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演讲的艺术

演讲，我们平常叫“做报告”，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我自己对于此道是很不精通的。李燕杰同志的演讲，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李燕杰同志的演讲，使一些同志的观点有了若干改变。这些同志原先认为，做报告是不受现在的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欢迎的事，讲“大道理”没人听。可是，李燕杰讲的正是爱国的大道理，人生的大道理，却受到了几十万、几百万青年人的欢迎。单是他收到的来信，就有万余件。甚至于他在露天广场上做报告，无论是烈日当空，或是细雨霏霏，听众都能坐得住，坚持听到底。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也许有人说李燕杰同志只是一位仅有的例外。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看见，许多单位都出现了这样的同志：他们的报告，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青年人，连窗外路过的人都舍不得离去。他们的报告像温暖的春风，驱除着人们心中的寒气，催动着人们心中健康思想的萌芽生长。有的青年人珍藏着不健康音乐录音带，父母师长屡次训诫、制止都无效，听了这些启人心智的报告后，自己悄悄地洗去了。有的青年曾经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听了这些令人振作的报告，重新对生活产生了希望。随着这一类事实的增多，做报告、听报告又渐渐地吃香了起来。

近几年来，许多党团组织也重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党委团委的领导人亲自上讲台，上党课、上团课、讲形势、讲解文件精神，而且很多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许多单位已经或者正在恢复建立报告员和宣传员的制度，有的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做报告，或者叫演讲，并不是我们共产党发明的。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就需要交流思想。方法无非是两种，一是通过文字（包括图像），这是书面的语言；二是通过口头的语言来表达。而且可以肯定，语言的历史要比文字久远得多，口头表达也比文字更方便，更灵活。口头表达又有多种方式。个别谈话，促膝谈心，出于我口，入于你耳，这是一种。几个人、十几个人在一起座谈，互相交流，这又是一种。大庭广众，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万人一起听，如果加上现代电视、广播的手段，听的人还可以更多，这就叫做报告，或叫演讲。几种不同的方式各有各的特点。不能以为它们只是简单的数量差别，反正讲出话去就化为声波，一个人听也是听，一百人听也是听，添客不添菜，对讲的人来说都是一样。我们既需要研究作为讲话的共同点，更需要研究作为演讲的特殊点。

古希腊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著名的演讲家。他们的情况，中国人不太熟悉。我们自己历史上的孔夫子，大概也可以算是一个早期的演讲家。传说他老先生有弟子3000，想必不可能完全是个别教授。《论语》中的记载，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他老先生当年对学生演讲的记录稿，2000多年前的《史记·陈涉世家》在写陈胜发动起义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陈胜）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陈胜的这番话，可以算是一篇相当精彩的短篇演讲。摆事实，讲利弊，一面是死路一条，一面是前程无量，有相当强的鼓动力量。无怪乎当场“徒属皆曰：‘敬受命。’”听这篇演讲的，照《史记》的记载，有900人。用今天的眼光看，也可以算是一个中型的报告会了。

如果能把古往今来善于演讲的人的经验汇集起来，可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例如，五代时就有过“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生公是当时的一位高僧。“顽石点头”当然是夸张。大约这位大和尚有一点妙舌生花的本事，不是光念那些别人听不懂的经文。他宣传的是唯心主义，这是不足取的。但是如果能知道他用什么方法说服人、打动人，对我们还是会有用的。

在中国，演讲之风，到近代而大盛。这和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很有关系。国家危亡的阴云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迫使一批又一批的有志之士奋起做唤醒国民的努力。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有多少慷慨激昂的言辞，至今读来催人泪下。而真正做报告的行家，还要算是中国共产党人。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只占中国人口中的一个极小的少数。但是，中国的革命事业，又只有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奋斗，才能得到成功。怎样把革命的思想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呢？靠宣传。这里有种种方法，做报告就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写书，写文章，当然也是重要的。但是，一来不是人人能做的，二来中国的文盲半文盲又多，不是人人能看得懂书报文章。开口讲话，人人都会，人人都能听。面对面，思想可以交流，比读书亲切。和个别谈心、少数人座谈相比，做报告又有听众多、影响面广的优点。听觉形象和视觉形象互相配合发挥作用，会场的气氛又可以互相感染。又不需要道具、布景，随时随处可说。什么地方有共产党的活动，几乎可以肯定，那里总会有若干各种不同形式的报告会。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听者还是讲者，大概都是有些体验的。

“文化大革命”一来，这种好风气被打掉了。大家都怕揪辫子、打棍子，不敢讲话，不愿讲话，做了“闭口道士”。被迫不得已，一定要讲，就抄文件，抄书，写成书面稿，注上出处，未讲之前，先准备好以后有人来查如何对付。这样讲出来，当然也就只能是套话、空话、大话、假话。听的人不爱听，讲的人也没味道。另外，有些同志本身沾染了不正之风，台上他讲，台下讲他，这种滋味当然很不好受。于是，他们往往对做报告的任务能推则推，能拖则拖。还有一些同志既不认真做调查研究，又不学习新的知识，还要端起一副做报告的架子，实际就是在那里向群众训话。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听众交流不起来，听众也就不买他们的账。他们还往往埋怨群众不爱听他们的报告是落后的表现。这种看法，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

随着拨乱反正的进展，以上种种不正常的现象，都在逐渐改变着。但是，在一部分同志当中，还有另外一种误解。他们以为，现在既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政治工作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经过近几年的工作，这种误解也逐渐消除了。全党都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其中包括建立系统的讲课、做报告的制度的形势已经形成了。

我们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落后、挨打、受屈辱的历史，经过我们的先人一百多年的奋斗，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还没有彻底改变。这就是说，我们还相当穷，我们的底子还相当薄，我们还在许多领域中比别人落后。这就决定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中国人还要继续吃许多苦。问题是，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用我们的双手来结束这种状况，为我们的后代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呢？要担当并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就要把全国亿万人民都动员起来。这是多么巨大的思想工作啊，其工作量是绝不亚于当年动员人们起来打日寇、搞土改的。而且还要看到，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改革的时期。从农村开始，从落实各种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开始，专业化生产发展了，社会分工发展了，商品生产发展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势必带动我们整个国家，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以至人们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革。这个进程，至少要延续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在社会的大变动当中，人们的各种思想问题必然是很多的。一大堆问题提到我们面前，要求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回答。可以说，在一个历史时期之内，这些问题必将是层出不穷的。回答了一批，又会产生一批。至少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报告员们不会有“失业”的危险，需要的倒是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水平。这里包括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包括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文学艺术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对现状的了解，包括懂得一些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等，也包括掌握演讲的艺术。对于做宣传工作的干部来说，这应当是一项必备的基本功。既然党分配我们做宣传工作，我们就不能做“闭口道士”，而是要能够主动地利用一切机会，向人民群众，首先向我们的干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释疑解难，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真正的利益，激励人们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我们需要有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宣传大军，人数少了是不够的。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加速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的转动吧！

（《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