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工作要面向实际

关于宣传工作的地位和任务，有许多不同的认识。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宣传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还没有被大家像应该有的那样充分重视。说完全不重视大概也不是事实，但有一些单位是碰到群众有思想问题了，就想到宣传干部了，自己觉得工作比较顺利，自我感觉比较好的时候，对宣传工作就不大注意了。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一些同志好像觉得光讲道理没什么用了，觉得现在要调动积极性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靠钱。所以对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在全党认真地讨论，统一认识。

共产党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而成立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理论基础。我们有这个理论的武装，就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社会的性质，认识社会的矛盾，认识社会发展的前途，也就既能代表群众的眼前利益，又能代表群众的长远利益。这样一种认识在一开始的时候不可能马上被多数人全部掌握。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先锋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但先锋队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又必须要联系群众，要依靠群众的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因此，党就需要把自己的主张向群众做宣传，使这些主张、这些认识变成群众自己的认识，同时把群众组织起来，去为群众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毛泽东同志过去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得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我们党的思想工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就是做的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就是靠我们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来完成了我们在革命时期的任务，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现在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了进行改革的时期，思想工作应该讲是更为重要了。最近胡耀邦同志说，我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很重视舆论工作，现在在开创新局面的时期，同样要天天注意舆论工作，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要研究实际问题。这就讲了问题的两个方面了，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时期同样要天天注意思想工作，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宣传工作一定要研究实际问题。

为什么说现在这个时期特别需要我们来做思想工作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和各方面的改革。这个改革涉及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它要影响到人们的工作方式、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影响到各种不同的人群的利益的调整，因此它必然是充满着矛盾的。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正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一个时期。从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现在大概是7年零几个月时间，在这7年多的时间当中，前面一段时间的改革主要是在农村进行的。城市的改革全面铺开从1984年的年底才开始。要把这个新的体制的框架基本上形成，至少要经过“七五”计划的整个时期，甚至还要更长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是走在这条路的半途当中。这有什么问题呢？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本身就有许多矛盾，这是一个问题。而我们的改革又不是事先把全套的方案完全周密地设计好了，在一天里面全部变过来。不是那样做的，因为不可能那样做。在这么大的一个中国，要真正符合中国实际来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先例，不可能事先把它全部设想周到，设想周到了也不能一天一下子全变过来，我们只能采取逐步前进的方针。采取逐步前进的方针，就带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新旧两种经济体制并存，同时发挥作用。在前一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城市基本上没有动，还是旧的体制占统治地位。现在城市的改革迈了一个大步之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哪一种体制都不能说占了绝对统治的地位，相互之间相对处于平衡的状态。两种体制并存就必然要产生许多矛盾，许多漏洞，许多冲突。现在有一些不正之风就是钻了这个空子。人家钻了空子，我们又还不可能完全用新体制来约束那种违法的行为。不加以控制是不行的，要加以控制，又不能不借助于旧体制的若干旧手段，就是在有一些问题上还得用旧办法来加以控制。这就同时起了加强旧体制的影响的作用，长远下去对改革的发展又不利。所以说，这样一种过渡的形式必然要产生许多矛盾，这种矛盾也一定会反映在人的思想上。在这样一个时期，议论纷纷，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一会儿说改得不够了，一会儿说改得过头了，一会儿说还是旧办法好，一会儿又说怎么又把旧办法拿回来了，等等。这样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议论在社会上存在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干部和群众认识这个形势，看清楚改革的前途，能够正确地掌握我们所进行的改革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现在有许多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实践问题，许多都是从对改革的理解不那么清楚来的。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共有10条，贯穿在10条里边的基本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经济体制应当适应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的要求，贯穿的就是这一句话。既然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那就必然是公有制应该成为主体，应该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既然是商品经济，就一定要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就是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要按照商品经济得以存在的基本要求办事。商品经济得以存在的基本要求就是商品生产者、商品经营者是平等的，互相之间只能够是实行等价交换的。这个10条还讲了一个观点，就是说有许许多多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什么是中心环节呢？中心环节是把企业搞活，这是中心环节。这句话，不但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都看过，而且绝大多数同志也都看过。但看的时候就要想一想：企业搞活是中心环节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北京市搞活，不是中心环节；北京市经委搞活，不是中心环节；化工局搞活，不是中心环节；工厂里某个车间搞活，也不是中心环节；个人搞活，也不是中心环节。不承认这些都不是中心环节，你就等于没有承认企业搞活是中心环节。我们有相当多的同志，看文件的时候是同意说把企业搞活作为中心环节的，但是到了做工作的时候，办事情的时候却变成了把我自己这一层搞活当作了中心环节，这就不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说无论哪一级，当然都需要搞活，都需要改革。改得对不对呢？就是看采取的措施对企业搞活是有利还是不利。这是个标准。对你这一级有利，对企业搞活不利，就是改错了，就是妨碍改革，或者叫自以为是改革，实际上妨碍改革。

为什么企业搞活才是中心环节呢？理由就是前面讲的贯穿《决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经济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谁是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呢？一个单个的工人，他能直接生产商品吗？不能。一个市也不能直接生产商品。这个商品生产者就是企业，是它生产商品，出卖商品。商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工人生产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是为了出卖，上级公司、上级的局，它是组织者，真正在那里生产产品作交换的是企业。明确这一点就是当前思想工作极其重要的任务。

搞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绝大多数的群众，思想准备都是不够的。现在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我们最缺少的基本理论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在进行民主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很著名的号召，就是全党都要学习战争、学习军事。因为当时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打仗，全党都要懂这个，不懂这个，什么工作都做不好。现在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就需要全党都来学习经济建设。学打仗这个观念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因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打仗距离很大，可以说完全是两码事，容易觉得非学不可。对于经济，人们就容易自以为很明白。我天天在这里生产，我是个老工人出身；我居家过日子，每天也得花钱，怎么不懂啊。对学习的迫切性不那么容易感受。事实上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的东西是非常之多的。

比如说物价。物价是一个什么东西呀？物价怎么会涨？物价怎么会跌？许多老百姓是不明白的。他认为物价涨，是政府让它涨的，只要政府做了规定，物价就不涨了。究竟物价的涨落有没有客观规律？到底有哪些因素迫使某些物价非涨不可？你说有这样的规律，人家又要问为什么过去二三十年物价能够稳定？它怎么稳定得下来的？那个时候能稳定，为什么现在稳定不了？要求物价稳定的人有一大堆思想疑问，要想乱涨价的人也有他们一大堆所谓的“道理”。他作为消费者认为物价稳定对他有利，但是他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就可能认为涨价对他有利。他想多发点奖金，又不愿意多花力气，他就可能想把同样的产品提一点价，你不让涨，他就变相涨，同样的产品，换一个名称就涨价了。或者价格虽然不动，但是把产品质量降低一点，实际上也是涨价。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他们是有利的。这样做到底是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呢？我来举一个例子：外地人到北京，许多人都要带一点北京的产品回去，其中畅销的一样叫作北京果脯。他们一买就是10斤20斤，买了也不尝一尝就带回去送人。于是，我们有些人就欺负外地人，弄虚作假，果脯中本来绿的是青梅，红的是山楂条，现在呢？这些都没有了，弄点萝卜条染上颜色，看上去绿的也有，白的也有，黄的也有，红的也有，一尝都是一样的味，咬都咬不动。但是买的人不知道，照样10斤、20斤地买，生产单位岂不是多赚钱了吗？不是很有利吗？但是用一个商品经营者、商品生产者的眼光看，这样做是有利还是不利呢？如果不是投机奸商，而是想做长远的大买卖的商人，他怎么打这个算盘？我想他一定不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今天这一点钱虽然很容易赚，明天人家回去一送礼，吃的人觉得不好吃，就丢了那个送礼人的脸。这样的事一多，必然要影响以后到北京来的人。你上次带来的果脯我尝了不好，明天我去北京出差，我还带果脯吗？我不带了，我不丢这个脸了。两年三年这个果脯的买卖还能做下去吗？这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吗？

商品生产和经营者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主顾，需要的是买主。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东风市场，必然要卖一点不赚钱的东西。为什么，就是让顾客心里想着，那个东西别处买不着到东风市场就会有。于是顾客为了配几个扣子就跑到东风市场来了。他既然来了，买别的东西就用不着再跑到西单去。因为他再跑到西单去，还得再花一个小时，这不是吃亏吗？所以，他买别的东西也得在我这里，我就有了利润了。前几年，《北京日报》登了一条消息，说的是房山县石楼供销社卖年画非常积极，进货几百种。那时的年画是1角钱一张，给他的批零差价只有1分钱。但是他要把画从山下拉到山上，还要挂起电灯来给人看，这就一点利润也没有了，还要赔一点。问这个供销社主任，卖年画不赚钱你为什么这么有劲。他说，二三十里路远的人都到我这来看年画，他们顺便买点东西就赚了。他还到农村去推销科学技术小册子，怎么养鸡，怎么种树，那更是赚不了钱的。问他为什么那么积极？他说这样做能帮助农民赚钱，农民赚了3000元，至少有1000元要回到我这里来。他赚了钱不就要买东西吗？让农民有钱，我的买卖才能兴旺。他就是这样打算盘的。这个供销社主任就是能够用商品经济观点想问题的人。

还有一个广告观念。我佩服张洁世。长城牌风雨衣出了名以后，他的产品可以全部出口，有多少可以出多少，而且出口给他的条件是很优惠的，有外汇分成，这个厂也需要一些外汇来进口一些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就在这种情况下，张洁世下决心，每年拿15%产品投入国内市场。这不是明明吃亏吗？这还不算，国内市场对长城牌风雨衣也是抢着要的，谁都愿意给他优厚的条件，他却要集中投放到百货大楼。这又吃了一次亏。投放到百货大楼还要展销，还要拿几万块钱登广告。他用不着登广告也卖得掉，拿几万元钱去登广告不是又吃亏吗？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不这样做，5年之后，中国老百姓都不知道有长城牌风雨衣了。他现在拿这点钱，就是为了5年之后的顾客。张洁世是个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个懂得商品经济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的国家要兴旺发达，就要求全党都懂得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但是要学会这一套，并不是容易的事。这里有一系列问题。例如，工资是哪里来的？你去问工人，问厂长，他们会回答说：国家发的。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工人的工资只能是工人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还有，为什么要收税，税种为什么有那么多？许多人就不明白，这么多税种各有什么用处。房租是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从住房者看，很容易认为房租低一点好。但是有人经过算账指出，按照我们现在的房租水平，按照我们现在城市房屋的面积，暗补的房租实际上要影响到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几。物价的总水平，是由可供的物资总量和流通的货币总量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盖房子要花钱，这一部分钱收不回来，就要影响其他的物价上涨。还有工厂的管理、协作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我们有新的正确的观念。

现在大家在宣传工作中觉得比较难讲的问题就是不正之风。难在哪里？就是有些人说不正之风是改革带来的。其实贪污、受贿这些现象，50年代也有，60年代也有。50年代杀了刘青山、张子善，那时候没有搞改革吧？60年代搞四清，扩大化了，但是贪污分子也确实不少。那时候也没有搞改革。当然不同的年代，不正之风的形态不同。像现在这样倒卖汽车的过去确实没有。因为那时候买不到汽车。我们要抓纠正不正之风，又出来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要收了。有些人害怕了，说“风紧”，本来想办的好事也不敢办了，说是先慢一点，要再看一看。总之，是认为改革带来不正之风，纠正不正之风就要限制改革。从观念上看，就是对于我们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不正之风，没有弄清楚。当前的不正之风，最大的特征就是以权谋私。我买不到钢材，你买得到，你有一个什么叔叔，或者舅舅能批条子，你就买到了。为什么我要送你礼？因为你可以给我批一个什么东西。反对不正之风就是反对这个以权谋私。而改革要搞的是商品经济。以权谋私正是妨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商品经济需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平等，等价交换。以权谋私恰恰是使得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互相处于不平等的境地，没法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个厂长本事很大，很会办工厂，但是他没有后门，他就竞争不过另外一个有后门的窝囊废。因为材料被那个窝囊废从后门垄断了。谁竞争得过他呀。这样真正先进的企业就发展不起来。所以，我们说反对不正之风是为了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就是因为不正之风的存在就会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把这一点看清楚了，界限就好划清了。

机关安排待业青年，搞劳动服务，这同以权谋私，经商办企业，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他没有以权谋私。有时候看起来好像界限不容易划清。只要从本质上看就是很清楚的。如果打了劳动服务公司的旗号，去投机倒卖，那是要被制止的。只是开一个小饭馆，安排几个待业青年，为人民服务，这些人也得到收入，这有什么以权谋私呢？怎么会算成不正之风呢？还有科学家业余搞咨询、技术服务，收点费是应当的，不是非法收入。这里不存在以权谋私的问题。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对商品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有些问题的是非好像具体界限很难划，其实，首先要抓住经济体制要适合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一条，再把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商品经济弄清楚，把中心环节是企业搞活弄清楚，就好办了。

现在生产一上不去，上面马上来天天催进度，有的比改革以前管得还要紧。这是商品经济的要求吗？商品只能是为卖掉而生产。有没有销路还不知道，因为上面要产值，就赶快生产，这样多生产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呢？现在中央提倡横向联合，同时又说反对勉强捏合。不能一听上面说要组织公司，就赶快梳辫子、装口袋，不管企业愿意不愿意，都归到某个公司来。为什么说这样做不对呢？因为企业要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就应该有自主权，应该是他想联合就联合，他不愿意联合就不联合。他想跟外地一个厂联合，你阻止他，就叫侵犯他的自主权；他不愿意联合，你命令他，你就错了，这叫违反商品经济的原则。这样做，我们判断是非就有标准了。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搞的结果就会是“一切向钱看”，这就是不正之风的根源。“一切向钱看”是一种错误的倾向，因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钱这一样东西能够决定人民的利益。还有许多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东西。但是如果把各种不好的东西都归因于“一切向钱看”，恐怕不符合事实，也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例如许多商店，有了紧俏商品，总有几个店员或者是领导干部，自己先买一点。这样一个流行的毛病，能说它的原因就是“一切向钱看”吗？“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比我们这里更流行吗？但是那里有很多商店就是做了严格的规定，不准店员买自己店里的紧俏商品。比如日本的大旅馆，新大谷饭店，上到总经理，下到任何一个营业员，都要遵守两条规定。第一条，除非代表饭店，个人不准在本饭店请客、吃饭，你有钱也不行。第二条，本店的任何工作人员不准在这个饭店的商店买任何一件商品。紧俏的不准买，积压的也不准买。他们那里“一切向钱看”的倾向不是很严重吗？为什么就能做这样的规定呢？所以，光是用“一切向钱看”这一条来解释不正之风，还不够用。有许多不正之风，就是靠权力，是以权谋私。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反对不正之风，并不是要人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帮助群众认识自己真正的利益，以及怎样实现这个利益的途径。对一个工人来说，是不是只有某个月奖金多分点才是他的利益？工厂垮台了怎么办？在过去的体制下工厂是垮不了台的。厂长弄得不好也不要紧，换个地方还可以当厂长。工人更不要紧，反正是“铁饭碗”。所以对他来说，今天有钱就分，才最有利。搞改革就是要逐步做到真正的自负盈亏。这样就不但要考虑今天的吃饭问题，还要考虑明天、后天的吃饭问题。你不搞技术改造、产品更新，别的厂子搞了，明天你的产品卖不掉，你就没有饭吃。把这些道理讲清楚，工人才能把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工厂联系在一起。否则，他就会认为工厂搞技术改造和他没有关系，不是他的利益。这样看问题，工人就会不拥护张洁世，甚至罢免张洁世这样的改革者。张洁世有钱先要搞设备，这个办法可以给工人带来长远的、持续的、稳定增长的利益。讲这些道理，也要算经济账，也要讲钱，但不是引导工人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更不是搞违法活动，而是追求生产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有可能更好地帮助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是一致的。首先是认识和本企业利益的一致。这个钩比较好挂。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引导人们认识整个社会的利益。一个企业要发展，就必然要在社会上进行各种横向的联系。白兰道路就使许多乡镇企业的利益和洗衣机厂挂上钩了。如果白兰牌砸了，这些厂子都得垮台。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横向经济联系也会不断扩展，各个企业互相约束，就可以促使企业的行为得到改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企业的工人的利益又和别的企业联系起来了。这就使我们有可能逐步地、实实在在地使得工人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怎么联系到一起的。这不是讲空道理，是实实在在可以算得出账来的。对我们做思想工作来说，这样的形势是有利于提高工人的社会主义觉悟的。但这样一种觉悟逐步提高的过程不能是自发的。当然人们的觉悟也可以自然地提高，但那是很痛苦的过程，要跌过很多跟头，发生很多矛盾，才逐渐认识到真理。我们共产党的思想工作，就是要缩短这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做思想工作就是为群众服务，就是帮助人们认识真理，而且帮助他减少认识过程中的痛苦，使他们能更好地争取实现自己的利益。我们这样来认识思想工作的任务，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时候是做好工作的有利时机，是我们思想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显身手的大好时机。

现在，大气候非常有利。这一点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党中央一再强调全党要重视思想工作。党中央的这种认识正在逐渐被各级领导干部所接受。经过去年这一年的工作，人心是稳定的，人心是向着改革的。不管什么人，什么地方，说要把改革的办法全部收掉，多数人是不会同意的。倒退回去，群众是不干的。就包括像物价改革这样的事情，经过近一年的实践，群众承受的能力也提高了。今年又着重要做好经济体制改革消化、补充、充实、完善的工作，造成经济上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点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对我们进行思想工作也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就要抓住这一个时期，很好地帮助群众从思想上消化前一段改革的成果，做好了这样一件工作，才能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准备明年、后年改革再迈出更大的步子，迈出决定性的步子。

明年、后年改革的步子，估计是会比较大的。因为两种体制均衡交织的状态，时间长了是不利的，有必要在经过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以比较大的步子前进。这也不等于旧体制就马上全部不起作用了，而是比较快地做到新的体制的格局基本形成，成为主导地位。这样就需要，价格上进一步作调整。因为现在的价格有许多是非常不合理的。价格不合理就会造成企业之间严重的苦乐不均。有些企业不用努力，利润就很高；有些企业，怎么努力也不行，甚至会越努力越赔得多。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使企业成为基本上是平等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做不到优胜劣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价格基本合理作为基本前提。现在需要解决的价格问题，主要是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这一步要迈出去。和去年的副食品价格调整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它并不是直接涉及千家万户，但是要影响到各个企业。一是要影响到企业利益的调整。二是有一些东西还可能影响到消费品的价格。这就需要精心算账。既然影响到企业利益的调整，就需要有两个改革和价格改革配套进行。一个是税收的改革。现在我们占用土地不收税，占用厂房不收税，占用资金也不收税。所以大家都争着要，占的土地越多，资金越多，对企业越有利，占得少的就吃亏。要改变这种状况，谁占土地谁交钱，占王府井的土地还得多交钱。因为在王府井开店利润自然就大，这些利润并不完全是商店经营得好赚来的，这是从级差收入来的利润，就不能归商店所有，而应当归整个社会所有。这样才能使在朝阳区和在王府井的商店基本上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税收是一个调节的杠杆，财政也要作为一个调节的杠杆，这两方面的改革和价格改革同时进行，才能使只进行某一项改革所造成的影响减少一点。

要完成这三方面的改革，有两个关键问题。一个关键就是市场物价能控制得住，就是老百姓买东西的价钱涨得不太多，有承受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一要靠我们做思想工作；二要靠有关的工厂、企业、地方政府各个部门，该吃亏的地方要认一认。这样才会使市场受影响少一点，不然，人民承受不了，改革失败，大家就什么好处都没有了，所以该吃亏的地方还得吃。第二个关键就是基本建设规模能够得到控制。北京市大概一年能够建600万到700万平方米，但是大家要求建的，大概不下于六七千万平方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的建设项目都是旷日持久，有的要10年以上才能完成。在建设过程中钱要不断地投出去，房子一下子起不来，经济效益收不到。但这些没有经济效益的钱是要到市场上去买东西的，是要影响到市场物价的。所以，要使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前进，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不管有什么理由，不管这些理由多么正当，基本建设的规模非压下来不可。如果压不下来，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顺利进行。

讲这一些情况，就是要预见一下从现在起到今后的两三年可能遇到哪些问题。我们今年的思想工作就要利用前一段改革的成果，把它消化，来提高人们思想承受的能力，来为明年、后年改革迈出大步做好思想准备，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回避，回避不了的。考验我们今年的思想工作做得好不好，在明后年的改革中看。

我们的宣传工作还一定要和当前的生产、当前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当前的任务一件大事是反对不正之风。首先要从抓大案要案入手，还要抓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问题。我们的宣传工作就是要使得各个行业的干部和群众认识到纠正本行业的不正之风是对本行业群众有利的事情。不能认为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只是对别人有利，对自己不利，只是因为不符合道德只好不干。解决了这个认识问题才能真正把行业的不正之风刹住。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年的生产任务，也包括市场销售等等。1月份、2月份，北京市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略有下降，商品零售额也略有下降。许多人反映生产困难，流动资金缺乏，电不够，原材料不够，等等。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人说是纠正不正之风弄得大家不敢干了。我看不能这样说，原因是很复杂的。对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具体问题都需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具体分析，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宏观上看，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统一认识。一个是去年一二月份生产上升速度相当之高，大概在20%左右，今年和去年拉到一起，两年提高20%，也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不能认为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第二，有一些需求下降是好事。比如说，集团购买力受到控制。去年以工作服为名滥发服装的情况刹住了，这当然是好事。现在包出租汽车的少了，出租汽车比较松动了，出租汽车司机的收入也就趋向于合理了。包酒席的大大减少了，这也是好事。在加强宏观控制的情况下，一部分盲目的订货减少了，这也是好事。在局部问题上出现了少量买方市场的苗头。就是有一部分产品不是一出来就被人家抢走，而是要想办法去打开销路。应该说，这个苗头还太小。我们天天讲，只有经济宽松一点，真正造成买方市场，才能迫使工业、商业企业的行为合理。因为生产的东西不管好不好，都有人抢着要，企业就没有改进工作的愿望，没有改进工作的动力。只有不那么好卖，才能造成市场的竞争。谁不搞新产品，不提高质量，不降低成本，就没有销路。这样才能迫使企业改进生产、改进工作。现在刚刚出现这么一点苗头，有些同志就哇哇叫。我们应该怎样做思想工作呢？我们应该说，这种现象好极了！只有我们大家都觉得日子不那么好过，才能逼我们学会价值规律，才能逼我们学会按照商品生产、商品经营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所以这是促进我们的生产和经营改进的一个大好时机。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走老路，一看生产下降，赶快天天打电话逼产值。产值是可以逼上去的，卖不掉的东西也生产，就有了产值，制成品积压也就增加了。现在有的商店不积极进货，比如百货大楼连北京牌墨水都买不到。难道我们原材料紧张到北京牌墨水都不能生产吗？原来百货大楼有别的牌子的墨水在那积压着呢。他不卖北京牌墨水，是不是就能迫使顾客买他的积压商品呢？我看做不到，因为顾客可以到别的商店去买。受损失的还是百货大楼自己，顾客到你这里来白跑了一次，你的威信下降了，以后买东西不来找你了，这不就吃亏了吗？商品是为出卖的，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顾客，吸引新主顾，保持老主顾。谁有办法把顾客吸引到他那里去，谁的利润就多。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是考验我们、是促进我们学会商品生产者、商品经营者怎么打算盘的时候。这种算盘不仅是企业领导人要会打，而且要使所有的职工都会打。否则，这个企业领导人日子就会很难过。

还有个问题是去年年底企业工资调整之后，有若干企业出现了职工生产积极性不高的情况。这些企业，原来年奖金水平相当于4个月以上的工资，实行承包责任制，奖勤罚懒，差距可以拉开；现在拿掉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去调整工资，剩下的钱就少了，差距拉不开了，原来承包责任制的办法行不通了。干活积极的人就不高兴，干活不积极的人也长了工资，干活积极的人奖金水平却下来了，他当然要不高兴。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做思想工作呢？我认为应该承认这些工人情绪不高有道理。这种情绪不高里边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就是反对平均主义，赞成改革。对于群众意见中的这个合理因素应该肯定。有道理的就是有道理，不能说人家所有的思想问题都是错误的。否则，思想工作就做不通。然后可以同群众共同研究几条。第一，这一次企业工资调整，虽然没有向着更加取消平均主义前进，因此不能叫作工资改革。但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首先是大家有要求，其次是也有一点好处，就是使很复杂的工资制度趋于简单一点，这就为今后进一步改革工资制度准备了一些条件。第二，一部分奖金转化为工资，奖金的数量减少，劳动好坏的差距也缩小了，这是不利的。为了减少这个影响，中央已经决定把调工资的费用，每个月有7.5元进入成本，等于每年90元。如果一个企业人均调整费用是120元，90元进成本了，对奖金部分的影响就只剩下30元。这就比较好想办法了。第三，一定要坚持实行责任制，把奖金的幅度拉开。许多单位已经想了许多好办法，有的还把工资的20%拿出来和奖金一起浮动。总之，是减少固定的部分，增加浮动的部分。第四，可以和工人一起算一算今年的生产账。如果本企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利润进一步提高，国家对大中企业利润留成办法又有了新的照顾，今年的奖金可能达到什么水平。把工人的利益和他的劳动联系起来，工人就会很容易认识磨洋工只能给自己带来损失。有的工人认为机关干部工资长得比工人多。那就要明确地讲清楚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复杂劳动的工资本来应该更高一些，但是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机关干部工资总的水平还比工人低，而不是高。应该指出，有这种攀比思想的人，主要是企业的干部，如果干部想通了，绝大部分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们思想工作的对象，不仅仅是群众，更重要的还是干部。我们在新的一年中一定要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把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的工作做出成绩来。我们的干部把这些基本观点学好了，今后几年的改革，以及其他各种工作，包括思想工作，都会做得更好。这也要研究办法，使大家学得有兴趣，学得有成效。

（《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北京出版社，198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