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惟诚文集(第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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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四化”的过程中治愈创伤

学步的孩子免不了跌跤,但他毕竟已经离开了母亲手中的襁褓,终将从跌跤中学会走路。学飞的小鸟,刚从窝中爬出,当然免不了踬扑,但它终将学会冲天翱翔的本领。青年人开始思考人生的时候,开始有各种不成熟的、甚至错误的认识,并不奇怪。一般来说,这些认识是不稳定的,是可变的。而且,经历了对各种思潮的比较,最后掌握了真理,还可能掌握得更加扎实,认识得更加深刻,信念会更加坚定。

如果有什么人说他生下来就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那当然是吹牛。毛泽东曾说,他小时候信过神,拜过菩萨,后来又相信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相信过梁启超那一套,辛亥革命时曾经投过新军,以后又先后相信过康德,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最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前后,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几乎都在各种新旧思潮中打过一个滚,然后才在比较中择定了自己的方向。

但是,人的思想还是需要引导的。人和动物不同。动物靠遗传得来的本能适应环境,人要改造世界,这种本领是从后天获得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代代相传,发扬光大。“老马识途”,老一代有责任引导后代正确地选择人生的道路。今天的青年人在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精神禁锢里生活了10年,思想上受到严重的创伤。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美好的概念都被林彪、“四人帮”玷污了,塞进了完全相反的内容,败坏了它们的声誉,使得青年人听到这些词句感到又熟悉、又陌生。是非、美丑,搅成了一锅糨糊,要重新分辨本来就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而“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又使得广大青少年缺少必要的知识武装。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忽然间门打开了,各种社会现象,各种思潮,一下子呈现在青年人面前,难免出现目迷五色、无所适从的情况。譬如,在青年当中,最普遍的问题之一就是怎样看社会。在这方面存在着种种矛盾。青年人总是希望有一个合乎理想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认为应该是很合乎理想的,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他们认为社会应该更合乎理想了。然而现实却总是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理想,他们觉得不好理解,这就产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学一点历史唯物主义,把问题放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

人类社会的历史,有人说几十万年,有人说有二三百万年,但从来没有一天是“止于至善”的完全合乎人们理想的境界。将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有那时候的矛盾,有那时候人们不满意的东西。人可以从头脑中、从概念中规划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但现实的社会,却只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每一代人面临的社会,都是一个既成的事实,这是不可能由他自己选择的。人们可以做的事是:承认这个现实,分析这个现实,找到它发展的规律,加上自己的一份努力,使它有所前进。应该改造的,就去做改造它的工作;应该发展的,就做促进它发展的工作。这样做了,我们就能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违反这个规律,就会最终被历史潮流所抛弃;企图超过这一点,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客观上现实的社会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离开了历史的发展,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它呢?

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纷纭复杂的现象,有的是大量的,有的是个别的。在一个人身上也有各种表现,甚至看起来互相矛盾。究竟什么是本质?什么是主流?什么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有无限前途的?什么是必将趋向消亡的?这些问题也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前些日子,北京发生了一件一个学生在滑冰时不幸落水的事件。一个退休的老工人发现后立即报告附近的驻军。战士们跑步前来破冰下水救人,公园里的工人发现后也推着游船前来抢救。场面是很感人的。但同时围观的人群中也有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不但无动于衷,见死不救,还对着英勇救人的解放军、工人起哄,讽刺挖苦,说什么:“大兵,快跑,你们立功的机会到了。”“这些人是想入党了。”这种使人痛心的情况,反映了林彪、“四人帮”在青年人心灵上造成的创伤之深。他们不但自己没有救死扶伤的精神,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见义勇为,反而认为这些英雄行为背后都有卑劣的个人动机。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会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今天我们社会道德面貌的本质。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尽管林彪、“四人帮”那样长时期的破坏,还是有那么多好的战士、好的工人、好的青年,能够保持着舍己救人的高尚风格。为什么林彪、“四人帮”不可能彻底毁掉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呢?因为它有着很深的根基。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不但是由长期的革命斗争培育出来的,而且是植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我们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按劳分配”的制度,还不可能使人们把劳动不当作“谋生的需要”。人们要为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做各种安排,完全是正常的情况。我们不应当谴责这种情况。同时,我们的公有制的经济,又决定了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归根到底取决于集体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只有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思想,才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一切同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思想,归根到底,总是要损害人们(包括湖边那些说讽刺话的青年人)的利益的,总归是站不住的。这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规律。当然,意识要完全反映存在,不能不经过曲折的过程。旧的意识在一个时期之内还会相当强大。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反复。但只要人们看清了历史的必然,懂得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来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就一定能够理解革命先烈为什么能在刑场上泰然地吟出“砍头不要紧”的诗句,使自己不停留在感叹社会上的消极现象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一步上,真正建立起“四化”必成的信心,立志为实现“四化”而献身。

我们是带着创伤来建设“四化”的。几亿人的身上、心上各有不同的创伤,我们的国家受了伤,社会受了伤,但是我们毕竟打倒了敌人,可以开始我们的新长征了。我们不能等待治好了创伤再来开始建设,事实上这些创伤也只有在建设“四化”的过程中才能治愈。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靠这样的人,面对这样的条件,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说:能。因为我们的方向是对的,路线是对的。它符合客观的规律,也符合几亿人的心愿。事实上我们已经开步走了,除了个别还没有醒悟的人外,即使那些满身创伤的人也在那里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这就是我们信心的依据。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那时候,我们社会的弊病也很多,有些人根据这些弊病断言我们打不赢。结果,不但打赢了,而且使许多弊病得到改造,建设了有1亿人口之多的解放区。不是把什么毛病都改好了才来打仗,而是在战争中来治愈这些毛病。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文汇报》,1980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