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普通话语音规范

促进普通话语音规范是推广普通话的基础和前提，是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重要任务。围绕新世纪普通话审音工作注15的开展，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的研究。2016年，《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项目先后通过专家鉴定和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成为年度学术热点。除此以外，本节介绍的研究内容还涉及语文辞书执行普通话语音规范的情况和普通话语音研究的历史演进，共三个专题，收文9篇。

一、 普通话异读词调查及其审音

•普通话异读词调查

调查显示，普通话异读词读音正确率在90%以上的词语比例最高，正确率在80%—90%之间的其次，正确率在10%以下的最少。数据体现出这样的趋势：正确率较高的词语较多，正确率较低的词语较少。这实际上表明人们对异读词的实际读音总体上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正音是保持一致的，以往审音确定的读音已经为普通话使用者广泛接受。这也是过去历次审音工作成果的体现。

从统计分析上看，年龄、文化程度、性别等因素对异读词读音的选择均有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影响最大，文化程度次之，性别因素影响最小。具体来看：第一，年龄因素与异读词读音的正确率成反比，即年龄越大正确率越低，年龄越小正确率越高，这反映了语音规范是随时间逐渐加强的；第二，文化程度与异读词读音的正确率成正比；第三，在性别因素上，总体来说女性的正确率比男性高。

根据读音正确率，建议读音正确率在80%以上的可以不再列入待审范围。正确率低于80%的需要进行审音，其中正确率低于20%的，表明原来的审音结果几乎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可能需要对原来的读音进行修改。

——冉启斌.普通话异读词的调查［J］.中国语文,2016（4）.

•中古入声字异读的正音

新时期普通话审音工作的主要依据有三：一是符合字音的历史演变规律，二是全国通行度高，三是减少没有别义作用的异读。正音工作最理想的结果是找到并论证了既符合古音传承又符合使用者口传的音，能纠正过去极个别的错误定音。

审音中遇到的很大难点就是中古入声字异读如何正音。首先，从历时角度看，中古入声字的异读在北京话中的表现是同一历史音类的无条件分化，似乎是“非从理”的；其次，这些异读不但没有分化的语音条件，还大多都有一定的字音数量；再次，“减少没有别义作用的异读”和“减少没有语体差别的异读”，在入声字读音审定中遇到很大困难；此外，文白异读用于不同的语体，其实也并不容易控制。

从新国音的审定开始，强调以北京音为根据，放弃了设立北京话已不存在的尖团声和入声，这在制定通语规范的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近十年的审音工作陆续淘汰了一些仅在北京土语词汇中使用的字音。

建议对普通话里中古入声字异读按韵母和声调，区分不同策略加以应对：第一，对于入声韵母的异读规范，宜有意识地向分布广泛的文读倾斜；第二，对于清入归调的规范，要充分重视历史考察和方言地域的结果，北京话“清入归去”的文读是不大靠得住的，从地域考察看，恐怕还要乱一个阶段，浮现新结构的时机尚未成熟。

——王洪君.普通话审音的一个难点——中古入声字的异读：历史、现状及思考［J］.

语言规划学研究, 2016（2）.

•“粳”字的读音

异读词“粳米”“粳稻”中“粳”的字音，1985年《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统读为jīng，本次审音建议统读为gēng。“粳”的字音，在社会上有jīng与gēng的分歧，两种字音的中古音来源其实是同一个。出现两种字音，是近古的事。“粳”的字义及所指事物在南北方言中的通行度和字义显豁度不同。调查发现，目前的北方口语中基本不用“粳稻”“粳米”这两个词，绝大多数北方中青年人搞不清“粳”字的意义。百余名科学家联名上书要求定“粳”字音为gēng，虽然他们对该字古音及其到不同方言的语音演变的阐述不尽准确，但“梗开二见”组字在明清以来北京音中的变化是趋向geng类音，“粳”在方言中的常用度和词义显豁度北低南高，差异极大，的确是审音定音必须要考虑的。

——王洪君.“粳”字的读音［J］.中国语文,2016（4）.

•“钻”字的读音

“钻（zuàn）”字做动词时意义与“钻（zuān）”并不相同。“钻（zuàn）”字做动词时只指“用钻（zuàn）或钻（zuàn）机来打眼儿或打孔”，“钻（zuān）”做动词时则是指“从已有的孔洞中穿过或进入孔洞”。 意义抽象的“钻研”“钻营”一向读平声，应予维持。“钻探”之“钻”严格来说，应当属于使用工具的意义，但也许因为该词非口语词，也许是因为上次规范的原因，群众的读音正确率比较高，故仍然维持平声读音。审音课题组经过讨论，决定尊重语言事实，对“钻”的读音重新审定。修订为：zuān～孔（从孔穴中通过）～探|～营|～研；zuàn～床|～杆|～具|～孔（用钻头打孔）|～头。

“钻”字的审音适用以下几个原则：基准原则、别义原则、古今原则、系统性原则。不难发现，审音工作不是简单地套用某种规则，而是在语言事实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各种审音原则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钻”字的审音成果消除了权威辞书跟《审音表》（1985）的抵牾及工具书内部的矛盾，推动我们重新思考权威辞书与国家规范的关系，权威辞书与国家规范应该形成良性互动，而不是相反。权威辞书注音和释义的精细化有助于审音规范的建立。

——孟蓬生.“钻（鑽）”字的读音［J］.中国语文,2016（4）.

•“荨”的审音理据

“荨麻”之“荨” 的现代审音史一波三折。1985年12月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里，改为qián和xún两读，并注明“荨麻”之“荨”读qián，文读音；“荨麻疹”之“荨”读xún，白读音。

其实，“qián麻”之qián的本字为“䕭”，而非“荨”。之前审定“荨”音为qián的理据之一是以为“荨”和“䕭”同音。《说文》有“荨”无“䕭”，《广韵》两字都有，但分属两韵。其实，从上古到中古，“荨”和“䕭”都是异形、异音、异义。《广韵》“荨”只有一读，即徒含切。方言中的qián音，应来自“䕭”，人们把“荨”误以为是“䕭”。“荨”本身并无qián一读。综上，定“荨”字为qián音，于史无据，历代韵书都未记载此音。

根据调査显示，只有23.34%的北京居民把“荨麻”之“荨”读成qián。至于“荨麻疹”之“荨”，仅有6.25%读qián。并不存在明确的“文读音”与“口语音”之别，把“荨”音分出两种语体差别，这种划分没有必要。

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审音工作跟以往相比，要困难得多。“吾辈数人，定则定矣”的时代已基本结束，要使审音结果服众，应给每个新审定的读音提供应有的理据。所谓理据，既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根据共时从众原则， 以xún为主。因此，基于历时资料证据和共时从众标准的综合考量，2016年《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把“荨”的普通话读音重新审定为xún。

——钟英华，张洪明.“荨”的审音理据平议［J］.中国语文,2016（5）.

•科技异读词的规范问题

科技领域的异读词规范工作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依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依然无法确定读音，二是专业领域普遍存在某种与《审音表》规定不同的读音。科技领域有一些译音用字的读音也需要认真考虑。有些科技用字，在科技领域的读音已根深蒂固，但与《审音表》《现代汉语词典》相抵触，需要与国家语言文字机构取得联系，尽量取得一致意见。此外，要彻底厘清科技领域的异读词，还必须尽可能搜集科技异读词，抽样调查这些异读词的实际读音类别和分布情况，分析语音及语义关系，同时弄清楚各异读词的读音依据。

——王琪.浅谈科技异读词的规范问题［J］.中国科技术语,2016（4）.

二、 语文辞书中的语音规范

•最新版《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注音调查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是由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和广电部于1985 年发布的关于异读词读音的规范标准。与《审音表》比较，最新版《新华字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音差异主要体现在方言、轻声、旧读与〈古〉又同、文白异读、专有名词注音、标调等方面。

《字典》《词典》注音与《审音表》审音之间的差异较大。三者应该尽可能一致，不能出现太多互相抵牾、互相矛盾的情况。《字典》《词典》大体上不到十年就修订一次，而《审音表》发布已三十多年，新修订的还没有发布，希望新修订的《审音表》与以后再次修订的《字典》《词典》在体现和执行语言文字规范方面尽量一致，给读者提供符合规范的语言文字知识。

——陈会兵,杨晨笛,张悦.最新版《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注音调查［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6（5）.

•《新华字典》注音变化研究

结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对《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第1—11版各版收音的增删和改动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可见《新华字典》注音变化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顺应字音演变、关注现实；第二，执行语言文字政策；第三，吸纳古语、地名、人名、姓氏读音；第四，积非成是；第五，回避同音字。《新华字典》的定音标准大致可总结为：以符合语音发展规律为准，参考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相关规定，尊重大众语言使用的实际。

同时，对《新华字典》今后的注音修订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关于古今字注音，古今字的古字具有特定的使用环境，相对现代汉语而言是古汉语中的特殊用法，没必要单独列出；第二，关于四声别义字的注音，一些字的去声读音在当今大众的语言实际使用中已不多见，建议参考古今字注音方式；第三，关于非常用字的注音，《新华字典》的修订如果过多地收录生僻字，则会背离“主要供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使用，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也可参考”的编写宗旨，对广大使用者而言，现实针对性不强，实用性不大。

——刘宏伟.《新华字典》注音变化研究［D］.安徽大学,2016.

三、 普通话语音研究历史发展

•普通话语音研究百年

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确立与推行，无疑是现当代最重要的语言战略规划成果之一。从1913 年读音统一会议定语音标准算起，对汉语语音系统的规范和研究已经历时百余年，作为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基础性支撑，语音规范工作及普通话标准音研究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的“读音统一”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核定音素”的方式确定国音的标准，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从“一种没有人说的语言”到确定北京音系为国音之标准，走上了符合语言规律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不同于民国时期追求的读音统一，新时期采用了“规范”这一关键词。这一时期是普通话标准音研究的大发展时期，许多奠基性的著作、文章都在这一时期出现。

改革开放以后，普通话语音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语音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不断与国际接轨，对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描写日渐精细、准确；二是围绕普通话标准音的定义、范围、溯源等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与调查研究；三是相继开展了两次普通话审音工作，修订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此外，对普通话语音动态规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提高了全社会的语音规范水平，为社会筛选出了诸多讲标准普通话的人才，为普通话标准音研究提供了语料，加深了我们对普通话标准音的认识，将我们对普通话标准音规范的认识从书面提升到口语。同时，没有定义更精细的动态语音标准，是它的主要不足。

百余年来，普通话标准音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统一到规范、从读法约定到偏误判定的过程，这是一个从模糊到明确、从粗略到精细的过程，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这一过程与语言战略推动、语音学研究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条件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韩玉华.普通话语音研究百年［J］.语言战略研究,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