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有着正确而深刻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不仅成功指导了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引导这一体制逐步完善，而且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认识。

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中共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时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中共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并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中共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并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中共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并提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应当指出的是，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之下，并为这一目标服务的。比如，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部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后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中共十八大报告把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的首要内容。可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并不是孤立的，自始至终都是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全社会的共同理想而服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为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和方法上的科学性，从一开始就弥补了西方经济学忽略社会价值和社会追求，只关注所谓经济效率的最大缺陷，把市场经济发展同实现社会理想紧密结合起来，因而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始终沿着一个正确方向前行，避免了左右摇摆，避免了走弯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和自觉，或许就是中国连续三十多年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密码和基因。

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渐进的思路，既顺应了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也反映了我们对市场规律和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深化。我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新认识，全面体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其一，明确了经济发展的内涵。这就是《决定》提出的“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要求，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目标和共同富裕的理想，因而是一个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协调、长远和当前目标相一致、个人发展和国家富强相统一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定位的经济目标。

其二，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这一决定性作用体现在：“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但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在吸取其他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经验教训，认识到存在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基础上，《决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一针见血，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放在并列的位置，并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八项职责中，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是针对优化市场环境而来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是针对市场失灵和缺陷而来的，都是为了让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缺陷和不足的弥补而不是替代，表明我们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取得了新认识：把有效率的市场和有效的政府治理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

其三，明确了现阶段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决定》明确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在一系列论述中，《决定》为现阶段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划定了边界。一是把“市场能有效形成价格”作为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这些环节，都是市场失灵的领域，也就是市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失灵的领域。二是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作为政府审批的边界，“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因为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市场存在失灵，而重要公共产品关系国计民生，因而《决定》明确指出：“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三是把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作为政府的补位边界，《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除了包括促进短期经济平衡，还扩展到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这是西方国家宏观调控没有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这样的补充弥补了市场机制难以自发有效调整经济结构的缺陷，能够有力引导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决定》还指出：“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这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上述三个边界，是着眼于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而做出的，是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具体内容的。明确了上述三个边界，就抓住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根本原则，就可以建立起“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由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解决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较弱的越位、缺位问题，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

其四，明确了政府履行职能的手段。一是削弱了行政手段。突出表现为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不仅向市场放权，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而且向社会放权，“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二是扩充了经济手段。《决定》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这就明确了宏观调控可以采取的手段包括发展战略和规划，财政、货币政策，产业、价格等政策，其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点在于相机抉择。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决定》指出，“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还指出，“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等等。这一系列内容，都是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政府绩效的有效方法。三是加强了法律手段。《决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并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决定》在很多具体方面都强调要依法依规，建设法治环境，比如：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等等。《决定》还大大突出了政府制度供给的功能，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方面的制度设计，全面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相应的制度体系，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筑牢了制度基础。

通过明确经济发展的内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和政府履行职能的手段，《决定》系统、全面、深入地阐释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入把握了市场经济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为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指明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