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清末社会理论的影响及其在民初之传衍
清末社会学的发展到了1903—1904年间，逐渐发展出两种类型的社会理论。第一是以严复为代表的调适类型。此说主要以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含有四个特点：
（1） 生物取向的社会学。以生物学作为阐释社会发展的理论根基，例如以进化、适应、遗传、竞争等探究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
（2） 社会有机体论。延续生物学解释模式，视社会如同生物般的有机体，亦即一种“有生命的个体”。因此每个社会将会如生物般缓慢而自然地成长，也会出现从简单到复杂、散乱到整合、独立到相互依赖、无差别到分化等改变注201。在个人与社会之关系上，则强调两者之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作为社会整体基础的个人成为关注之焦点。因为个体素质要好，其组成之社会素质才会优良。换言之，唯有人们的“德、智、力”三者兼备，方能造成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
（3） 采取渐进调适的政治改革，反对激烈的革命。
（4） 乐观主义之倾向。相信人类社会将会朝着美好的方向进化，虽途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阨，但终会有光明的前景。
第二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转化类型。从斯宾塞社会学说出发，融入其他因素而发展出不同之取向。其特点有三：
（1） 早期受斯宾塞社会学的洗礼，后转而对心理取向社会学派产生兴趣，最终则采取岸本能武太那种撷取生理、心理两家之长的学说。他因此批评生物学因素在社会演进理论中的重要性，认为心理学所描绘的人类之“同类意识”是社会形成的起点。
（2） 坚持激烈的革命主张。
（3） 批评斯宾塞偏向乐观主义的进化论，从而显露出一种较悲观主义的思想倾向，并否定“进步”之通则。
这两种社会学模式，其实就是观察社会、政治变迁的两个角度。它们被后人所承继，成为学术或政治论述背后的理论基础。章太炎的社会学思想与以社会学来研究历史的角度，被以刘师培、邓实等人为首的“国粹学派”所吸收，该派又接纳了严复的进化观点，作为他们追索中国历史，考证古文字与社会古制的理论根基。例如刘师培就主张“小学与社会学互为发明”。他认为西方的社会学可浓缩至“社会进化”上，并用作考证中国文字起源流变的工具，亦即所谓“西人社会之学可以考中国造字之原”。反过来看，中国文字的源起又可反映西方社会学对远古社会的描述，“以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文字又以形为纲查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注202。合而观之，一为传统中学精要之小学，一为近代西方开创的社会学，在刘师培看来，两者可互相证明：欲考文字起源，得以社会学为辅助；而“欲求社会学之昌明，必以中土文字为左验”注203。其次，朱希祖的历史学也与章太炎社会理论有关。朱为章氏门人，后担任北大与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他一直与章保持密切的关系注204。朱希祖在史学研究上特别倡导史学与社会科学之结合，他在为何炳松翻译鲁宾逊《新史学》一书所作的序文中，特别指出“社会心理学”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这一趋向不但受到欧美史学的影响，也表现出章门的学术传承注205。
至于严复社会学的思想传承，直至民国初年才以另一种姿态重回舞台。1903年严译《群学肄言》里所展示出那种对文化、政治改革的调适取向，间接对1910年代“调合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学人如章士钊、李剑农、李大钊、杜亚泉等，都曾援引严译《群学肄言》中的观念，来建立一种能融合各式不同政治、文化观点的“调合”理论。
其中广为“五四”前后学者所征引的一段话是严译《群学肄言》中与compromise（严译“得半”）有关的一段文字，严译与原文如下：
盖锐嬗之事群，无往而非得半者也。其法制则良窳杂陈。其事功则仁暴相半，其宗教则真妄并行，此杂而不纯者，吾英之所有，正如是也。其冲突龃龉，自乱其例，上自国政，下泊学术，所樊然日多者，即以演进方将，损益之以与时偕行之故注206。
斯宾塞的原文是：
For it cannot be too emphatically asserted that this policy of compromise， alike in institutions， in actions， and in beliefs， which especially characterizes English life， is a policy essential to a society going through the transitions caused by continu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illogicalities and the absurdities to be found so abundantly in current opinions and existing arrangements， are those which inevitably arise in the course of perpetual re-adjustments to circumstances perpetually changing注207.
最早引述这段文字的是章士钊。1914年，章士钊在《甲寅》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调和立国论》。文中他便征引了上举严复译文，并解释道：透过斯宾塞的文字，我们就可理解“调和”的简义。此外，章士钊还在脚注处标明了这段文字取自严译《群学肄言》，以及原著《社会学研究》。章氏此举，实是为了提倡调和论，并反对袁世凯大总统的“大权总揽主义”。他试图调解袁世凯“大权总揽主义”与中华革命党之间的冲突。对章氏而言，“调和”就是双方“相抵相让”。
另一位主调和论者是李剑农注208。他在阐释此一论点上作了更多努力。李剑农的学识背景来自日本，他曾在民初担任《太平洋》杂志的编辑，在该杂志上发表许多对政治事件与宪政问题的评论。在1917年3月号的《太平洋》杂志上，李剑农撰写了一篇名为《调和之本义》的文章。他也引用与章士钊相同段落的严复译文，但他更加强调“调和能使新旧蜕嬗群体进化”之观点。而“蜕嬗”是严复用以对译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中“持续成长与发展所产生的变迁”之意的词汇。李剑农进一步解释道，章士钊所援引的斯氏观点，其实另有一位英国学者约翰·摩利（John Morley， 1838—1932）亦运用于其书《妥协》（On Compromise）之中。摩利是英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作家与报社编辑。李剑农将摩利的文字译介如下：
吾辈执持斯义，不可越乎其应行之程。盖人生天性弊机所伏，多在避难而就易，习固而安常。作者（指斯宾塞）之意，亦仅在陈述调和为人事演进之象，歧力相济之结果如斯耳。并未尝界划斯境若吾人实践之义务注209。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斯宾塞与摩利书中的compromise，均被他以“调和”一词来翻译。换言之，李剑农扬弃了严复的译词“得半”。他与章士钊一样，也是自政治层面来探讨“调和”。对他来说，“调和”不但适用于新旧政党之间，也适用于新党内部的激进与保守两派。
类似李剑农、章士钊对“调和”的看法，也可在李大钊身上发现。与李剑农私交甚笃的他，于1917年8月15日写了一篇《辟伪调和》，刊登在《太平洋》杂志之上。李大钊不单引用严译斯宾塞之《群学肄言》，甚至还有摩利、弥尔，以及丹麦学者阿瑟·克里斯坦森（Arthur Christensen， 1875—1945）的见解，来支撑章士钊和李剑农的论述。
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在1917年以前关于“调和”的讨论，均是环绕着严复的翻译，即“得半”的概念与政治保守主义在进行。然而直至1918年，章士钊受到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倭伊铿（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846—1926）和博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等人的影响，当他再次谈及“调和”时，其词义却已相异于前。这一次，章士钊是用来反驳达尔文主义者的“竞争”概念，以及胡适、陈独秀倡行的“五四新思想”。此后，杜亚泉亦跟随章之论调，并发表许多与“新旧调和论”相关的文章于《东方杂志》。于是，严复所鼓吹的政治上调和概念，至此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民初新思潮发展至此，形成了两派论述互相对垒的情形：一边是胡适与陈独秀，他们高举“五四新思想”的大旗，秉着一种“批判态度”来接受西方文明，扬弃中国传统；另一方便属章士钊、杜亚泉，他们本着调和新旧冲突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在形塑新文化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晚近学者如许纪霖、高立克已经意识到，五四时期存有另一种启蒙传统。此一传统即承继自严复社会理论中渐进调适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