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概念
晚清社会学的翻译
——以严复与章炳麟的译作为例
一、 导论：社会理论与近代中国
晚清是传统经学衰微和现代知识系统兴起的关键时期。此阶段的“转型”主要仰赖于两方面之努力：一为经由西方与日本引介西方知识；二为改换旧学并使其融入新的知识系统内，两者交互影响，且均与“翻译”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厘清20世纪初期中国萌发的新兴学科——“社会学”（法文：sociologie；英文：sociology）的翻译史，描述士人最初翻译此一学科以介绍西方社会理论之时，所面临的困难与对策，并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两方面，分析此一过程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而暂不讨论该学科形成的制度面向。
在社会学透过翻译传入中文语境的过程中，此学科伴随着翻译者的选择、诠释与中国社会内部不断地就中学与西学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辩而抟成。在清末中国智识界，社会学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一种以“科学方法”对社会所作的描述、分析，用以“解释世界”；同时，它也是针对清末时亟待重构的中国社会所提出“改变世界”的一种方法注51。因为此一性格，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历程中，如何透过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来寻求社会秩序的重建，衍生出了许多论争。这些争端，均可归结于最初的原点：“社会”是什么？社会与个人有何关系？我们如何能认识中国“社会”的内涵？又如何将中国构建为一个现代的“社会”、国家？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亦即张灏所谓“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讨论的核心议题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中国是否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等议题。这些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在这些问题得到确定答案之后，才能决定“我们走哪条路”，或者拟定何者为“革命的目标”与“革命的对象”注52。这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出现的重要原因。
根据德里克（Arif Dirlik）的看法，上述论战促成思想界的一种“社会学”转向，使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及唯物史观等得到广泛的传播，1949年共产革命的成功部分地得力于此一转向注53。的确，当时参与论战的成员几乎都属于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像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并不热衷于此一论战。胡适极力主张多谈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空洞、抽象的主义，尤戒“胡乱作概括论断”注54。如梁漱溟所说，胡适“全提不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注55，更无法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提出一个农村革命（如毛泽东）或城市暴动（如陈独秀）的“革命纲领”注56。这是因为胡适的科学方法只能解决单一的具体问题，而不能提出对中国社会的概括论断所致（概括论断即胡适所谓“抽象的主义”，或者说讨论“空空荡荡，没有具体内容的全称名词”）注57。
胡适不轻下论断的科学方法一方面有清代考据学的根基，然另一方面亦源于赫胥黎的怀疑精神与杜威的实验主义，而这两人都受到达尔文与斯宾塞演化理论的影响，肯定演化的历史观与有机体的社会观。同时，赫胥黎的“拿证据来”的想法也影响到杜威的实验主义与胡适的怀疑精神及渐进主义。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
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注58。
他在《演化论与存疑主义》中又说：
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作战先锋（因为达尔文身体多病，不喜欢纷争），从战场上的经验里认清了科学的唯一武器是证据，所以大声疾呼的把这个无敌的武器提出来，叫人们认为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自从这个“拿证据来”的喊声传出以后，世界的哲学思想就不能不起一个根本的革命——哲学方法上的大革命。于是十九世纪前半的哲学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就一变而成为十九世纪末年的实验主义（Pragmatism）了注59。
胡适接受赫胥黎与杜威思想的原因不但因为斯宾塞的实证主义衍生出实验主义的哲学，同时另一个很可能的因素是赫胥黎和杜威都对斯宾塞思想中“任天为治”的决定论有所不满，强调自由、伦理价值与人对环境的控制。这一观点的形成与胡适早年受到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亦有密切的关系。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盛行之前，从严复到胡适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传统不但结合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时也与斯宾塞以生物学为基础所建立的演化的社会学理论，以及一种“实证的”、“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法结合在一起。厘清斯宾塞思想在中国的进程，将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命运。
清末民初社会观念与社会学的翻译，不仅具有政治意涵，更涉及翻译研究中所谓观念的旅行，或不同文化之间词汇对等意义之建立的一个复杂过程。因取道日本和取道西方而铸造出两个词汇：“社会”与“群”（以及“社会学”与“群学”），进一步还衍生出名词与观念的争论。于是，环绕着“建构现代社会与国家”这条主轴，学者之翻译所产生的词汇问题，以及其思想倾向与阐释的差异，使清末民初时萌发的社会学翻译出现了一幅纷然杂呈的图景。
本文之主旨在于描绘严复和章太炎译介社会学的过程、成果及其相互之关系。首先，严复引介西学是直接翻译英文作品，此一学术传统与章太炎译介明治时期日译西书之作法成一对比。其次，学术取径之差异，也影响两人在理解、翻译社会学时的视野。这还牵涉到他们交往过程与各自对传统学说的诠释与运用，此处笔者将特别强调“荀子”学说在晚清之际复兴的学术意义，及其对引进社会学之影响。荀子在清末受到重视并被与西学接轨并非偶然。首先随着诸子学在清中期的兴起，荀子首先受到考证学者的重视，乾隆时代的考证学者并“自觉地发扬了荀子重‘学’的传统”注60。其后如凌廷堪等人则挖掘出荀子思想与清代礼学思想复兴，亦即“以礼代理”说之建立的关联性注61。晚清时谭嗣同、梁启超与夏曾佑等人均排荀；严复、章炳麟则尊荀，并将荀子思想与西学贯通为一注62。其中严复不但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中的篇章翻译为《劝学篇》（《荀子》的一章），同时也采取荀子所谓“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的说法，将sociology译为“群学”注63。严章两人又同时发挥荀子“合群名分”之义。荀子思想在晚清国人认识社会学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文将做较详细的分析。
严、章二人社会学思想的歧异，即涉及文本设定与中西交融互释之方式上的双重选择。再其次，笔者试图将焦点从“社会学翻译”延伸至政治场域的论辩，希冀能爬梳出不同的社会学思想模式所演绎出的政治理论论述，进而探讨这几条线索如何在民初时期继续发声？而它们对于现代中国的知识、政治世界又有何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