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比较语言学
1786年，英国的William Jones提出，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方面都存在着不能归之为偶然现象的相似关系，认为只有把这几种语言看作同出一源，才能解释这种现象。一般认为，William Jones的这番议论拉开了史称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序幕。只要分析一下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做的所有工作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对存在于语言之间的这类系统对应关系做出解释。
继William Jones之后，Franz Bopp、Rasmus Rask、Jakob Grimm等人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首先，他们扩大了研究范围，调查了包括波斯语、日耳曼语、冰岛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在内的一大批现代和古代语言，通过深入观察和分析，揭示了这些语言之间更为系统的对应关系，请看下面的例子：
仅就词首辅音而言，这些语言之间的系统对应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父亲”一词，除古爱尔兰语外，其他语言都以不带音的唇辅音（voiceless labial consonant）开头，“兄弟”一词，所有语言都以唇音（labial consonant）开头，即：
“父亲”“兄弟”等词都属于语言中最常用的成分，不大可能从其他语言中借用，因此，这些语言间的系统对应关系，肯定另有原因。
当时，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有谱系可循的理论正风靡欧洲，学术界受其影响，语言学界当然也不例外。德国语言学家August Schleicher为了解释上述语言间的对应关系，首先明确地提出所谓家族树理论（family tree theory），认为这些语言都是源自一个本干的共同语，这个原始共同语后来起了变化，衍生出后世的种种语言。各种语言演变到现在，彼此间虽有很大的不同，但还是保留了不少相似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何以会观察到有关语言间的各种系统对应现象。他们并且根据这种理论，以搜集到的客观语言材料为基础，构拟出原始印欧母语的语言系统，拟定了原始母语演变分化的各个阶段，按亲疏关系把所有印欧语言分门别类地排列下来，得出了大家所熟知的语言谱系分类。
但是，有些现象是家族树理论无法解释的。例如，两种在谱系分类中亲缘关系很远的语言之间发现很多相似的特征，而与两者之一亲缘关系很近的第三种语言却不具有这些特征，虽然它在其他方面与同它亲缘关系很近的那种语言的确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为了解释这些理论上的漏洞，Johannes Schmidt在1872年提出所谓波形理论（wave theory）。主张语言的变化不是如Schleicher所声称的那样，由一种原始母语简单地一分为几，而是如同以石掷湖中，水波渐渐向四方荡漾开来的情景一样：先在某一点开始变化，渐次影响到四周。在不同地点发生的种种语言变化，以不同的速度向四方扩散，影响到其他语言，这就造成了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语言之间形形色色的对应现象。
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Georg Curtius、Hermann Paul和Karl Brugmann等人为首的所谓新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s）。他们旗帜鲜明地宣布，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应该只是对语言变化做单纯的描写，而应该同时对语言变化的原因进行解释。这种解释不应只是哲学的揣测，而且应该联系语言的使用者，深入探索变化的本质。他们提出两条大的原则，一是所谓语音规则无例外论，认为一旦某个音在某种语言中发生了变化，那么，所有有关的词语，不论其语义或者语法特征如何，只要语音环境相符，都会发生这种音变而不应该有例外情况出现。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了例外，那一定是因为另有一条尚未发现的音变规律在起作用。二是所谓类比原则，认为词语会比照同它有某种联系的另一个词语，变得同后者更为类似。新语法学派提出的这些原则，虽然在后人看来未免显得过于绝对，不过在当时促进了人们注意到更多的语言现象，并从事发掘新的规律。
总的来看，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们根据现有的语言材料，构拟了原始母语的形态，并且拟定了种种演变阶段和演变规律，从语言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解释语言之间在静态上呈现出来的系统对应现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语言发展的根本原因提出任何系统的解释，也就是说，并没有全面而深入地讨论为什么语言是朝这个方向演变而不是朝那个方向演变。
这样的问题在当时倒也并非没有人注意。Rask等人提出语言变化的原因是由于语言总是由复杂朝简单演化。他们按形态把世界语言分为三类，孤立型（如汉语）、黏合型（如土耳其语）和屈折型（如拉丁语），认为语言总是由孤立型经黏合型向屈折型发展。但在Schleicher等人看来，变化方向正好与这相反。还有人提出，“前化（fronting）”是语言变化的总趋势，语言中的喉音和舌根音会逐渐让位于唇齿音等，因为这反映了人类语言同禽兽的发声距离越来越远。现在看来，这些议论缺乏可靠的依据，难以教人信服，但它们仍属对于语言进行解释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