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
保护生物学史初探
孙才真
在威尔逊（E. O. Wilson，1929—）[1]著名作品《生命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fe）一书的扉页上，印着索希尔（John C. Sawhill，1936—2000）[2]的一句话：“最终，决定我们社会的不仅仅是我们创造了什么，还在于我们拒绝去破坏什么。”（Wilson，2002）这句话暗示了两种不同的科学宗旨，一种着眼于改造，一种着眼于减少改造（更进一步则是保护与恢复）。前者历史悠久，长盛不衰，囊括了许多自然科学；后者方兴未艾，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本文要讨论的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属于后者。[2]
一、保护生物学前史
保护生物学作为一门新生学科，根源早于科学本身，可追溯到早期宗教和哲学（Soulé，1985：733；Primack，2012：7），它的前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关于保护的历史。早期的保护常与神秘崇拜和禁忌密切相关。而保护生物学中的“保护”（conservation）是指为永续发展而进行的有意识的保护，它萌芽于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之后。因此，保护史实际上是人类道德斗争和科学发现的历史，它始于人类认识到要为子孙后代考虑，认识到不能只使用自然使其对人类有益，还要保护自然使其对自然本身有益（Dyke，2008：3）。
保护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猎物管理（Game Management）代表了最初的保护模式——单一物种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起到了恢复特定物种的作用，但也暴露出片面恢复的问题。直到1872年3月1日，格兰特总统（Ulysess S. Grant，1822—1885）将建立黄石公园的议案签署为法律，即《奉献法案》（The Act of Dedication），将怀俄明州西北部超过200万英亩的地区划为黄石国家公园，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公共利益出发的大规模的荒野保留区”（纳什，2012：102）。这是与单一物种管理相对的更加生态化的保护模式。
而在保护理念上，也可分为两种：资源保护与保留荒野，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平肖（Gifford Pinchot，1865—1946）[3]和缪尔（John Muir，1838—1914）[4]。他们不约而同地用到“conservation”一词，但含义却不同。平肖明确指出，“conservation”并不意味着保护（protect）或保留（preserve）自然，而是通过科学管理，明智和有效地使用自然资源（Dyke，2008：15）。而缪尔将“conservation”定义为一种道德选择，并透露出非人类中心的思想，这成为现代保护生物学的价值预设来源之一；保护生物学家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科学行为，也是道德和美学行为。
这些保护模式（猎物管理和国家公园）和保护理念（保留荒野和保护资源）在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5]这里汇集，他从一开始的“平肖主义者”转变为主张以生态学为基础进行保护，从资源保护的信奉者变为荒野保护的呼吁者，这种转向体现了他对人类未来发展的远见。利奥波德的思想遗产是保护生物学的重要价值基础。
“二战”之后，严重的环境问题爆发，如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件等，引起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20世纪60年代，环境运动风起云涌，“环境”和“生态学”成为日常用语（纳什，2012：232）。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第一次提出广泛使用杀虫剂的问题，成为环境运动的绿色圣经。环境运动作为对危机的回应，在舆论上促进了保护生物学的诞生。
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形成了一些促进保护生物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关键因素：（1）科学基础。早在1936年至1947年间提出的现代演化综合论（Modern Evolutionary Synthesis，或称现代达尔文主义）就重新整合了生物学的不同分支科学，如遗传学、细胞学、系统分类学、植物学、形态学、生态学和古生物学等，综合了达尔文的渐进演化与孟德尔的遗传规律，同时也综合了宏观尺度的自然选择与微观尺度的种群基因漂变，最终形成了被广泛认同的演化学说。60年代，岛屿生物地理学与种群生物学的综合极大地扩展了对物种多样性分布、物种形成和灭绝的理解。遗传学在保护中的应用曾被忽视甚至被诋毁，随着对濒危物种遗传多样性丢失的关注不断增长，遗传学受到重视。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和遥感为更大空间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和保护计划提供了理论和工具。（2）生物学在保护中的应用不再只关注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还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在林学、野生动物管理、牧场管理、渔业管理和其他应用学科中，越来越倾向用生态学方法进行资源管理。（3）生态危机和环境运动激发了人们的保护热情，对森林砍伐、物种灭绝和热带生物学有了比较充分的数据积累，引起了全球性关注；IUCN红色名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些圈养保育项目，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开始扩张并重新定位，成为保护者。（4）随着对保护的社会维度的认识，价值标准在科学中的角色开始被清楚地讨论，一些跨学科的争论使得环境史学、环境伦理学、生态经济学和其他交叉学科成长起来。（5）逐渐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Wilson and Peter，1988：v；部分参考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36，639）
二、保护生物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
1. 保护生物学建制
苏莱（Michael Ellman Soulé，1936—）是保护生物学创始阶段的一位关键人物，他当时是密歇根大学自然资源学院（School of Natural Resources）荒地管理中心（Wildland Management Center）的副教授（adjunct professor），是一位演化遗传学家。苏莱博士学位方向是种群生物学，在研究这一领域的过程中，不断综合，使他在1976年前后采用“保护生物学”这一术语来表达他所做的综合工作，而这一综合工作尤其促进了遗传学与保护的融合（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36）。1974年，他在澳大利亚休假期间，拜访了著名小麦遗传学家弗兰克尔（Sir Otto Frankel，1900—1998）[6]，弗兰克尔建议苏莱与他合写一本遗传学和保护的集子，也就是1981年出版的《保护与演化》（Conservation and Evolution），共同致力于推动保护遗传学（Conservation Genetics），使之成为一门新学科（Soulé，1980：151），威尔考克斯（Bruce A. Wilcox，1948—）、洛夫乔伊（Thomas E. Lovejoy，1941—）[7]等人都曾与苏莱就这本集子进行过探讨，这些探讨也促成了第一届国际保护生物学会议的召开（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37）。
1978年6月，威尔考克斯和洛夫乔伊一起筹划这次会议，他们感到遗传学和生态学都应被提及，于是威尔考克斯建议用“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来表达应用于保护的所有生物学科学。随后，威尔考克斯和苏莱在会议议案中以“第一届国际保护生物学研究会议”（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Conservation Biology）为题写道：“本次会议的目的在于推动和加快一门严格的新科学‘保护生物学’的发展——它是一种群落生态学、生物社会学（Sociobiology）、种群遗传学（Population Genetics）和生殖生物学（Reproductive Biology）。” 部分由于生物学家对热带地区砍伐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关注，会议的组织也意在打破遗传学和生态学之间的鸿沟。而向威尔考克斯建议这次会议的戴蒙德（Jared M. Diamond，1937—）[8]关心的是将群落生态学（Community Ecology）和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 Biography）理论应用于保护中。1978年9月6日至9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拉由拉街区（La Jolla）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圣帕斯夸尔谷（San Pasqual Valley）地区的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公园（San Diego Wild Animal Park[9]），生物学家苏莱和威尔考克斯等组织了第一届国际保护生物学会议（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ervation Biology）（Soulé and Wilcox，1980: xiv；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37）。这次会议对保护生物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Dyke，2008：2），它首次把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不同背景的学者和行动者召集到了一起，并在科学共同体内正式地提出了保护生物学。
与会者有科学家、动物园管理者和野生动物保护者，他们在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公园参加了一个宴会，宴会就在距离濒危的非洲低地大猩猩（Lowland Gorillas）几百英尺的地方。听着受危物种亚洲狮（Asiatic Lions）的咆哮，苏莱趁机向他的同事们呼吁，世界几乎到了六千五百万年来生物灭绝最严重的时刻，学者们和保护者们是时候打破界限共同努力来拯救动植物了。一些领域的科学家表示质疑，苏莱说，“生态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认为遗传学家对保护没有什么贡献，野生生命管理者也不认为搞科研的那些学究有什么发言权”。很多人离开了会议，尽管第一届国际保护生物学会议并没有它的名字听起来那么宏大和成功，但是当时预感到将会产生一门新科学的苏莱和一小部分科学家，在几年以后成功建立了保护生物学（Gibbons，1992）。
1980年，苏莱和威尔考克斯主编出版了《保护生物学：一种演化生态的视角》（Conservation Biology: An Evolutionary-ecological Perspective），这本文集中大部分文章来自1978年的保护生物学大会的与会者，他们都是专业的生物科学家，如戴蒙德、威尔考克斯、埃利希等。这本文集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针对一个主题，分别是：保护的生态学原则；岛屿化的后果；圈养繁殖与保护；开发与保护。这本文集旗帜鲜明地打出“保护生物学”的名片，被国内很多研究者认为是这门新科学开始发展的标志（傅之屏等，1997；陈海道等，1999；郭忠玲，2003；迟德富等，2005；张恒庆，2009；李俊清等，2012）。
但两位作者在此书第一章写道，“这本书并非此领域的第一本书，已经有其他优秀的文本（Dasmann，1968; Ehrenfeld，1970）”（Soulé and Wilcox，1980：1）。达斯曼是一位卓越的野生动物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他在保护前线工作了50多年，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极大贡献。达斯曼1959年出版了《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后于1968年、1972年、1976年、1984年四次修订，总共五版，书的内容主要是达斯曼对他所教授的自然资源保护课程的整理。苏莱和威尔考克斯提及的另一本书是埃伦费尔德1970年的著作《生物学保护》（Biological Conservation），他认为过去的保护局限于木材生产、猎物、游憩和商业渔业、粮食、饲料和牲畜等，如今问题已远远超出这些范围，扩展到动植物种群和群落、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保护与生态学的关系（Ehrenfeld，1970：viii）。这本书的观点已经非常接近保护生物学，只是未明确提出保护生物学的概念。
1985年5月，第二届国际保护生物学会议（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ervation Biology）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安娜堡（Ann Arbor）召开，并在会议最后提出成立国际保护生物学学会（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简称SCB）。本次会议催生了又一本保护生物学文集，即苏莱主编的《保护生物学——关于稀有性和多样性的科学》（Conservation Biology: The Science of Scarcity and Diversity）。该书内容涉及种群生物学、生物多样性和稀有性格局、生境破碎化及其影响、群落生态学以及自然保护生物学的应用等（Soulé，M. E.，1986：v-vii）。
1985年12月，苏莱在《生命科学》（Bioscience）杂志上发表文章，首次对保护生物学做出详细的定义：“保护生物学作为科学应用于保护问题上的新阶段，是探讨直接或间接被人类活动或其他动因干扰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的生物学。其目标是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Soulé，1985：727）同时，他也详细阐述了保护生物学的基本原则和假设。
保护生物学学会于1985年5月8日下午5点左右，在密歇根安娜堡第二届保护生物学会议的总结阶段成立。经口头表决，与会者同意以这样一种非正式形式组建这样一个学会。紧接着两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戴蒙德和布鲁萨德）做了报告。这些委员通过这次会议相聚，商讨成立学会和出一本刊物的需求。我被选为执行人。在很多人和组织的帮助下，我们在全国范围举办了三次会议（在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美国办公室；在芝加哥的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Brookfield Zoo）；在圣地亚哥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在这些会议上（8月和9月举办的），我们起草了一份提案，讨论了政策和出版问题。
来自华盛顿、芝加哥和圣地亚哥会议上的代表于1985年11月19日齐聚密歇根安娜堡，通过了一份内部规章条例草案。与会者组建了一个过渡阶段或临时的管委会（the Board of Governors），并选出了官员。布鲁萨德被选为临时秘书和财务主管（Secretary-Treasurer），我被选为临时主席。（Soulé，1987：4）[10]
在这次会议上，梅（Robert May，1936—）[11]和森博洛夫（Daniel Simberloff，1942—）[12]同意担任组建期刊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会后，苏莱在圣地亚哥找了一位律师普罗布斯（Bernadette Probus），在他的帮助下，保护生物学学会于1986年4月8日在加利福尼亚成为合法组织，并获得加利福尼亚非营利组织身份，在1986年7月7日获得内部税入服务（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身份（Soulé，1987：4）。
1986年3月20日，管委会在华盛顿特区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和保护基金会（Conservation Foundation）办公室召开第一次会议，商讨期刊的编辑方案，讨论不同出版方式的优劣势。之后不久，一个特别出版委员会（Publications Committee）成立了，成员有布鲁萨德（Prter Brussard，1938—）[13]，康韦（William G. Conway，1929—）[14]，埃伦费尔德，拉布（George Rabb）和苏莱，他们推选埃伦费尔德为首任总编（Ehrenfeld，2000：106），选择布莱克威尓（Blackwell）作为出版商，与其签订了合同。从那时开始，保护生物学学会形成了几个常委会，分别是发展和任命委员会（Development and Nominations Committee），由康韦担任主席；会议委员会（Conference Committee），由布鲁萨德担任主席；奖励委员会（Awards Committee），由戴蒙德担任主席；政策决议委员会（Policy and Resolutions Committee），由罗尔斯（Katherine Ralls）担任主席；出版委员会（Publications Committee），由埃伦费尔德担任主席。（Soulé，1987：4）这次会议还规定了保护生物学学会的使命：“致力于发展科学和技术手段，以保护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它的物种、生态和演化过程以及独特完整的环境”，这一使命刊登在不久之后出版的《保护生物学》期刊上。康韦、拉布也是动物园团体（zoo community）的代表人物，动物园团体在学会的融资和管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37）。
在学会建立和初步运行之时，1986年9月，美国生物多样性论坛（National Forum on BioDiversity）[15]在华盛顿特区举行。论坛由美国国家科学院（U. 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6]组织，通过卫星进行全球播报。很多保护生物学元老参加了这次会议，如迈尔（Ernst Mayr，1904—2005）[17]、哈钦森（G. Evelyn Hutchinson，1903—1991）[18]、威尔逊、雷文、伊尔蒂斯（Hugh Iltis，1925—）[19]、埃利希、穆尼（Harold Mooney，1932—）[20]、康韦、苏莱和埃伦费尔德。此次论坛的会议论文汇总成为《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一书（Wilson and Peter，1988）。这次面向全球的论坛影响很大，推动了保护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保护生物学学会于1987年5月创办并发行《保护生物学》期刊，很多国内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保护生物学学科逐渐走向成熟（陈海道等，1999：4；迟德富等，2005：13）。这种说法未免太过乐观，刚刚确立起来的保护生物学远未成熟，一直饱受争议。更稳妥的说法是，这本期刊是保护生物学确立学术地位的一个标志，同时也在众多动植物园和保护组织中占有了一席之地（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39）。《保护生物学》期刊很快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最权威的期刊（Temple，1992b：485）。在期刊第一期尾页，刊载了学会的规章条例，以及学会的目的和目标：
我们致力于发展科学和技术手段，以保护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它的物种、生态和演化过程以及独特完整的环境。
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的目标包括：（1）促进该领域的研究，保持高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平；（2）出版和传播科学、技术与管理信息；（3）鼓励保护生物学和其他研究保护和资源问题并建言的学科（包括其他生物学和物理学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律和哲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4）推进在保护生物学的原则下，在各个层面上针对公众、生物学家和管理者的准备性的、持续的教育；（5）通过提供适当的资金推进以上所有目标；（6）表彰在此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
直到现在，这一陈述仍然出现在每一期的期刊上，除了第一段话略微有改动，其他内容没有任何变化：
保护生物学学会——一个由保护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全球性团体——的使命是发展科学和技术手段，以保护地球上的生命：物种、生态系统（ecosystem），和维持它们发展的生态进程。
……
新的陈述更加强调保护生物学家的专业性，并反映了保护生物学领域新的发展，如“ecosystem”一词的运用。
到1987年5月，保护生物学基本建立起来，它拥有专门的学会（SCB）和研究人员（苏莱等一批科学家）及独立的学术期刊（Conservation Biology）。而在严格意义上说，直到90年代保护生物学进入高等教育，成为大学中设置的一个专业，才真正确立下来。
2. 保护生物学的内容
保护（conservation）一词和生物学（biology）一词首次在科学的意义上组合使用是在1937年一篇名为“环颈雉的巢损情况和雏鸟死亡率评估”（The Evaluation of Nesting Losses and Juvenile Mortality of the Ring-Necked Pheasant）的文章中（Noss，1998：714；周开亚，1992：42）。作者是爱荷华州立大学[21]的埃灵顿[22]和威斯康星州纳塞达（Necedah）的哈默斯多姆[23]，他们都是利奥波德的学生。他们在文章中写道：“在崭新的和正在成长的保护生物学领域，几乎没有什么生命现象比迄今为止研究过的多种鸟类繁殖中的高失败率更为常见。”中国学者中最早提及这一渊源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周开亚，他于1992年在《动物学杂志》上发表《保护生物学的发展趋势及我国近期的发展战略》一文，但文章将“P. L. Errington”误写为“P. C. Errington”。在迟德富版《保护生物学》（2002年）中也提及埃灵顿和哈默斯多姆，但将“Hamerstrom”误写成了“Hamestrom”。
对最早的教科书作者来说，保护生物学只是对很小一部分需要优先保护物种的关注（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32），如梅费（Gary K. Meffe）和卡罗尔（C. Ronald Carroll）在1994年编著的《保护生物学原理》（Principles of Conservation Biology）第一版中，认为保护生物学还没有涵盖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没有顾及少数那些不那么显眼的生态组分（Meffe and Carroll et al.，1994：13）。但在1997年教科书第二版的前言中明确写道，
保护生物学是一门动态的、迅速发展着的学科。自1994年第一版出版以来，保护生物学越来越涉及复杂的环境政策，而生态系统的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核心关注点。社会学、经济学、政策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不断注入保护生物学中，支持和扩充着这门学科。……
在这一版中我们主要做了几个修订。第一，关于管理的两章现在聚焦于生态系统管理——这个话题在我们写第一版时才刚刚浮出水面。实际上，生态系统管理是本书的一个潜在的主题：我们感到生态系统管理这种广阔、综合、通向健康人地关系的管理方法是保护家园的最大希望。……（Meffe and Carroll et al.，1997：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与之类似，马西森（Peter Matthiessen，1927—2014）[24]在《美洲野生动物》（Wildlife in America）第一版（1959年）中基本上只关注野生脊椎动物的保护问题，到1987年的增订本中，他已经将保护问题扩展到“生命多样性的空前贫乏”（Matthiessen，1987：279）。
苏莱在1985年写作的“什么是保护生物学？”一文是第一篇全面介绍保护生物学的文章。苏莱认为，保护生物学关注直接或间接受人类活动或其他因素干扰的物种、群落、生态系统，是将科学应用于保护问题的新生物学。（Soulé，1985：727）
但文中含蓄地运用了“描述（describe）保护生物学”的说法，只“定义（define）保护生物学的基本主张”，而不给出保护生物学确然的定义。《保护生物学》期刊发行后，埃伦费尔德接受吉本斯采访时说，“坦率地说，保护生物学就是我们在期刊中印的那些东西”（Gibbons，1992：20），坦普尔（Stanley A. Temple，1946—）[25]对埃伦费尔德这一说法的评论是，保护生物学规定了《保护生物学》期刊的视野，反过来，期刊也帮助塑造着保护生物学（Temple，1992b：485）。
夸曼（David Quammen，1948—）[26]在他的《渡渡鸟之歌》（The Song of the Dodo）一书中参考苏莱的观点，认为在保护生物学出现之前，关心物种灭绝的科学家们没有一个共享的平台（Quammen，1996：529）。诺斯认为保护生物学是对旧有科学无法解决当下保护问题的回应，但它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建立在其他学科的基础上，包括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Noss，1999：113）。迈内认为保护生物学与其说是一门新科学，倒不如说是一门更为全面的、将不同学科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以应对比70年代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加广泛、紧急和复杂的状况的科学（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32）。
3. 保护生物学的独特性
保护生物学的科学硬核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但又远远超出生物学的范畴，所以有保护者认为“保护科学”是比“保护生物学”更恰当的提法。保护生物学与其他生物学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护生物学是一门危机学科（crisis discipline）。
保护生物学与其他生物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它是一门危机学科。它与生物学，尤其是生态学的关系，类似于外科手术与生理学，以及战争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在危机学科中，科学家们必须在了解所有事实之前做出行动，因此危机学科是科学和人文交叉学科，既要求科学信息量，又要求直觉。一个保护生物学家可能必须在没有充分的经验和理论基础的情况下给出建议，必须容忍不确定性（Soulé，1985：727; Soulé and Wilcox，1980：Ch1; Dyke，2008：Preface），政治因素也是造成仓促决策的原因之一（Soulé，1985：727）。
（2）保护生物学是一门跨学科/多学科的科学（interdisciplinary/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
保护生物学根植于生物科学和资源管理，又具有综合的眼光，资源管理者的实践经验、社会和人文科学及多样的文化资源都是保护生物学的来源（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40; Ehrenfeld，1970：vii）。苏莱将保护生物学与同样涉及伦理道德的癌症生物学（Cancer Biology）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两者都是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科学，都运用了多个领域的技术和方法。而且在两者的比较中还能看到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人为区分（Soulé，1985：728）。
保护生物学与“自然资源领域”有很多重叠，尤其在渔业生物学、林学和野生动物管理上。但“资源”一词就透露出它与保护生物学的不同：其一，它是出于实用和经济的目的，尽管野生生物学家推崇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和自然内在价值，但大部分资源的管理都必须为人类提供商业和娱乐价值，自然资源领域强调的是资源。其二，自然资源领域中资源的性质大多是整体生态区系中的一小部分，而非这些资源所处的整个生境。但随着一些资源开发机构对生态影响的重视和保护生物学在保护单一物种这个方面的介入，第一个区别正在消失（Soulé，1985：728）。
保护与发展关系密切，为改善这种关系，保护生物学家还必须与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决策者、社区工作者等各种群体合作（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40）。
（3）保护生物学做出整体论（holistic）假设。
保护生物学是整体论的学科，首先，保护生物学家认为生态的演化进程必须在宏观尺度上考虑，还原论无法解释种群和生态系统进程。即便生态还原论者（ecological reductionists）也赞同，保护生物学应当保护整个群落和生态系统的持续。但整体论不是神秘主义，整体论假设反映的是保护生物学着眼的尺度，而非具体的操作方法，保护生物学家必须通过对个体的科学研究才能把握错综复杂的整体。其次，整体论假设意味着保护生物学的跨学科研究方式是最有成效的。生物地理分析已被应用到保护中来（Soulé，1985：728）。
苏莱强调，在对群落结构进行整体论还是还原论分析的问题上，这一假定是中立的。在实践中，还原论方法论可能是建立整体性的群落结构的最好方法，如与群落生态学（synecology）研究相对应的个体生态学（autecological）研究。可见保护生物学在最基本的操作方法上依赖于传统科学手段。
（4）保护生物学注重大的时间尺度。
保护生物学家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因为长期可持续性往往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自我保持。但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很难恢复自我持续循环，即便是大的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也需要人为保护，以应对偷猎、生境破碎化、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Soulé，1985：729）。
（5）保护生物学具有价值预设。
苏莱把保护生物学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 postulates）分为两类，功能的（functional） / 机械的（mechanistic）和伦理的（ethical） / 规范的（normative）。前者是保护生物学所具有的一般生物学的特点，而后者则不同于一般生物学，而且是其他生物学极力避免的，即便是生态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尽量避免的价值倾向（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40）。
功能性假定是保护行动的基本准则，可总结为：其一，构成自然群落的很多物种是协同演化的（coevolutionary）结果，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由此可推论物种是相互依存的；很多物种是高度特化的，如寄生生物；关键物种的灭绝会产生长远后果；引进可在广泛范围内生存的物种可能会减少生物多样性。其二，几乎所有生态系统都有其阈值，高于或低于这个值，系统都会出现断裂、混乱或停滞。其三，遗传的和人口学的进程有其阈值，低于这个阈值时，种群中不适应性和随机性就会增加。其四，对于大型稀有物种来说，自然保护区本质上是难以实现生态平衡的。
伦理假定规定了保护生物学家看待生命的态度，它包括：第一，生物多样性是好的。诺斯认为，生物多样性是好的，是应该被保持的，这是保护生物学的核心价值预设（Noss，1999：117）。生物多样性本身就有价值。这是保护生物学伦理假定中最基本的一条。这条假定旗帜鲜明地指出，非人类生命有其内在价值，这一点与实用主义相对立。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来自每一个物种自身的演化遗产，或者说仅仅因其存在而有价值（Soulé，1985：731）。这一假定的推论就是过早的物种灭绝是坏的（Soulé，1985：730）。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保护生物学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道德感不同于倡导动物福利者对个别物种的关怀，有时候保护生物学家会牺牲某种脆弱的物种（Soulé，1985：731）。第二，生态复杂性是好的。第三，演化是好的，演化保证了生命的延续。
与所有使命或危机导向的（mission or crisis-oriented）学科一样，伦理规范（ethical norms）是保护生物学中真实的（genuine）一部分（Soulé，1985：727）。由于这样的价值预设，保护生物学家往往是公益行动者，如《保护生物学》期刊纸张采用再生纸，油墨使用的是无毒性环保大豆油墨；梅费和卡罗尔将教科书三分之一的版税捐给保护机构，并呼吁能够在保护出版圈内形成这样一种成规，以助力保护行动（Meffe and Carroll et al.，1997：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4. 科学与保护
保护生物学家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内在的好坏，它们只是带来福祉或造成灾难的工具。他们相信如果人们能够更明智地运用技术，那么生命的未来就是有希望的。苏莱在1985年的文章中也提到“在历史中的此刻，对这个社会和自然的一个主要威胁就是技术，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应当指望（look to）科学和技术来补充文学的和立法的回应” （Soulé，1985：733），这句话似乎逻辑关系有些奇怪，从整篇文章可以看出，苏莱一方面认为技术咄咄逼人（withering），把人类推向毁坏家园的境地，另一方面又认为应当充分利用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保护生物多样性，缓解生态危机。
保护行动的主体是多元的，很多保护者可能在保护运动中担任不同的角色，如出版者、倡议者、行动者或指导者，但作为保护生物学家，他们在这场空前的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科学的角色”，他们有特殊的责任：
（1）对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地球整体进程（planetary processes）的建模和分析；
（2）基本的田野工作，包括编目（inventories）和分类（systematics）；
（3）做实验检验假说；
（4）发展和评估保持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及其功能的技术和管理手段；
（5）交流成果，促进应用；
（6）将保护生物学知识和技术与人类活动结合，从农学到人类学，使其相辅相成。（Soulé，1987：5）
最后一条反映了保护并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文化的和伦理的问题。梅费和卡罗尔认为，如果没有在政治和经济层面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与社会长期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再好的保护生物学知识也收效甚微，因而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推进将极大地推动保护行动（Meffe and Carroll et al.，1997：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在《保护生物学原理》（Principles of Conservation Biology）第二版中，两位作者加入一个新章节：“17章，政策过程中的保护生物学家：学着实际和有效”（17. Conservation Biologists in the Policy Process：Learning to b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指出保护生物学家参与政治决策的重要性。保护生物学不仅要研究理论，还要参与决策，进行实地保护。
三、保护生物学的发展
1. 批评、回应与和解
1985年5月成立的保护生物学学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团体，绝大部分成员都在40岁以下。学会刚成立，就有人批评保护生物学只不过是趁环境思想流行之便，为获取针对全球研究和濒危物种保护的经费而掀起的“一时狂热”（Gibbons，1992：20）。1992年1月科学记者吉本斯（Gibbons）在《科学》（Science）“新闻和评论”（News & Comment）版发表“马不停蹄的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 in the fast lane）一文，标题下的导语写道：“对这种新型研究（this new kind of study）的资金支持急剧增长——随之增长的是学术项目的数量——但批评者认为这更多是一时狂热（fad）而非一门新的科学学科”（Gibbons，1992：20），甚至有人画出讽刺漫画（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41）。
更为直接的批评认为，保护生物学并无任何新意，它只是野生生命科学、林学和生态学乔装打扮重新包装出来的东西，利用了时髦词语和资金支持大潮。另外，传统野生动物管理科学家也批评这种新类型（new breed）随意混淆不同学科，不符合做科研的惯例，牺牲深度以成就广度，太不切实际。当时在传统科学家中流传着一个笑话：“保护生物学是没有数据的分析”。保护生物学在教科书写作上也呈现出一种“大杂烩”的面貌，梅费和卡罗尔在1994年教材的前言中写道，直到1993年秋，仍然没有一本指导保护生物学行动的教科书。这两位作者起初独立承担了这个任务，但很快就意识到单凭两个人的知识难以囊括保护生物学极为广阔的范围，既然保护生物学研究和保护生物多样性，那么以多样的方式书写保护生物学也很合理。于是这两位作者邀请了各个专门领域中最杰出的作者写作，并邀请了很多保护实践者书写保护案例，又邀请了50多位作者参与相关话题的写作（Meffe and Carroll et al.，1997：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这种“大杂烩”式的写作使保护生物学看起来只是对以往学科旧有知识的抄袭和堆砌，而众多作者的不同背景也使得传统科学家怀疑其专业性。但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苏莱、斯坦福大学的埃利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戴蒙德、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森博洛夫、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埃伦费尔德等人都反对这样的批评（Gibbons，1992）。
另外，由于保护生物学旗帜鲜明地宣称其价值预设：生物多样性是好的。这也成为一个靶子，批评者认为保护生物学不是科学，而是宗教（Noss，1999：117）。
在保护生物学之前，已经有过先例。20世纪70年代课程修订（curricula revisionism）时期，环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课程风靡一时，但到80年代初，很多环境研究项目已经陷入困境，它们缺乏优秀的成员和资金支持，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只有一些最好的环境研究项目进行了下去。一些院系主任和评议委员会成员怀疑保护生物学家的学术水平，怀疑保护生物学过于注重应用，学术性不足，担心这一新学科难以持久，会步环境研究课程后尘（Gibbons，1992）。野生动物学会（The Wildlife Society）主席麦凯（Richard J. Mackie）认为保护生物学也在经历同样的事情。
保护生物学家还常被质问：保护生物学究竟是什么？时任《保护生物学》期刊主编的埃伦费尔德说：“坦率地说，保护生物学就是我们在期刊中印的那些东西。”（Gibbons，1992：20）这样的回答难以为保护生物学正名。
面对责难，保护生物学家做出了一些回应。首先，他们做的研究常常是针对濒危物种的，而这些濒危物种本身就使得研究缺乏样本，因而难以做深度研究和对比研究；其次，对于有充分样本的研究，他们根据新的保护生物学理论来分析数据，比传统保护工作更有深度。而且，保护生物学家正在积极探索新的方法。（Gibbons，1992：21）针对学术性不足的批评，保护生物学家确保他们在进入交叉学科领域前接受过良好的传统生物学科训练，如生态学、种群生物学等。事实上，保护生物学家们如苏莱、坦普尔、埃伦费尔德、威尔逊、戴蒙德、森博洛夫、古道尔、夏勒等都是最优秀的生物学家。影响巨大的威尔逊几乎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威尔逊标杆”，保护生物学学者在投入实践工作之前，必须获得一个博士学位，或至少在一个专门学科上有所造诣，并且有科学政策、资源经济、自然资源管理、林学和农学基础（Gibbons，1992：21）。
保护生物学家也批评传统野生动物管理，认为传统方式太倾向于关注狩猎物种，对1988年《野生动物管理》（Journal of Wildlife Management）期刊文章的回顾显示，73%的文章关注的是狩猎物种。布鲁萨德说，“从理论上讲，保护生物学家对所有物种是一视同仁的”（Gibbons，1992：21）。而根据坦普尔的回忆，野生生命管理者对保护生物学家的反击不屑一顾，认为这样一个年轻的混杂的学科没有任何权利对具有百年历史的野生生命管理指手画脚。戴克认为，时间证明保护生物学在大学项目中，在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在众多学术期刊和专业会议中，都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Dyke，2008：2）。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批评的声音渐渐弱化，保护生物学学会主动向批评者们伸出了橄榄枝（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41），一个重要标志是1992年的保护生物学学会第六届年会。1992年6月27日至7月1日，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保护生物学学会与野生动物学会联合召开保护生物学学会第六届年会（Temple，1992a：312; 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41）。在年度颁奖宴会上，保护生物学学会将奖项之一授予野生动物学会，对其55年来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上的卓越贡献表示赞扬（Temple，1992a：312）。
然而，对保护生物学真正的检验不在于它是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real science），能否与传统科学调和，或能否吸引学生，而在于它能否切实地保存生物多样性。
2. 发展状况
保护生物学学会规模迅速扩大，成立6年后已从1500多位成员增长到5000多位成员（Meine，Soulé and Noss，2006：640），对比同期拥有76年历史、6500多位会员的美国生态学会（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成长速度可见一斑。到2006年，保护生物学学会会员已超过11,000人。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每年赞助学会240万美元，一些私人基金如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和麦克阿瑟基金（MacArthur Foundation）也不遗余力地支持关于环境问题的科研活动。皮尤信托的“综合培养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人才”（Integrated Approaches to Training in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项目支持了第一批正式的研究生项目（Jacobson，1990：434—435），“皮尤保护和环境学者项目”（The Pew Scholars Program in Conserv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支持了很多一流保护生物学家的工作，1989年保护生物学学会在该项目支持下出版了学会第一份研究报告《保护生物学研究的优先性》（Research Priorities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Soulé and Kohm，1989）。时任学会主席的坦普尔非常高兴地评价这种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Gibbons，1992：20）。
1987年6月23日至26日，在美国蒙大拿州波兹曼（Bozeman）[27]的蒙大拿州立大学（Montana State University）召开首届保护生物学学会年会（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共有200多人出席，会议包括学会首届商业会议（first business meeting），论文演讲环节和4个专题研讨会（“疾病在种群管控和保护中的角色”“边缘效应与保护”“鱼类的保护遗传学”“我们怎样训练保护生物学家？”），布鲁萨德是会议的总联系人（Soulé，1987：文末布告栏）。
1988年，保护生物学学会在美国蒙大拿州的波兹曼小镇正式召开第一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ICCB），至今已在非洲、大洋洲、欧洲、南北美洲举办26届，自2011年起改为两年举办一次。这是全世界保护领域最重要的会议。
之后保护生物学逐渐成为许多重大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如1989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五届兽类学大会上，涉及保护生物学的专题组就有7个。大量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会议召开，与会者包括学者、政府官员、资源管理者、商业代表、国际援助机构、非政府组织等。
1990年开始，北美的许多大学设立了保护生物学专业（蒋志刚等，1997：7）。一些大学正积极开展保护生物学课程，部分原因是希望引入资金。1992年，皮尤信托预算提供1550万美元支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包括帮助大学设立训练“保护和持续发展”方向的学生（Gibbons，1992）。麦克阿瑟基金提供1700万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240万美元用于保护生物学和恢复生态学。除了资金的支持，环境问题的突出使得学生对保护生物学课程产生极大的热情。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有73所大学教授保护生物学，到2003年增加到200多所（蒋志刚，马克平，2009：110）。
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峰会（Earth Summit），又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来自全世界17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为响应这一公约和相关国际协作，巴西、哥斯达黎加和印度尼西亚等热带国家扩展了他们的国家公园面积。同时，各国也更加关注自然保护区传统原住民的福利，注意从传统文化中学习认识物种的价值并对它们加以利用（普里马克，2009：8）。
“尽管1959年中国科学院在鼎湖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但真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开始于80年代后期”（蒋志刚等，1997：7）。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保护生物学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一项国际合作行动——大熊猫工程。WWF就是因为大熊猫保护才进入中国。WWF联手IUCN来北京与中国代表谈判，希望合作保护大熊猫。外国一方三人是WWF名誉主席斯科特（Peter Scott，1909—1989）、WWF总干事黑斯（Charles de Haes，1975—1993年担任WWF总干事）、IUCN总干事塔尔博特（Lee M. Talbot，1980—1982年担任IUCN总干事）、中方首席谈判是王梦虎，时任国家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另外两位代表分别是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树忠和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朱靖，外方随行专家是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1933—）。1983年，中国卧龙自然保护区和WWF共同建立了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动物学家胡锦矗担任中心的第一任主任。
WWF、IUCN与中国林业部合作开展大熊猫保护行动，可以说是保护生物学在中国落地的先声。199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生物多样性工作组，1992年3月改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1993年，《生物多样性》杂志创刊号发行。1994年，中国政府颁布《中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以履行在1992年地球峰会上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同年召开第一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
中国的保护生物学教育工作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7年，蒋志刚等编著第一本《保护生物学》教材。1998年北京林业大学给本科生开授“保护生物学”课，主要参考普里马克1993年和苏莱1986年的教材（李俊清等，2012）。2000年，季维智主编的普里马克《保护生物学》中译本出版（季维智，普里马克，2000），如今普里马克的保护生物学英文版已经出到第5版。
可持续发展是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被认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证人们生活质量的最佳方案（Meffe and Carroll et al.，1997：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保护生物学所能给出的综合性的保护方案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比如，刚果政府将齐伯嘎黑猩猩庇护所周围的一些自然村落划入自然保护区，在古道尔等人的沟通下，村民们也愿意与他们合作。而作为回报，庇护所从村子里雇佣工作人员，购买村里的食物，还为村民修建校舍和诊所。他们希望能吸引游客前来参观游玩，为这里带来更多收入（古道尔，2006：170）。古道尔认为，这种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当地社区发展的方式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政府和私人机构在很多问题上需要保护生物学家的建议，如引入外来物种的影响，国家公园的选址和规模，化学污染的生态后果，划定某一物种可生存阈值，经济发展的生态影响等等（Soulé，1985：727—728）。保护生物学家能够帮助提高荒野管理的效果，提升风险物种存活的机会，缓解技术的影响（Soulé，1985：733）。
3. 保护生物学家与保护者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保护生物学家（Conservation Biologist）？严格说来，须兼具学者身份和保护经历。这意味着，他们接受过正规的生物学训练，并对保护实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或多或少的科学主义的缺省配置来看，学者身份尤其重要；“××学家”本身就含有强烈的科学主义色彩，它将精英学者与普通人区隔开来，赋予精英学者以更高的威望和话语权。人们很难认同一个草根行动者是“保护生物学家”，最多称之为“保护者”（Conservationist）。但保护者是重要的，他们是保护的最终执行者，关乎保护的实际效果。
推动保护生物学发展的努力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推动保护行动；二是学科建设，即为保护生物学建立自治领域，包括开展严谨的科研活动、捍卫其伦理价值等；三是培养专业人才。就保护生物学的目的来说，推动保护行动是一切努力的核心，学者、社区保护者、政府、普通民众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主要依靠大学学者。如果将在三个层面都做出努力的学者称为保护生物学家，那么至少可以列出以下名单（按出生年份排序）：
1900—1998，弗兰克尔，O. H. Frankel，澳大利亚
1903—1991，哈钦森，G. Evelyn Hutchinson，英国-美国
1904—2005，迈尔，Ernst Mayr，德国-美国
1907—1964，卡森，Rachel Carson，美国
1907—1998，弗朗西斯·哈默斯多姆，Frances Carnes Flint Hamerstrom，美国
1909—1990，弗雷德里克·哈默斯多姆，Fredrick Hamerstrom，美国
1910—1980，乔伊·亚当森，Joy Adamson，奥地利
1913—1983，奥尔多·斯塔克·利奥波德，Aldo Starker Leopold，美国
1919—2002，达斯曼，Raymond F. Dasmann，美国
1920—1978，平洛特，Douglas H. Pimlott，加拿大
1925—，伊尔蒂斯，Hugh Hellmut Iltis，捷克-美国
1927—2014，普莱耶，Ian Player，南非
1929—，胡锦矗，中国
1929—，威尔逊，E. O. Wilson，美国
1930—1972，麦克阿瑟，Robert H. MacArthur，美国
1932—，埃利希，Paul R. Ehrlich，美国
1932—，穆尼，Harold A. Mooney，美国
1933—，罗普，David M. Raup 美国
1933—，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德国-美国
1934—，迈尔斯，Norman Myers，英国
1934—，古道尔，Jane Goodall，英国
1935—，刘维新，中国
1936—，苏莱，Michael Ellman Soulé，美国
1936—，梅，Robert M. May，英国
1936—，雷文，Peter H. Raven，美国
1937—，戴蒙德，Jared M. Diamond，美国
1937—，潘文石，中国
1938—，布鲁萨德，Peter Frans Brussard，美国
1941—，卡利考特，J. Baird Callicott，美国
1941—，洛夫乔伊，Thomas E. Lovejoy，美国
1930s/1940s—，戴克，Fred Van Dyke，美国
1940s—，埃伦费尔德，David Ehrenfeld，美国
1942—，森博洛夫，Daniel S. Simberloff，美国
1946—，坦普尔，Stanley A. Temple，美国
1948—1999，塞普科斯基，J. John Jr. Sepkoski，美国
1948—，威尔考克斯，Bruce A. Wilcox，美国
1950—，普里马克，Richard B. Primack，美国
1952—，诺斯，Reed F. Noss，美国
1958—，迈内，Curt Meine，美国
1962—2011，索迪，Navjot S. Sodhi，美国
1965—，吕植，中国
在保护生物学家的著作中，女性的作品传播尤广，也许是出于女性特有的敏感和感性的书写方式。在国外，有三位女性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她们是蕾切尔·卡森、乔伊·亚当森[28]和珍·古道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成为20世纪60年代环境运动的一个路标。乔伊·亚当森是一位博物学家、艺术家、作家，她的作品《与生俱来的自由：我与狮子爱尔莎的故事》促使很多人开始关注对非洲猫科动物的保护。乔伊对狮子的观察持续了不到十年，爱尔莎死后她把注意力转向了猎豹，而她的丈夫乔治·亚当森（George Adamson）则继续观察狮子，直到1989年被偷猎者枪杀。乔伊因《与生俱来的自由：我与狮子爱尔莎的故事》和根据爱尔莎的故事改编的同名电影《生来自由》而名声远播。古道尔更是公认的黑猩猩研究专家，她的《和黑猩猩在一起》以及“根与芽”组织激励全世界范围内的学生群体参与到保护行动中。在中国，将保护生物学作为生态保护中的一面旗帜和科学手段的代表性人物是吕植（1965—），也是一位女性，她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1985年加入自然保护行列，和她的导师潘文石教授在秦岭研究大熊猫。如今她的工作已经“从保护单一物种大熊猫扩展到保护雪豹、西藏棕熊、普氏原羚以及西南山地和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从生态学研究，扩展到了科学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传统的交叉，及至对实践和有效保护模式的探索”（吕植，2014：vii）。
如前所述，保护生物学家最主要的角色是科学家角色，但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吕植与很多当地保护者如青海省三江源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哈希·扎西多杰（1963—）[29]、青海省果洛州白玉达唐寺“鸟喇嘛”居·扎西桑俄（1970—）[30]等都有合作，并取得了很好的保护效果。生态保护在藏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科学保护与宗教文化的结合。在科学家的帮助下，喇嘛扎西桑俄从一个单纯依靠地方性知识的保护者变成一个将科学与本土文化结合起来，能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科学保护者”。吕植与其他保护者发现，神山圣湖作为一种生态保护机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申小莉，李晟之，吕植，2006）。
“保护生物学”的宗旨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依靠科学主义的权威来获得生态保护的话语权。保护行动需要有一批优秀的学者在科学共同体中发声，并影响政府决策，推动高等教育，为保护行动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传播科学保护方法，与社区保护者合作。对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全球性全民性的行动来说，“保护生物学家”和“保护者”之间的区隔并不重要，甚至需要打破。他们之间需要合作、互相学习，保护是高度地方性的，掌握地方性知识对当地保护者与保护生物学家一样重要。
结语
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就其字面上看隶属于生物学，随着对这门学科的认识更加深入，很多学者和保护者认为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都融合其中，保护生物学正在发展成为“保护科学”（Conservation Science）（蒋志刚，马克平，2009：110）。实际上，将“科学”作为保护生物学的同位语，仍然难以呈现这个学科的全貌，因为它包含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宗教的交叉超出了科学的范畴，又或者，保护生物学提出了一种重新定义科学的可能。在保护生物学和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在这个意义上，李双成将其称为“自然保护学”，似乎更为恰当。但在“科学”话语体系中，我们已然使用“科学”的词语。
在研究保护生物学史的过程中，两种对应的科学进路呈现出来，一种着眼于改造，另一种着眼于保护和恢复。前者已经十分流行，当今大多数自然科学都属于这一类型；后者还处于弱势地位，如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等。保护和恢复进路的科学有着强烈的目的导向和道德使命，这类科学关心的是保护怎样才能更“有效”而不是更“科学”。所以在这类科学中，理论与应用紧密联结，科学与地方性知识和宗教文化紧密联结，行动方式取决于具体情境，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从猎物管理到国家公园制度，从资源保护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的方法和理念越来越系统和具有道德感。保护生物学依赖地方性知识，挑战传统科学知识；认为生物多样性具有其内在价值，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道德使命，挑战传统科学的价值中立。本文写作的宗旨，即在于揭示保护生物学的独特之处，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科学、传统文化与宗教等相互交错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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