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并非结论

如此曲折的故事，我们能从中得到怎样的方法论启示呢？跨文化角度下概念史的词汇证据的用处和局限性何在？我们的评述看起来可以锁定一些结论。第一，不断变换的对于康德“things in themselves”的译法的事实表明，在跨语言和文化边界的概念移用早期阶段，术语的多样性乃是普遍现象。较大的多样性则表明，此概念在到达的语境中被认为新奇、不平常，与现有的概念存在不易化解的冲突。概念史学者可以通过讨论不同术语意涵在各情景下的语汇流动性，去理解新概念所处的背景以及不同译法影响语言产生与终止的语义学关系的不同路径。

在之后的阶段，词汇的多样性逐步减少。一旦某个新奇或者惹人不安的概念在所在圈子的重要层面被接受，关于其价值认可已形成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不同概念之间的竞争也就逐渐消退。就算那些成功翻译的术语此时也会成为武断的标志物回归到常态，其含义由专业讨论中的定义和效用所决定。一旦术语如此被正常化和本土化，词汇数据几乎不能给概念史学者提供什么信息了。

然而，正如我们的故事那始料未及的复杂结尾表明，翻译概念时的术语问题可在任何阶段再生。当卷入其中的学者一旦需要推进他们自身的论点，他们很可能会重新挖掘已经用来诠释某个概念的词汇的潜在内涵，或者提出新的词汇来强调这些词汇被忽略的向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术语就重获了双重功能，既是概念变迁的“诱因”又是“指标”，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而言，科塞雷克（R. Koselleck）视之为最具价值的特质^注269。若要理解词汇是如何被改变和操纵的，就必须在不放弃审视词汇变迁所基于的语言、社会和制度结构的同时挖掘此两项功能。同时，那些研究概念的跨文化意义变迁的历史学家需要留意参与其中的译者所强调的翻译及术语的重要性，以便能确认何处可以找到语义和认知变迁的蛛丝马迹。最后，如我们这里的分析所示，如果翻译，实际上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过程，他们必须随时准备承认，就算再不情愿，他们的发现显然有待定论。

（祁玲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