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创作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六中全会，集中讨论的议题就是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也在起草“七五”期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措施。我们议论创作问题，也是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文艺创作人员是灵魂的工程师，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文艺创作的成果，对于社会的精神文明关系极为重大。但是我们并不打算给大家下什么硬任务，一定要指定哪一位同志写点什么东西。党的十二大修改党章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党不是直接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就文艺创作本身来讲，只能是个人的事情。硬性的规定，外来的强制干预，不可能出什么好东西。创作什么东西，除了违反宪法、法律以外的，社会都不能硬性干预。另一方面，虽然作者都希望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自己的作品，但是也同样不能硬性改变人们的兴趣、爱好。说下一个命令让人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也是做不到的。对群众的兴趣、爱好可以预测、调查、研究，也可以加以影响和引导，但不可能硬性干预。创作的作品到群众中总要产生一定的影响，或者对人的情绪，或者对人的行为，最低限度，他看了高兴或是不高兴，总是有这么一点影响，或多或少。这些影响有些是可以预计的，有些事先是估计不到的，常常有出乎意料的事情。但许多认真的作家大概都常常要预计，常常要想，常常要研究我这个作品要发生什么影响。这是一种认真、负责任的态度。

我想，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是一个极好的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和其他走得快的民族相比落后有几百年了。到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结束这种落后局面的主动权或叫可能性。这样一种落后局面要在几十年当中由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来结束它。这段时期的历史，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上，将来在很长时间当中都会被后人反复的重视。因为这是这个民族的一个伟大转折。在这个转折过程中，当然会有许多威武雄壮的事情，也会有很多激烈的冲突，会有很多痛苦。我是欣赏柯云路同志写的那篇文章（《〈夜与昼〉与现代现实主义宣言》），特别欣赏它的前半段，就是他很认真、很详细地考察了社会上许多种类的人。在这个新时期的阵痛状态，这种状态大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不同程度接触到的。这样一个时期是应该产生伟大作品的时期。当然也有困难，许多同志觉得生活变动得太快，把握不住。前几年，还有一个对政策变动的把握问题。现在多数同志逐渐排除了这个顾虑，因为我们的文艺作品不是写政策，我们写的是变动中的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思维、人的精神状态、人的行为。我们写的是这些东西，群众要看的也是这些东西。

老百姓为什么要看文艺作品？许多同志从文艺理论上讲了文艺的很多功能，我觉得讲得都有道理，但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讲，他要看文艺作品，首先是他有一种需要，需要了解这个社会上和他一样以及和他不一样的各种人是怎样生活的，人和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从一种表现形态向另外一种表现形态发展、过渡经过一些什么变化，特别需要了解各种人内心的活动。这是人作为社会的动物必然有的要求。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这种要求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因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其他的人，和别人发生越来越多的关系。但现代化的过程又使得这种关系往往不是直接看得见的，而是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被物的关系所掩盖。例如，我们晚上回家一拉开关，电灯亮了。这个电灯亮就依赖于发电工人，依赖于变电工人，依赖于挖煤工人，依赖于运输工人，等等。但是，我们开灯的时候，是不是能想到这些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想不到的。我们看见的只是物。而当这些事情基本上由自己个人或者少数人，一个家庭成员来解决的时候，这种关系作为人际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我家里点的是油灯，今天油不多了，或者今天晚上我要干事，要开夜车，我自己又没空，我委托我的夫人，请她多打二两油回来。这个关系是很清楚的。结果，她或者是打了油，或者没有打，是什么原因，因为她在路上摔了一跤，受了伤了，所以没有打。这我也是一清二楚的。或者是我自己想带一点油回来，结果又忘了，是什么原因忘了，我更一清二楚。可是现在用的是电灯，今天晚上我一拉开关，电灯没有亮；或者亮了之后我正在写一篇东西，写得来劲儿的时候，忽然之间它没有打招呼就停电了。那么我能理解这里边有什么原因吗？说是由于一个什么不可抗拒的事情？是由于哪一个变电工人忽然得了急病？是由于正好谁家里边用了电炉超负荷了，使我们整个这条线路超负荷，因此断了保险？我都一无所知。出路呢？就是在那里骂人。骂了半天也不知骂了谁，到底什么时候解决也不知道。等到过了三个钟点，或一个半钟点，电灯忽然亮了，大家透一口气。也还是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人发生了哪些事，做了哪些事。我举这样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社会生活当中被物的关系掩盖了的人的关系，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但是实际上人在每一个环节上都离不开别人。因此，无论人们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他都会有这样一个要求，要了解其他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他自己处理各种事情也需要知道这个事情发展下去，后面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样一种愿望，这样一种要求当然不是一种单一的工具可以满足的，绘画、音乐、电影、电视、小说、戏剧可以说是各有所长。我们接触得最多的是电视。它有形象的、直观的效果。有人担心电视出来了，小说就没人看了。全世界都有这种舆论，说电视机抢了小说的读者。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新星》的电视剧一播，《新星》的小说就畅销了。《新星》小说畅销不是在电视剧播出之前，而是在电视剧播出之后。这是一种什么心理状况？这是一种什么需要？我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就是，小说能够更深刻、更细腻地描绘人的心理状态。一部电视剧如果演到哪一段把画面停下来，旁边来一大段旁白，说此时此刻某人心里在打什么算盘，这个电视剧没法看。但小说可以。

当代人写当代事，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刻，是有困难的。当然不如过了100年，过了50年再回过头来看那么冷静。凌力同志写《少年天子》，她就可以比较冷静地处理这样的题材。但是，过了100年的人，大概很难体会到我们这些深处在矛盾的旋涡中的人的激情。所以我还是认为现在是我们文艺创作发展、繁荣的最好时期。这并不要求创作题材的单一化。题材是可以无限广泛的：古今中外，山水草木、花鸟虫鱼都是可以写的，都可以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都可以体现这个时代的思想感情。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看到我们民族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头，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讲，最大的利益就是实现现代化。我们愿意去为它，为这个事业的促进做出我们的贡献。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要求，共同的愿望，其他的事情就都很好办了。

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中央要做的决议叫作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就是说，这个决议并不对于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工作做部署，而是集中力量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它的指导方针。为什么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对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意见。如果在指导方针上不统一，那么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各人就可能有各人的理解，很可能要产生许多混乱。突出的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说是两张皮各归各。有人说有矛盾。有人说我们要集中力量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就应当对精神文明的要求先放松一点。有人认为现在社会风气很坏，就是因为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以及所采取的开放、改革的许多措施带来的。因此，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就要把这些东西管住，就是要给改革和开放戴上笼头，也就是说要用道德观念来约束开放和改革。在这些问题上，如果在指导方针上认识不一致，那么或者是加强不了精神文明建设，或者就会引起混乱，甚至于妨碍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这里涉及一些问题。一个是对七八年来社会精神文明状况的估价。这几年我们的精神文明是向前发展了还是向后倒退了？有一些同志虽然承认这些年物质文明是上去了，但是认为代价是精神文明下来了。我想，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事实，就可以发现：从总体上讲，我们的精神文明是和物质文明一起向前发展的。我们这几年当中，党的威信，社会主义事业的威信，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在人民群众中是确确实实加强了。社会上掀起了那么大的群众性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当然还很不够，但就我们的历史来讲，不仅是三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而且是我们整个民族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全国一年的出版物到了4万多种。交响乐在北京有那么多听众。这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比几年之前大大提高了。劳动者对于他们所从事劳动的集体的关心程度也比从前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眼界比过去开阔了。过去，在一个村子里很多人活到70岁、80岁或90岁还不知村子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不同了。现在中国人的眼界，知道世界上事情的程度（当然我们系统的科学的教育还不够）不是过去任何时候所能比的。今年上半年，许多工厂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一些商店的服务员的服务态度明显下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进行了一次工资调整。这次工资调整是从奖金当中分出一大块来，变成工资，差不多每人长一级。结果奖金减少了，没有办法实行原来的责任制了。原来干得好的多发奖金，现在做不到了，剩下的奖金只能基本上平均发。这样一来，劳动越积极的人越吃亏，倒是让懒汉占了便宜。因此，工人劳动积极性受到很大打击，不干了。我说，这个不干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因为他这个不干了，是对于向平均主义倒退的一种抗议。我们想一想，七八年之前是根本谈不到奖金的。后来有了一点儿奖金，也是平均发的，每人一份。那时如果不平均发，工人倒不同意。后来说奖金要拉开距离，于是许多单位都把奖金分成一、二、三等。一、二、三等之间的距离也并不很大。但是许多工厂还行不通。他们的办法是轮流坐庄：这个月你拿一等奖，下个月我拿。那个时候你要拉开距离却拉不开。即便首钢也出过这样的事情。首钢明文规定差距不拉开不准领奖金。有一个车间主任造了一个假名单——距离拉开的假名单，去把奖金领回来之后再平均分。当然，首钢是很严格了，发现之后把这个车间主任撤职了。这是三四年前的情况。今天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上面来个政策让工人收入拉平一点，结果工人不干了。前后两种情况，哪一种情况下工人的文明程度和觉悟程度高？我认为今天的工人虽然也有弱点，但还是比前几年觉悟高。他们的思想更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观念，对平均主义，对“大锅饭”他们要抵抗，不能容忍走回头路了。

第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局，这就要解决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动力和保证方向。说精神文明建设是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钱多道德就高。但是，要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没有物质的基础是很困难的。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总要依附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精神没有物质载体不行。比如，农村的赌博问题，在北京郊区也有，但是相对来讲并不那么成风。当然有很多原因，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北京郊区电视覆盖率比较高，98%的人至少可以看到一个频道的电视节目。他天天晚上可以看电视，为什么一定要去赌钱呢？要去赌钱他老婆还要反对的。但是也不能反过来说，只要有电视，别的什么工作都不做，就自然没有人赌博，那也说不通。物质文明建设只是给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怎样运用这些条件来做工作，就大有文章可做了。而且，如果不做这样一篇文章，不搞精神文明建设，虽然生产发展了，却变成一个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盛行的社会，那这样的建设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关系到我们民族兴衰的大事，整个社会各个部门都要重视这样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把它放在这样一个战略地位上。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要既抓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要建设好我们的民主和法制。这就是总的战略布局。

值得说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提法就很好，一个叫社会主义，这就有了质的规定性，有了方向，不是建设随便什么东西。一个叫建设，不是精神文明斗争，不是大批判开路。我们整个国家已经进入了建设时期，物质文明是搞建设，对于精神文明我们的指导方针也是建设的方针，建设我们的理想，建设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我们的文化。不是说在建设当中没有矛盾，但是在方针上必须以建设为主，决不能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再重复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在精神文明建设当中会有各种主张，文学艺术会有各种流派，它们之中也会有争论，也会有互相的批评，这都是必然会有的。但我想检验的标准只能是群众，只能是实践，只能是时代，只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之内，哪能轻易地你把我打倒，我把你打倒。钟惦棐同志写了篇文章，讲到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我感觉讲得很好。不管怎么样，中国一年拍一百多部片子，谢晋一年也就拍一部片子，为什么一定要结束谢晋的模式把它“枪毙”了呢？所以我觉得精神文明建设，用建设这两个字非常好。

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在我们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进行的，是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样的基本方针时代进行的，是在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进行的。因此，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提倡什么样的道德，提倡什么样的理想，提倡什么样的纪律，都要对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有利的，相适应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里就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是从抽象的道德概念出发，而是从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伟大实践出发。这样就要求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当中要有许多新发展，有许多新做法来和我们的时代相适应。比如说关于理想，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不是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要求全国10亿人，每个人只能有这么一个理想——共产主义，并为这个目标去奋斗、去献身呢？我看不大可能做到。在理想建设上也只能是分层次的。我们共产主义者应当坚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我们的目标是崇高的，我们应当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争取影响更多的人。同时，在当前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的积极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的思想和精神，都应受到尊重、保护和发扬。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最广泛的团结。这不是说各人有各人的理想，保持现状就可以了，不需要克服旧的东西，不需要树立新的观念，不是的。我们最迫切需要树立的新观念，就当前来讲，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也只能建立在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的基础上。进行理想教育，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或者某一方面的事情，觉得不够满意。但是，我们的落后，我们的困难归根到底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生产力低。对于这样一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明确的。我们有的产品市场被美国进口货挤掉了，我们的同志往往埋怨有关部门不保护民族工业。这种埋怨虽然也有道理，但是为什么不想一想，美国工人的工资，一年大概在1万美元以上，资本家还要剥削，他的产品经过1万里路运到中国来，还要交关税，在中国市场上为什么还能卖得比我们的产品便宜？我们哪一天也能拿1万美元的工资，做出来的产品比美国人的更好，卖得比他还便宜？我们发愤图强就应该在这样的地方。有人说，我们的设备不如人家。可是，有的工厂从日本引进流水线，还要把速度放慢了来开；即使这样，有人还不满意，说太紧张了，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这样的精神状态，我们的生活水平怎么能提高呢？

我再说一个听来的故事。有个日本人到中国访问了两个月，和陪同的同志关系处得很好，走的时候开诚布公谈了一番话。他说，我到中国之前，看了许多资料，心里有一个大问号，中国工人工资这么低，怎么能够过日子？来到中国两个星期之后，问题有答案了。中国工资制度跟日本不一样，物价不一样，房租有补贴，所以日子是可以过得下去的。他说，现在我看了两个月，要不客气地说一句话，就是你们只配过这样的日子。因为你们不干活儿。这个话说得很挖苦，很辛辣，当然也有点夸张。说我们的工人不干活，这不符合事实。但是许多人的劳动并不那么紧张，有许多时间白白耗费了，有许多无效劳动，这大概是事实。有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搞一个合作的科研项目。这个美国人走之前同一个中国朋友聊天，他说，我觉得很奇怪，这个项目是对中国有用的，我们美国人出钱，出设备，说是合作研究，我来了实际是替中国干活，但是为什么常常只有我一个人上班，你们的人都到哪去了？日本人就很注意激励他的国民奋进，无论是国民教育，或是舆论宣传，总是在灌输“危机感”。说日本是小国，岛国，资源不足，粮食能源都要靠外面运来，不努力，不拼命干就没有出路等等。我觉得我们倒是讲自己的伟大讲得太多了点。既然那么伟大，大家就有理由向你要这样那样，事实上又拿不出来，从爱国主义教育的角度说，把中国胜过人家作为爱国的论据，也有点片面。我们历史上从屈原到孙中山、李大钊、周恩来、毛泽东这样一些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形成爱国主义思想的历程主要是看到国家的危机、看到人家欺负我们，看到我们落后，要奋起。我看我们今天还是需要激励人们奋起。我到过一个村子，人均收入只有400多元，人们就觉得很满意了，想不出什么新东西来，提不出什么新要求来。这种精神状态才真可怕。有的山区收入很低，县里动员那里的青年到平原工厂工作，待遇从优，不到3个月都跑回去了。为什么？山里虽然穷，但自由，不受拘管。所以，要把人心集中到发展生产力上来，还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很艰巨的工程。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和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例如，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北京地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人们的轻商观念就有尖锐的冲突。从文艺作品说，非常需要有中国的《金融家》、中国的《妇女乐园》这样的小说。人们迫切地希望从文艺作品中看到金融市场、劳务市场、商品市场、科技市场中人际关系的变化，道德观念的变化，人们怎样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包括婚姻状况的变迁，也可以从经济的变动当中看到深刻的根源。

社会主义道德，从根本上讲，应当是集体主义的，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的道德。可是，过去我们的工厂企业，虽然也讲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但实际上是只有两者利益。一个是个人的一些最基本的利益，这是一个任何正常社会都非保证不可的。另外多下来的统统归国家。企业有需要再向国家伸手。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况。企业基本上没有自己独特的利益。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动员工人护厂，第一不让资本家把机器运到台湾去，第二不让国民党、流氓把机器炸掉。工人明知工厂是资本家的，但当性命一样来保护，因为他知道机器砸了，自己也就没饭吃了。在日本还有这样的现象，一个啤酒厂工人星期天跟别人一块上街，到小馆子里面去吃饭，要啤酒一定要他自己厂里那个牌子的。今天这个小酒馆没有他这个厂的啤酒，他今天就不喝啤酒。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作为主人，爱护工厂财物的感情比之我刚才举的两个例子都差得很远。什么道理？过去我们不理解，想不明白。实际上就是因为把当中那个企业的利益抽掉了。过去我们的工厂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实际上是组织生产的车间，不成为工厂，没有独立的利益。工人的利益和工厂经营好坏没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相应地在道德观念上，集体主义也就突出出来了。

人道主义，我们过去长期不说，好像这是资产阶级掌握的旗帜。我们只能驳他们，说你们资本家残酷剥削，坏事做尽了，讲什么人道！那么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不能要这个旗帜呢？我们要敬老，要爱幼，要保护伤残人，要尊重和保护妇女，这些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吗？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是讲空话，不是空泛地议论做不到的事情，而是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扎扎实实地做事情。的确有一些事情是应该解决也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北京的边远山区每年要出生多少呆傻的儿童？有的村子祖祖辈辈都是近亲通婚。这样的事情要解决也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群众团体给予关心，给予帮助，也不是绝对没有办法的。

道德范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职业道德，这也是城市人民生活中天天遇到的问题。我们过去的职业道德教育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从这里讲起，然后讲这个要求在某个行业中如何贯彻。这实际上是假定教育的对象都已经是共产主义者了。这个前提是虚幻的、不存在的。事实上，有共产主义之前，早已有职业道德了，它是跟着分工来的，是跟着职业地位、职业利益来的。离开这些来讲职业道德，就收不到好的效果。《北京日报》讨论过：顾客无理吵闹，营业员为什么不能跟他吵？难道营业员低人一等吗？这个道理要抽象地讲，是讲不通的。只有联系到职业的利益才能讲得通。发生了顾客和营业员吵架，无论谁有理，旁边总会有一群人围观，这一群人是流动的，有的看到头，有的看到尾，有的只看到当中一个片断，只听见一句话。营业员即使绝对有理，也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了解全部事实的是非曲直。但是他们都把自己的印象带走了，并且还要传播。其中有一部分人就会因此不愿意到你这个商店来买东西。这就会使你这个店受到损失，减少营业额，减少利润，职工也减少收入。所以这一类矛盾还是尽量采取别的方法解决为好。而且，这也不仅是一个店的利益。这一条街有一条街的利益。如果王府井每天发生5起吵架事件，即使这条街上99%的营业员都是好的，一年下来，王府井的名声就败坏了。拿北京这个城市的利益讲，每天有100万流动人口，全国的人都到北京来办事，他们在北京多买一点东西，北京就多做一点买卖。北京人就多一点收入。如果大家有一个印象，在北京买东西要受气。因此，尽量少在北京买东西。别人出差到北京，也不要委托他带东西。北京的买卖就要少做很多，就要少赚钱，北京人的生活水平也就相应要低一点。所以营业员的服务态度是关系到全市人民利益的问题。这样讲，我们不和人家吵架就有充分理由了，就不觉得委屈了。

我们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的人民逐步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刚才讲到在理想、道德方面，我们需要有新的观念。在文化、纪律上也是这样的，也需要新的观念。北京市文化遗产之多，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这一笔财富，要保护它就保护不起。北京市一年财政包干收入30亿元，各项补贴（副食、蔬菜、房租等等）就要20亿元，剩下10亿元，只够开工资，别的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对于文化事业就有一个方针问题。譬如文物，完全要国家拿钱保护，大概保护不了多少。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但是，如果把保护和利用结合起来，路子就宽多了。世界上的潮流，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我们的文化事业，是不是有一部分也可以向产业化的方向发展。过去出版界有一个口号：“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我就很不赞成。为什么不可以既做社会主义的出版家，又做社会主义的出版商，把两者统一起来？既多出好书，又把钱赚回来，这才是有本事。

在纪律问题上，突出的问题是好些人和稀泥的观念成为社会前进很大的一个阻碍。外国资本家不敢到中国来开工厂，最大的顾虑就是中国工人不好管理，不能做到按照严格的纪律、严格的操作规程劳动。这样一来，产品质量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就要下降，成本就要提高，在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资本家就赚不到钱。我们说，中国工人的工资低。外国资本家一算账，说你们的工资太高。他是按什么算呢？按出一件产品成本中工资占多少算。他说，我在日本，炼一吨钢，要付多少钱工资，到中国炼一吨钢，要付多少钱工资，这样一比，中国工人的工资就高了。关键还在劳动纪律。许多工厂如果把纪律整顿好了，同样这些工人，这些设备，可以至少多出1/3到1/2的产品。我们的劳动纪律如此败坏，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对“管、卡、压”，“停工闹革命”，还有什么纪律！学校的纪律也受到很大的破坏。有一个学生明天考试，今天发高烧。他爸爸对他讲，你明天别考了，我给你写个请假条，以后补考。这学生说不行，我明天非去不可。老师给我布置了任务，要我保证旁边那个人及格。我不去他及不了格。还有一次，有一个家长跑到教育局来要求让他的小孩进重点中学。这个小孩考试的分数比重点中学录取线差两分。他说，这两分是冤枉的。在考数学的时候，本来这道题他的孩子是做对了的。校长监考，走过来一看，说你这个答案不对，应该是多少。然后学生就照校长说的答案改了。实际上校长讲错了，他丢了5分。校长不讲，他就过分数线了。我们社会生活当中各种弄虚作假深入到这种程度。所以说如果不加强纪律性，我们要想变成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那是没指望的。

我只是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观念变革讲了一些片断的小例子。实际的生活当然不像我讲的这样简单，而是无限丰富的。面向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每一个文学艺术品种，熟悉各种不同表现方式的同志，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都可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放出自己的光彩，都可以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自己的卓越贡献。愿我们的创作丰收。

（《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北京出版社，198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