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语言政策理论

语言政策与规划（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缩写为LPP）是以语言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理论。本节从三个方面介绍2016年我国LPP理论研究进展情况。一是“研究现状与学科发展”，研究内容涉及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和主要特点。二是“研究热点与理论趋势”，研究内容涉及语言生活、语言意识、语言竞争、语言管理理论、微观语言规划、家庭语言规划、语言景观等LPP领域当前的各研究话题。三是“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讨论了政治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民族志研究方法、国外LPP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等。本节共收文19篇。

一、 研究现状与学科发展

•中国的语言规划学呼之欲出

李宇明在2005年出版了《中国语言规划论》，2010年出版了《中国语言规划续论》，2015年出版了《中国语言规划三论》（简称《三论》），每五年一个台阶，逐渐形成了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思想。

《三论》关于语言规划学是语言功能之学的论断，准确把握了语言规划学的本质。推动语言规划学发展，应注重应用研究，关注语言功能，让相关研究直接服务于国家的语言文字行政工作；语言规划学也要做好基础研究，解决国别语言规划研究和中国语言规划史研究两大问题。《三论》提出要完善由宪法、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国家规定的教学语言系统、相关新闻传媒示范规范系统、规范化的字典词典、术语规范标准、相关学术团体和学术报刊等构成的语言维护系统，非常值得重视。《三论》指出要重视语文知识，这恰恰是当今社会的软肋，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急需加强对语文知识的学习。

语言规划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属正常。在《三论》的过渡下，《语言规划学》第1辑2015年年底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学术观点渐趋成熟，学术团队日益壮大，语言规划学业已形成。

——薄守生，赖慧玲.呼之欲出的中国语言规划学——读《中国语言规划三论》［J］.

语文建设，2016（13）.

•建立语言规划学的条件日臻成熟

我国的语言规划研究一直是应用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起步较晚。国内系统研究语言规划是从编辑出版论文集开始的，在几代语言学者的努力下，我国语言规划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进入21世纪后，国内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呈现“井喷”之势。从2006年开始，在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编著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以及跨学科研究范围的拓展，都表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回顾我国语言规划十年来研究的新进展，可以说成绩斐然，建立语言规划学的条件日臻成熟。

但国内语言规划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跨学科视角不足、理论构建缺憾较多以及研究方法不够完备等，且语言规划研究一直是从属于二级学科“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下的研究方向之一“社会语言学”，严重制约和阻碍了语言规划学的正常发展。建立独立的语言规划学，科学布局语言规划人才培养，实现语言和谐进而达到社会和谐，依然任重道远。

——洪爱英，张绪忠.近10年来国内语言规划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战线，2016（9）.

•国内语言政策研究现状

对中国知网（CNKI）1996—2015年发表的540篇语言政策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显示：近20年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国内学者关于语言政策研究的发文数量逐年递增，语言政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研究渐成规模；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研究主题日趋多元，主要可分为介绍性研究、思辨性研究和借鉴性研究；研究者的专业背景涉及语言学、文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包括汉语言文字学等几十个专业，呈现出跨学科性和多学科的研究视角。

国内的语言政策研究在理论方法、学术视野上呈现出以下特点：成果数量颇丰，理论基础偏于薄弱；主题研究多样，定量实证方法欠缺；视角学科多元，微观分析不足。今后应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研究：在宏观层面，从国家语言战略的高度，凸显语言的功能性；在中观层面，关注语言问题，商讨解决对策；在微观层面，渗透社会群体，观察语言生活。

——刘叶红.国内语言政策研究综述：现状与发展趋势［J］.外语与翻译，2016（3）.

•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的主要特点

《语言规划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语言规划研究中国学派的一些典型特征：其一，对“语言规划”的理解有自己的特点，并且特别强调语言规划是有益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活动；其二，突显家国情怀，强调中国立场；其三，强调语言和谐理论，突出解决问题的导向；其四，从语言学角度理解语言规划研究的学科属性，认为它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需要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语言问题。同时，语言规划学的中国学派目前尚存在跨学科视角不足、理论构建缺憾较多、研究方法不够完备等不足，需要吸收借鉴国际学术界的理论，不断改进研究方法，以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赵蓉晖.论语言规划研究的中国学派——评《语言规划概论》［J］.

语言战略研究，2016（1）.

•面向语言文字智库建设的语言政策研究

语言文字智库是以语言政策和语言战略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语言文字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面向语言文字智库建设的语言政策研究，应当符合智库研究的共性特征，比如以维护、发展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以问题导向下的决策咨询研究为核心任务，采用跨学科、多学科乃至超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实证研究，建立大数据思维，关注对策建议的可操作性，等等。同时，应当建立自身特有的研究任务体系。该体系至少应包括六个方面：一是解释语言政策的复杂性，二是推动语言政策理论创新，三是设计并传播国家语言形象及语言政策形象，四是探索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理性决策模式，五是探讨走出语言文字决策困境的策略，六是影响社会语言生活、助力政策实施。

——张日培.面向语言文字智库建设的语言政策研究［J］.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2016（2）.

•中国语境中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中国语境中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延续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务实传统，着重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同时，主要集中于宏观领域，多涉及从上至下的官方政策，也可以说是刚性政策，国别研究居多，尚未深入中观或微观领域。这种研究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语言政策作为一个学科研究在更宏大范围的纵深发展。和西方语言政策和规划相关研究一样，中国语境中其他一些相关术语也开始频繁出现，比如语言舆情、语言生活、语言管理、语言治理、语言问题和语言资源等。这些概念各有侧重，包含不同的研究重点及趋向。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会更加清楚、明确。中国语境中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在今后发展上应该突破汉语本来的思维，扩大研究范围，借鉴、融合西方较为成熟的研究理论及研究范式，提升理论自觉性，方法论上要更多元、更宏大，研究对象更细微，从而促进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纵深发展。

——李英姿.中国语境中“语言政策与规划”概念的演变及意义［J］.外语学刊，2016（3）.

二、 研究热点与理论趋势

•语言生活：作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对象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本来就是研究语言生活的，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语言生活的概念，或者是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对象。“语言生活”可以定义为“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包括语言的运用、学习和研究三个维度，而“语言”又包括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三个方面，因此三维度与三方面纵横构成了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语言运用、语言知识的运用、语言技术的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技术的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知识的研究、语言技术的研究。我国的语言生活研究主要包括分领域观察语言生活、利用媒体语言和语料库技术统计语言生活、语言舆情分析研判、语言国情的调查研究，并建立了与语言生活相关的学术研究体系。在语言生活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的学术群体——语言生活派，语言生活派的学术实践将语言研究转向语言生活的研究，研究聚焦于语言的社会功能，使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研究发生了重要转向。

——李宇明.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J］.语言战略研究，2016（3）.

•语言生活：基于少数民族研究的新范式

《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一书体现了对语言生活研究范式的创新探索。该书通过对语言生活观的阐释，以及对语言生活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透视，彰显了语言生活派的学术话语，探索了语言生活派的研究理路，建构了语言生活派的学理框架。该书提出并论证的我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以及长期系统的双语教育政策，是探索解决中国语言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国的语言生活派需要对语言生活基本理论、学理体系、范式方法等基础性问题进一步加强研究，完善理论方法体系。

——张军.语言生活研究范式的新探索——读《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J］.语言战略研究，2016（3）.

•语言意识：由单语主义走向多语主义

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交流和人口移动愈发频繁，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信息数量不断增长，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单语主义显然无法适应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要求。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的大趋势，要求语言规划必须自觉由单语主义转向多语主义。多语主义的基本精神应当是：在个人层面，为个人提供多语教育，形成包括母语、国家通用语、外语的多语能力；在国家层面，国家要处理好通用语言与其他本土语言（包括方言）的关系，处理好本国语言与外语的关系，关注外来人口的语言问题，向社会提供多语服务，指导人们做好家庭语言规划；在国际层面，国际组织（包括各种跨国组织）要处理好官方语言、工作语言与各成员国语言权力的关系，指导国际社会建立多语主义的语言秩序。

——李宇明.由单语主义走向多语主义［J］.语言学研究，2016（1）.

•语言意识：语言意识形态下的语言战略选择

语言意识形态支配着一个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意识形态具有三大社会功能：指导和决定功能、标志功能和语言秩序的确定功能。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多语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大趋势，我国在语言战略选择上应坚持多语主义，大力发展国民多语能力，科学划分、正确对待国内的非通用语言及其国外区域性主导语言，通过合理方式积极维护、稳定国内的语言秩序；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应该积极寻找机会抗衡当前的“不合理”的国际语言秩序，为汉语在国际语言秩序中赢得优势地位，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可以采取三方面措施：加强汉语凝聚力，大力推广普通话；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建立弱势语言资源库，保存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注重“中国英语”的文化传播作用。

——董晓波.语言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语言战略选择研究［J］.外语教学，2016（5）.

•语言竞争

在语言结构空间，语言竞争现象社会较易感知，常常引发争论的是借词方式、文字形体（包括字母表）以及注音符号形体。在功能空间，当前中国语言竞争的热点在教育，教育是语言矛盾最为突出的领域，其次是大众传媒，再次是家庭。在年龄空间，语言竞争主要发生在40岁以下，40岁之后语言使用已基本稳定，且伴随年龄增长，语言能力将逐渐退化，语言竞争已不剧烈。在地理空间，近百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语言（包括第一言）版图基本稳定，第二语言（包括第二言）版图变化剧烈，语言竞争的焦点在第二语言层面。

结构空间、功能空间、年龄空间、地理空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各空间也不是封闭的。对同一问题可以从不同的空间进行观测，也可以多空间结合观测。

——李宇明.语言竞争试说［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2）.

•语言管理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管理理论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理论框架，明确并深化了相关概念内涵，丰富了其理论内容，在各种语言管理活动中得到了应用。语言管理理论提倡通过“简单管理”与“有序管理”，对语言的宏观规划路径和微观规划路径进行调和，这是其对语言规划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语言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仍需解决三大问题：一是明确其理论定位，将注意力转向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二是确认其研究重点，进一步探索简单管理和有序管理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建立运行模式；三是思考其价值导向，在强调社会主体参与管理的同时，充分承认政府在语言规划中的作用。

——何山华，戴曼纯.语言管理理论：源流与发展［J］.语言规划学研究，2016（1）.

•微观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是对语言使用现状的一种限制和调整，从宏观上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社会语言活动。但宏观的语言规划显然不能应对目前社会发展对语言规划的细致要求：其一，对于一种语言采取的规划行为不只涉及这种语言本身，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语言；其二，当语言规划发展到语言政策阶段，其执行是一个历时过程，需要估测其影响效果并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其三，语言规划是针对整个社会群体的规划，注重全局性，不一定兼顾到每一个社区或每一个个人；其四，语言规划是理想状态下的一种规划，并不能涵盖所有语境情形。

因此，我国应当关注微观语言规划。第一，不同地域应考虑地方因素而做微观规划调整；第二，由于社会职能的差异，不同机构的语言规划应各有侧重；第三，由于工作对象和群体特征差异，不同行业的语言规划也应该有所不同；第四，由于团队组成、党派章程等的不同，组织机构内部对语言的要求不一样，语言规划结果也应有所不同；第五，由于社区和个人主观随意性更强，其语言使用更加灵活多变。从具体情境入手，进行微观规划，语言规划能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实际，起到协调社会发展的作用。

——李福莉，杨满仁.微观语言规划研究初探［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6（10）.

•家庭语言规划

很多父母认识到家庭语言环境对孩子语言使用的影响，已具有一定的家庭语言规划意识。父母通过各种途径构建自己的语言意识和态度，父母的语言意识决定其家庭语言规划和家庭语言实践，并会直接影响孩子对某一语码的掌握和使用。父母语言意识对儿童语言使用状况的影响在儿童社会化程度逐渐增高的过程中逐步削弱，儿童自身的语言意识会逐渐增强，并促使他们调整自己在特定语境中使用某种语码（比如方言）的比率，而且正是由于儿童自身语言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才保证了除普通话之外，其他语码的代际传承。

——王玲.语言意识与家庭语言规划［J］.语言研究，2016（1）.

•语言景观：多语研究的新路径

语言景观具有信息功能和隐蔽的象征功能，语言景观的分析单元和归类具有复杂性，考察语言景观的指标包括语种数量、语码选择、文字呈现方式等。多语语言景观语种转换的准确性有复制型、重叠型和互补型三种。语言景观与社会语言环境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语言景观反映社会语言环境，社会语言环境重新塑造新的语言景观。作为多语景观的不同呈现方式，语言景观帮助了解语言使用的特征，反映语言的权利和地位，揭示语言选择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的政策取向，进一步反映当地语言景观实践与语言政策的契合度。

语言景观是研究多语现象可及的新型手段。语言景观研究法能为多语现象研究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保持多语生态的平衡，表达语言选择的意图，反映语言竞争的动态。从语言景观的视角研究多语现象可以丰富多语习得理论，增加多语应用的新形式，促进多语研究的新发展。语言景观研究也要结合其他理论进行综合应用，通过跨学科的实践进一步发展。

——段袁冰.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景观研究——多语研究的新路径［J］.

湖南社会科学，2016（2）.

•语言景观：优势与不足

在理论层面，语言景观研究弥补了社会语言学中城市调查只侧重城市中口语使用研究的不足，将城市中的书面语使用也涵盖进来，可以纳入城市语言调查的理论范畴；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城市语言调查的研究对象，更能够与传统的城市语言调查方法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增强调查的科学性、准确性，推动城市语言调查的深化和发展。在研究方法上，语言景观研究还存在研究对象界定不清，研究区域选择理由不充分、样本确定标准不明确、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语言景观研究的界限应限定于标识上的书面语言，研究区域可根据研究目的进行划分，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进行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

——张媛媛.语言景观研究的几个理论和方法问题——以澳门官也街为例［J］.

中国语言战略，2016（1）.

三、 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政治学与语言学相融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语言政策与政治理论》一书向读者展示了政治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对推进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意义，探索了两个学科之间的接口以及跨学科研究可能面临的困难，尝试提出了融合“政治学思维”与“语言学思维”的现实路径，为我国的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了参考。语言政策研究要重视跨学科视角的理论建构，将价值判断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我国的语言政策研究要在深刻把握国情的基础上，在国家政治体制与总体发展战略框架下，寻求具备实际可操作性和政治合法性的语言问题解决方案，不仅要充分认识语言规律，更要深刻领会我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政府运行的机制，尝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规范性语言政策研究。

•民族志方法

民族志方法在双语政策、双语教育、语言复兴、儿童语言社会化策略、多语言教育、新媒体与语言认同、少数族裔双语保持和使用、移民的双语学习及保持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其最重要的方式是参与式观察。民族志方法擅长发现非官方的、实际存在的或者影响更持久和有效的隐性语言政策，能够将宏观语言政策与微观语言政策联系起来，相互对照和印证，了解宏观语言政策在具体环境下的实施情况。民族志方法对我国的语言生活研究有很大启发，它不仅适用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以及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有助于了解各个层级语言生活内在的或者隐藏的，支配语言行为与实践的语言意识、语言信仰、语言动机，能够为我国的语言政策研究开拓新的研究路径，同时有效解决我国语言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李英姿.语言政策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及启示［J］.民族教育研究，2016（5）.

•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路径方法

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有五大路径和两大方法。五大研究路径指早期依赖实证观察和历史研究方法的研究路径，历史-语篇研究路径，政治理论研究路径，法律和媒体语篇研究路径，学科复兴时期的世界体系论、语言生态观和治理观的研究路径。两大研究方法指民族志研究方法和话语分析研究方法（特别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方法）。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学科内涵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路径和方法呈多元发展态势，显现出由交叉学科向超学科过渡的发展路向。

——张天伟.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路径与方法［J］.外语电化教学，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