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文化职能的规划【1】

语言生活的治理，本质上就是规划语言的社会职能，使各种语言及其变体能够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减少冲突，和谐相处。我国既往的语言规划，关注点主要在语言的交际领域，统一语言，规范文字，开展双语教育和外语教育，有效地解决了语言众多、方言分歧所带来的严重的交际障碍。

当国家通用语言普及到一定幅度并形成较大的普及惯性时，就会使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具有挤压感，易于产生语言矛盾，甚至发生语言冲突。此时，语言规划的天平就需要向文化偏移，更自觉地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

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把语言的社会职能再分析为工具职能和文化职能，考察百余年来语言规划的特点，提出规划语言文化职能的若干观念。最后提醒人们，我国可能正在进入语言矛盾的多发期，应关注语言矛盾和语言冲突问题。

一 语言的社会职能

 

人类虽然须臾不能离开语言，人类关于语言的研究虽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人类对于语言的认识仍然不深入不全面，以至于至今还难以给语言下一个较为圆满的定义。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认识到语言是具有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符号系统，开启了研究语言形式构造的历史篇章。但是，语言不是独立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客观之物”，语言规划关注的应当是语言与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从语言的社会职能上考察，可以把语言描述为：语言（包括文字）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人类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为重要的载体，而且常常具有民族身份认同、情感依存的作用。

仔细分析这一描述，会发现它把语言（也包括文字）的社会职能分作了“工具”和“文化”两大范畴，而且这两大范畴的职能又都有显性和隐性两种形态。显性和隐性是相对的，显性形态一般来说可以直接观察和体验，隐性形态则往往需要间接感悟或用特殊方法推论得到。就工具范畴看，语言作为显性的工具是用于社会交际，作为隐性的工具是用于思维。就文化范畴看，语言既是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这是语言的显性文化职能；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是起到身份认同、情感依存的作用，就如同人的“文化名片”。语言社会职能的范畴及其显隐形态，可如下表示意： 

表中，A表示“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

B表示“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思维工具”；

C表示“语言是人类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为重要的载体”；

D表示“语言常常具有民族身份认同、情感依存的作用，就像是‘文化名片’”。

全面认识语言的社会职能，对于语言规划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使规划者理性地认识：已经做了哪些语言规划，下一步还应做哪些语言规划；语言的隐性社会职能虽然不能直接规划，但在做语言显性社会职能规划时，必须考虑到它对语言的隐性社会职能的影响，甚至可以探索如何自觉地通过对显性的规划来影响语言的隐性社会职能。

二 语言规划重心的移动

中国现代语言规划起自清末，其中1911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是中国语言规划起始期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以来，一百余年，我国语言规划的进程或速或缓，或顺或困，但代代接力，积跬步而至千里，也做了许多可圈可点的事情，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第一，统一语言。

制定并且逐渐完善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并将这一标准在全民族推广，逐步消减了因汉语方言的严重分歧而产生的交际障碍。而且，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也在全国逐步推行，56个民族可以借此沟通，逐步消减因语言众多带来的交际障碍。

第二，整改文字。

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和大规模的整理，制定并完善了标点符号，形成了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代表的规范汉字体系。同时，也为一些少数民族设计了文字，为一些少数民族进行了文字整理或文字改革。当年还为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全力配置了印刷设备。近几十年来，专心于进行面向计算机的国际编码，使中华语言文字及其出版印刷进入了电子时代。

第三，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

在利玛窦以来的各种拼音法案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汉语拼音的各种方法，最终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推行，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了优越的拼写工具和注音工具，并极大地方便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际交往和信息化。

第四，开展外语教育。

积极开展外语教育，以期跨越国家发展中的外语鸿沟。通过培养各种外语人才，使国家能够与世界对话，更好地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

这些语言规划，保证了国家政令畅通，为各民族、各地区甚至为海内外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方便，为国家的信息化奠定了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了贡献。从语言社会职能的角度来考察，会发现这些语言规划主要是改善语言的显性工具职能，是为了畅通社会交际以及“人—机交际”“机—机交际”。虽然这些语言规划也兼及语言的文化职能，而且其结果也必然会影响到语言的其他社会职能。

侧重于从显性工具的角度规划语言，是由历史上的语言国情决定的，也是语言规划的早期必走之路。当今之时，一方面，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已经成为不胫而走的强势语言，全国已有70%左右的人口能够使用；另一方面，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是响彻大江南北的时代强音。故而语言规划也应当以时以势逐渐调适：

其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重心，应由“大力推广”向“规范使用”转变。规范使用是在普通话推广的基础上提出的更高的工作要求，而且，普通话也会在规范使用中更扎实地推广。这种转变，意味着要更加关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特别是语言文字应用规范）的建设，要更加关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意识的提升，要更加关注公民语言应用能力的培育。

其二，语言规划在继续关注语言工具职能的同时，要更多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

三 语言文化职能的规划

语言的第一职能是交际。一个失去了交际职能的语言，也就不再成为思维工具；其文化职能虽不会完全消失，但也是化石性质的，只能存古而不能再创造新文化。满语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正因为语言的第一职能是交际，所以对语言交际职能的规划是语言规划的首要任务。

语言的工具功能规划其实也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语言的文化职能，这是由语言的性质和语言使用的特点决定的。如此，语言文化职能的规划可以看作是语言工具职能规划的逻辑延伸，同时也是对语言工具职能规划的补充、校正。在做语言的工具职能规划时，如果多一个文化的视角，多一重文化的关照，很多问题就可能看得更清楚，从而使语言规划做得更稳妥，更易推行，少留后遗症。比如：

汉字简化中的“一对多”（一个简化字对应多个繁体字）问题；

推广普通话与方言维护的关系；

已有民族文字的拉丁化改革；

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等。

语言规划所处理的棘手问题、所遗留的后遗症，多数都与语言的文化职能相关。这充分说明在语言工具职能规划中考虑语言的文化职能，或者对语言的文化职能进行专门规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怎样规划语言的文化职能，在国内外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中还都是正在探讨的话题，罕前车可鉴，少前事可师。中国有悠久的语言生活管理传统，有多姿多彩的语言国情，又有现实的迫切需要，有条件、也必须在语言的文化职能规划领域进行探讨，做出贡献。规划语言的文化职能，在理念上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语言平等”的理念。

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宪法精神、人人平等的普世理念在语言政策、语言观念上的体现。语言平等，就是要尊重中国领土上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也要珍重各民族的方言，同时还要平心对待外国语言文字。语言平等，其实是对使用这些语言文字的人的尊重，是对创造和使用这些语言文字的民族社团的尊重，是对这些语言文字所负载的文化的“尊重”与“宽容”。因此，语言平等也是一种文化理念，一种社会伦理。

第二，要具有“语言资源”意识。

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方言土语），贮存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基因”，镌刻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文化身世说明书，滋养着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资源，也是经济的资源。利用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从事的经济活动，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时代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形成了多种业态的语言产业。许多文化产业、教育产业、信息产业，从另一角度看都是语言产业，都为社会贡献着“语言红利”。

为了“文化基因”的保存，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语言红利”，对中华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必须科学卫护它，传承研究它，开发利用它。

第三，要理性规划“语言功能”。

各种语言的地位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社会身份的平等、政治身份的平等、语言身份的平等，而不是在语言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平等，亦即不是语言功能的平等。

由于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语言的发育状态是有差异的，比如使用人口的多少，有无方言分歧，有无民族共同语，有无文字，拥有多少文献资料等等，故而所能发挥的语言职能也是有差异的。有些语言只能用于家庭和社区的日常交际，有些语言还可以用于教育；能够用于教育的语言，有些能够用于小学教育，有的还能够用于中学教育，有的还能够用于高等教育；有些语言可以用于大众服务；有些语言可以用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科研活动；有些语言可以用于公务活动；有些语言可以作为族际交际语，甚至国际交际语，等等。

应当谨慎而全面地研究各种语言的发育状态，研究各种语言可以在哪些社会领域发挥作用，继而在“语言平等”理念的基础上，根据语言的发育状态，进行合理有序的语言功能规划，让各种语言在语言生活中充分发挥应当发挥的作用。

第四，要遵循“自愿自责，国家扶助”的方针。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各民族如何规划自己的语言，民族自治地方如何规划自己的语言生活，应当按照本民族本地方的意愿进行决策，这就是“自愿”的方针。

国家不能越俎代庖，越俎代庖常常会出现动机与效果的反差，好心未必办得了好事，好事也未必能办得好。当然，各民族、各民族自治地方要为自己的语言决策负责，这就是“自责”的方针。

语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长期的社会工程，非一时所能完成，甚至也非一个地方、一个民族所能胜任。民族、民族自治地方在规划其语言生活时，在实施其语言决策时，如果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就应依法提供智力、财力等方面的援助与扶持。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国家扶助”是异常必要的。

四 减缓语言冲突

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度，拥有丰厚的语言文字资源，但也存在着或显或隐、或锐或缓的各种各样的语言矛盾。对这些语言矛盾认识不足，处理不当，就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发生语言冲突，语言财富变成“社会问题”。

语言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一种，也是表现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宜于表现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语言矛盾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由语言问题引发的矛盾，比如当年的巴基斯坦，由于拒绝东巴基斯坦提出的“双国语”诉求而引发了语言冲突，语言冲突不断激化，演化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最终导致东西巴基斯坦的分裂。

一类是由社会矛盾转化而成的语言矛盾，比如比利时不断发生的政府危机，看似由法语区、弗莱芒语区、德语区等不同社区的语言矛盾引发，其实语言矛盾是表象，本质上是不同社区的社会矛盾。

在现实语言生活中，这两类语言矛盾常常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相互促发。例如最近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既有深刻的社会矛盾、国际矛盾的集聚，也伴随着操乌克兰语者与操俄语者的语言矛盾。在处理乌克兰危机的对策上，乌克兰当局、克里米亚当局、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的当权者、俄罗斯等有关方面，在使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手段的同时，也都不忘使用语言手段，或以语言问题为口实来介入冲突，或通过宣示不同的语言政策来缝合矛盾或激化矛盾。

近些年，中国的各项改革都进入“深水期”，语言矛盾易于由少增多、由隐转显、由缓变锐，许多社会矛盾也可能用语言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中国可能已经进入了语言矛盾容易激化、甚至容易形成语言冲突的时期。前些年发生在广州的“撑粤语”事件，上海数年来关于“保护方言”的呼吁与行动，有关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观点相左的持续讨论，因“字母词”而引发的学界一波波争论，高考改革中如何对待外语科目的热议等等，都是“语言矛盾多发期”的征兆或者表现，都具有语言矛盾与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相互促发的特点。

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地进行语言规划，特别是重视对语言文化职能的规划，特别是重视从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上着眼而进行语言规划，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需要在“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时，还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培养各种外语人才”；这就需要深入了解语言国情，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规划做到实事求是；这就需要着力研究语言冲突的机理，透彻剖析国内外语言冲突的案例，制定预防、处理语言冲突的方略，建立解决语言矛盾、语言冲突的有效机制；这就需要密切关注语言舆情，了解社会的语言心理及舆论动向，见微知著，提高对语言冲突的防范应对能力。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意识，树立科学的语言观，特别是树立科学的语言规范观和语言发展观。要处理好中华各语言、各方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本土汉语与域外汉语的关系，处理好母语与外语的关系，处理好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的关系，把握好中华语言国际传播的路向与火候，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并通过语言生活的和谐促进社会生活和谐，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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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族翻译》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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