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审美与生活

摘  要：宋代是中国古代花卉谱录的繁盛期，从数量、内容、思想意识等方面都较前代有质的飞跃，花谱创作的繁荣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花谱是宋代花卉知识的集合，知识的指向与美和艺术相关。花谱写作源于宋人的审美需要，表现了具有宋代特色的审美意识和花卉审美方式。花谱是文人生活情趣的记录，反映了宋代平民阶层对具有审美品质生活的刻意营造。

关键词：宋代  花谱  知识  审美  生活

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花卉向来都是极其重要的审美对象。它不仅活跃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史中，形成了稳固的比兴和比德传统、花鸟画传统，而且在人们世俗人生、日常生活的审美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人的潜意识深处，花不仅作为单纯的自然物而存在，还被视为与人一样的生命体。因此，由古人对花木的研究与表现入手，反观其对宇宙、自然、生命和生活的理解、体验和感受，就自然而然进入学术讨论尤其是美学研究的视野之内。

花谱,专门记载花之产地、形态、种类、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传达了人们赏花的观念、意识和情感，间附精美插图,在四部分类法中属子部之“谱录类”。作为专门考察花卉的文献，花谱涵盖了包括花卉审美在内的重要内容，描述了人们对花卉的科学认知和赏花的诸种体验，具有科学研究和美学研究的价值。

在中国花谱的历史上，宋代是第一个高峰期，与花有关的文献、谱录数量剧增。在宋代以前也有一些零星的花卉研究片段，比如晋代稽含的《南方草木状》，南朝宋人戴凯之撰写的《竹谱》，南朝齐梁之间的《魏王花木志》，唐代王庆芳撰写的《园林草木疏》，晚唐罗虬的《花九锡》，等等。但这些文献都很分散，普遍缺少连贯性，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更没有将花卉的生物、审美特性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

到了两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花谱数量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内容涉及花卉的种植技术、产地的风俗人情，花卉的鉴赏方式、审美标准；从对象上看有特定花卉的专论——牡丹谱、梅谱、菊谱、芍药谱，也有囊括多种花卉的综合性著述。宋代创造了花谱历史上若干个“第一”和“唯一”。现存的第一部花卉专论是欧阳修作于1031年的《洛阳牡丹记》，第一部梅花专著是范成大的《范村梅谱》，第一部菊谱是北宋刘蒙撰写的《菊谱》，还有历史上第一本芍药谱、海棠谱、兰谱，历史上唯一一本玉蕊花谱录，唯一的梅花木刻画谱《梅花喜神谱》。宋人编撰花谱不仅富于开拓精神还具备整理历史文献的自觉意识，如陈思的《海棠谱》，根据各类笔记和诗话辑录了历代与海棠有关的典故、轶闻、诗歌。再比如南宋陈咏编辑整理的《全芳备祖》，是中国当时一部最全的植物辑录，涉猎的每一种植物都追溯与其相关的逸事、诗赋。

对花谱的已有研究多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又或在考察某一类花的审美文化时将其作为历史资料。本文以花谱为研究对象，重视其自身的美学意义，做整体性分析。宋代花谱呈现了哪些内容？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潜沉了哪些文化积淀？又体现了何种历史新变？宋代花谱具有怎样的功能与价值？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考察与讨论。

一

花谱以花为研究对象，首先呈现为植花、识花、赏花、艺花的知识体系。此种知识是在大量的花卉种植和赏花实践中总结获得的。宋代社会爱花成风，花成为宋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生活领域，花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在洛阳、扬州、成都等地，花卉种植业发达，形成了以花为特色的地方景观。文人酷爱插花，与点茶、焚香、挂画一道称为“四艺”。赏花不仅是文人雅好，还作为生活时尚波及社会各阶层，乃至渐染成俗。此外，花是宋代中最普遍的艺术对象，花鸟画与咏花诗词十分流行。考虑到上述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等影响因素的联动，宋代花谱的繁荣发展、蕴含知识的完整丰富也就有迹可循了。

首先，花谱介绍了大量的花卉种植栽培技术。《种艺必用》不厌其烦十分详尽地记载了种花、接花、保存花的方法。周启《洛阳花木记》介绍了“变接法”（不同品种嫁接）、“栽花法”、“打剥花法”、“分芍药法”等，每种方法都非常详备。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讲解了很多育花的常识与技巧，包括给牡丹浇水施肥的常识，除病虫害的方法等。

花谱记录花卉的种植技术以满足人们求新求变的审美需要。欧阳修在《洛阳牡丹图》一诗中这样描述：“洛阳地脉最相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我昔所记数十种，于今十年半忘之。开图若见古人面，其间数种昔为窥。客言近岁花特异，往往变出呈新枝。”注113仅十年时间，原本妖娆至极的洛阳牡丹又有新品辈出。这不是因为自然的进化而是人心斗巧的结果。在宋代花卉成为了需求量旺盛的商品，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也就意味着实现经济利益。经济效益也推动了花卉培植技术的不断提升。范成大《梅谱》“早梅”一条，提到卖花人把未开花的枝条折断置于浴室之中以热气熏蒸，改变正常的花期来获利。

第二，宋代花谱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识别花的特征。正如李约瑟所言，“每当人们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注114宋代的科学精神体现十分明显。这一点反映在花谱中则是重视经验与实证，不盲从古人，通过实践辨明是非。周必大《玉蕊辨证》反映得最为充分。该花谱主要是围绕玉蕊花是“琼花”或是“山矾花”这一问题展开的。玉蕊花在唐人那里只是一则传说，或认为玉蕊花就是琼花。但宋人没有停留在唐人大而化之的描述性体验里。周必大根据亲身种植实验，发现玉蕊花的花形、花色与琼花有很大区别，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玉蕊和琼花本就是两种花。类似的情形在《史氏菊谱》中也出现过。史正志在《后序》里提起了昔年欧阳修与王安石咏菊的诗一桩公案。王安石在诗中认为菊花衰败时花瓣随之凋落飘零，而欧阳修则认为菊花是在枝头凋零不落瓣的。史正志亲自观察得出结论，认为菊花凋落方式因品种而异不能一概而论，破解了这桩诗案。宋人对花这一自然物的记录、观察和分析可谓无微不至，花卉谱录著作由此具有一定的科学认识价值。

花谱所体现的科学态度与格物思想兴起有关。“格物”要探究现实中具体事物，可以是眼前的微小之物。“理”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源和基础，同时又是具体客观事物的本质或规律。天地间有情有状之物，哪怕一草一木，俱是理之“器”。理为抽象概念，无形无象。只有格物才能穷理，达到“知”的境界。《王氏兰谱》的作者明确表示兰谱“是格物而非玩物”，“撷英于干叶香草之殊，得韵于耳目口鼻之表”。 注115在这里“英”（花）是具体的所格之物；通过对花的观察、体验认识“理”，也就是美的本质——韵。从另外一方面讲，这种谱录类写作兴起，堪称具体的格物致知的实践，不仅是花谱，文人所爱的墨、砚、茶等清物均有大量研究问世。在某种程度上对后世的思想史产生了启发。

第三，重视赏花的观赏价值，对花的形成了明确的评价标准。我国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将花草视为浮伪之物，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花的主流思想，观赏性让位于实用需要。这种思想在宋代获得了彻底的转变，宋人肯定花卉的观赏价值。在文学、绘画领域，花的物理特性得到了相当细致的描绘与刻画。很多花谱都出现了给花排名的做法，花的形态、颜色、香味是考察的对象，以花唤醒人的美感强弱作为主要的排名依据。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将称“姚黄”为花王，“魏紫”为花后，因为二者都是千叶牡丹花，最能表现牡丹的纷繁富丽之美。孔武仲《芍药谱》推重“冠群芳”“赛群芳”二品，此二者花朵硕大丰盈，高有一尺，花瓣艳丽浓密。

第四，花谱为艺术创作提供知识与素材。《梅花喜神谱》用图画的形式着力表现梅花从花蕾到凋谢的全过程。仅是梅花的开放过程就分为 “欲开”“大开”“烂漫”“欲谢”四种类型；所谓梅花“大开”又具体分为二十八种不同的形态。《梅花喜神谱》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宋代绘画对花卉的表现不再是印象式而是深入到局部和细节。花谱为绘画者提供了知识与素材，推动了艺术表现领域的拓展。

二

花谱的产生，主要源于审美的动机，即为了更好地满足审美的、精神性的需求。此外花谱还集中反映了宋代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的方式。曾有学者指出在宋代审美意识领域，存在突出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伦理教化及政教功能说对审美领域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紧逼；另一方面，审美领域又出现了对伦理教化说的空前背离”注116。花谱中同样表现出了两种审美意识的对峙交错：伸张感性体验与推崇花的人格化。

在某种程度上，牡丹引发的狂热体现了宋人在花卉审美中极力张扬感性体验。花谱中这样描述宋人对牡丹的喜爱：“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它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注117

牡丹造型硕大丰满，颜色艳丽明快，形态雍容富丽，造成强烈的视觉震撼和惊异感。牡丹让人眩目的美，被欧阳修称之为“妖”。“妖”是自然的变异，用来形容花卉并非欧阳修首创，《开元天宝遗事》里将沉香亭前的双头牡丹称为“花木之妖”注118。“妖”的观念最早出现在先秦，古人认为“妖”是有害的。但欧阳修所说的“妖”却并非如此。“妖”是生活世界违背常理的事物或现象，对人并不造成实际危害。这就能够看出欧阳修的科学和审美的态度了。“妖”可以是美的也可以是丑的。极丑和极美都是反常化的形式，牡丹花属于极美的反常。

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臃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分气之偏病则均。注119

细读之下欧阳修的美学思想非常大胆前卫。中国美学思想传统中，“中和”一直被认为是美的根源。欧阳修对“中和”作为“美”的本质提出了异议。“中和”只能产生“有常之气”，化作“有常之形”并不能制造审美惊异。他认为牡丹的妖艳，恰恰来自“气之偏”，而非“中”与“和”。儒家美学思想一直对欲望保持警惕的态度，美的感性层面常常无法获得正面肯定。欧阳修“妖”的观念提出，可视作为花卉审美的感性经验正名。

花谱表现的另一重审美意识是花卉审美人格化。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宇宙、世界和自然观念中，存在着被史华慈称之为“宇宙关联性思维”的认识模式。注120在此认知模式中，人们关注的中心并不在于宇宙万物的基始，即那种通过化约主义的方式将世界、万物和自然最终还原成一种物质或抽象形式，而是致力于发现并强调自然万物之间内在的同一性和关联性。比如在中国人的眼中，“整个宇宙乃由一以贯之的生命之流所旁通流贯……所有生命都在大化流行中变迁发展，生生不息，运转不已”注121——这“一以贯之的生命之流”既灌注在万物之灵长的人的生命中，又流溢于万物的生命活动之中。受此种思维方式与观念主张的影响，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花是和人一样的生命个体。在花开花谢的生命律动中，也充实、流溢着丰富多样的生命体验与感悟，体现在花谱中，就是花卉人格化的审美意识。花的“人格化”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人将自身的价值取向附加到花卉身上。花卉之所以能够映现出人的影像，是因为花卉天然地与我们具有同形同质的一面。因此花卉审美的人格化的问题不是审美方式的问题，更多的是作为审美意识渗入到中华审美文化的肌理。

花卉人格化理论在宋代得以成熟完备。时人对花的品格有大量的评价，诸如“花十友”说、“花十客”说，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的总结。宋代花的人格化理论以“梅”最为典型，梅的君子人格形象也深入人心。梅作为审美对象非常早，《诗经》里就有咏梅的诗，可针对的是梅实而非梅花。很长一段时期内梅花与我们熟悉的花中君子形象相去甚远，被形容为“徒有霜华无霜质”（鲍照《梅花落》）。由五代入宋的张翊曾作《花经》，以“九品九命”对花品评，梅的排序并不高，仅排在“四品六命”。然而到了北宋中期以后，“梅”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在南宋晚期花谱《全芳备祖》中名列第一，甚至超过了牡丹。与光彩照人的牡丹相比，花朵稀疏、花型娇小的梅何以能成为群芳之首？范成大曾指出“梅以韵胜，以格高”。“格”有格式、体貌、风格、品格、格调之意，有物格、艺格、人格之分。“格”可以用于物，也可以用于艺术和人。“格”可以蕴于“形”也可以超越“形”。梅在宋代成为文人最钟爱的花卉，梅文化直至今日仍然富有强大的影响力，源于在宋代“梅格”的确立。“梅格”即梅的人格形象。梅生命力顽强，不像需要人工精心培植。山林月下，郊野水滨，都可以是她的居所。梅花形娇小，香味淡雅，梅枝斜逸旁出，姿态万千。梅不畏霜雪先春而放，坚守孤独不与百花同开。梅的这些特点与儒家理想中的君子人格一拍即合，是飘逸不俗、高洁洒脱精神的代表。

伸张感性体验与推崇花的人格化这两种审美意识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彼此交错，共同交织在审美活动中。强调感性体验并不是否认对花的理智认识以及由理智的满足而引发的精神愉悦；推崇花的人格化也不等于否认赏花体验中视觉、嗅觉方面的感官快适。美感经验既是一种认识活动，同时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同时，美感经验还是一种情感活动，同样包含着感性官能性快感与理性满足的精神性愉悦。因此当谈论两种审美意识的时候，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应该说宋人形成了清晰自觉的审美意识，且分别对不同侧面的审美意识有明确的强调。就历史实际情况而言，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南宋，花的人格化审美意识愈发突出。

除审美意识外，花谱还传达了宋人花卉审美的方式。在宋人的赏花活动中，移情已经是较为普遍的审美方式，即“根据自己的经验来了解外物”注122。南宋张镃《梅品》就运用了移情的方式进行审美。花谱中写了“花宜称二十六条”“花憎嫉十四条”“花荣宠六条”“花屈辱凡十二条”。表面上看花是有情感体验的行为主体，实际上是典型的移情手法。花没有喜怒哀乐可言，所谓“花宜称”“花荣辱”等具有体验性的词语是从文人价值观念出发的。文人借助对花的拟人性描述再现了自身在赏花过程中的种种体验。“花宜称”二十六条实乃结合自身审美体验总结的二十六个词语。探讨适宜赏梅的天气、自然环境，开展赏花活动时的器物配置、人文活动，种种条件均指向如何获得最佳审美效果。由此可见宋人具有高妙的审美能力和精微细腻的审美感受。

三

宋代是重视日常生活的朝代，表现之一就是私人历史、笔记、日记的流行。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正是在宋代，可以从中抽取有关日常生活的文本开始增多了，如生活琐记、轶事汇编、笔记小说、地方志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和栩栩如生的细节。”注123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较早提出“唐宋变革说”，尽管学界对宋代“近世”之说颇多保留，但不可否认的是宋代的确是中国历史文化调整、变革和暂时定型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一历史的调整、变革和定型，体现在文学、艺术和美学方面，就是无论贵族、士人还是平民，日常生活都极富审美色彩，这是宋代较之魏晋和唐朝历史性的进步。花本不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却吸引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研究，所谓何事？花谱作为“花”的研究著作，其物质形式本身就显露了文人生活存在非功利性倾向。花谱描写了宋代社会各阶层普遍弥漫的爱花风气和赏花风俗，透露出宋人对生活审美品质的追求。

花谱是文人生活情趣的记录。花谱不仅是文人研究自然物的智力成果，还灌注了作者的生活情趣与情感体验。赵时庚讲述自己年幼时在成长环境中得以接触兰花，自此“目不能舍，手不能释，即询其名，默而识之。是以酷爱之，殆几成癖”注124，由此创作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兰花专著——《金漳兰谱》。南宋诗人范成大爱梅，他晚年在石湖居住，将三分之二的居住地用来植梅。在此环境下创作了《梅谱》。

宋代文士追求的不是物质方面的奢华，也非感官欲望的满足，更看重的是生活的审美品质。正如赵希鸽《洞天清录集》所描述的那样：

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文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擎钟鼎，亲见商周瑞研岩泉，焦桐鸣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佳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注125

正因有了生活艺术化的追求，宋代文人创作了大量反映生活趣味的谱录。据张师正《倦游杂录》记载，韩龙图喜欢吃酱瓜，他的朋友打趣他说应撰《瓜薤谱》，并拿欧阳修撰《花谱》、蔡襄撰《荔枝谱》来举例。在约定俗成的惯例中，对艺术品的研究会称之为谱，如琴谱、书谱、画谱等。《瓜薤谱》虽是戏言，但也反映了在宋代文人观念中，花、水果、酱菜等物，都是生活“艺术品”，富有审美情趣。花和茶、砚台、笔、墨一样，是文人生活的逸趣象征物。

文人对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追求引领带动了平民阶层。花卉成为普通百姓的生活必需品。每日的清晨，卖花者骑着骏马、提着竹篮，发出清脆悠扬的叫卖声。到了鲜花盛开的时节，花市更显热闹，买者纷然，一派繁荣景象：“是月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棣棠、木香、荼蘼、蔷薇、金纱、玉绣球，小牡丹、海棠、锦李、徘徊、月季、粉团、杜鹃、宝相、千叶桃、绯桃、香梅、紫笑、长春、紫荆、金雀儿、笑靥、香兰、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注126赏花是宋代市民的重要休闲活动。宋代没有公共花园，但是皇家园林和私人园林，都会定时对外开放，可以供市民赏花游玩。洛阳、扬州、成都等地成为赏花胜地，赏花成为新的民俗。周师厚《洛阳花木记》描述了当时百姓赴洛阳赏花不远千里扶老携幼的情形；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突出了观赏陈州牡丹的盛况；成都碧鸡坊的海棠让游历丰富见多识广的陆游赞叹不已；孔武仲《芍药谱》强调了扬州与芍药密不可分的联系。花卉与城市的联系不仅仅是地理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宋代平民阶层的赏花风俗的兴起建立在宋代城市的发展基础之上。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市民阶层，有丰富自己精神生活的欲望和机会。为满足人们在生活中的审美需求，宋代的洛阳、扬州等大城市出现花卉产业，专门从事花卉种植的人叫做“园户”。

能否获得赏花的审美体验，已经关系到宋人生活的幸福感。时人心目中有所谓“九福”的观念，“洛阳花福”是其中之一。注127花在当时作为重要的生活资料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并重。洛阳人将赏花视作头等大事：“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囿，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饮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幕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相乐。”注128这段话是对宋人生活场景的复现。宋人对赏花之事有巨大的热情，“随贫富自乐，于贷利不急”，“虽贫者亦戴花相乐”，反映了宋人在生活中重视自然审美的乐趣甚于物欲享受的价值观念。

通过花谱的记述，我们能够看到宋代平民阶层生活的艺术化倾向。在文人士大夫的引导和影响下，原本生活在粗粝、单纯、枯燥的环境中的平民，其世俗人生、日常生活也经历了一番精致化、优雅化的改造。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曾说：“日常家庭生活之文学艺术化，在宋以后，已不是贵族生活才如此，而是一般的平民生活，大体都能向此上进。”注129就此而言，将两宋称之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史高峰，可谓不刊之论。也正因此，在明清时代的文化史表述中，宋代常常被描述为文化的“理想国”，被作为优雅生活的典范，这是中国平民阶层整体的文化和审美素养大幅度提升的历史时代。

宋代的花卉谱录著作是科学认识、审美体验、生活观念三位一体的“留存物”。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宋代的科学认知水平，宋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方式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转向。作为历史的“留存物”，它保留了宋人当时的审美和生活体验。宋代花谱所体现的科学与审美态度，将古人对植物审美的思考引发到了精深细微的领域，其思考路径启发了明代花卉审美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