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

打开印度河文明的遗址分布图，从喜马拉雅山脚到阿拉伯海沿岸约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现已勘察到的遗址至少有几百个；可是在这辽阔的地区里，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仅有哈拉帕、摩亨焦达罗和甘瓦里瓦拉三座城市占地近1平方公里，人口在35000以上。城市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高耸的城堡，城墙内引人注目的是用于宗教仪礼的或与统治机构有关的建筑物，如大浴池和所谓“谷仓”。另一部分地势较低，建筑多为民房和作坊、商店等。城市结构严谨，房屋栉比，有很好的下水道。除了这三座大城，旁的城镇就小得多。如卡利班甘只有0.22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如果是正方形，每边只有400多米。但这类小城镇也具有同样的布局，有一座高城堡和一片低居民区。再小些的居民点就是村落了。在村落和大小城镇之间的大片空地上，没有发现这个时期定居点的遗迹。

从这种分布看来，哈拉帕、摩亨焦达罗和甘瓦里瓦拉三座大城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控制一个广泛的农村地区。而与印度河文明同时代的西亚两河流域，面积只相当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1/3到1/2，却有六七个规模近似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的独立性。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如何统治它的农村地区呢？在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的城堡里都发现有大规模的公共建筑。1考古学家曾认为它们是大粮仓。印度河地区的税粮集中在这里，由城市的统治者进行再分配。这是国家控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系的手段。但是近年来对这些遗址的进一步研究说明，这两座公共建筑并不一定是粮仓。印度河流域城市所统治的广大区域内除了沿河谷的村镇外，不一定都是农业区。在河流间的广大半干旱地区牧业经济很可能占主要地位。这些从事牧业的人民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必然不同于定居的农业村落。另外，在边缘山区森林地带从事采集和狩猎以及少量农业的人民也必然保持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形态。这些地区都和城市以及农业有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也必然有文化上的往来。在城镇附近的墓地里，人们发现印度河流域居民采取各种不同的埋葬和火葬方式。葬式和陪葬品不仅表现出社会地位的高低，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背景。从以上情况说明，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是一个由多种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和文化成分构成的经济和政治实体。较为统一的城市文明统治着一个广大的由多种民族和社会形态构成的非城市地区。为了说明这种领导关系，首先谈谈大城市作为统治机构的一些特点。

前面已经提到过，印度河流域的城镇不论大小在建筑上都有特定的方式。以摩亨焦达罗为代表的处于中心地区的城市，高耸的城堡区和较低的居民区是截然分开的。而位于东北角的巴纳瓦利（Banawari，今哈里亚纳邦内）和东南角的洛塔尔（Lothal，今古吉拉特邦内）这样的边陲小镇，在街区严整的城区的一角，有一座高耸的卫城。在这些城镇的建筑中，不论是盖屋用的小砖还是砌城墙用的大砖，不论是精致的火烧砖还是粗糙的土坯，其长、宽、高的比例都是4∶2∶1，这个规则在印度河文明的高峰时期普及到村落。

这些高耸的城堡和卫城是统治者和国家机器的标志，这样高度的统一是国家机器强盛的象征。然而，由于我们没有文字资料做参考，很难想象这个阶段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整体进行统治的，只能根据考古资料做一些推测。

早期的发掘者看到摩亨焦达罗的城堡内的大浴池，猜测印度河的统治阶级以宗教作为统治的手段，用沐浴这样的宗教礼仪来加强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根据是印度河流域的墓地里至今没找到类似埃及和巴比伦那样的王室大墓。看来那里并不一定有强大的王权以及王权神圣的概念。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大量印章上，有不少刻的是牛的图像。联想到牛在印度历史时期的神圣地位，就更使学者们猜测这个文明时期由祭司们以和平的宗教方式进行统治的。问题现在看来并不那么简单。首先，印度河地区并不一定有统一的宗教，也许每个城镇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宗教。摩亨焦达罗和卡利班甘有大浴池，但哈拉帕和洛塔尔却没有。在洛塔尔和卡利班甘有火祭坛，这可能与伊朗高原的风俗有关。在已出土的1755枚有图像的印章中，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牛的形象固然为数不少（155枚），更大量的则刻着一种神秘的独角兽（1159枚）。这个形象在后来的印度历史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宗教地位。同时，从出土的大量艺术品来看，印度河流域人民崇拜各种偶像，特别是代表繁荣和生育的母神像。既然宗教信仰这样五花八门，用统一的宗教进行统治的假设就很难成立了。

最能说明印度河文明政治体制的文化遗物大概就算是印章了。这上千枚印章是印度河流域最精美的工艺品，是印度河文化的象征。虽然它上面所刻的文字还不能解读，从它的分布情况来看，这些印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的象征，一类是所有权的象征，例如作为商品的商标和制造者的印签。这些印章不仅在大城镇大量出土，而且分布在边远地区的城镇、沿海的货栈，以至波斯湾的商栈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城市中。这些印章的基本构图是一个动物图像加上文字。常见的图像除前面提到的独角兽和公牛外，还有山羊、象、犀牛等真实或想象中的动物形象。在有形象的印章中，独角兽约占60%，其次是公牛。这些动物形象在原始社会中往往是氏族部落的图腾象征。而哈拉帕文明是印度河地区第一个阶级社会，它必然保留很多原始社会组织的特性。这些代表权力和所有权的印章上所刻的动物形象很可能表示氏族社会组织在国家机器中的遗迹。刻有独角兽的印章不仅在几个大城市大量出土，而且广泛分布于各个地区，并有少量出现在海外。这说明独角兽所代表的氏族是印度河流域国家的统治氏族。刻有公牛的印章也分布得很广，而且流传到海外的印章以公牛印章为主。公牛氏族很可能是仅次于独角兽氏族的上层统治者。这种沿袭氏族社会传统而形成的国家机器不一定像埃及的法老那样，以集国家权力于一人的形式进行统治。无怪乎在印度河文明的遗址中找不到大型的王室墓地。有些学者认为在摩亨焦达罗、哈拉帕和其他城市中的所谓“粮仓”，实际上是公共场所，用于交易和集会。当这些城市衰败的时期，这类公共场所被私人住家侵占。公共场所都位于城堡或卫城里，说不定是供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上层市民集会商讨国是之用。

印度河文明的统治者们除了用建筑形式标志他们的特殊地位外，当然也要用火祭或水祭宗教礼仪来使他们的统治具有神圣色彩。同时还可能用一些特殊饰品来表示他们不同于被统治者。从陪葬品和雕像上的饰品来看，这里的人民是很爱好打扮的，特别是居于高位的人物，而且男性也不亚于女性，甚至比女性更注重仪表。城市的遗址中有不少原来是专门从事某些装饰品生产的场所，从中出土的大批装饰品，有的是用普通陶土烧制的，有的采用从边远地区运来的宝石，如天青石和红玛瑙，也有的是用特种工艺制成的精美艺术品，如直径只有半毫米的细串珠。花费这样昂贵的成本采集、运输和加工艺术品显然不仅是为了对美的追求，而是上层统治者为炫耀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这样做的。人类学家在分析印度河文明的尸体骨骼时，没有发现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也没有发现各色人种的牙齿因日常食物不同使磨损和腐蚀状况有所不同。这一点和同时代的埃及、巴比伦的情况大不一样。也就是说，在印度河流域，可能是由于农产品数量的丰富和品种的单调，阶级地位的差别和阶级压迫并不明显地表现在食品的差别上。而物质生活的其他方面，如住房、衣着、装饰品，对表现社会地位的差别就更重要了。从摩亨焦达罗的住房来看，就有相当宽敞的巨宅大厦和极为狭小的单间陋室。

为了保证财产再分配的进行和特殊商品的供应，就要有繁荣的手工业和商业，必要时还要通过战争占有资源。大量出土的印度河流域砝码证明，在整个文明的范围内都是用统一的重量单位，这个重量体系也通用于对外贸易。这样广大的区域达到高度的统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是不可能的。从印度河城址发现的武器和箭镞、矛头等大多数较小，不像是用作战争的武器。但这些遗址中有大量的三角形和球形的石块或陶块，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它们是作战用的兵器。在印度河流域的边缘地区今巴基斯坦境内发现了很多远离其他印度河遗址的、孤立的哈拉帕文化遗址，出土物以三角形和圆球形石块、陶块为主，还有烧制这种陶块的窑。这些遗址看来专门用于制造武器，可能是哈拉帕国家派出的军队的营地。在德拉伊斯梅尔罕地区的这样一个营地附近，出现过一个铜石并用繁荣昌盛的城镇。可是这个城镇在邻近的印度河平原进入成熟期时突然神秘地消失了。事情发生的年代正与距它几百米那座哈拉帕式营地出现时期相符。废墟上留有一些那个营地里制造的陶块和石块。这种大石块和陶块如果用投石器投出，是有相当杀伤力的。这座城市的灭亡很可能是哈拉帕国家统一战争的结果。印度河文明的统一，至少部分地是通过暴力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