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群众的心情更加合拍

我们现在的歌曲能在群众当中唱开的虽然有一些，但是太少了。什么原因？我们不能埋怨群众，也不能埋怨专家，而应当一起来研究一下原因。

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并不是年年音乐都处于高峰，有的时候爱唱歌的人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些变化的规律，以便做好我们的工作。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国家进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过去天天搞政治运动，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整得没有饭吃了，就得停下来做善后工作；做了两天善后工作，有饭吃了，吃饱了，又开始折腾。凡是折腾的时候都是“形势大好”，然后就是把大好的形势折腾掉。1979年以后，觉悟了，下了决心埋头搞建设。搞建设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比如：开小组会可能是前半截讲体会，后半截发牢骚。但是，不管发什么牢骚，也不抓右派。大家心里也明白，反正不搞运动了。所以说这是个很好的时期。按道理说，好的时期文化事业也应该好一点，可是却有一点不够理想。这是什么原因？在这几年文化事业当中，特别是有关音乐事业当中，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录音机进来。过去，我们既不生产也不进口录音机，高级消费品嘛。我也曾建议过工厂生产录音机，他们回答说：生产这干吗？卖不掉。1979年以后，我们向科学文化进军，要学外语，第一批录音机就是为了学外语，国家免税买进来的。可是，录音机的功能不光是学外语，人们有了录音机还要拿它来听音乐。我们没有这个准备，那时没有一个出版国产录音带的出版社，也没有这样的工厂。只好听海外的磁带。大街小巷，白天晚上到处都有青年人提着手提式录音机，成为时髦，放了许多靡靡之音。对于这些情况，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听了当然很不高兴，于是出现了和一些小青年的尖锐的对立。这是事先都没有想到的。这个尖锐的对立，是谁落后了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是我们自己落后了。因为，我们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应该有预见性，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预见到，没有用正确的东西满足群众这一个需求，在这点上是落后了。还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情。例如：拍一部电视剧《四世同堂》，那是我们下了很大决心咬着牙拍出来的。北京电视制片厂三十几个人在一个大车棚里，没有钱，先借了100万元，后来又借了80万元，一共180万元的债，总算是拍成了。当时一边拍一边心里有点嘀咕，这个戏虽然我们认为还可以，但是，青年人爱看不爱看没有把握。放映之后，青年人很爱看，包括那个主题歌，青年也很爱听。这又出乎意料。前几天，我们去看了一部人艺排的新戏，叫《遛早儿的人们》，讲的是老头儿、老太太谈恋爱，年轻人不支持。也以为年轻人不爱看，因为这个戏是站在老头儿老太太一边批评年轻人的。结果剧场效果非常好，坐的大多数是年轻人，场场客满。这又出乎我们（包括导演，包括作者李婉芬）的意料。还有，今年图书进出口公司办了一个外国和港澳录音带展销会。我们在举办之前有些顾虑，弄些港、台音乐，年轻人会不会起哄？没想到，畅销的全是古典音乐，流行曲卖不掉。到上海展销时更为突出，古典音乐、交响曲和世界名曲的录音带销路很大，流行音乐录音带只得降价，降了价还是卖不掉，这也出乎意料。

这几年总出现事先没有想到的事情。“事先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正如李焕之同志谈到的，“时代在前进”。作家、艺术家应该是很敏感的，做政治工作的也应该敏感，但就我个人来说没有那么敏感，思想没有能够完全适应，没有能够掌握住新的时代的思想脉络。

我们希望有很多健康的歌曲能够在群众中流传。喜欢唱歌是人的天性，这是不能怀疑的。有的人在澡堂里洗澡，脱得光光的，洗得高兴了，冲得痛快了，不管会唱不会唱，他也要喊几嗓子。人有用声音来表达感情的愿望。思想感情在各个时期都是不一样的，如果现在流行“十送红军”，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这个感情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条件很差，许多歌曲都没有印刷，但却能流传得很快，不胫而走，传变了调子也还在传。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许多作家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你谱的曲、写的词就是群众想说的话，这叫“合拍”。现在也有些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群众很欢迎。特别是《十五的月亮》得到了战士们的喜欢，这首歌唱出了战士的愿望和要求。

现在我们的群众有什么愿望要求呢？我来举个例，我们在街上骑着自行车碰上了红灯，车轱辘过了白线，交通警过来喊：“不要命啦！”训了一顿，我们心里就很不痛快。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北京的交通民警到40岁几乎没有人腿不肿的。不管春夏秋冬，他每天要站8小时，一站几十年，看到多少人碰伤撞死。他有这样的经验，看到违反交通规则的事，怎么能不着急？我们只看到他们的态度，又有谁来唱一唱他们呢？好像没有。我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不是埋怨任何一个作曲家，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情况。

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讲到，在改革之后，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思想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过去年轻的两口子，孩子入托了，妻子下班回到家里留个条：“我去接毛毛，鸡汤在炉子上……”现在生产方式变了，丈夫回到家里打开录音机，听了一段音乐——《蓝色的多瑙河》，下面录音里是：“我去接毛毛，鸡汤在炉子上……”不用留条子了。我们老头就没有想到这样使用录音机。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需要的音乐旋律和过去就不一样了。台湾出现了校园歌曲，也有它的历史条件。整个社会是那么一个沉闷的、腐败的、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社会，校园在整个社会当中相对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但从这个安定的地方一出去，就不知前途什么样子。就是在这么一个心情下出现了这么一类风格的歌曲。这种校园歌曲为什么不是在别的地方出现？它有它的条件。我们今天的人生活条件有些什么特点，我们要去研究。有些好歌好像是碰上的，能不能从碰上的当中找一找规律性的东西？原来大家认为曲艺大鼓在北京是没落了，但是小彩舞唱了一段“千里刀光影”，人们就很爱听。有人说它是随着在电视连续剧上，重播了多少遍，所以印象深。这也有道理。但是换一个别的东西，是否能达到这个效果呢？恐怕就不见得。

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我觉得现在歌曲的样式太少了。军队的队列歌曲也很少听到了，像《二小放牛郎》那样的叙事歌没有了，讽刺歌这几年也没有了。为什么不能有点讽刺歌呢？可以有漫画，可以有杂文，可以有讽刺诗，为什么不能有讽刺歌？提出讽刺歌就心有余悸。不是下决心不整人了吗？现在有借各种机会游山玩水、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敲竹杠的，这些现象不正是党和政府要求批评的吗？难道不应该讽刺吗？对这种现象讽刺一下不正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吗？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到现在还记得50年代一首歌“人民有钱我会花……”，还有“小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这样的歌，我相信群众是会喜欢的。最近北京派了一个文艺慰问团到戈壁滩去，我们的导弹基地就在那里，那儿一个旗的面积比北京市的面积还要大，人口只有1万多，其中一大批是北京去的大学生，优秀人才，他们常年在那里工作，用陈毅同志的话说，是每月拿40多元工资把原子弹搞出来的人，什么奖金都没有，名字都不能见报。他们离开大城市，过着艰苦的生活，菜要自己种，这是多么大的牺牲！中国在国际上之所以有地位，和他们的牺牲精神、献身精神分不开。我们的慰问团这次去带了《十五的月亮》，虽然他们也很高兴，但我们心里总觉得内疚，总觉得应该带去更紧贴他们心的歌曲。

新时代有许多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感情、新的语言。不是过去那种“豪言壮语”。有一个光学仪器厂，我问厂长，基本建设一压缩，产品是否会卖不掉。他说：“整个国家有长线产品、短线产品，长线产品卖不掉就要调整，要压缩。而从工厂厂长来说，没有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厂长，面对全国的市场，只要我们产品在全国是最好的，价格是最便宜的，怎么压也压不到我头上来。对我这个厂长只存在有没有能力的问题，不存在压缩不压缩的问题。”这几句话就很新鲜，过去我也见过很多的厂长，从来没有人讲出这样的话，因为那时没有发表这种话的必要。现在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才会产生这样的语言。我们有个制药厂，过去生产维生素E的原料药，全国畅销。今年不行了，因为外地有一个药厂有外汇，从美国进原料，把它给顶了。我们的药厂当然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光是不赞成有什么用？应该向全厂工人做报告，讲讲美国人的原料从万里以外运来，我们还收它的关税，为什么还比我们的便宜呢？美国工人每年的工资拿1万多美元，我们才拿1100元人民币，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价格却竞争不过美国。这就是我们没有本事让我的东西比你的便宜。我们的耻辱在于落后。我们有一天也要拿1万美元的工资，我们的产品也要打出去，占领人家的市场，这才是本事。靠发牢骚算什么本事。当然，这样做不是说两句话能解决的，要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还有资金积累，还要有好的机器。这就需要许多年扎扎实实的努力奋斗。我们的音乐能不能反映这种思想感情呢？当然不是说在歌曲里喊口号。我们也不赞成把歌曲当作单纯的宣传政治口号的工具。不管创作目的多好，完全喊口号也不行，包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也不是喊口号，《黄水谣》也不是喊口号。但是要反映出今天这么一批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不光是表现在生产劳动之中，也包括生活当中。过去北京人也看红叶，这是北京的美景之一。可是什么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一天就有上万人。为什么以前没有那么多人，而现在有这么多人，当然，你可以说，人多破坏了情绪，“停车坐爱枫林晚”，心情就不同了。没有那种情绪，有没有新的感情呢？表现新的感情，也不是用简单的方式。不能说“苏三起解”加上迪斯科就是现代化。我不反对搞试验，但那样苏三就不存在了。反过来，唱今天的生活，还是过去那样一个调子，群众也不会买账。今天青年人谈恋爱失恋了，他们的感情和祝英台就不是一样的，会有自己的特点。老姑娘是什么感情？大学生是什么感情？我看到大学生到街上宣传我们的改革，事先开三天夜车，收集大量问题，找老师做准备，背出问题的答案。但是跑到街上一讲，老百姓提出的问题，有些超出他们的准备，他只好硬着头皮解释，最后解释不了就说：“中国地方这么大，问题这么多，要靠我们大家分担，要是把困难都推到中南海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啦！”他们坚决站在中南海一边，一时回答不出来也维护改革路线。这就是他们的思想感情。但这种感情在文艺作品里好像没有怎么描述过。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情呢？当国家遇到折腾时，他下乡了；国家稳定了，他上大学了。国家搞改革就要起用人才，他们是明白的。国家的命运同他们休戚相关，因此他们坚决维护改革的路线。

我有一个希望，不仅仅是歌曲，中国的音乐总应该对世界的音乐有一些贡献。要有贡献就要拿出自己的东西，完全学别人的，充其量是世界第二。只有拿出别人没有的高质量的东西，才能成为世界第一。无论从人类历史200万年、300万年来算，还是从人类文明几千年来算，总不能认为乐器、发声法、旋律、配器就到此为止了，以后还有多少年就永远这么过日子，就没有新发展啦！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把新发展都包揽下来，但总要在某一段加一点我们的东西进去吧！这种东西，就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是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起点作用的，是符合我们民族传统的东西。有人说，北京地区的音乐没有什么特点，有特点的东西在云南某地。汉民族的音乐也没有什么特点，只是一锅大杂烩。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燕赵悲歌”总有点燕赵地区的音乐特点吧。“风萧萧兮易水寒……”，就是这个地方唱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渔阳，就是今天的密云。王维写的“渭城朝雨”有人谱曲，各种乐器演奏都不错，人们一听就懂得是什么意思。但是，陈子昂到北京来写了个“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感情可比王维高得多，却没有人谱出曲来。从古到今，北京这个舞台演过多少戏，悲欢离合，威武雄壮，缠绵悱恻，多少人物在这里出现。林则徐在北京当过官。马克思《资本论》里提到的唯一一个中国人，清朝的王茂荫是当时北京财政副部长、造币总局局长。此人在北京当官二十几年，但是老婆孩子始终没有迁到北京。北京这个舞台，艺术创作的素材是很多的。音乐的资料也是很多的。在北京智化寺保存的佛教音乐就相当丰富。

总之，我希望音乐与时代、与群众的拍子要合得好，拍子合得越好，就越受群众欢迎。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我们的歌曲创作越是能够满足民族的需要，就越会发展，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样，没有钱，没有乐器，但抗日歌曲就是到处发展。

（《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北京出版社，198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