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的预测和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
作为开场白，我只想提一点问题，请大家共同思考。
什么问题呢？就是今后一两年、三五年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形势，或者叫作对于社会心理、社会思想做一点预测。这个问题只能采取大家谈、大家议论的方式来回答，因为这是一件过去没有做过的工作。过去我们没有想过明年、后年人们的思想可能产生什么新问题，而事实上是有这个需要的。我们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生产周期有的是快的，比如新闻，今天采访了，明天就可以见报，电视新闻白天拍了，晚上就可以播出。但拍一部像《四世同堂》电视片就得花两年多时间，出一本书从写作算起，周期就很长了。我们今天生产的东西，有许多是到明年、后年才能起作用。而且，有许多观念的产品起作用的时间往往比物质产品更长。物质产品也有耐用消费品，如一台电冰箱用十多年。意识形态的东西效用可以更长一些，我们现在还看《红楼梦》嘛！而且，人们看了这些意识形态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就会成为读者、观众头脑里的观念，有的甚至会在他的终身起作用。检验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不能只从眼前来检验，要从比较长远的社会效果来检验。因此，我们从事意识形态产品的生产，就应该有预见性。过去我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封建社会的时间比较长，社会结构比较稳定，观念形态在长时期中也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有些基本观念，大家都不怀疑，一代一代就是这样灌输下来。说三年之后就会流行什么新观念，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共产党起来搞革命，要摧毁旧社会制度，同时就要和旧观念决裂。新社会成立，在观念形态上确实是和社会制度一样，有许多天翻地覆的东西，根本颠倒过来了。例如，劳动人民要做主人，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世界，等等。但是，在我们的头脑中，还是有个框框。以为新建立的观念也是很稳定的东西。实际上当然做不到，经常要发生意识形态不能适应需要的情况。于是就来纠正过去的做法，说是过去这一段提倡什么观念，提倡得不对，“左”了，纠正一下；或者是右了，又纠正一下。所谓“左”，或者右，都好像应该有一个不“左”不右的标准观念，“左”是离开了那个东西，右也是离开了那个东西。虽然我们对什么是这种“标准观念”内涵的认识，经常在变化，但我们也总是认为是我们的认识问题。我们还是在追求一种长期不变的理应存在的社会观念。这样一种想法，也不可能符合事实。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属于上层建筑的部分，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变动的东西。我们的任务本来是应该研究这个发展变动的规律，按照它的规律去做我们的工作，做促进的工作。在社会前进中，总是有一些观念的东西不适应了，逐步地被人们抛弃了；总是有一些新的观念的东西产生了，或者形式上要作某些变化，总是这样的过程。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按照客观规律，促进那些应该消亡的观念消亡得更快一点，应该诞生的观念诞生得快一点，顺利一点。这样我们就在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可能设想，我们现在就设计出人们几十年、几百年后要按照某种意识形态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做的是研究意识形态怎么样反映客观实际，它的运动、发展的规律怎样。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叫作第二次革命。就是要搞现代化的建设，要搞从经济体制到科学体制、教育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全面的改革。这个时候，思想肯定是非常活跃，矛盾肯定是非常之多。改革又不是一天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两种体制并存，互相消长，必定出现空隙，出现漏洞，出现摩擦，这些不能不反映到意识形态上来。有些东西出来了，我们觉得不好，不好也必然要出来，不可能是按照我们设计的、理想的秩序出来。这就使得意识形态部门的任务显得非常之重。当然，也可以想开一点，假如我们不做什么工作，社会也还是要前进，社会的精神文明也还是要发展，没有不前进的道理。但是，可能要曲折一点，曲折多一点，时间长一点，损失大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
我们意识形态部门要做的工作，概括起来说，可以叫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件事有许多困难，也有若干有利条件。我们搞现代化是后搞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先搞了，人家走了二三百年了。他们走过的历程很值得我们考察。我们粗粗地看一下，就可以发现，各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从总体来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也是发展了的，这是一。第二，许多国家都存在着精神文明同物质文明不同步、不协调的矛盾。许多国家的政府、社会的知名人士为这个问题都相当苦恼。第三个事实，就是这些问题、这些矛盾，确有一部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这是不能回避的。有一部分矛盾恐怕跟制度不完全有关系，有一部分社会上的动乱不一定跟制度直接有关系。同样在这个制度下，有时候就不动乱，有时候就动乱，总有一些别的原因。有些事情是直接和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的。从人家走过二三百年的历史中，这三点都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细致地分析他们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借鉴。
我们总还有点长处，这就是我们有共产党领导，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有自己的设想和规划。就是说，对于我们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对于生产力的变化可以作大体上的预计，这就使我们有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做指导，来预计在经济变化的基础上，观念形态方面可能有些什么变化，有些什么矛盾。
关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会有哪些基本变化，特别是把经济的变化和观念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这方面的专著和材料还不多。我希望我们的社会科学院、社科联、出版社和大学的同志，动员一些搞世界史的人，特别是搞世界近代史、现代史的人，把社会观念形态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变动联系起来作若干专题的研究，这对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会很有好处的。现在，我只能提出一点很粗浅的看法。我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四个方面的大变化，这些变化对社会意识形态将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个大变化，就是人们劳动方式的变化。从手工劳动的小生产变到现代化的大生产。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都要经历这个变化。在北京70%的劳动力，从农业劳动中走出来，走到乡镇企业里去。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北京房山县仉振亮的那个村子种地的人只有原来的10%左右。这个变化在观念上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办乡镇企业，应该说大家是愉快的，是愿意的，生活提高了嘛。但是，实际上不可避免要带来很多摩擦和痛苦。从分散的手工劳动的农民变成现代企业有严格纪律要求的工人，这个转变没有痛苦是不可能的。北京怀柔县最近进行卫生检查，1/3的食品厂停业整顿。我说如果用严格的标准检查，大概关门的会更多。要农民每天洗澡，每天洗头，上班之前要剪指甲，他是很难受的，认为全是你多事。不管严不行，管严了，他就很不好受。
在劳动方式变化当中，大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总趋势看，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劳动装备更加现代化，也要求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第三产业占的比重要越来越大。北京市第三产业的人数现在占百分之二十几。设想，到2000年，北京第三产业的人数不占到1/2以上，北京就很难发展，很难生存。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就要吃交往饭，吃服务的饭。服务好了，万方云集，我们就有饭吃。我们要有饭吃，就要发展商业服务业，首先旅馆要发展，让人家来了有地方住。更重要的是要发展邮电、金融。信息时代，消息要灵通，才能及时反应，做出的决策还要很快就能发出去。金融搞好了，外国资本家的钱在这儿也能做到上午调出，下午又调回，这样，他的买卖才愿意在这儿结算，合同才愿意在这儿签订。我们收1/1000的手续费，就很可观了。但是，要发展第三产业，矛盾很大。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说的是士、农、工、商，商是属于四民之末，轻商思想十分严重。北京人尤其看不起商业、服务业。北京的内城过去不准商人居住，商店要赶到前门外去。内城也有一些劳动人民聚居的胡同，那是给皇宫当供奉的。轻商思想，连农民都受影响。门头沟的龙门涧，这几年每年夏天都有很多人去游玩，但是在当地吃喝很困难。区委每年都跟当地的农民讲，来玩的人这么多，你们给人家提供点方便，同时也赚点钱，搞一点汽水卖，也能赚一点呀，或者烧点茶、煮几个鸡蛋也可以嘛！可就是发展不起来。农民是什么思想状况呢？他说，不好意思。不是赚不着钱，不是没有劳动力，就是不好意思做买卖。北京的农民这种意识之强同西山一带清代八旗驻兵留下很多后裔有关系。八旗的后代是再穷也不能做买卖。没有饭吃，可以向人家借，可以要，可以骗，但是不能做买卖。上海的里弄，三个小姑娘和一个老太太，就可以组成一个洗衣服组。在弄堂口，搭一块案板，你就可以交活。上班了，拿一捆衣服交给她，下班了，洗好了，拿走。新中国成立初期手洗，现在洗衣机洗。小姑娘干这个活不难为情，她认为我这也是劳动啊。北京街道上的小姑娘三年不就业也不肯干这个事，她觉得丢人。不要说到人家家里当保姆，就是组织个家务劳动的合作社，给人家干一件事情都不干。请大家估计一下，北京地区轻商观念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表现，研究一下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北京的服务态度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应该明确树立这样的观念，北京这个城市要发展，将来要有饭吃，非靠第三产业大发展不可，第三产业是最有前途的产业。
随着生产的进步，新技术的采用，新产品的出现，除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结构发生变化，产业内部的结构也必然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社会的进步，但也常常会给社会带来很多痛苦甚至动乱。
比如，北京电子管厂，1万多工人，为中国的工业化立了汗马功劳，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卫星上就装有这个厂的产品。现在这个厂在今年上半年连工资都发不出去，要靠借债发工资。现在还有多少地方需要用电子管呢？要把这样的工厂转变，变成生产别的产品，许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都要改行。有的人在原来的技术领域是权威，但是离开了这个领域就跟见习工程师的水平差不多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些行业被淘汰了，不存在了，劳动者被迫转到别的行业去。一些在原来行业中很有地位的人，到别的领域后就会失去他们原有的地位。即使社会给他们照顾，继续聘任为高级技术职务，就是违反按劳分配的原则，仍旧给他们高工资，他们也不会愉快。细想起来，劳动方式的变化是相当之多的。不但会出现许多新行业，而且会出现许多新工种。这个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
第二个变化是分配方式，或者叫作取得收入的方式的变化。在中国，这主要是跟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了。自给自足的或者实物分配的方式，十年之前在中国还是相当多的，种什么分什么，种玉米分玉米，种小麦分小麦。现在要靠买卖，拿工资，然后买粮食吃。工人原来只靠固定工资，现在拿奖金，浮动的部分、同经济效益挂钩的部分，比重越来越大，有的甚至逐渐超过固定的部分。现在各单位争来争去，争一个半月奖金、两个半月奖金、四个月奖金，就是争这个浮动部分的比重。在企业内部，个人之间收入的差距逐渐拉开，企业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开。人们收入的绝对值在不断地增长。
在社会上，有些事看来好像同分配没关系，实际上是有关系的，比如，物价的变动。我们长期一人一年18尺布，定量的粮、油、肉，这些实物分配虽然都得拿钱买，但实际上都包含着价格补贴，也就是一种和劳动无关的按人头的分配。现在放开一部分价格，例如一部分副食品把暗补变成明补，5元钱进入工资成本，7.5元不进。这也是分配方式的变化，这个转变还没有完。还有一部分没有变，没有转。
现在人们意见最大的，是房子问题，补贴最多的也是房租。这个问题，群众意见最强烈。有的结婚好几年，生了小孩，还没有房子住。有的几代同堂，实在是困难。但是，政府最头疼、最没有办法的问题也是房子问题。许多企业也为这个问题哇哇叫。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全世界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把房屋建筑看作经济发展的支柱。建筑业是美国经济三大支柱之一。建筑业的兴旺程度，成为经济形势的重要标志。因为盖房子同生产电视机、电冰箱一样，是赚钱的买卖，盖得越多越赚钱，只怕没有人买。我们这里盖房子却成了包袱，谁盖房子谁倒霉，个人盖个人吃亏，企业盖企业吃亏，国家盖包袱越背越重。因为盖了房子得维护，收的房租连维护都维护不了，盖房子的成本更谈不上。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前景来讲，只有一个前途，就是住宅商品化，卖房子或者按房子的商品价格收房租，把现在的暗补变成明补，加到工资里去。不可能有第二个前途，不可能不走这条路，这是必然的。现在为什么不走，就是走起来动荡一定很大。不是方案难设计，而是我们在哪一天有力量能承受这个动荡的问题。这就跟我们的工作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把意识形态方面工作做得好，社会在这方面承受能力达到了，主动要求改革的愿望强烈了，就比较容易成功。从道理上讲，改得越晚包袱越重，困难越大，走得越快越好。
社会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逐年有所提高，或者至少不要降低。但是，不能认为只有这一个条件就够了。有时候，人们的收入虽然在不断提高，意见还是一大堆，心情还是不舒畅。这里有一个对比的效应问题。还以房子为例，在5年之前，我们认为是困难户的标准为每人2.5平方米以下，现在认为是困难户的标准是每人4平方米以下。现在人均5平方米以下的人数同当时人均2.5平方米以下的人数差不多。应该说，这几年大部分人住房略有改善。但是，据工会在前后都是2万人当中的调查，心理的效果怎样呢？现在在4平方米以下的这部分人对于房屋问题上的迫切要求程度和在这个问题上不满的程度要远远超过5年前2.5平方米以下的那部分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个时候多年没盖什么房子，现在到处都是高楼，住房困难者的不满情绪就更多了。你有钱盖宾馆，没钱盖宿舍？有钱盖大观园，有钱修长城，没钱盖宿舍？所以分配方式或者叫收入方式的变化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不仅包括收入水平的高低，还包括在社会内部以及同国外的对比形成的反差的强烈的程度。
再有，是不是收入提高得越快越好？也不见得。新加坡现在经济停滞，甚至负增长，就同它的工资增长过快，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有关。收入提高得太快引起的矛盾，我们现在也开始感觉到了。有的县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农民收入提高得太快了。我们当然希望农民的收入提高得快，但是这要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着手。要调动劳动积极性，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要提高资金的有机构成。收入提高的速度如果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就会提高产品的成本，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同时也无力去为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投资。北京怀柔县现在人均年收入达到700元左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很难同河北省竞争。郊区的大白梨到了北郊市场，按河北省的价钱卖，回去开不了工资；按自己的成本卖，就会卖不掉。所以穷有穷的问题，收入提高快有提高快的苦恼。大概我们的小说家还没有写过收入提高快的苦恼，但是县委书记、县长已经感觉到了这个苦恼。
第三个变化是交往方式的变化，或者说人际关系的变化。人们的眼界迅速地扩大了，现在郊区养的鱼是虹鳟鱼，是北美洲瀑布下的鱼种；种的是美国的西洋参。已经不是那个闭关自守的状况了。这种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可以分析一下。
首先是传播手段的发展。传播手段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互相了解的一种工具。现在传播手段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穷乡僻壤都可以看到电视，这个东西实在是了不得。彩电的发展对于生活方式、对于生产、对于观念的冲击强极了，因为它直观的效应强，传播的速度也快。我们现在一年出版的书4.6万种，当然不是每一种都能传到基层，传到群众手里的，但是数量之大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横比和竖比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人们自己可以得到各种信息，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旧模式也是一种挑战，迫使我们要改变工作方式。
中国几亿农民，许多人祖祖辈辈连县城都没有到过，除了本村的人很少看见外面的人，现在火车上来来往往的农民企业家、农民推销员有多少！这必然给每一个村子都带来变化。家庭内部的关系大概也得变，从我们这几年的情况以及世界趋势看，小家庭必然越来越多。现在北京城里平均每户人数只有三点几，传统的大家庭在分解。在交往很发达、社会变动很强烈的情况下，年轻人和老一代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可能要比那种交往不发达、社会变动小的社会的冲突要厉害些。于是有些人就提出了“代沟”问题。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就是企业自主权的增加。反映到交往方式上，就是“横向联系的发展”会逐渐取代那种金字塔式的垂直联系。一个企业要和许许多多单位发生关系，而不是只受它一个上级单位的管理。随着企业的独立性加强，必然有一个趋势：就是企业内部职工民主要求增加。原来职工认为自己收入多少，完全取决于国家的规定。有了规定，就能调工资，和本企业经营好坏关系不大。随着企业独立自主程度的加大，必定要出现企业决定自己工人报酬的格局，使工人的利益和企业的经营效果挂上钩。两个棉纺厂，一个经营得好，一个经营得差，都是挡车工，熟练程度都一样，工资收入却不一样。这样一个局面就要教育人关心本企业的经营，关心本企业领导者的决策，就会使工人产生很强烈的要求，非扩大民主不可。同时，也就使企业的厂长、经理处在社会矛盾的焦点。所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对厂长、经理来说，扩大了权力，也就增加了责任，人们有什么不满意，首先就指向厂长。有权的厂长、经理并不是好当的。一要提高他们的素质，把这一条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二要扩大企业内部的民主，没有这一条，企业也不好经营。
从企业外部的关系看，商品经济发展，必然要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加强法制。过去我们的法制相当不健全，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单位都编成了纵向的系列，即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个上级管着，一切行为都要听从上级的指令。企业中工人的任何问题都要“找组织”。两个单位发生纠纷，就由这两个单位的共同上级来进行调解、裁决。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产生健全法制的迫切要求，因为用不着这一套。如果企业独立了，自己同各个方面发生横向的联系，一年一个企业订几百个合同，上千个合同，发生了纠纷怎么办呢？这就必须要有健全的、完备的法律。使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事先都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应该承担的责任有明确的了解。这是发展商品经济必然要提出来的要求。我们过去讲法制只讲它是专政工具，看起来恐怕是不够的。至少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调节相互关系需要有完备的法制。这里面有专政的部分：要镇压反革命，保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合法的权益；也有人民内部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和法人之间利益调整的需要。
在人际关系中，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除了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不可避免的要求，就是要求纪律的加强。越是现代化的交通，越要有严格的交通规则。如果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企业，没有严格的劳动纪律来保障它，它的利益就不能够得到实现。其中包括给企业以解雇工人的权力。劳动者实行合同制，干部实行聘任制。但是要实行这一条，大概会与人们头脑中长期形成的观念发生很大的抵触：“不能饿死人呀！”（当然我们对被解雇的工人会有一些保障办法，不会饿死人的）“我是主人呀！主人怎么能够被开除呢？”“要影响社会安定团结了”等等。
我看过去几年当中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有失误的话，一个重要的失误就是把就业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因此实行了包括顶替在内的一系列的办法，不是靠发展生产力来扩大就业面，而是勉强地、人为地安排就业。在北京市就造成了就业率太高这样一个毛病。这是不利于发挥竞争观念，不利于生产进步的。所有的人不管能力强弱，不管生产发展对他是否需要，都有那么一个饭碗，3个人的饭匀给5个人吃，而且是“铁饭碗”，这怎么能鼓励人们上进呢？
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人际间的交往发展了、扩大了、复杂化了，这是主要的趋势，但是同时是否还有交往减少的方面呢？至少家庭生活当中，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居住条件从四合院改变为单元式的楼房，独生子女增加，这些都使邻里之间的交往减弱了，使得儿童之间的交往减少了。而且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的业余生活“家内化”，过去上电影院、戏院、俱乐部，现在只坐在电视机旁（北京市平均每人每天1小时40分钟），这些都是使得人们社会交往减少的一方面。在研究我们思想工作的时候，我认为也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方面。
在人们互相关系当中，还有一个对于自己人生价值的相对估计问题。清朝末年，高小毕业生相当于秀才，那是有明文规定的，大概家里可以免一部分税。县城里高等小学堂的校长跟县长平起平坐，地位差不多。现在能有这个地位吗？大学生在社会上的地位，相对来说，就可能不如那个时候。但是，现在如果谁自学或上电大拿到一张大学文凭，工厂里不调整他的工作，还让他当工人，他就可以告状，说你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概人们都会认为他告得有理。如果全国逐步达到了30%、50%的青年人能够进大学，这些人都脱离体力劳动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会不会亡国？它的生产能不能继续发展？我们是希望整个民族的教育、文化、科学水平提高的，但如果达到那个水平的人都要有个特殊的待遇的话，那么社会正常的劳动可能就要受到妨碍。现代化企业需要白领工人，但他虽然是白领，仍然是工人。但是作为一个工人，他去奔文凭的时候，却并不是为了仍然要做工人，只是业余当个作家，或是把工人当得更好，而是为了进入另外一个阶层。当只有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这样想时，他的愿望是可能实现的，成千上万人都这样想、这样做，结果就不一样了。必然会有一部分人，虽然也付出了辛苦，取得了学历，却不能取得自己认为理想的地位。他们会怎样想问题呢？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的大学教授的待遇和副部长差不多。那时全国这样水平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共有多少？现在达到这个水平的教授、研究员、主任医师、高级工程师、新闻出版界的高级记者、编审，统统加起来，又有多少！历史前进了，人才多了，但是人的脑子往往还停留在过去人才少的时期。这样看问题，就要发生矛盾。20世纪初，有的人到国外转两年回来就可以在大学里当教授，不到30岁就当教授，现在哪个学校行得通？总之，关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期望值和现实的可能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根本的原因就是历史前进了。但是人的头脑里还有一本老黄历，对于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往往记得很牢。这也会造成社会心理的不平衡。
第四个变化，是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首先是由生活水平决定的。生活水平提高，并不是原来消费的品种在数量上简单的增加，而是必然要带来许多新问题。首先是消费结构要变化。新的消费部分向哪里投？用到什么地方去？这就是一个大问题。现在许多地方已经发现农民有了钱不会花的情况。农民有些钱花得比城里人合理，他有了钱先盖房子，这一点与城里人不同，这是合理的部分。但他也有不会花的部分，这就是铺张。盖房子也要盖成地主式的，不是讲究实用的。还有迷信活动、赌博。城里也有个如何引导花钱的问题。我们从老“三大件”“四大件”，过渡到新“三大件”“四大件”，现在北京的饱和程度也是全国之冠。下一步的消费投向什么地方？现在人们似乎还没有下定决心。如果可能早一点把消费基金引向住宅，社会会更安定一些。
从长远趋势看，旅游的开支，将会在生活费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我估计，在不远的将来，我国总要实行休假制度，过渡到五天半工作周。那时，人们的闲暇时间怎么打发？北京算是旅游点多的地方，但是很少有能够让人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消磨一天，住一个晚上或两个晚上，过一过与城市生活不相同的生活的地方。听说百花山放了几个帐篷在那里，住一个晚上一个帐篷多少钱，生意很好。这大概还是处于原始阶段的东西。
农村反映强烈的问题是，物质生活富裕之后，更显得文化生活贫乏。实行家庭承包，农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可以用来作为文化生活开支的钱也有了，但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供应，供应的方式，供应的内容，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过去电影队下去，是由大队包场，现在乡政府没有钱，农民有钱，电影要下乡就要找新的办法，用我们老一套的办法下不去。图书靠供销社卖，但供销社的选择性很强，因为它不可能将大量资金放在这上面，只能卖少数几本畅销书。报纸靠乡邮递员根本不可能送到户里去。要解决这些问题，矛盾是不少的。
另外，农民生活提高了之后，对城市生活反过来的影响，也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原来想不到的。北京市的蔬菜，我们的计划总是按照城市居民每人每天不低于7两菜的水平来考虑的。原来说大路菜保证供应，细菜不保证，但是现在的群众对大路菜不感兴趣，他要求的是细菜。即使细菜保证供应7两，是否老百姓就能吃到7两？不见得。平常看不出来，一到淡季就看出来了。淡季可能人均供应到6两、5两，但老百姓说没有这么多。有人说统计数字和菜篮子发生了矛盾，统计数字说有那么多菜，菜篮子里没有，这些菜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没有统计郊区这300多万人。按照我们的概念，这300多万人是自己种自己吃，可是农民有钱之后，门口菜地虽然也种，但是种的是大路菜，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还要求吃细菜，淡季的细菜他就种不了，他也要到城里来买细菜。4月份就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到城市周围的集市上装上菜往农村跑。无论是平谷，还是延庆，菜价都比城里贵。那正是城里菜价贵的时候。农民家里包饺子的馅是细菜做的，柜子上放的是巴拿马香蕉。农民从来是吃家里树上结的果子，种什么吃什么，现在外国水果他也吃。而且，那些菜不光是往北京郊区拉，还运到河北省附近几个县的农村。这是北京市有蔬菜统计以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这种现象明年、后年会不会更严重呢？我看肯定要比今年更严重。
社会生活中还出现了一大批退休、离休的老年人，他们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也是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兴旺、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现在有人起了个名字叫“退休综合征”，退休了，按理说是“颐养天年”，他说不对，没退时身体还好，一退之后半年之内什么毛病都出来了。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方式转换了，心理上不能适应。这个问题一定要下功夫安排好，不但要老有所养，而且要创造条件，使老年人也可以根据他们的体力状况发挥自己的作用，才更有利于颐养天年。除了方式转变以外，社会上还有一个对退休费如何负担的问题。现在许多集体企业、许多小企业，纷纷在那里叫喊说负担不了，有的是两个职工负担一个人，甚至有的达到一个职工负担两个退休人员，这也要从体制上来找出路。老年人问题也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文化生活也有许多新问题。有同志讲，作家出书困难。现在一年出400多部长篇小说，都要畅销，当然不可能。不发生困难才是奇怪的事情。文学刊物全国有600多种，都要畅销，也是不可能的。文学刊物的总发行量加起来可能并没有下降很多，但是被600多种刊物一分散，许多刊物就很难过日子了。从读者的角度看，在出600多种刊物时，他读到的作品水平可能比在只出200多种刊物时还要下降一些。编者有意见，读者也有意见。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生活中有些现象的出现是不是带有某种必然性，也是值得研究的。例如通俗小说的流行，似乎世界上都有这个趋势，当然人家不一定是看武侠小说。生产现代化，必然要求普及教育。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文化，比如小学、初中的程度，但是他们的文化又不太高。和这样一个广大阶层的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精神境界相适应，就会产生对某种形式精神产品的特殊需求。至于这些精神产品的思想内容，那是我们可以加以影响的。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社会生活的节奏必然是越来越加快。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很慢，但是发达国家的生活节奏就要比我们快得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以，劳动就很紧张，一分钟也不能闲。在这种紧张的节奏下，他们下班后会有什么要求？如果社会再有点动荡，或者其他的方面的困难多一点，矛盾尖锐一点，社会上就会产生一个有若干苦闷的人群。这些人，可能希望找到一些刺激性强的东西，来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解脱。某些所谓“现代派”的音乐、绘画，很可能比较适合于这些人的心理需要。我不是说对这些东西统统可以提倡，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对这些东西采取笼统的提倡的方针的。但我们要看到某些东西出现的必然，然后我们才能设想怎样做好我们的工作，把群众的情绪、爱好引导到对社会更有利的方向去。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大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有这些变化，就必然要引起意识形态的变化。原来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许多不能适应了，旧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许多新观念必然产生出来。这些新的观念也不会一下子就完备，更不会一下子被整个社会所接受，有许多还只能是昙花一现。这样就会有许多矛盾，许多冲突，使得许多人不同程度地感到心理上的不平衡，有苦恼、有情绪，或者叫作有无名火。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认知方面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理解现在的变化，或者将要发生的变化，能不能看到变化的前途，能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需要有理论指导的。现在至少在一部分人当中，一种是知识比较高的，对社会的责任感自己认为是比较明确的这一部分人。特别是我们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厂长、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已经感到理论上的饥渴，希望能够得到更加明确的指导。这种理论饥渴是我们能够在新的时期进一步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基础。但是他们也不需要那种教条的东西，不需要那种脱离实际的东西。有个单位在政工干部中做调查，在我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一栏里，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填：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但是在最想看的是什么书这一栏里，又几乎没有人开一本理论著作的书名。这两个回答都是真心诚意的，他们感觉到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又感觉不到现在的出版物有哪一本能满足他这个需要。其实这种学习理论的需要，社会上各阶层的人都有。例如物价问题，我们公布的物价指数去年全国上升了9%，北京市高一点，上升百分之十几。老百姓认为自己的感觉和物价指数不一样。有人说至少涨了有一半。为什么会感觉不一样？差距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的报纸、刊物，或是出版物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群众是需要的。至于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他们就需要了解改革的下一步趋势如何。他心里没有底，没有主心骨，就会觉得政策多变。确实有一部分优秀的厂长对局势驾驭得很好，具体政策的某些变化，对他的影响不大，怎么做都能保持职工的积极性，使生产不断得到发展，他们也不搞什么歪门邪道，检查问题他也不怕。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样呢？就是他们对改革的实质，对改革的前景，比别人看得清楚一点。比如，现在我们一谈到某个问题需要解决，小商品供应不足，我们容易想到的方案是什么？这就是请国家保证调拨一批计划供应的原材料，来专项用于小商品生产，使得它供应充分。这样的方案，就是要借助于旧体制，它和历史前进方向是不符合的。即使国家为了照顾眼前的困难同意了，将来也是要变的。因为我们的前途是计划供应的物资越来越少。如果有人看到这样的前途，在解决小商品供应不足的困难时，从价格放开着手，或者利用微利以至微亏的小商品来支持其他商品的买卖，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他就不会怕政策多变了。但是我们一碰到矛盾却往往容易从旧体制那里去找办法，这就不能不带来许多新矛盾。
除了认知方面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感情问题。有许多事情并不是是非弄不清，而是感情上受不了，扭不过来。有个大学生埋怨学校食堂伙食贵。我问他原来吃饭一个月花多少钱。他说花15元钱，又问他，现在花多少钱，他说30多元。我说，如果还按原来那个水平吃要花多少钱？他说，那也要花28、29元或30元。我说，从你进大学以后，政府给你增加了一次每月5元钱的副食补助，后来北京的大学生又每人每月增加了9元钱副食补助（居民7.5元），两项合计14元，14元加15元不是等于29元吗？现在如果按那个水平吃饭，你花29元不是很合理吗？不是一点没吃亏吗？这位大学生跟我怎么说呢？他说，算账你是对的，问题不是算账。跟您说老实话，是感情问题。我一进食堂，看那个豆腐标价是0.4元，心里就来气！我们社会生活中这类不属于是非问题而属于感情问题的，相当不少。因此思想工作就不能完全讲针锋相对。说人家讲的道理怎么不对，然后我们针锋相对地把那个道理驳倒。解决社会思想问题光靠这样的办法不行。还需要有许多不像是做思想工作的办法，但是使得人们感情上比较愉快，心情比较舒畅，他这时候看问题就比较顺气了。他心里不高兴，什么都看不顺眼。这时候，你怎么针锋相对地驳他，都解决不了问题。
一个认知，一个感情，这两个方面的调整，都是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怎样逐步发展的，很值得我们做若干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欧洲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宗教革命伴随着。这个过程就很值得研究。原来的天主教不能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但是宗教革命是两个结果，不是一个结果：在一部分国家里，新教——耶稣教占据了优势地位，在另一部分国家天主教也保存下来了。当然是经过了若干改革，它才能存在下来。我们看到，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科学相当发达，信教的人依然很多。其中有相信上帝的，也有并不真心相信上帝存在的。许多人对子女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孩子一生下来，就叫他受洗礼。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得有个笼头管着孩子。因为他们没有别的精神支柱。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有大量的心理医生和心理顾客。我们每个企业里都有一个党支部，都有政工干部，资本家的企业没有这个部门，但是他也要解决人们思想上的问题，除了靠牧师、神甫，就得靠心理医生、心理顾问，所以美国心理学成为一个很大的学科。日本人用的方法更多的是把过去从中国接受的儒家思想（也已经日本化了）包括报恩思想、家族观念，移用到企业中来，和西方的竞争观念结合起来，这样来求得他这个社会的稳定。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我们要注意，一个新的观念要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接受，是一个很长的、渐进的过程。看历史的时候，看到某一位思想家提出了一个什么观点，不要以为这就等于当时那个社会的思潮。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提出了“博爱”“平等”“自由”这样一些代表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新的观念。是不是这些东西一提出来，整个社会，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用这种观念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呢？不是的。实际上在社会上起作用的观念并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这里有许多不同的层次，有许多矛盾。如果那些口号一提出来，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就按那些原则调整了，那么后来巴尔扎克、左拉小说中描写的许多人物都不可能存在了。所以我们观察我们今天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以及观念上的各种矛盾，也要把它当作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为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同志，应当努力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千万不要站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立场上，更不能站在过去历史的角度，比如说，站在50年代来看80年代的各种问题。有的同志说50年代某个商店的服务态度多么好啊！现在怎么怎么不行啦！用50年代的情况作为标准，要求回到50年代去，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曾经拿这样的问题找商业职工座谈过，原来以为青年职工可能有不赞成的，老职工一定很高兴。想不到首先出来表示不赞成的竟是50年代的老职工。他们说：同志，你别忘记50年代我们一天接待几个顾客。张一元茶庄、瑞蚨祥绸布店，50年代一天接待不了几个顾客，现在情况就不一样，整天是顾客盈门，川流不息。所以今天只能在新的基础上向新的目标前进，而不可能回到历史上的旧情况去。
我们还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是尽管我们在不断前进，尽管我们的工作做得尽可能的好，社会在改革过程中还是不可能没有一定的动荡。我们在这种动荡面前要保持自己精神上的主动，把这种动荡看作是自己预料当中的事情，在思想上要准备某些矛盾很可能表现为激化的形态。大的“地震”不可能发生，因为不存在这样的社会基础。我们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人民得到了实惠。但是局部的、小的动荡还是不可避免。有些人会攻击我们复辟资本主义，有些人会说加强纪律就是专制。有一件事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北新桥有个服装厂，原来办得不好，外贸订货交不出，欠账，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后来有人愿意承包，实行计件工资，整顿劳动纪律，完成了出口产品任务，一个月就把局面扭过来，两个月欠的工资也发了，三个月大多数人的工资都增加了，但三个月以后这个工厂的工人罢工了。带头的人还不是懒汉，而是拿钱最多的年轻人。有些人劳动不好，收入减低了，但他们如果跑出来反对，没有号召力，只能挑动那个干活多、挣钱多的青年人出头当英雄好汉。打出来的口号是反对“管、卡、压”，反对不把工人当人看。所以即使生产发展了，大多数人得利了，也不见得就一定很安定。
在各种矛盾面前我们要坚信一条，就是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为改革的前进准备思想的承受能力，要为改革的前进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增加推动力，要为改革的前进创造比较好的环境和气氛。我们是造大气候的部门。基层的同志说，小气候顶不过大气候，说的就是顶不过我们这些部门造的舆论。当然每一个单位做的工作也只能是一小部分，但我们这些单位综合起来，对基层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同志，如果掌握得不好，对形势、前途看得不清楚，即使有很好的愿望，很可能不但不能起帮助改革前进的作用，有时候反而会帮倒忙，起制造困难的作用。
还有一个“一切向钱看”的问题，现在这顶帽子用得有点乱。报纸上批评北京宣武艺园。这个公园花了150万元，进行整修之后收1角钱门票，就批评它这是一切向钱看。如果说收钱就是一切向钱看，那么谁有本事1分钱不要办一个公园？不收门票钱无非就是向政府要钱。为什么向到公园玩的人要1角门票钱，就是一切向钱看，而向政府要150万元就没人说这是一切向钱看呢？向政府要钱不也是向钱看吗？问题不是要钱不要钱，而是向谁要，由谁来负担。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树立商品经济观念。商品经济观念，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对第三产业前途的认识，第三产业在北京市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包括等价交换的观念，包括权责利一致的观念问题，包括竞争观念的问题，包括商品竞争当中风险观念的问题，包括准备接受买方市场的事实，接受这样的挑战的问题，包括要对市场做比较远景的预计预测。我觉得张洁世在这些问题上，都是有很明确的观念和明确的做法的。我们对张洁世的宣传应该讲还很不够。
“一切向钱看”这顶帽子，我希望不要随便乱用。“一切向钱看”当然不对，因为世界上不是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计算的，如道德、良心、爱情等，都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我们不赞成金钱拜物教、拜金主义，不赞成说金钱至上。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把这样一顶帽子，套在哪一个人头上，就很难套得合适。从逻辑上讲，这是一个全称判断，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考察被批评对象的“一切”。这种批评至少是外延不周全。还有这样的说法，某个毛病，某种不正之风的产生，根源就是“一切向钱看”的观念。这样说可能更不准确。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不能把某种现象的根源归结于观念。说观念的东西是根源，这总是说不通的。而且用这样一个提法去批评人也可能会使人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才好。“一切向钱看”不好，“一切不向钱看”是不是就好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宣传工作上的毛病，还是金钱的观念太少。比如广告，除了书刊广告之外，基本上是不登价格的。只说价格优惠，“价格低廉”“价格公道”“价廉物美”，都是这一类抽象的名词，不拿出一个具体的价格来，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便宜还是不便宜。我看还是把价格登出来好，帮助老百姓算经济账，这也是一种训练。再有，我们报道经济建设成就，哪里修了立交桥，修了变电站，修了铁路、公路，基本上不说投资多少钱。给高级知识分子盖房子，花了多少钱呢？也不说。人们就会认为这些事很容易做，总嫌你做得还不多。有的老百姓也知道有些事是要花钱的，但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也不宣传，所以北京宣武区修个大观园，人家就要说，你们有钱盖大观园，弄假古董，不如拿这个钱来保护文物。其实，不盖大观园也不可能给保护文物增加1分钱，因为没有用1分钱的文物经费，甚至于没有用市政府的经费。修大观园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电视剧《红楼梦》要搞布景，当然还要租地。宣武区的同志就建议，把租地费加上去，搞得稍微坚固点儿，长期留下来让大家玩玩。这有什么不好？当然这点钱还不够，还有港商投资。港商要在北京开一个宾馆，要有吸引力，附近就要有玩的地方，他就投资搞一个太虚幻境。我们要把钱是从哪里来的讲清楚，既不是用文物保护费，也没有用给老百姓盖房子的钱。大观园不准造，也不可能因此多造一幢居民住宅。造了大观园，区财政还能增加一点收入，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总之我们的经济账还算得太少，不是算得太多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过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可是我们多年来对价值规律讲得太少。我们完全可以把价值规律的宣传同共产主义教育统一起来。不要以为讲价值规律就会把人训练成资本家。马克思可以从价值规律出发，发现和论证共产主义，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利用价值规律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难道还做不到吗？价值规律所要求的，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只承认劳动的价值。这和我们要加强劳动观念的教育，反对剥削，反对不劳而获，是完全一致的。价值规律讲的等量劳动相交换，指的是社会必要劳动。因此，谁如果能够用少于社会必要劳动的劳动量，来创造更多的产品，那么这样的人就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这是鼓励什么呢？是鼓励人们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鼓励人们上进。在现代社会，除了少数个体生产者和个体小贩之外，商品的生产和经营基本上是要通过企业来进行的，就是劳动力只有集合在企业中，才能和劳动对象相结合，才能够创造出商品来。同一个企业的劳动者，在客观上就有着共同的利益，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利用价值规律，来对劳动成员进行集体观念的教育，集体主义的教育，纪律观念的教育。日本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尚且可以使得工人认识到企业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我们的职工作为企业的主人，作为集体的商品生产者和集体的商品经营者，当然更可以利用价值规律作为杠杆，提高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高人们的集体主义觉悟。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整个国家，大家的利益的一致性，从而提高爱国主义的觉悟，从而增强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我们的道德教育，要不成为从概念出发的空洞说教，就要和今天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和人们的利益联系起来。这也需要借助于价值规律，才能帮助人们看到什么是符合我们整个社会成员，包括每个个人在内的利益，从而接受正确的行为规范的指导。
在现在这样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人们的交往扩大了，但是实际上人们互相之间的了解还是很少的。过去互相不发生关系，现在非发生关系不可了。过去互不了解关系不大，现在这种互不了解就要构成许多矛盾，许多冲突。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意识形态工具，传播媒介，充分发挥作用。扩大我们这些工具提供的信息量，能够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疑问，使得人们了解他所交往的、所联系的各个方面的事情的现象和本质。比如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人们喜欢横比，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批评他们，而是应当更详尽地提供国外的资料，使得人们真正了解国外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国外的一些新观念对一部分人也很有吸引力。我们就需要帮助人们了解，这些新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它的价值，它的作用。当然，我们国内，每天需要打交道的许多人，他们是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大家就更需要了解了。
我们还需要采用各种方式来提高一些有贡献的人的知名度，树立起社会主义的、各行各业的、新的权威。现在我们讲到著名的教育家，在北京除了周谷城、叶圣陶，好像就不知道有谁了。其实在教育学理论和实践上，有知识、有贡献的大有人在。问题是没有名气，或者名气不够大。恐怕各界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社会，没有各种权威人士，对这个社会的发展、安定，都是很不利的。我们不应当怕树碑立传。修一个什么东西，就应该树块碑，说明什么人决定修的，什么人给了帮助、出了力。我们那个“修我长城”的活动，热闹了一阵子，现在不那么热闹了，我希望再热闹起来。原来说凡是捐500元以上的给刻个名字，现在还没有刻。为什么不可以先刻一批名字，举行仪式，上电视？人们看到兑现了，就会受到鼓励，继续有人来捐款。省得有些人到处写“到此一游”。谁想留名，就花500元钱。我主张，每一个古迹，每一个小学校，每一个文化馆，都可以用这个办法。小学校进门的墙上，镶一块石头，谁给这学校捐款100元以上，就给刻个名字。北京的各种古迹，过去刻的碑有多少？妙峰山上就有几十块碑。举行一次香会、庙会，也要立一块碑，今年的庙会，谁是香首，谁是主持，谁出了多少钱，都刻上，现在就是文物。过去修桥铺路，谁出1000文，还把名字刻在碑上。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有一批知名度高的权威人士，也需要让各种人都有表现自己的可能性。各种英雄好汉都能够公开合法地在这个社会显示自己，表现自己，都能够实现他的价值，社会前进就可能比较顺利一点。
当然，人们也必然会有一些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对于这一点我们也要看得很清楚。但是不能用简单的办法来对待，说那个不能实现，就完了。而是要帮助人们开辟别的道路。在各种不同层次上，使得人们能够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自己的民族，贡献给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极其伟大的事业，要为人们创造能够把自己融化到集体事业中去的各种渠道。这样，我们既在心理上准备好能够承受某些激化、某些动荡，更在整体上努力造成比较宽松的局面。我们就有可能比较容易地度过“七五”这样一个要把整个经济体制的新框架建成的时期，为“八五”“九五”能实现翻两番的任务做好准备，并且为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在21世纪以持续的、比较高的速度发展，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本文是作者1986年6月10日在北京市意识形态部门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