慕容〕垂以宝冢嗣未建，每忧之，宝庶子清河公会多材艺，有雄略，垂深奇之。”[221]388年，慕容垂“为其太子宝起承华观，以宝录尚书政事，巨细皆委之，垂总大纲而已”，又以慕容宝领大单于。[222]389年四月，慕容盛出镇蓟城。[223]394年二月，慕容垂调邺城慕容农部西征长子，以慕容会代镇邺城。[224]慕容垂以慕容宝二子出镇要藩，作为慕容宝留守中山的南北战略支撑。后燕灭西燕后，395年慕容宝率军、396年慕容垂率军两度北伐拓跋。“及宝之北伐，使〔慕容〕会代摄宫事，总录、礼遇一同太子，所以见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龙城旧都，宗庙所在，复使会镇幽州，委以东北之重，高选僚属以崇威望。〔慕容垂〕临死顾命，以会为宝嗣。”[225]慕容垂对皇位继承问题的重视可见一斑。
据上引文，段氏称慕容麟“常有轻宝之心”。其实，轻视太子可能是宗室政治强人的普遍心态。拓跋仪亦称“慕容德自负才气，非弱主之臣”。相较而言，慕容宝与慕容麟有合作的传统。由于慕容麟部在中山、常山一带，当慕容宝留守中山时，在军事上往往要倚重慕容麟。慕容宝对慕容农、慕容隆则颇为猜忌，可能与段氏属意二人有关。慕容农与慕容麟亦颇有嫌隙，这就要从蓟城与信都的易手说起。
先看蓟城易手。在慕容复国运动之初，燕国平幼、平叡、平规兄弟响应慕容农，率部南下参加围攻邺城的战斗。384年夏，“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帅二州之众以击燕，燕王垂遣宁朔将军平规击永，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战于范阳，敞兵败，规进据蓟南”[226]。385年，“燕带方王佐与宁朔将军平规共攻蓟，王永兵屡败，二月，永使宋敞烧和龙及蓟城宫室，帅众三万奔壶关，佐等入蓟”[227]。在幽、平二州的前秦军队西撤后，慕容垂以平规镇蓟城，慕容佐镇龙城。同年秋，余岩叛燕，慕容垂调慕容农部北上。慕容农为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诸军事、幽州牧，镇龙城；徙平州刺史慕容佐镇平郭。后燕的幽州自蓟城移治龙城，平州自龙城移治平郭。慕容佐部大约是辽西的故燕势力，与慕容垂相对疏远，遂被排挤至辽东。此后，蓟城尽管不再是幽州的治所，却仍是幽州的辖区。[228]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蓟城易手。387年三月，“燕上谷人王敏杀太守封戢，代郡人许谦逐太守贾闰，各以郡附刘显”；同年七月，“燕赵王麟讨王敏于上谷，斩之”；388年三月，“燕赵王麟击许谦，破之，谦奔西燕，遂废代郡，悉徙其民于龙城”。[229]以许谦为代表的代谷迤东势力，反抗后燕、支持独孤，慕容垂调慕容麟部北上平叛。值得注意之处有二。其一，代郡（今河北蔚县）隶属于幽州，太守贾闰（贾润）可能出自慕容农系统。据《魏书·贾彝传》，贾彝曾任慕容农记室参军、长史，从兄贾润曾任代郡太守，二人于参合陂之战被俘。[230]其二，慕容麟“废代郡，悉徙其民于龙城”，此举颇有安抚慕容农之意，这也印证代郡本是慕容农的地盘。不难推知，慕容麟部在蓟城周边作战，接管了蓟城防务，使蓟城在事实上脱离了幽州（龙城）的管辖，转与中山结为一体。389年四月，慕容垂以慕容宝子慕容盛镇蓟城，即为佐证。上述安排自有其合理性：从地缘上看，蓟城距离中山更近，互为掎角；从战略上看，蓟城控扼通向代北之路[231]，是后燕经略西北的基地，龙城则是经略东北的基地。蓟城易手，可能是慕容农与慕容麟之间的首个心结。
再看信都易手。389年正月，慕容农部自龙城南调，慕容农改任司隶校尉，所部当在中山一带。391年十月，“翟辽卒，子钊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邺城，燕辽西王农击却之”[232]。可知，慕容农部已南镇邺城。其间，389年十一月，信都守将慕容温遇刺身亡。“燕乐浪悼王温为冀州刺史，翟辽遣丁零故堤诈降于温帐，乙酉，刺温，杀之，并其长史司马驱，帅守兵二百户奔西燕。燕辽西王农邀击刺温者于襄国，尽获之，惟堤走免。”[233]慕容温是慕容垂弟子，长期在中山、信都一带，与慕容麟颇有交集。384年，“燕王垂遣前将军、乐浪王温督诸军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抚军大将军麟益兵助之”。慕容麟部占领信都、常山、中山，“麟威声大振，留屯中山”。[234]385年三月，慕容垂以慕容麟镇信都，慕容温镇中山。慕容温在中山，“抚旧招新，劝课农桑，民归附者相继，郡县壁垒争送军粮，仓库充溢”，“且营中山宫室”。[235]386年，慕容垂称帝，定都中山，以慕容温为司隶校尉。389年，慕容温于冀州刺史任内遇刺，慕容农率部邀击叛军于襄国。于此前后，慕容麟部在代谷迤东、迤西作战，所部当在中山以北。慕容农可能顺势接管信都。392年七月至次年四月，慕容楷任冀州牧。继慕容楷镇守信都的当是平规。393年十一月，慕容垂西征西燕，“征东将军平规攻〔西燕〕镇东将军段平于沙亭”[236]。此前，慕容温为征东将军，当在冀州刺史任内。信都在中山东南，故守将多以东为号。396年，“燕主垂遣征东将军平规发兵冀州，二月，规以博陵、武邑、长乐三郡兵反于鲁口，其从子冀州刺史喜谏，不听”[237]。可知，平规以征东将军镇信都。上文提及，平规曾响应慕容农起兵，镇守蓟城时又受慕容农节度。397年正月，信都守将慕容凤“踰城奔走”，辅国将军张骧等举城降魏。张骧正是跟随慕容农起兵的乌桓豪帅。可知，在慕容温死后，慕容农控制了信都。信都易手，或可视作慕容农对慕容麟的“回敬”。
概言之，太子慕容宝“弱而无威”，宗室政治强人“分据势要”，在皇位争夺与派系纠葛两大因素的作用下，后燕统治集团内耗严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慕容、拓跋两大政治体对冲，拓跋击败慕容入主河北。
395年，“〔慕容垂〕遣其太子宝及〔慕容〕农与慕容麟等率众八万伐魏，慕容德、慕容绍以步骑一万八千为宝后继”[238]。参照上文对后燕军事派系的分析可知，后燕调动了除龙城慕容隆部以外的各支主力。燕军自蓟城出上谷至五原，与魏军隔河对峙。拓跋珪捏造慕容垂的死讯，“〔慕容〕宝等忧恐，士卒骇动”。“燕、魏相持积旬，赵王麟将慕舆嵩等以〔慕容〕垂为实死，谋作乱，奉麟为主；事泄，嵩等皆死，宝、麟等内自疑。冬十月辛未，烧船夜遁。”[239]十一月丙戌，魏军于参合陂追及燕军，“〔慕容〕宝及诸父兄弟单马迸散，仅以身免，于是宝军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矣，其遗迸去者不过千余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将吏数千，获宝宠妻及宫人，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余万计”[240]。战俘中除少数“有才能者留之”[241]，其余悉被坑杀。《魏书》：“生擒其陈留王绍、鲁阳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济阴公尹国、北地王世子钟葵、安定王世子羊儿以下文武将吏数千人。”[242]《晋书》记“〔慕容〕绍死之”[243]。《通鉴》两取，作：“杀燕右仆射陈留悼王绍，生禽鲁阳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济阴公尹国等文武将吏数千人。”[244]有学者提出：“鲁阳王倭奴等被俘慕容宗亲在《魏书》、《晋书》中均不见其踪影，最大的可能是他们与陈留王绍一起被处死。”[245]实则不然，鲁阳王倭奴即慕容和，是慕容垂弟子；北地王世子钟葵即慕容钟，是慕容垂从弟慕容精之子。慕容和、慕容钟在此后的史料中仍有出现，显然在被俘后南返。
是役，慕容垂有意让太子掌握军队、建立功勋，谁想结果竟如此惨痛。参合陂之败后，为了报复北魏，慕容垂在慕容宝、慕容德的支持下筹划第二次北伐。“〔慕容〕垂乃以清河公会录留台事，领幽州刺史，代高阳王隆镇龙城；以阳城王兰汗为北中郎将，代长乐公盛镇蓟；命隆、盛悉引其精兵还中山，期以明年大举击魏。”[246]按，兰汗封顿丘王，镇蓟者实为阳城王慕容兰。[247]396年三月，慕容垂以老病之躯出征，却未能捕捉到魏军主力决战，在参合陂触目伤怀，发病呕血。四月，慕容垂卒于军中，慕容宝即位。八月，北魏出兵河北，开启了统一中国北方的进程。
二、代北：拓跋复国运动
376年，前秦灭代，“〔苻〕坚遂分〔代〕国民为二部，自河以西属之〔刘〕卫辰，自河以东属之刘库仁”[248]。淝水战后，前秦崩溃，拓跋珪乘机复国。386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班爵叙勋各有差”[249]。“太祖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250]罗新先生指出：“登国元年的大典其实就是称可汗。”[251]
当我们考察拓跋复国运动时，所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历史记载的真实性问题。现存相关史料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系统。其一，北魏国史系统。主要指《魏书》中昭成、道武二朝君臣纪传，以及诸志所记国初史事。据田余庆先生研究，上述部分的史源可以追溯到道武帝朝的《代歌》、《代记》。[252]《北史》对应部分主要沿袭《魏书》，亦可视为同一系统。其二，南朝史书系统。主要指《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其三，《十六国春秋》系统。周一良先生指出，《魏书》卷95至卷99记十六国及东晋宋齐梁史事，“是《魏国史》所未必详”，“十六国事大抵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也”。[253]《晋书·载记》亦主要取材于《十六国春秋》。此外，《通鉴》的相关记载系以《魏书》纪传为蓝本，参酌其他正史以及十六国旧史佚文而成。我们认为，《魏书》昭成、道武二朝君臣纪传所提供的北魏开国史，其真实性颇可质疑。下文将结合拓跋珪的身世与事业，对相关疑点略做讨论。
《魏书》记载，拓跋珪是昭成帝什翼犍的嫡长孙、献明帝寔的遗腹子，生于昭成帝建国三十四年（371）七月七日。可是，拓跋珪生母贺氏（贺兰氏）却另有“少子”。“〔贺〕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254]据《魏书·宗室传》，昭成帝之子秦王翰有三子：仪、烈、觚。秦王翰的卒年，《魏书》作建国十年，《北史》作建国十五年。按，昭成帝慕容皇后“生献明帝及秦明王〔翰〕”[255]。昭成帝娶慕容皇后，在建国七年。[256]无论秦王翰卒于建国十年还是建国十五年，均只是孩童。中华书局标点本《北史》校勘记据此提出两点质疑。其一，“年龄不过数岁”的秦王翰，“安能有仪、烈、觚三子”。其二，既然“秦王觚是献明皇后少子”，其出生必然晚于拓跋珪，时秦王翰已亡故多年，“则觚岂能是其子”。因而，“此必有误”[257]。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校勘记认为《魏书》、《北史》所记秦王翰卒年有误，依据是《魏书》本传记秦王翰“年十五便请率骑征讨”与“及长统兵”事。对于秦王觚的身世，《魏书》校勘记信从《魏书·宗室传》的记载，认为秦王觚“当是献明太子拓跋寔死后，贺氏收继为翰妻所生，拓跋寔死在建国三十四年，见《序纪》，则翰死必在其后，‘十’字上下当有脱字”[258]。当然也可以推测秦王翰的卒年是建国三十五年，《魏书》、《北史》均有脱字。可是即便如此，仍有难解之惑。即使秦王翰曾收继贺氏与拓跋珪，在建国三十五年后，贺氏母子将再次被人收继。此外，学者大多认同，除拓跋觚外，拓跋仪亦是贺氏之子。[259]若此，贺氏在两三年内生育三子，几无可能。要之，《魏书·宗室传》相关记载的问题不仅限于文字脱讹，其真实性颇可质疑。
周一良先生提出：“《晋书》载记及沈约、萧子显之记述，皆以道武帝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完全不提献明帝拓跋寔事”，“颇疑什翼犍于其子献明帝寔死后，即以其子妇为妻，以其孙为子”。周先生推测，什翼犍在嫡长子寔死后，收继寔妻贺氏及其遗腹子拓跋珪，并与贺氏生子拓跋觚。[260]周先生之说，已被多位学者采纳。我们认为，周说尽管富有启发性，论据却颇可质疑。例如，其援引的“《晋书》载记及沈约、萧子显之记述”，就颇有讨论的余地。《晋书·苻坚载记》：“〔涉〕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苻〕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261]周先生认为此“翼圭”即拓跋珪，并据此证明“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其实，此处“翼圭”当指什翼犍庶长子寔君。《北史》：“时苻洛等军犹在君子津”，“寔君以〔拓跋〕斤言为信，乃尽杀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诸皇子妇及宫人奔告洛军”，“乃执寔君及斤，轘之长安”。[262]《晋书》与《北史》在三处关键细节上吻合：其一，什翼犍之子；其二，以子叛父；其三，被徙至长安。显然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记载。据罗新先生研究，拓跋珪的鲜卑语本名有两种可能的形式，即ilqän或il-qan；这也是昭成帝什翼犍、献明帝寔的鲜卑语本名；寔君与翼圭都是取自这一鲜卑语名字的不同音节。[263]至于《宋书》、《南齐书》的相关记载，未必可以信据。《宋书》卷95《索虏传》：
其后卢国内大乱，卢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卢孙什翼鞬勇壮，众复附之，号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据阴山，众数十万。其后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鞬死，子开字涉珪代立。[264]
《南齐书》卷57《魏虏传》：
猗卢孙什翼犍，字郁律旃，后还阴山为单于，领匈奴诸部。太元元年，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坚败，子圭，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后稍强盛。隆安元年，圭破慕容宝于中山，遂有并州，僭称魏，年号天赐。追谥犍烈祖文平皇帝。[265]
上引《宋书》、《南齐书》，都明确记载拓跋珪是什翼犍之子。细绎前后文，不难发现，引文在细节上——特别是人物关系上，舛误颇多。例如，两段引文都误记什翼犍是穆帝猗卢之孙。据《魏书·序纪》，什翼犍是思帝之孙、平文帝之子，穆帝是思帝之兄；穆帝死后，其子孙与平文帝一系爆发了长达十余年的汗位之争，双方实为死敌。又如，《宋书》引文后文记明元帝为道武帝次子，似将清河王绍误作长子，实则恰好相反。再如，《南齐书》引文记拓跋珪“追谥犍烈祖文平皇帝”，实则什翼犍为高祖昭成帝，什翼犍之父为太祖平文帝，烈祖是拓跋珪的庙号。此外，二书在细节上亦有不确之处，兹不赘述。要之，若仅据《宋书》、《南齐书》上引文立论，似显单薄。
就连拓跋珪是否是献明帝寔的遗腹子，实则也是一桩悬案。据《魏书·太祖纪》，拓跋珪生于昭成帝建国三十四年（371）七月七日。又据《魏书·序纪》，是年春献明帝寔负伤，五月亡故。其中看似并无疑窦。可是，在北族风俗中，七月七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拓跋珪的生日恰在这一天，很可能是其自我神化的结果。《魏书》、《北史》记什翼犍死于建国三十九年（376）十二月，《魏书》记“太祖年六岁”，《北史》作“道武年甫五岁”。[266]假若拓跋珪生于建国三十四年七月，至此已经六岁有余。假若“道武年甫五岁”，则拓跋珪并非献明帝寔的遗腹子。问题的关键在于，《北史》的文字是否可信。据考证，《魏书》该卷亡佚，系以《北史》、《高氏小史》补入。那么，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魏书》作“六岁”，《北史》另有所据，改为“五岁”；二是《魏书》本作“五岁”，《北史》沿袭，在配补《魏书》时据帝纪改为“六岁”。无论如何，《北史》的记载值得重视，不能轻易排除。此外，拓跋珪也未必是献明帝寔唯一的子嗣。拓跋寔生母慕容氏，于建国七年六月来嫁，死于建国二十三年六月。[267]拓跋寔是慕容氏长子，大约生于建国八九年，享年二十六七岁。《魏书》记拓跋寔仅有一个遗腹子，令人难以置信。
在此不妨对拓跋珪的身世略做小结：其一，拓跋珪之母贺氏曾嫁给献明帝寔，建国三十四年寔死后，贺氏被人收继；其二，贺氏生子珪、仪、觚，三子生父难以确定；其三，拓跋珪的“嫡孙”、“遗腹子”名分，是复国后清理历史的产物。下文还将指出，在拓跋复国运动中，拓跋珪凭借母族贺兰部以及宗主国后燕的支持，而非其“嫡孙”的名分。
自376年前秦灭代，至386年拓跋复国，对于这十年间拓跋珪的经历，史书中有两类迥异的记载。一类记载出自北魏国史系统。《魏书》卷2《太祖纪》：
年六岁，昭成崩。苻坚遣将内侮，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凤传》。坚军既还，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幸独孤部。元年，葬昭成皇帝于金陵，营梓宫，木柹尽生成林。帝虽冲幼，而嶷然不群。库仁常谓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兴复洪业，光扬祖宗者，必此主也。七年，冬十月，苻坚败于淮南。是月，慕容文等杀库仁，库仁弟眷摄国部。八年，慕容暐弟冲僭立。姚苌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慕容垂僭称燕王。九年，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乃将谋逆……帝乃阴结旧臣长孙犍、元他等。秋八月，乃幸贺兰部……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268]
下文将结合《魏书》、《北史》各传，对引文略做考辨。“昭成崩，诸部乖乱，献明后与道武及卫、秦二王依〔贺〕讷。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道武还居独孤。”[269]拓跋珪的逃亡之途，又惊险万分。“苻洛之内侮也，〔贺〕后与道武及故臣吏避难北徙。俄而高车来抄掠，后乘车避贼而南。中路失辖，乃仰天曰：‘国家胤胄岂正尔绝灭也！惟神灵扶助。’遂驰，轮正不倾。行百余里，至七个（介）山南而得免难。”[270]按，所谓“故臣吏”，是就什翼犍已死、代国已灭而言。不过，上述记载在《魏书》中似曾相识。例如，什翼犍“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复度漠南”。[271]又如，什翼犍“乃率诸部避难阴山，度漠北，高车四面寇抄，复度漠南”[272]。雷同的记载，分别出现在什翼犍生前、死后，不能不令人生疑。又，《魏书》暗示，贺氏母子自七介山逃奔贺兰部。“巧合”的是，九年后，拓跋珪兄弟再次自七介山逃奔贺兰部。
《太祖纪》又云，苻坚“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凤传》”。据《燕凤传》，苻坚采纳其两点建议：一是“分诸部为二”，分别由刘库仁、刘卫辰统领；二是将拓跋珪留在代北，待其年长，“乃存而立之”。[273]上述记载又是疑点重重。其一，燕凤是拓跋故臣，曾出使前秦，苻坚何以对其言听计从。田余庆先生指出：“刘卫辰在河西朔方诸杂类（包括拓跋）中的统治地位，早在苻坚巡抚朔方之时就已确定了，灭代后苻坚命刘卫辰统领黄河以西的拓跋，只是沿袭已有的局面。”[274]可知，前秦灭代后，不过是在黄河以东扶植独孤取代拓跋而已，很难说是出自燕凤的献策。其二，前秦主导的代北政治秩序维持了十年之久，即使在淝水之战后，独孤部仍然支持前秦。既然前秦的政策如此成功，又何须拥立拓跋珪？即使要拥立拓跋子弟，尚有什翼犍之子窟咄，又何须待拓跋珪长大？即使计划日后拥立拓跋珪，又为何将其留在代北，如此“奇货”难道不“可居”吗？
至于拓跋珪“转幸独孤部”的原因，《魏书》暗示与前秦对代北势力的处置有关。“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道武还居独孤。〔贺〕讷总摄东部为大人，迁居大宁，行其恩信，众多归之，侔于库仁。”[275]田余庆先生指出，苻坚“用贺兰部力量扼守这条通向东部幽州地境的要道”[276]，以制衡独孤部。“于是献明皇后携太祖及卫、秦二王自贺兰部来居焉，〔刘〕库仁尽忠奉事，不以兴废易节，抚纳离散，恩信甚彰。”[277]《魏书》记载，拓跋珪此后长期生活在独孤部，直到385年八月重返贺兰部。对于这九年间拓跋珪的活动，《魏书》仅记“葬昭成皇帝于金陵”一事，颇有欲盖弥彰之感。
另一类记载出自南朝史书系统与《十六国春秋》系统。《宋书·索虏传》：“〔什翼鞬〕其后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鞬死，子开字涉珪代立。”[278]《南齐书·魏虏传》：“太元元年，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279]上述记载又能在《晋书·载记》中得到参证。《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涉〕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280]
引文后文又载苻坚至太学与什翼犍的一段对话。《宋书》、《南齐书》、《晋书》均记什翼犍被俘至长安。《宋书》记载简略，且云什翼犍后得北返，似不可取。《南齐书》与《晋书》所记苻坚对什翼犍的安置以及对拓跋部的处置，尤其可相印证。上述内容在《魏书》中亦有旁证。例如，《魏书》记寔君弑父与《晋书》记翼圭执父，实为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记载。又如，《魏书》记什翼犍之子窟咄被“逼徙长安，苻坚礼之，教以书学”[281]，又可与什翼犍“入太学习礼”事相参证。《晋书·载记》的史源是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魏书》载，崔鸿以诸国“各有国书，未有统一”，“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十六国春秋》的史源是“诸国旧史”。宣武帝命崔鸿呈书，“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直到孝明帝正光（520—525）年间，崔鸿“以其伯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论之”。我们认为，十六国史事之中“与国初相涉”而又触犯禁忌者，莫过于前秦俘虏什翼犍、拓跋珪之事。崔鸿曾任北魏史臣，受命“修高祖、世宗《起居注》”、“修缉国史”。[282]《十六国春秋》中“与国初相涉”之处不取北魏国史，孰真孰伪显而易见。
《南齐书·魏虏传》：“〔苻〕坚败，〔什翼犍〕子圭，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后稍强盛。”[283]拓跋珪显然也被俘至长安。按，什翼犍娶慕容垂姐妹，引文误记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与慕容垂为舅甥。上文论及，淝水战后，丁零反秦，部分被徙至关中的故燕势力加入，共同推奉慕容垂为盟主。拓跋珪可能是跟随东归的故燕势力加入慕容垂集团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388年拓跋仪出使后燕，“〔慕容〕垂问仪道武不自来之意”[284]。慕容垂与拓跋珪本是君臣关系。
拓跋珪返回代北的时机，又与华北政治形势的消长密切相关。384年冬，代北发生暴乱，支持前秦的独孤部首领刘库仁被杀，其弟刘眷“继摄国事”。其后，“〔刘〕库仁子显”，“杀眷而代立”。[285]失去独孤部的支援，前秦在河北的形势急转直下。385年春夏，幽、冀二州的前秦军队相继西撤。慕容垂控制河北后，有意在代北扶植一支亲燕势力。约在385年夏，慕容垂派拓跋珪返回代北，重整旧部。拓跋珪“阴结旧臣长孙犍、元他等”[286]，却险些招致杀身之祸。“刘显谋害太祖，梁眷知其谋，潜使〔奚〕牧与穆崇至七介山以告。”[287]珪母贺氏命诸子逃奔贺兰部，独自留下与刘显周旋。史载，李栗“初随太祖幸贺兰部，在元从二十一人中”[288]。所谓“元从”，当指跟随拓跋珪自独孤部逃亡者。“道武得至贺兰部，群情未甚归附，〔贺〕后从弟外朝大人悦举部随从，供奉尽礼。”[289]拓跋珪又得到贺兰部首领贺讷的支持。《魏书》卷83上《贺讷传》：
后刘显之谋逆，太祖闻之，轻骑北归讷。讷见太祖，惊喜拜曰：“官家复国之后当念老臣。”太祖笑答曰：“诚如舅言，要不忘也。”讷中弟染干粗暴，忌太祖，常图为逆，每为皇姑辽西公主拥护，故染干不得肆其祸心。于是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太祖为主。染干曰：“在我国中，何得尔也！”讷曰：“帝，大国之世孙，兴复先业，于我国中之福。常（当）相持奖，立继统勋，汝尚异议，岂是臣节！”遂与诸人劝进，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290]
386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班爵叙勋各有差”。前田正名先生认为，牛川可能是白道岭与善无之间的一条河流。[291]二月，拓跋珪至盛乐；三月，“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其族奴真率所部来降”[292]。“会刘显部乱，〔贺后〕始得亡归。”[293]
贺兰部拥立拓跋珪，不过是将其作为与独孤部争夺代北的筹码。贺兰与独孤，本是拓跋部落联盟的成员。前秦灭代后，以独孤部统领黄河以东的拓跋旧部，又将阴山以北的贺兰部徙至大宁。田余庆先生指出，前秦用贺兰部扼守代谷，以“监护”独孤部。大约在刘库仁死后，前秦主导的代北政治秩序濒于崩溃，贺兰部得以返回阴山以北。贺兰部又南下与独孤部争夺代北。385年，“〔刘〕眷又破贺兰部于善无，又击蠕蠕别帅肺渥于意亲山，破之”[294]。按，善无是独孤部的重心所在，意亲山（意辛山）则是贺兰部的活动地域。386年春，贺兰部再度南下，拥立拓跋珪为代王，迫使“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其族奴真率所部来降”。“奴真兄犍，先居贺兰部，至是奴真请召犍而让部焉。”其后，贺兰部招引刘犍，刘奴真杀刘犍，“徙部来奔太祖”[295]。《魏书》卷2《太祖纪》：
初，帝叔父窟咄为苻坚徙于长安，因随慕容永，永以为新兴太守。〔登国元年〕八月，刘显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随之，来逼南境。于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帝左右于桓等，与诸部人谋为逆以应之。事泄，诛造谋者五人，余悉不问。帝虑内难，乃北踰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遣行人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垂遣使朝贡，并令其子贺驎帅步骑以随同等。冬十月，贺驎军未至而寇已前逼，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帝自弩山迁幸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会贺驎于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卫辰，卫辰杀之，帝悉收其众。[296]
慕容永以窟咄驻新兴，显然也有窥伺代北之意。不过，慕容永初至长子[297]，立足未稳，尚无力插手代北，窟咄遂独与独孤部结合。独孤部拥立窟咄，“于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帝虑内难，乃北踰阴山，幸贺兰部”。不过，贺兰部亦不足恃。“〔贺〕后弟染干忌道武之得人心，举兵围逼行宫，后出谓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杀吾子也？’染干惭而去。”[298]由“行宫”可知，时贺氏母子托庇于贺兰部。其后，“贺染干阴怀异端，乃为窟咄来侵北部”，“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节及诸乌丸亡奔〔刘〕卫辰”[299]。面对独孤、贺兰二部南北夹击，拓跋珪形势危殆，所幸后燕救至，才反败为胜。387年六月，拓跋珪会合后燕，破刘显于马邑。刘显逃奔西燕，“部众悉降于〔慕容〕麟，麟徙之中山”[300]。窟咄与拓跋珪之争，背后是独孤部与后燕之争，亦可视为“秦燕之争”。独孤部战败被徙，标志着前秦势力彻底退出代北。
拓跋珪又在后燕的支持下征服阴山以北诸部。389年，后燕迫降贺讷，将贺兰部自阴山以北迁徙至上谷。[301]391年，后燕破贺染干于牛都，又破贺讷于赤城，“降其部落数万，燕主垂命〔慕容〕麟归讷部落，徙染干于中山”[302]。贺讷归降拓跋珪。拓跋珪在代北坐大后，又背弃后燕，转与西燕结盟。391年冬，拓跋珪击败河套地区的铁弗部，“自河以南，诸部悉平”。395年冬，拓跋珪于参合陂击败后燕。396年七月，拓跋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于是改元〔皇始〕”[303]。次月，拓跋珪对后燕用兵，于398年初占领河北。
拓跋珪建立帝业后，对北魏开国乃至拓跋早期历史做过一番清理，其意图不仅是论证北魏王朝的合法性，更是要掩饰其屈辱的早年经历。田余庆先生指出，邓渊编定的《代歌》、《代记》，既是拓跋珪清理历史的产物，又是《魏书》相应部分的史源。我们不妨从《魏书》中的曲笔出发，对相关问题略做讨论。拓跋珪对于历史的清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其身世与早年经历的掩饰，另一类则是对其创业历程的修饰。
《魏书》中关于许谦的记载，即属于第一类曲笔。《魏书》：“昭成崩后，〔许〕谦徙长安。苻坚从弟行唐公洛镇和龙，请谦之镇。未几，以继母老辞还。登国初，遂归太祖。太祖悦，以为右司马，与张衮等参赞初基。”[304]《通鉴》亦载：386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以上谷张衮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305]。不过，上述记载颇可质疑。《魏书》：“上谷侯岌、张衮、代郡许谦等有名于时，学博今古，初来入国，闻〔拓跋〕仪待士，先就仪。仪并礼之，共谈当世之务，指画山河，分别城邑，成败要害，造次备举。谦等叹服，相谓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当附其尾。’”[306]按，拓跋仪于登国初年封九原公，三年九月出使后燕，使还改封平原公；六年十一月讨平刘卫辰，九年三月屯田五原以备后燕，其间徙封东平公。从许谦称拓跋仪为平原公可知，许谦入国不早于登国三年（388）九月。《通鉴》：387年，“燕上谷人王敏杀太守封戢，代郡人许谦逐太守贾闰，各以郡附刘显”，“燕赵王麟讨王敏于上谷，斩之”；388年，“燕赵王麟击许谦，破之，谦奔西燕”。[307]以许谦为代表的代谷迤东势力，反抗后燕，支持独孤。许谦等人兵败后投奔西燕而非北魏，正是因为拓跋珪本出自慕容垂系统。直到后燕灭西燕，许谦别无去处，始入北魏。许谦曾仕什翼犍为郎中令[308]，却不愿仕拓跋珪，殊堪玩味。《魏书》之所以隐瞒许谦的经历，正是因其曲折地反映出拓跋珪的早年经历。
拓跋珪称帝后，对其早年经历颇讳言之。《魏书》卷28《贺狄干传》：
太祖遣狄干致马千匹，结婚于姚苌，会苌死〔姚〕兴立，因止狄干而绝婚……兴乃遣使，请以骏马千匹赎〔狄〕伯支而遣狄干还……狄干在长安幽闭，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初，太祖普封功臣，狄干虽为姚兴所留，遥赐爵襄武侯，加秦兵将军。及狄干至，太祖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弟归，亦刚直方雅，与狄干俱死。[309]
据《晋书·孝武帝纪》，姚苌死于393年十月。狄伯支返回长安事在407年[310]，即北魏天赐四年。贺狄干较早跟随拓跋珪，即使被后秦扣留，拓跋珪在“普封功臣”时仍未将其忘记。十四年后，贺狄干终于北返，拓跋珪却因其“有类羌俗”，“既而杀之”，甚至株连其弟。正如学者所论，所谓“羌俗”实为“汉俗”。我们认为，贺狄干被杀的关键并不在于文化取向，而是在于长安经历。贺狄干在长安十四年，对于什翼犍、拓跋珪被俘之事，必定多有耳闻。上述诸事又与拓跋珪钦定的历史叙事不符，故而杀贺狄干兄弟以灭口。
姚大力先生指出：“道武帝拓跋珪一朝，是北魏政权重构拓跋先世史的关键时期。”[311]对于拓跋先世史与中原古史言说系统的“嫁接”问题，姚先生有精辟的阐述，兹不赘引。在此仅对《魏书》所载《桓帝碑》略做讨论。据《魏书·序纪》，思帝死后，“国分为三部”，叔父昭帝居东，异母兄桓帝居中，穆帝居西。《序纪》记事以昭帝为正宗，可知在多汗制下，昭帝是大可汗，桓穆二帝是小可汗。桓帝先死，子普根继任。昭帝死后，穆帝“总摄三部，以为一统”[312]，继为大可汗。桓帝并非拓跋部的大可汗，本无进入帝系的资格。更何况，桓帝、穆帝一系又是拓跋大宗平文帝一系的死敌。值得追问的是，拓跋珪在“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313]之时，为何要将桓帝纳入帝系呢？我们认为，这与拓跋珪有意掩饰收继婚的旧俗有关。田余庆先生揭示，桓帝死后，其妻祁氏为同母弟穆帝收继，穆帝又与祁氏生子惠帝、炀帝。[314]穆帝为长子六修所杀，桓帝与祁氏之子普根又杀六修。普根以及惠帝、炀帝得为拓跋可汗，既依靠生母祁氏的扶持，也凭借穆帝继子的身份。拓跋珪将桓帝纳入帝系，意在将惠帝、炀帝归为其子，以掩饰收继婚的旧俗。从这个意义上讲，拓跋珪追尊桓帝与追尊献明帝实为异曲同工。
《魏书》：“桓帝崩后，〔卫〕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时晋光熙元年秋”，即306年秋。又云：“皇兴初，雍州别驾雁门段荣于大邗掘得此碑，文虽非丽，事宜载焉，故录于传。”[315]不过，这也只能说明确有其碑，而不能证明确系卫操所作。观其碑文，又颇可质疑。碑文起首云“魏轩辕之苗裔”，又有“非桓天挺”一语。清人钱大昕认为：“碑文古质可诵，中多韵语，极似汉碑，惜为史臣改窜，失其本真”，“考其时未有魏号，以文义度之，当云鲜卑拓跋氏也”，“碑为猗㐌而立，必书晋所授官爵及猗㐌、猗卢二人名，篇内称‘桓穆二帝’，亦史臣所改”。[316]章太炎先生认为：“颂词淳古，非魏收所能作伪，然其间亦有改窜。既云‘奉承晋皇’及平北将军‘驰奉檄书’，而又比以‘桓文匡佐’、‘载美晋书’，则不得加以帝号明矣。所云‘惟公远略’、‘感公之言’，则碑铭显著，而伯起不能删改者也。”[317]要之，钱、章二人认为碑文可信，“惜为史臣改窜”。吕思勉先生认为，拓跋氏将祖先追溯至黄帝的时间不可能早在西晋，应当在道武帝定土德之时。[318]其说颇有见地。398年十二月，拓跋珪正式称帝，改元天兴，“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又“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319]北魏初年定为土德的依据，是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北魏的历运行次。[320]从逻辑上讲，议定土德在前，追祖黄帝在后。我们认为，托名卫操所作的《桓帝碑》，正是拓跋珪清理历史时伪造的。
《魏书》中有关议定国号的记载，可能也是拓跋珪清理历史的产物。北魏议定国号，在398年六月。《魏书》卷24《崔玄伯传》：
时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太祖将报之，诏有司博议国号。玄伯议曰：“……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国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进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征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太祖从之。于是四方宾王之贡，咸称大魏矣。[321]
所谓“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实为东晋疆臣郗恢向北魏疆臣拓跋遵求援，“遵以闻，太祖诏〔崔〕逞与张衮为遵书以答”[322]。崔宏所云“登国之初，改代曰魏”，指登国元年四月代王拓跋珪改称魏王事，见于《魏书·太祖纪》、《晋书·孝武帝纪》。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拓跋珪在登国元年先后称代王、魏王，何以十二年后仍然国号未定？此外，登国元年四月，拓跋珪为何要“改代曰魏”呢？田余庆先生提出：“拓跋珪其所以在此时匆忙改称魏王，意在表示代地魏地都应当由他统辖。”田先生又云：“邺是魏地的重心所在，而河东也是旧魏地。〔拓跋珪、慕容垂、慕容永〕三足鼎立，都谋求并、幽、冀区域的统治权。”关于“慕容永亦奉进魏土”，田先生认为是“虚词而已，并无实事”，“所谓魏土，即指闻喜、长子”。[323]田先生之说，不无讨论的余地。上文已经指出，拓跋珪是慕容垂在代北扶植的代理人，所谓“三足鼎立”之说实不可取。再看登国元年的代北形势。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可汗位）；三月，刘显南走马邑；五月，侯辰、代题叛走；八月，刘显迎窟咄，以兵随之；十一月，后燕救至，大破窟咄；次年六月，拓跋珪会合后燕，破刘显于马邑。可知，此时拓跋珪在代北尚未站稳脚跟，又谈何“谋求并、幽、冀区域的统治权”？我们认为，“魏土”指河北南部。“慕容永亦奉进魏土”，可能指西燕建议与拓跋联合出兵河北。“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正是指龙兴于邺城的曹魏。要之，“登国之初，改代曰魏”一事，实为子虚乌有。
398年六月，拓跋珪为何要以“魏”为国号呢？何德章先生认为：“以‘魏’为国号报书于晋，等于宣称：北魏政权才是曹魏政权的合法继承者，而僭取‘魏’的晋政权是非法的。改国号为魏，实际上使拓跋政权卷入了一场旨在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正朔之争。”[324]本文不取此说。上文提及，北魏初年定为土德的依据，是西晋、后赵、前燕、前秦、北魏的历运行次。可知，北魏并未否定西晋的正统地位，也很难说北魏的国号、德运都来自曹魏。我们认为，拓跋珪以“魏”为国号，意在向东晋宣示自己是河北的主人。值得玩味的是，一个月后，拓跋珪迁都平城。平城在盛乐东南，地处桑干河流域，较河北的交通更为便利，但平城毕竟仍在代北。何德章先生指出，北魏天兴（398—404）初年创立的“一系列有限的汉化制度”不过持续数年，在天赐二年（405）又“被鲜卑旧制完全取代”，此后“北魏政权长期将政治的重心置于阴山南北草原地区”[325]。要之，以“魏”为国号与定都代北，呈现出北魏开国之际相对保守的政治基调及其张力。
三、燕魏之际的河北形势
396年四月，慕容垂卒于军中，慕容宝即位。后燕的人事布局随之调整。《资治通鉴》卷108“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条：
五月，辛亥，以范阳王德为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镇邺；辽西王农为都督并雍益梁秦凉六州诸军事、并州牧，镇晋阳。又以安定王库傉官伟为太师，夫余王〔余〕蔚为太傅。甲寅，以赵王麟领尚书左仆射，高阳王隆领右仆射，长乐公盛为司隶校尉，宜都王凤为冀州刺史。[326]
其中，库傉官伟与余蔚分别是乌桓与扶余的首领，在此仅对六名慕容宗室略做讨论。其一，慕容德。慕容德部的主体是整合河南故燕势力的慕容凤部。《十六国春秋·南燕录》：“〔慕容〕垂称燕王，〔慕容德〕复封范阳王。建兴元年，为司隶校尉。八年，拜司徒。垂临薨，谓太子宝曰：‘邺是旧都，宜委范阳王。’”[327]又据《通鉴》，后燕建兴元年（386），以慕容德为尚书令，慕容温为司隶校尉。[328]《晋书·慕容德载记》：“及垂称燕王，以德为车骑大将军，复封范阳王，居中镇卫，参断政事。久之，迁司徒。”[329]慕容德“居中镇卫”，所部在中山一带。慕容垂生前，慕容德曾参加南线及代北作战，却从未出镇方面。在参合陂之战中，慕容德部遭到重创。慕容垂死后，慕容德任南线统帅，统辖邺城、黎阳、滑台一线。
其二，慕容农。慕容农部在参合陂之战中遭到重创。慕容宝以慕容农残部镇守晋阳，无异于充当炮灰。“燕辽西王农悉将部曲数万口之并州，并州素乏储㣥，是岁早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诸部护军分监诸胡，由是民夷俱怨，潜召魏军。”396年九月，北魏兵临晋阳，慕容农部一触即溃，地盘、部曲、妻子尽没，“独与三骑逃归中山”。可慕容宝还是容不下慕容农，命其“出屯安喜”。[330]慕容农之所以备受猜忌，当与段氏提议易储之事有关。
其三，慕容麟。慕容垂死后，慕容宝遣慕容麟逼死垂妻段氏。并州失陷后，后燕进入战备状态，“于是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军事动静，悉以委〔慕容〕麟”。[331]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尽管慕容宝与慕容麟有合作的传统，但二人也有矛盾。早在慕容宝北伐时，“赵王麟将慕舆嵩等以〔慕容〕垂为实死，谋作乱，奉麟为主；事泄，嵩等皆死，宝、麟等内自疑”。这说明，一旦慕容垂身故，慕容宝不足以驾驭慕容麟。其次，慕容麟尽管受命负责中山防务，却并无多少嫡系军队。慕容麟部在参合陂之战中遭到重创，此时中山守军的主力是慕容隆部。397年三月，慕容麟“以兵劫左卫将军、北地王精，谋率禁旅弑〔慕容〕宝，精以义距之，麟怒，杀精，出奔丁零”[332]。可知，慕容麟不具备发动政变的实力。
其四，慕容隆。参合陂之败后，“燕高阳王隆引龙城之甲入中山，军容精整，燕人之气稍振”；在第二次北伐中，“是时燕兵新败，皆畏魏，惟龙城兵踊锐争先”。[333]慕容隆部是后燕立足河北的支柱。慕容垂死后，慕容麟、慕容隆分任左右仆射，慕容宝又有意倚重慕容麟以制衡慕容隆。
其五，慕容盛。慕容盛是慕容宝长子，曾镇蓟城，参合陂之败后，引兵至中山。“〔慕容垂〕临死顾命，以〔慕容〕会为宝嗣。而宝宠爱少子濮阳公策，意不在会。宝庶长子长乐公盛自以同生年长，耻会先之，乃盛称策宜为储贰，而非毁会焉。宝大悦，乃访其赵王麟、高阳王隆，麟等咸希旨赞成之。”[334]慕容盛同母弟慕容会，本是慕容垂培养的隔代接班人，时镇龙城。在慕容盛的策动下，慕容宝立慕容策为太子，为日后慕容会举兵作乱埋下伏笔。
其六，慕容凤。上文提及，丁零反叛后，慕容垂“使〔慕容凤〕为车骑将军〔慕容〕德之副以抑其锐”。后燕灭西燕后，慕容凤任雍州刺史，镇长子。慕容垂死后，慕容凤任冀州刺史，镇信都，城中军队并非其部曲。
396年十月，魏军“潜自太原从韩信故道开井陉路，袭慕容宝于中山”，“自常山以东，守宰或捐城奔窜，或稽颡军门，唯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335]397年正月，北魏克信都。慕容宝率军救信都，二月，燕魏两军战于栢肆，魏军尽管获胜，却也是强弩之末。“及道武讨中山，留〔拓跋〕顺守京师。栢肆之败，军人有亡归者，言大军奔散，不知帝所在。顺闻之，欲自立，纳莫题谏，乃止。”“道武之惊于栢肆也，并州守将封窦真为逆，〔刺史拓跋〕素延斩之。”[336]“官军之惊于栢肆也，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等闻之，聚党反于阴馆。南安公元顺讨之，不克，死者数千人。太祖闻之，诏〔庾〕岳率万骑，还讨叱奴根等，殄之，百姓乃安。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不乐内徙，聚党反叛。岳率骑三千，讨破之，斩铁擒崇，搜山穷讨，散其余党。”[337]
再看后燕方面。“魏围中山既久，城中将士皆思出战”，慕容隆屡次请战，“卫大将军麟每沮其议，隆成列而罢者，前后数四”。[338]出战的后果无非有二，或胜或负：若胜，则龙城兵建立大功；若负，尚不失北归龙城。因而，慕容隆主战，慕容麟主守，分歧的根源在于：慕容隆曾镇龙城，慕容麟的根基在中山。栢肆之战后，再次发生谋弑慕容宝、拥立慕容麟的密谋，“麟惧不自安，以兵劫左卫将军、北地王精，谋率禁旅弑宝，精以义距之，麟怒，杀精，出奔丁零”。“初，宝闻魏之来伐也，使慕容会率幽、并（平）之众赴中山。麟既叛，宝恐其逆夺会军。”[339]慕容宝与慕容农、慕容隆“谋去中山，走保龙城”[340]。三月，慕容宝自中山北走蓟城，与慕容会部会合。十月，北魏克中山。
镇守龙城的慕容会本是慕容垂培养的隔代接班人，慕容宝立慕容策为嗣，招致慕容会的不满。慕容宝调慕容会部入援，“会初无去意”，“宝怒，累诏切责”，“会乃上道徐进”，是年三月，“始达蓟城”。[341]在镇守龙城期间，慕容会培植了自己的势力，即其所统南下之军。“宝分其兵给农、隆”，“幽、平之士皆怀会威德，不乐去之”，提议“使〔清河〕王统臣等进解京师之围，然后奉迎车驾”。[342]究其本心，慕容宝是希望返回中山的，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却不得不阻止南下之请。慕容宝担忧的是，一旦慕容会建立殊勋，自己的皇位与生命是否能够保全，所谓“恐解围之后，必有卫辄之事”。“会以农、隆皆尝镇龙城，属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龙城，权政不复在己，又知终无为嗣之望，乃谋作乱。”[343]四月，在北归龙城的途中，慕容会举兵反叛，杀慕容隆，伤慕容农。慕容宝先据龙城，借助守军击败慕容会。
慕容宝初至龙城，不得不倚重慕容农以立足，但究其本心，仍希望尽快收复中山。“燕人有自中山至龙城者，言拓跋涉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邺城。会德表至，劝燕主宝南还，宝于是大简士马，将复取中原。”[344]《资治通鉴》卷110“晋安帝隆安二年”条：
燕启伦还至龙城，言中山已陷，燕主宝命罢兵。辽西王农言于宝曰：“今迁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师袭库莫奚，取其牛马以充军资，更审虚实，俟明年而议之。”宝从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浇洛水。会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诣宝，言“涉圭西上，中国空虚”。延追宝及之，宝大喜，即日引还。[345]
慕容宝急于用龙城之众收复中山，结果激起兵变。“长上段速骨、宋赤眉因众军之惮役也，杀司空、乐浪王宙，逼立高阳王崇。宝单骑奔农，仍引军讨速骨。众咸惮征幸乱，投杖奔之。〔慕舆〕腾众亦溃，宝、农驰还龙城。”[346]“〔段〕速骨等皆高阳王隆旧队”，故拥立隆子慕容崇。“燕尚书、顿丘王兰汗阴与段速骨等通谋，引兵营龙城之东，城中留守兵至少。”兰汗是慕容垂之舅、慕容盛妃父，曾参加列人起兵，后随慕容隆北镇龙城。在叛军围城之际，慕容农选择了叛逃。“辽西桓烈王农恐不能守，且为兰汗所诱，夜潜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旦”，“速骨乃将农循城，农素有忠节威名，城中之众恃以为强，忽见在城下，无不惊愕丧气，遂皆逃溃”。“长上阿交罗，速骨之谋主也，以高阳王崇幼弱，更欲立农。崇亲信鬷让、出力犍等闻之，丁酉，杀罗及农。”“庚子，兰汗袭击速骨，并其党尽杀之。”[347]慕容宝南奔至黎阳，“闻慕容德称制，惧而退”[348]。在兰汗的引诱下，慕容宝北还，遇弒于龙城外邸。宝子慕容盛因娶兰汗之女而得免祸，后发动政变，光复燕祚。上述一系列兵变，均与龙城军队有关：慕容农、慕容隆、慕容会相继镇守龙城，兰汗亦在龙城经营多年。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南线。398年正月，慕容德自邺城南徙滑台，称燕王，置百官。“时德始都滑台，介于晋、魏之间，地无十城，众不过数万。”[349]慕容德部又东徙进入青齐地区，定都广固，史称南燕。唐长孺先生指出，自慕容德南迁至北魏末年，青齐地区“颇大一部分豪强是随慕容德南渡的河北人，他们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便被认为当地‘土民’”[350]。以往学者论及青齐土民时，大多强调其与慕容氏的渊源。细绎史料，不难发现，其中颇有一些人曾有仕秦反燕的经历。在燕魏之际，河北士族面临抉择，或北走辽西，或南渡青齐，或投降北魏。其中固然有许多具体、偶然的因素，但“秦燕之争”的分野仍隐约可见。
在4世纪的后三十年中，河北地区先后经历了前燕、前秦、后燕、北魏的统治，河北士族也经历了多次分化与重组。370年，前秦灭前燕，除魏、阳平二郡太守外，“其余州县牧守令长，皆因旧以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绍为散骑侍郎，使与散骑侍郎京兆韦儒俱为绣衣使者，循行关东州郡”。又简拔前燕故臣，以勃海封衡为尚书郎。[351]371年，“〔苻〕坚以关东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简召英俊，补六州守令，授讫，言台除正”[352]。372年，“秦以清河房旷为尚书左丞，征旷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国韩胤为尚书郎，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佐郎，郝略为清河相，皆关东士望，王猛所荐也”[353]。384年，慕容垂称燕王，“引丁零、乌桓之众二十余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邺”，“关东六州郡县多送任请降于燕”。尽管慕容垂竖起了复国大旗，却并非如胡三省所云“乘乱一呼，翕然为燕”。河北的各支势力中，固然有积极参加慕容复国运动者，亦不乏支持前秦或首鼠两端者。例如，慕容垂初围邺城，“东胡王晏据馆陶，为邺中声援，鲜卑、乌桓及郡县民据坞壁不从燕者尚众”。又如，丁零反叛后，幽、冀二州的前秦军队，与丁零、独孤“遥相首尾”，“是时燕军疲弊，秦势复振，冀州郡县皆观望成败”。[354]再如，慕容垂再围邺城，“久不下，将北诣冀州”，“于是远近闻之，以燕为不振，颇怀去就”。[355]要之，河北地方势力并非都是“人心思燕”。
秦、燕在河北大约相持了一年半，苻丕粮尽援绝，弃邺西走。河北形势尘埃落定，却仍有不少河北士族不肯降燕。387年，后燕克东阿，消灭军阀温详，一批曾仕前秦的河北士族加入后燕。《通鉴》：“及秦主丕自邺奔晋阳，〔光〕祚与黄门侍郎封孚、巨鹿太守封劝皆来奔。劝，奕之子也。〔慕容〕垂之再围邺也，秦故臣西河朱肃等各以其众来奔。诏以祚等为河北诸郡太守，皆营于济北、濮阳，羁属温详。详败，俱诣燕军降，垂赦之，抚待如旧。”[356]勃海封氏人物还有封衡、封懿、封则。封衡是封裕之子，仕秦为尚书郎。慕容垂称燕王，以封衡为右司马。封懿是封放之子、封孚之弟。后燕占领邺城后，“〔慕容〕麟击勃海太守封懿，执之”[357]。394年，后燕克长子，简拔西燕故臣，中有“太子詹事渤海封则”[358]。仕于西燕的河北士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曾入关仕秦而后随慕容氏东归者，二是于河北仕秦而后随苻丕西撤者。要之，勃海封氏人物仕前秦者颇多，在慕容复国运动中，除封衡较早追随慕容垂外，封孚、封懿、封劝等都曾长期追随前秦。
392年，慕容垂克滑台，消灭丁零翟氏，又有一批曾仕前秦的河北士族加入后燕。《通鉴》：“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兴张卓、辽东夔腾、阳平路纂皆仕于秦，避秦乱来奔，诏以为冀州诸郡，各将部曲营于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败，皆降于燕，燕主垂各随其材而用之。”[359]所谓“翟氏”，是指翟辽、翟钊父子。385年，丁零翟真被杀，从兄翟辽避乱南奔黎阳，所部之中丁零人不多，主力是河北流民，史称“〔翟〕辽之部众皆燕赵人也”[360]。限于史料，在此仅对清河崔氏人物略做讨论。崔逞祖崔遇，后赵特进。崔逞仕前燕为黄门侍郎，“及苻坚并慕容暐，以为齐郡太守，坚败，司马昌明以逞为清河、平原二郡太守，为翟辽所虏，授以中书令，慕容垂灭翟钊，以为秘书监”[361]。崔宏祖崔悦，后赵司徒左长史。《魏书》卷24《崔玄伯传》：
苻融牧冀州，虚心礼敬，拜阳平公侍郎，领冀州从事，管征东记室。出总庶事，入为宾友，众务修理，处断无滞。苻坚闻而奇之，征为太子舍人，辞以母疾不就，左迁著作佐郎。苻丕牧冀州，为征东功曹。太原郝轩，世名知人，称玄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坚亡，避难于齐鲁之间，为丁零翟钊及司马昌明叛将张愿所留絷。郝轩叹曰：“斯人而遇斯时，不因扶摇之势，而与鷃雀飞沉，岂不惜哉！”慕容垂以为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362]
又，崔悦子崔液仕秦为尚书郎。[363]无论是崔逞还是崔宏，其家族都显于后赵、前秦，于前燕不显。崔宏“不因扶摇之势，而与鷃雀飞沉”，其背后正是“秦燕之争”的分野。崔宏子崔浩先后娶太原郭逸二女，浩弟崔恬亦娶郭逸女。“〔郭〕逸妻王氏，刘义隆镇北将军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为得婿。俄而女亡，王深以伤恨，复以少女继婚。逸及亲属以为不可，王固执与之，逸不能违，遂重结好。”[364]王氏为何对崔浩如此厚爱呢？《宋书》卷46《王懿传》：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祖宏，事石季龙，父苗，事苻坚，皆为二千石……苻氏之败，仲德年十七，与兄叡同起义兵，与慕容垂战，败……渡河至滑台，复为翟辽所留，使为将帅。积年，仲德欲南归，乃奔泰山……晋太元末，徙居彭城。[365]
王仲德家族显于后赵、前秦，王仲德兄弟起兵反燕，又事翟辽于滑台。王氏厚爱崔浩，当与二家反燕及居滑台的共同经历有关。又，晋将彭城刘该娶崔宏之女[366]，可能就在崔宏降晋期间。清河崔氏亦有支持后燕者，例如崔荫，历任慕容绍、慕容楷、慕容温、慕容宙司马。[367]
要之，在前秦崩溃、后燕复国之际，入关仕秦的河北士族纷纷东归，于河北仕秦的河北士族避难南下，先后与东晋及丁零翟氏结合。后燕时期，河北士族分裂为两大阵营：一类积极参加复国运动，成为核心派；另一类则有仕秦反燕的经历，成为边缘派。后燕灭西燕，来自西燕的士族多曾仕秦，又曾与后燕为敌，因而也是边缘派。在燕魏之际，河北士族或北走辽西，或南渡青齐，或投降北魏。燕凤、张衮、许谦等人构成了北魏行政中枢的最初阵容。燕凤、许谦曾于长安仕秦，许谦又曾反抗后燕，因而与后燕核心派有所隔阂，后燕边缘派则较易得到援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清河崔逞、崔宏相继执掌北魏行政中枢，甚至承担创制立范的历史重任。
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最先迎降北魏者，大多出自西燕。如中山李先，“仕苻坚尚书郎，后慕容永闻其名，迎为谋主”，“〔慕容〕垂灭永，徙于中山，皇始初，先于井陉归顺”。又如昌黎屈遵，“为慕容永尚书仆射、武垣公，永灭，垂以为博陵令，太祖南伐，车驾幸鲁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阳太守崔玄伯东走海滨，属城长吏率多逃窜，遵独告其吏民”，“遂归太祖”。[368]
其二，跟随慕容德南渡的河北士族中，有仕秦反燕经历者颇多。先看昌黎韩氏。入南燕者有韩范、韩
、韩轨、韩谟等。慕容德镇邺期间，韩为冀州别驾，韩轨为邺令。慕容宝弃中山北走，“乐浪王惠、中书侍郎韩范、员外郎段宏、太史令刘起等帅工伎三百奔邺”[369]。韩范为何不随慕容宝北奔呢？昌黎韩氏在前秦时颇为显赫，韩范曾仕秦为太子中舍人。[370]韩范兄弟当自关中东归，因而其根基不在昌黎而在南线。与韩范一同奔邺的还有“工伎三百”。中古时期，工伎是特殊技术人才，被集中安置在首都。“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王猛平邺，慕容氏所得乐声又入关右”。[371]淝水之战中，前秦随军乐工被东晋俘获。前秦崩溃后，长安乐工经历西燕、后燕、南燕、后秦，最终入于江左。“工伎三百”之所以选择慕容德而非慕容宝，当与其关中经历有关。
再看勃海封氏。入南燕者有封孚、封恺、封逞、封嵩、封融。按，封恺是封劝之子，封孚从子。封氏人物大多随慕容德自滑台入青齐，唯有封孚南渡的路线颇为独特。“〔慕容〕宝僭位，〔封孚〕累迁吏部尚书。及兰汗之篡，南奔辟闾浑，浑表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372]封孚随慕容宝北走龙城，兰汗之乱后南奔。封孚可能取道勃海，故而就近投奔青齐的辟闾浑，而非滑台的慕容德。其他南渡士族如清河崔氏、房氏、魏郡申氏等，均有人物出仕前秦，只是由于记载简略，人物关系晦暗不清。要之，在慕容德镇守邺城、滑台期间，其麾下河北士族中有仕秦反燕经历者颇多。慕容德还收留来自关陇、战败东徙的前秦余部。正是因为氐人苻广、李辩先后反水，滑台入魏，慕容德才被迫东走青齐。
以上，我们对淝水战后的华北政治形势做了简要的梳理。我们认为，在慕容、拓跋复国运动的背后，“秦燕之争”的分野若隐若现，贯穿始终。拓跋复国运动本是从慕容复国运动中派生出来的，最终拓跋击败慕容，担负起统一中国北方的历史使命。当我们观察北魏政治时，不应忽视“秦燕之争”的历史遗产。例如，北魏初年的士族格局延续了后燕时期的核心派与边缘派之分，这对于北魏一代的士族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373]或许可以这样概括，北魏政治史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内因”，指拓跋政治体的升级；另一条是“外因”，指十六国的历史遗产，“秦燕之争”正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