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宣传工作充满现代化的气息

一

我们的宣传工作要转到为“四化”、为翻番、为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服务的轨道上来。这件事，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了。许多从事宣传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拨乱反正、清理“左”的影响等方面，在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包括真理标准讨论、党性教育、整顿党风、整顿社会风气，动员群众完成党的任务，提高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政治素质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有力地保证了改革的进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些问题上，许多同志是有创造性的，许多同志是打先锋的。许多同志在工作当中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特别是许多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工作十分辛苦，兢兢业业地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统一全党和广大群众的思想，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有的同志说，“转轨”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说得也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转变并没有完成，所以今天还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要看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左”的影响，传统的观念，不适应党的十二大提出来的总任务、总目标的一些旧的框框，旧的观念，旧的思维方式，旧的工作方法，对我们的影响绝不能够低估。这样说，不是说我们哪一个同志，或哪一部分同志头脑里就是“左”得特别厉害，特别严重，不是这个意思。中央领导同志讲：现在宣传部门的同志们，总的来讲都是好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但千万不要忘记，不可低估“阶级斗争为纲”在自己这个部门，以及在政工部门、政法部门的影响。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差不多30多年中逐渐造成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全部的工作，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来做的，这就形成了我们一整套的思维的方法，一整套的工作的做法，一整套的习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感到要变了，也实际为变做出许多努力，但是，那个旧的东西的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容易丢得干净的。而对这种影响，对于我们“四化”事业的妨碍，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估计。有的同志觉得这样提好像不大好交代，这样提就好像意味着我们工作有缺点了，有错误了，要做自我批评了。我们要做一点自我批评是不是就降低我们的威信呢？我们不是说要让哪一个人，说他特别“左”，特别不好，要做自我批评，而是就整个来讲，我们必须认识这个问题。做一点必要的自我批评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是做了很大的自我批评，说过去那一套“左”的东西，不符合实际，造成很大的危害，现在要变过来，等等。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党的威信不是更加提高了吗？有一些问题我们过去没有认识到，有过去没有认识到的原因；我们今天认识到了，把它变过来，群众是会欢迎的。如果我们今天有可能认识的问题，有可能改变的问题，而且形势也迫切需要我们改变的问题，我们还把它保留下来，那我们的威信才会真正降低。这种旧的观念，旧的想问题的方法，除个别同志外，恐怕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难于避免的。我们天天讲从实际出发，常常遇到具体事情就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旧的传统的观念出发了。旧框框在人的头脑里起作用，有的时候力量是相当之大的，相当之顽固的，不能说哪一个人好，他就不受这个影响。

例如，我们在马路上常常看见一个商店在门口贴一个纸条：此处禁止放自行车。这个话是对的，放自行车妨碍他做买卖。第二句：违者罚款。不对了。“违者罚款”是我们大家看了很习惯的。但是，你一个商店有什么权罚人家款呢？罚款的规定和执行都是政权机关的事情。但是我们大家，贴布告的不认为自己不对，看布告的也不认为他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多少年了，习惯了，认为任何单位都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切都是公办的，因此就认为他也带有政权的性质。而且曾经长期灌输一个观念，叫作“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要落实到每一个基层，是我们自己落实下去的，现在就很难变过来。我们提倡新华书店开架售书。开架有多少好处，大家都承认，包括可以多做买卖多赚钱。有没有坏处呢？有一条，开架了可能丢书丢得多一点，包括弄脏了，偷走了。那么能丢多少呢？丢个1%吧。即使被人家偷走了1%，但可以多做买卖，多卖20%、30%。多赚的钱要比偷走书的钱多得多。但是不行。一开架，一些报纸包括我们的晚报就写文章，说开架以后丢书增加。为什么多做买卖没有兴趣，偷掉几本书就大做文章？因为那是所谓“原则”问题，是阶级斗争，放松了就是纵容坏人坏事。有的同志说，损耗率提高了，上级要通报。其实这些规矩都是我们自己立的，我们自己也可以破掉，不通报、不批评，甚至于不统计，不就行了吗？我们自己立下规矩，把自己捆住了。有位同志到德国去，看到公共汽车不设售票员，由司机兼管。他就问有没有漏票的，回答说有。又问为什么不设售票员，公共汽车的经理说漏票的钱即使全部堵住，也不够售票员的工资。人家的算盘就打得很精。不是我们的人不聪明，我们的人也会打算盘，可是有时候被有些所谓“原则”把自己的头脑捆住了，不让我们自己聪明起来。又例如，我们讲为人民服务讲了多少年，但实际上许多单位在规定一些规章制度时，往往是从怎样有利于单位本身，而不是从有利于他的服务对象考虑的，甚至于是让服务对象增加麻烦，只要我工作方便就行。因为我们整个经济是供给型的，老百姓靠我们过日子，我们就是管着老百姓。定制度时关起门来讨论合理不合理，而不是和老百姓一块儿算哪一个制度合理不合理。我们许多医院，星期三、星期六下午就是不看病，后来改了，有的又收回去。这是从哪来的办法呢？全世界的医院有这个办法吗？从哪来的，从我们自己方便来的。理由可以有很多，我要学习，政治学习、业务学习，我要开个大会没有时间。工厂开大会也可以停产吗？电车公司也向医院学习，星期三、星期六下午，我不开车，不然我开大会没有时间。供电公司、自来水公司也星期三、星期六不供电、水行不行？真正讲来源还是从我们机关来的，星期三、星期六下午停止办公，学习、开会。不是卫生部门发明的，所以不要追究卫生部门的责任。但还是要把思想转过来，要服从于我们服务对象的需要，而不能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服从于我们的方便。

现在我们思想解放多了，前进多了，但是议论也还是很多的。哪个单位选厂长，非党员当副厂长也不行。选一个非党员当厂长，就引起轩然大波。为什么非得由党员当不可呢？选干部，哪个同志喜欢打扮也选不上。还有许多事我们思想上觉得很习惯，其实并不通。例如大学里很长一段时间，把中共党史列为必修课，政治课应当是必修课，但为什么一个大学生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一定要学共产党的历史呢？不可以学现代史？不可以学当代史？还有一些地方，接待外宾的商店、饭馆之类，就是不准中国人进去，中国人想不通，连外国人也想不通。这也是中国的特产。说是保卫工作的需要，保卫工作当然要做好，但是不能用这么简单的办法。难道凡中国人都是坏人？外国人就没有坏人？当然全部放开了工作会难做一点，这是事实。我们不是要为人民服务吗？我们是不是应当自己多辛苦一点，多麻烦一点，而不是限制老百姓？我不是说我们只剩下“左”的影响，没有右的东西，世界是很复杂的，“左”也有，右也有，遇到具体问题就得实事求是地分析。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东西，既不能戴“左”的帽子，也不能戴右的帽子，它就是不正确。有些问题很难说是什么倾向。我们有很大的小农经济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还有好几千年的封建的影响，都是相当深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说这个是“左”，是右，是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都不要随便这么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干部纷纷办公司，开企业，去当经理呀，当名誉董事长呀，我们不赞成，说这个办法不好。有人说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倾向，我说不要笼统戴这个帽子，因为有的同志就是由于不懂，出于好心来办的；还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没有这个倾向，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我们这里有许多东西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的。

我们希望各级党委都能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把改革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地抓起来。党委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搞“五讲四美”，用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来为经济建设服务。万里同志讲，党委书记不抓“五讲四美”你干什么？过去你可以说，我事情多得很，忙得很，我要抓生产，以后这个话不好说了，党政分工清楚了。党委如果不重视思想工作，党委的作用就值得怀疑了。如果不通过思想工作，党的领导也就很难得到保证。当前思想工作面临十分繁重的任务。改革当中有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全面的改革的决定，但我们不要认为，改革到这10条就为止了，肯定还要再向前进的。这样深刻的变革，牵涉到的范围那样广泛，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包括人的社会分工的变化，包括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在思想上不发生一点动荡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有几所大学就曾经有一点动荡，贴了大字报。为什么呢？他有一股气，他想改得快一点，觉得我们改得慢，他又觉得有时改革损害了他的利益。物价涨了，伙食不好，书价也涨了，他就不高兴。而且有些事情，就是他得到了利益，思想也会动荡的。有一个工厂原来办不下去了，弄得很糟糕，订货完不成，工资发不出来。只好改革，换了厂长，规定了严格的责任制，相当于计件发工资，整顿两个月就还了相当多的债，工资也发出来了，奖金也增加了。但到第三个月罢工了，带头的还是那个加钱多的。什么理由呢？你们“管卡压”，管得我们太紧了，太难受了。当然真正的动力还是那些劳动不好的，他不能挑头闹，他把那个劳动好拿钱多的捧出来当领袖。我们有些青年工人爱打抱不平，有一种所谓英雄性格，他就来当领袖。改革当中各种各样的思想，从各种角度出来，或者是不赞成的抵抗，或者歪曲改革的政策、规定，弄到歪路上去。我们说物价应该放开，应该改革物价体制，使得价格符合价值，有人就来乱涨价。我们说要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促进生产，就有人利用职权，利用种种社会关系，搞垄断。现在非法倒卖汽车、电冰箱、电视机的，如果他没有一点垄断关系，是搞不成的。这就不是真正的商品经济在发挥作用，而是把特权和做买卖结合起来造成的结果。机构改革，原则讨论大家都赞成，党政要分工，政企要分开，机构要精减，权力要下放，谁都赞成。一动具体的，动到谁的头上，几乎谁都不赞成。都说权力应该归我。思想观念上障碍也是很大的。中央说要把企业变成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许多人就提出一个问题：谁管他呀？总要给人家找个婆婆。提出的理由非常之多，物资怎么分配啊，新的产业怎么发展啊。企业除了交税之外，其他资金怎么使用，应由企业自己决定。可是我们有相当一些单位，总要向企业收各种各样的管理费，他是上级呀，或者提你的税后利润的百分之几十，集中使用。你问他为什么要集中使用？他说是抽肥补瘦。合理不合理呢？他说我不抽肥补瘦，去年那几个工厂就长不了工资。他下面二十几个厂赚钱，几个厂亏本，亏本的厂本来不能长工资，但是通通都长了。怎么长的？抽肥补瘦。所以那些经营不好的企业就希望继续保留这样的上级公司，他好继续吃“大锅饭”。还有的说，要不集中资金，开新的工厂拿什么开？为什么不可以改成集资呢？你提出一个方案，开这个新的厂能赚多少钱，由下面的企业来投资，按投资比例分利润，谁赚的钱分给谁。至于把上级公司改为服务型，不是收管理费，而是收服务费，你需要我的服务就交费，不需要就不交，服务好坏成为公司的生命线，有些同志想不通。有许许多多需要改变的观念，需要我们去做工作，而且我们思想工作的领域需要继续拓宽。按照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习惯，看起来许多事不归我们管，实际上我们应该管。比如说，厂长的经营思想，归不归思想工作范围？长期以来好像我们不管这个事。按照传统的经营观念，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买卖就做不大。按照现代商品经济，就需要有1元钱的本钱能做10元钱甚至于100元钱的买卖的观念。敢于去借钱，背利息，还可以赚，这叫本事。树立这样的观念，是不是思想工作的任务呢？我看也应当算。过去有一些错误的、不恰当的做法，现在改过来了，但是观念并没有改。比如说，很普遍的一个制度，叫顶替制度。就是老工人退休了，他有个儿子就可以接他的班。这个制度怎么发明的呢？就是前几年有些同志有一种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就业问题是了不得的严重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了，惊慌失措，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来。结果呢，大家都看见了，一个叫择劣顶替，我有两个儿子，一个聪明一点，文化高一点，一个差一点，文化低一点，身体差一点，叫谁去顶替呢？叫那个差的去顶替。再进一步，矿工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叫谁去顶替矿工呢？叫女儿去顶替。为什么呢？叫儿子去顶替，他得下井，叫女儿去顶替她不用下井。纺织厂的工人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叫谁去顶替呢？叫儿子去顶替。如果叫女儿去顶替，可能要三班倒，做夜班。叫儿子去顶替不挡车，做白班。学校里边初中文化、小学文化的去顶替老师。工厂里的劳动纪律弄得不好管理。谁一管，都是某某人的孩子啊。工厂也不是根据劳动需要来用人了。这种做法来源就是对形势的错误的估计。那个时候，对形势有两个错误的估计。一个就是说：“三信危机”，就是“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和“信心危机”。有没有这么个东西呢？根本不存在。要说有危机，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有。“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了，人心就向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却出来这么一种估计，这么一种判断，这就不符合实际。再一个，说中国的劳动力多得没有办法了。现在看看在北京城里，你拿3元钱找一个临时工，你找找看，好找不好找？北京市大兴县，好多地方都是从河北省招了工人来种地的，从河北省招了农民到乡办企业。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才有出路。不从这个方面打主意，而是另外想出一些主意来，结果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顶替”的办法现在开始改变了，要参加统一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参加工作。但我们观念上解决没有呢？恐怕并没有。还有一些问题我们采取了一些新办法，但并没有相应树立新的观念。比如说这几年采取了一个制度，叫作合同工制度，新招工人不准招固定工了，只准招合同工。实行了没有？实行了。真实行没有？那就不见得。许多企业名义上招的合同工，实际上还是当固定工看，还是“铁饭碗”。为什么？观念上没有变过来。我们宣传部门的工作应该走在前面，就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应该先行，现在往往我们在后面拖着，制度已经变了，观念还没有变，思想工作没有跟上去。我们的工作做得不恰当，也会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群众的生活。比如说自行车铺子给人打气，有的地方维持不下去，收人家1分钱。我们的报纸就批评，说收1分钱不应该。你一批评，他不收钱了，他惹不起，但是过两天这里那里的打气筒都坏了，问他为什么不修，他说不会修，请别人，人家没来，结果就到处找不到打气的地方，骑自行车的人就只好自己花5元钱买个打气筒。编辑是好意，站在维护群众利益的立场上，但你违反客观规律，结果是损害群众利益。

宣传工作要前进，领域非常宽，这样宽的领域，当然不是宣传部门几个同志能做得了的，只有全党来做，动员各个方面的干部、群众、作家、演员、教师，青年团、妇联、工会，各个群众团体，动员各个党派的人们跟我们一起做，才能把各个方面需要做的思想工作都做通。

对于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对于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要认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且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现在许多问题，不从基本理论上弄清楚，就解释不了。还是要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同时要认真调查研究，调查实际的状况，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我们过去思想上的混乱，有许多就是在基本理论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理解，也是有一套框框。那一套框框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所以胡耀邦同志要我们读一点书，特别要读一点经济学的书。联系我们的实际，把基本理论弄通，不是照抄。想在马克思、列宁的书里面，找到几句话，就能完全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基本理论，一定要牢牢地掌握住，比如说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个大家都已经熟了。但是要贯彻、融会贯通是不容易的，拿这个理论来解释各种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比如工资问题、物价问题、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都跟这个根本任务联在一起。有些现象看上去相像，这么做我们不反对，那么做我们就反对了，什么原因？比如一批新疆人常住在北京，在北京的商店里买头巾呀，丝绸被面呀，买了以后拿块布一包，就到邮局寄包裹寄回去了。赚钱赚了不少，这个我们没说是投机倒把，没去抓他，禁止他，为什么呢？它有好处呀，我们的流通渠道没有畅通，他帮你畅通了，这就可以发展生产，满足群众的需要，这很好。这不是也在当中做一个倒手买卖吗？哪个卖电视机、电冰箱的，他在那里把900元加到1300元，我们就抓了，就罚款呀，登报呀。北京郊区有个公社的干部倒卖汽车。原来那个公社有辆旧的汽车要处理给公社里的一个群众，他就利用职权，说：“这是我早定下来的，应该给我。”找他谈话，说处理的目的就是要发展我们本地区的运输生产，你可不能干别的。他说，我保证不干别的。把别人的挖下来，挖到自己手里，然后一个月，高价卖走了，卖到外地去了，赚了2万多元钱，被开除党籍。为什么新疆的那个合法，后面的这个被开除党籍，界限在哪儿？根据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你是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用这个来判断是非。这个问题，只有认真深入地学习基本理论才能解决。

二

希望我们的宣传工作充满现代化的气息，如果这样说讲得太满了的话，“充满”两个字可能要求有点太高，那么叫“多一点”现代化的气息也可以。这个话也不是我发明的，《北京日报》征求读者的意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许多人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有一条说《北京日报》现代化的气息太少。我们觉得这个批评非常中肯，不单是对这家报纸的批评，而且我们整个宣传工作，都需要充满现代化的气息。什么叫充满现代化的气息呢？

第一点，宣传工作要为现代化事业服务。宣传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转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轨道上来，没有转的要转过来，开始转的要转得更好，完成这个转变。党委的宣传部应该是服务部。服务好听不好听？现在有些人听到服务就不大愿意。本来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上层建筑就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中讲：“经济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以及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斯大林还说：“只要上层建筑拒绝履行这种服务作用，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世界上为什么有一批人要来做上层建筑的工作呢？就是经济基础有这个需要，需要有一批人来为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巩固服务，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存在的价值就发生怀疑了。我们过去干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从根本上来讲也是为经济基础服务，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破坏那个上层建筑就是为了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今天，我们就要来直接为“四化”服务，因为只有实现“四化”这样一个任务，才有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这个任务完不成，其他的一切都谈不到。做这样的服务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拿原则做宣传工作的出发点，不能从这个原则推演到那个原则，得出应该宣传什么，反对什么，这样不成。我们要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四化”的需要的实际出发，什么时候提倡什么，什么时候反对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提倡和反对。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从客观的事实出发，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的运用。思想解放，解放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讲了多年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我们日常的思想、工作当中，不能简单地说我这个道理对，你那个道理不对，因此就应该批判你，你那个错误思想就应该消灭，我看不能简单地这样办，而是应当审时度势，从实际的情况出发，从发展生产的需要出发，什么时候解决什么问题。有的时候你的道理也对，但是，不是今天可以解决的，而是过若干时候才能解决的，今天提出来就不对。也有的时候我们据以作为出发点的那个“原则”就不对。马克思写《哥达纲领批判》，讲到一个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还可以再研究，但至少马克思是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这个东西是必然的。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却从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原则”出发，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我们就要限制它，消灭它。这个出发点就不对，推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来。还有一些道理抽象地讲好像是对的，例如怎样做更道德一点，等等，其实社会历史发展、社会历史前进的问题是不能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来对待的。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而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是当前最大的实际。

我们历来强调为人民服务，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要做得好，就要重视为别的人、别的方面服务，服务得好，就得道多助，各方面就能和我们一起来完成共同的任务。如果把自己的部门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好像别人应该来为我做什么什么的，那么大概都不容易做好。我看现在有的同志很聪明，搞体育的同志找到一个大工厂，说你办一个球队吧，你看外国的大企业家都办球队。你那个球队到外面去拿两个冠军，比你做多少钱的广告都有利。你不懂体育不要紧，我可以为你服务，帮你组织，帮你调人。这样事情就办成了。如果你去说，各个部门你们要重视体育，你们不重视体育就是党性不强，那就不一定能办成事。或者甚至人家找到我们门上来，我们还说不行，我这个体育是神圣的，岂能为你做广告服务？我这个部门所有制是不可侵犯的，把工资关系转到你的名下，还算不算是我的人才呀？这样一来，我们的事业就发展不起来。其实我们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是为别人服务的，没有一个行业不是为别人服务的。如果你这个行业不是为别人服务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那么，谁能发展得好，谁能工作做得出色，就看你会不会服务，服务得好不好。所以我们工作当中的竞赛也好，竞争也好，实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竞赛，为人民服务的竞争。一个工厂企业推出新产品来，还不是为别人服务！你推出新产品来就要把维修、使用这一套一块推出去。谁把维修服务工作做得好，你的新产品就比别人更站得住。我们讲宣传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会不会影响精神文明建设？是不是有片面性呢？为现代化事业服务，我们就是用思想工作来服务。我们就是要造成一个精神文明的环境，就是要造成一个社会风气很好、精神状态昂扬、有新观念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就用这个来服务。不是说我们宣传部门统统解散，都去办工厂，工作都不做了，那就不叫服务了。如果我们的思想工作做得好，就可以在思想上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领导思想新潮流。能领导思想新潮流，就是把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了，就是为四个现代化事业服务。

第二点，宣传工作要充满现代化的内容，不是只讲老一套的话。要为现代化的事业服务，宣传工作就不能没有现代化的内容。什么是现代化的内容呢？首先是积极宣传新科学、新技术，这可能是我们宣传工作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我本人就不大懂新科学、新技术，也许有一些同志比较懂，可能不占多数。包括我们的报纸、广播、出版物，宣传新科学、新技术都不够。我们搞现代化，要使整个社会对新科学、新技术有很大的兴趣，要把这方面的信息广泛地传播，首先我们自己要有极大的热情，就像马克思那样。马克思对许多科学发明都高兴得不得了，都要研究它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内容极其丰富，我们社会上的许多人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呢？第一是不了解。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新东西，不知道我们国家里有了什么新东西，所以我们有许多新的科学技术发明，别说新的，就是老的也没有用起来。应用到生产，应用到生活中的相当少。为什么相当少？工人也不知道，厂长也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这是相当普遍的状况。第二是想不到。想不到在自己的生产、工作、生活当中这些现代化的技术可以用得上。许多可以在办公室、在工厂运用的新技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可是人们往往想不到。第三是想到了不敢用。有的工厂和他商量你是不是换点新设备，他不要，不敢买，那个东西太贵，来了我反而要亏本，说那个东西不好掌握。有的工厂买了新设备，好几年也不安装使用。这是一种害怕新技术的情绪。第四是舍不得。弄来了新机器舍不得用，把它供起来，放在漂亮的房间里，用锁锁上，镇厂之宝，不到关键时刻不许用。前几天见到一位年轻的厂长，他就完全相反，机器订购了，还未来之前，房间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上下电线通路，都安装好了。机器一到就抢运，抢着安装，24小时连轴转。装好后，就让它马上开，而且让它24小时开动。我问：不让机器休息休息，保养保养？他说：没有关系，一年用坏了也不怕。3个月就把它赚回来了。一年用坏后再买新的、更好的机器，我这个工厂的水平永远是最先进的。我这机器如果用5年、10年，早就成了落后的。这个厂长就有有水快流的思想。所以我们宣传工作，要用很大的力量做科学技术信息的传播工作。传播得生动，传播得人家爱听，传播得人家开窍，造成一个全社会都向四个现代化奔的空气。

其次，要宣传现代化大生产的经营和管理方法。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法和小生产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它需要有开拓的精神，需要有全局的、战略的观点，不仅是会做广告，而且还要有开拓组织一个新市场的观念。小生产者早上拿着一筐豆子卖，8点钟一个价，然后到下午5点钟，降了价卖完了好回家，下午2点钟他都不降价，不想用半天去做别的事情。大生产的经营者想问题的方法就不一样了。日本的报纸，礼拜天常常用一个整版面登满优待券、代价券。这一张剪下来，当天到我这个店来可以当600日元用，剪下那张纸呢，到另外一个店，买某种东西，打八五折，最便宜的还有买一送一。我看了很奇怪，商店到底是赚还是赔？找到日本人问，是不是先涨价再打折扣来欺骗顾客？他说如果那样做，不可能把顾客吸引来。我问到底亏本不亏本？他说：就这一种产品来说当然亏本。我又问是不是滞销品卖不掉的，买一送一。他说：滞销品也吸引不了顾客，用它来登广告，广告费就算白花了。我问：你的利益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他说：许多消费者礼拜天总要买东西，这是肯定的，他到什么地方去买，这是个未知数。我拿这一个畅销品买一送一，你为了便宜就到我这儿来了。但是，你既到了我这儿，再到别的地方去又要多花一个小时，你就吃亏了。所以，你需要的别的东西还得在我这儿买。谁有本事礼拜天把顾客吸引去，谁就能赚钱。这就是大企业主的心理状态。他是一个大商店，货物很齐全，如果只按小柜台核算，这样做就要垮台。我们要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前进，利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形式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宣传介绍许多与之相适应的经营和管理的办法、思想和经验。

这许多方面的总和，构成现代化所需要的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实际上也是我们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说，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为什么是领导阶级呢？归根到底因为这个阶级是和新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是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的。如果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了解甚少，我们头脑里的观念是陈旧的，是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我们就很难领导人们前进，很难担当这个领导任务，不能领导思想的新潮流，不能站在新潮流的前面。刚才讲到有水快流的问题就是一个新观念，我们过去常常讲细水长流好。这个细水长流的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水少就好吗？只是因为水源有限，需要维持的时间长，只好细水长流。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有水快流是个什么观念呢？这是把水当作可以再生产的，流得越快，再生产的水越多。这是对前途有信心、有把握的精神状态。社会总是要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本领能不断增长。我们的本事怎么样才能更快地增长呢？要靠生产力发展得快。所以有水快流不是说我们去挥霍、去浪费，而是要把它当作能够再生产的能源去开发。还有一些过去的观念就不要把它当作共产主义观念去宣传了。例如，共产党员收入多了，拿出钱来办些公益事业是好的。但是不是应该提倡拿出一部分钱来分给他那个穷邻居？我看不应该提倡。这和共产主义思想并不相干。共产主义不是施舍，靠施舍也走不到共产主义社会去。只能靠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团结群众，帮助群众，关心群众。干什么呢？要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我们的中心还是要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头。不要认为提倡共产主义就是把我的东西给别人。

第三点，我们的工作要面对当代从事现代化事业的人。毛泽东同志过去讲：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就是讲话要看对象，这是我们宣传工作唯物论的一条重要原则。有的同志喜欢说：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个时候可不一样了。不一样是事实，只有承认这个事实才好做工作，不能硬要求他们和我们当时一个样，否则是主观主义。当代的人们究竟是什么样呢？每一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共同的特点就是从事现代化事业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的实践。存在决定意识。搞“四化”就是最大的存在，这个存在决定人们的利益依靠于我们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现代化事业成功了，对大家都有利。要从这样一个情况出发来做工作。有人发牢骚说：工资太低了，还不如现代化国家，你看日本多阔气呀。我们怎样去做工作呢？和他一起忆苦思甜，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才拿多少就够了。只是这样说，他听不进去，他想的是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我最近到日本丰田汽车厂，那个厂工人平均月工资40万日元，这在日本是比较高的，一般企业是30万日元。它的最便宜的汽车才卖80万日元一辆。两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小汽车，这不是很高吗？但是他的每个工人，平均每天要生产一辆多一点汽车，平均一个工人一个月要生产30多辆汽车，他两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辆，等于他的工资是他的产值的1/60都不到。我们全国每个工人平均一年的产值大约1万元，如果按日本人的比例，工资占1/60，一年的工资就只有160元。吃饭都吃不饱了。过去听人家说，日本人说你们中国人工资太高了，那会儿听了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就是他们认为生产一辆汽车，在日本花多少钱的工资，在中国花多少钱的工资，这样一比就觉得中国的工资高。我们当然不承认我们是高工资国家，我们还说我们的工资太低了。但要提高工资只有一个出路，这就是提高生产率。现在有些人不愿意竖比，只愿意横比，还说我们不敢横比。我们就给他来一个横比，比的结果，按劳动生产率算账，我们拿的工资比日本人还多，但是我们还希望拿得更多，用什么办法？只有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

我们看到我们宣传的对象是从事现代化事业的人，就会产生出一种信心，我们宣传的内容一定会被他们接受。因为这与他们本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宣传对象放到对立面去。如果老是在想他们是怎样对付我们，我们又怎样对付他们，那工作就做不好。不能因为今天这个学校贴了几张大字报，明天那个学校有人罢饭，就把大学生看作对立的力量，认为大学生就是会闹事。从本质上看，大学生是现代知识比较多的一群人，他们比较敏感，又是我国“四化”事业未来的骨干力量，他们没有理由不赞成改革。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有些急躁，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但他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进步得更快。我们要看到这些因素，从而向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希望他们走在改革的前面，希望他们成为改革的宣传者，希望他们成为改革的促进派。这样提要求，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改革。如果我们把他们看得很落后，然后就去教训他们，那辩论起来就会没完。

再有，思想工作不仅仅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说服人。思想工作的任务是造成思想的转变、提高，形成一种好的精神状态。怎样完成这个任务？不能光靠口说。归根到底，意识是由存在决定的，因此我们要注意人们的客观存在，研究怎样使人们更容易认识他真正的利益所在，从而更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比如，深圳大学的学生，他上学要交学费，住宿还要交住宿费，物价还比我们这儿贵得多，但是那些学生就不闹。第一，他是自愿来的，他有这个思想准备；第二，他看到他的前途决定于他自己学得好不好，而不是其他；第三，学校里组织学生勤工助学，把学校里各种管理工作都交给学生包下来，参加的学生每月可以得到几十元收入，使他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如果我们有一项政策虽然是正确的，但是有那么一群人，从这个政策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损害，要他们拥护，就相当困难。整个来讲，我们的路线、政策，是和全体人民利益一致的，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还要考虑用什么方法使这种利益一致体现出来。这不是说要国家给多少钱，给什么东西，而是要靠我们的宣传、组织工作，规定具体的政策，采取恰当的措施，等等。这样，情绪就顺了，事情就好办了。群众要是气不顺，他看什么都不顺眼，事情就不好办。这不是说讲道理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存在决定意识，并不是等于每一个人很容易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状况，一眼就能看到自己真正的利益是什么。如果真那么容易，思想工作确实不需要了。认识有许多中间环节，所以就需要我们来做工作。我们的工作又只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帮助人们正确地反映他的客观存在所决定的他的根本利益，并且引导人们去为实现他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违反了一条，那么任何道理都是没有用处的。

第四点，宣传工作要尽可能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方法。这也是宣传工作中贯彻唯物论原则的一个问题。唯物论原则最根本的是存在决定意识，但是也不能忽视意识形态载体的变化对意识形态的传播所起的作用。我们做的是思想工作，但是思想不能飘在空中，它总要附着在一个物质上。思想在人脑中形成的时候就附着在脑细胞上；传播的时候，它附着在声波上，附在图像上，附在报纸纸张上，附在电波里面。任何思想总要附着在一个物质的载体上。这个物质的载体变了，传播的方式就会跟着变，这种变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发明纸张，没有发明印刷术，人们虽然会讲话，也会写字，但要用刀刻在木头上，或刻在乌龟壳上，那么今天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都不会像现在的样子。现在信息的传播和记录的手段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印刷术已经跨到了向铅字告别的时刻。现在我们传播信息的手段之多，传播的速度之快，完全是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过去一个新的衣服花样，上海流行了，第二年北京才流行；北京流行了，到穷乡僻壤过三年五载还进不去。现在，今天街上流行的样式，过几天在云南乡下就出现了。为什么？因为有了电视，而且是彩色的，一看就看见了。这样的传播速度在意识形态上，在生活方式上会起多大作用？如果我们的工作方法还跟过去一样，组织读报组，那就行不通了。人家可以自己订报，自己看，而且可以自己选择。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站在前面，充分运用报纸、刊物、出版物，运用广播、电视、录音、录像，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要考虑到当代青年的爱好，考虑他们的文化需求，来组织我们的工作。对某些事情，作为个人，我们自己可以没有兴趣，但是既然我们担任了党的宣传工作，对于群众喜爱的东西，我们就要研究一下，了解一下，关心一下。我们过去对这一点是认识不够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唯物论不彻底。过去对于一些新东西，我们往往很容易想到它会传播坏东西，而不是首先想到用它传播好东西。而如果我们想抵抗这种新的生产力的产品，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如果再来一个闭关，录像机绝对不准进口，不准制造，不准个人占有，甚至不准许多单位买，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使用很霸道的办法，顶多只能拖延它若干年，让它速度慢一点，但是客观发展的趋势总是抵抗不了的。只有一个出路，就是站到前面来，我们来领导这个潮流，利用这个潮流来做好我们的宣传工作。会不会有副作用？也会有的，但是好的东西会占主流，占到百分之九十几。如果我们只是消极地限制，而不是主动地领导这个潮流，那么消极的、不好的东西还会更多。录音机流行的过程就有很好的经验教训。前几年，谁也没想到，忽然一下子，大街小巷、公园、旅游点，一个个小青年挎着录音机逛来逛去。我们只想到录音机是学外语的工具，但是他拿了录音机就要听音乐，我们没有准备，供应不了，也想不出要供应些什么。小青年就去找来一些不好的录音带。我们又来查禁，下命令上交，这就和一批小青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这说明我们的思想落后了。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有点预见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却在形势的发展面前缺少思想的准备。吸取这个经验教训，现在我们就要为录像设备的流行做好准备。不是说我们已经阔气得很，不是说我们可以把一切先进的工具都拿到手里，但是，只要我们有可能，我们就要尽可能运用现代的工具。当然，同时各部门还要考虑会不会有副作用，怎样来防止它，采取有效的管理办法。总之，要采取主动领导的姿态。

我相信我们的宣传工作一定能够打开新的局面，做得生动活泼，很有成效。从这两年来看，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完全有信心，在这个改革的时代，使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更加蓬勃向上，使我们的思想工作和现代化事业的要求更加适应。

（《论理想和纪律教育》，北京出版社，198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