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翻译的中国化

然而，就在词汇翻译日趋稳定化时，对于如何诠释康德核心概念的内在争论由贺麟再次掀起。贺麟是哲学家和翻译家，曾和梁启超一起在北京求学于清华大学，于1926年前往美国，1936年往德国。1931年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作为崭露头角的当代新儒学思想家之一，他备受尊重。同时，他也因翻译斯宾诺莎、费希特、黑格尔、约西亚·罗伊斯以及其他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而出名。基于其丰富的经验，贺麟经常言及翻译的理论性问题。这一话题最重要的相关文章是《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概要》，由颇受欢迎的《东方杂志》于1936年发表。

贺麟坚信对欧洲现代哲学的解释应该致力于“中国化”或者“儒化”所检验的理论，与此信念相一致，他在该篇论文中阐述了翻译哲学概念的“四原则”。第一，翻译术语需要有一个坚固的语源学基础，也就是说，译者需要确定欧洲概念起点的希腊或拉丁文源头，然后再找寻中国经典，例如《说文解字》或者更早的《尔雅》中最接近的相关词语。第二，译者必须相当熟悉西方哲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从而使他们能在两种传统中确立大体对等的概念。第三，译者应尽量避免自创新词，除非实在不可避免。在此罕见的情形下，译者必须提供精确的定义，而且要解释清楚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做了这样的术语选择。最后，对于日语中对应的词汇，他们必须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日本人的翻译，往往是比较粗糙而有失典雅的，因为大多数日本译者对中国文化史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词汇创造常常导致这样的错觉，认为在中文和欧洲哲学之间不存在关联点，东西方思想的融合是不可能的^注252。

根据这些原则，贺麟提出了一系列新术语来代替已有的他认为需要替换的康德的概念，结果有时候常常暗含影射却不一定令人信服。例如，他主张三条批判原则的中文表述应该是——“纯粹理衡”“行理论衡”和“品格鉴赏”，这就遭到了批判，因为这一译法错误地暗指康德的批判方法早就为中国的思想家王充（27—97年）所预见，王充在1世纪就写成了他的个人作品《论衡》。他提出的其他术语甚至更加明显地旨在“儒化”那些概念所要传达的内涵。最有名的例子恐怕莫过于选择颇具钦仰之意的儒家词汇“太极”来传译“the absolute”的内涵。从这样富有诗意却颇为牵强的翻译角度，贺麟关于“things in themselves”的立场也被接受了，不免令人心生几分诧异。也许他认为整个概念没有任何问题，他赞赏章炳麟将“things in themselves”翻译成“物如”是“最高雅最得体”的翻译，甚至认定将“物自身”和“物自体”作更为中国化的诠释“无可厚非”。如此看来，他对“中国化”并不是“儒化”术语能够广泛被接受是满意的^注253。他这一立场后来得到了颇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张东荪（1886—1973年）的支持，张亦认为“物如”具有古典的高雅，尽管他给出了另一种解读——物之本样^注254。

贺和张在处理“things in themselves”和“noumena”时的简洁性，说明他们的介入并不是为了激发起关于这一特殊但又已然熟悉的术语的争执。作为专业的哲学家，他们都没有依靠一两个术语来掌握康德的概念，他们都意识到，大多数的读者已经成长，超越了“望文而生知”的阶段了，早先争论中的一个观点认为语义的借用暗示了新欧美术语和传统中国语言之间的共鸣之处^注255。两人依然强调，他们术语的选择还是重要的，不是为了区别哲学论题的细微差异，而是某种风格偏好的表述或者某个信念的标示：一个中国和西方思想具有相容性以及哲学的探索具有普世性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