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的对象和思想工作的规律

做思想工作，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能够认识我们的对象。所以这次我们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思想政治工作调查，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得我们全党，不是少数人，而是大家，都能够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有一个科学的再认识。

对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过去是有认识的。从党一建立，就不断地来做这个认识工作，这种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完备。但是大概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就出了一些毛病，就是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转入建设时期之后，我们还是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来认识我们工作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可能是正确的、有效的。中央现在讲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加强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对我们工作的对象没有清楚的认识，还可能犯错误。

事实上，我们工作的对象在不断地变化，人群在不断地变化。前几年的大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老三届的毕业生，插过队，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吃了好多苦头，也有许多牢骚。他们也有他们的弱点，但至少不能说他们缺乏实际知识。现在的大学生，多数是从中学直接考上来的，是家里的宝贝，是小学、中学里的尖子。这批人就有同上一批人不同的思维模式，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做工作的方法也不能完全一样。目前北京郊区农村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劳力进入到乡镇企业中，这批人并不只是工作场所、条件简单地发生了变化，而是要经历一个逐渐和现代工业生产相结合的过程，经历一个从农民转变成工人的过程。并不是到了工厂工资高了，就高兴了，这种变化可能要经历非常大的痛苦，因为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的矛盾相当深刻，会影响到各个方面以至他的家庭生活。就是城市里工厂的工人，情况也有不同。在全总的调查提纲当中，注意到工人阶级的构成问题。工人阶级是哪些成员构成的？他们的阶级意识怎么样？有些人阶级意识比较鲜明，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形成的？有些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人了，但是阶级意识并不强，这又是什么原因？阶级意识主要的不是靠讲道理形成的，不是靠上课形成的。研究阶级意识的形成，主要从他在生产当中的地位、他所从事的劳动以及他和别人在劳动当中互相协作的关系、取得劳动报酬的分配方式几个方面来研究。总之，就是要重新认识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对象。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研究思想问题要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现在一个最大的实际，就是我们正在进行改革。

我们的改革正在进行当中，这就有进行当中的许多特点。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过渡，两个方法、两种体制同时存在，客观上要存在相当多的漏洞、矛盾和摩擦。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时被人们忽视，有时大家又觉得重要了？在强调“加强”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是对改革的束缚，好像一加强思想工作就会影响改革，把改革限制住。这些认识是从哪儿来的？我认为，思想工作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证改革，促进改革，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认为两个东西互相之间是矛盾的，产生这种认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什么是改革没弄清楚。

我们所说的改革，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一条讲：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要增强企业的活力。这是和总的论断——实行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互相呼应的。改革就是要逐步地使得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样才能够有利于当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心环节是搞活企业。但是，要改这一条，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就相当多了。过去我们历来讲：要兼顾国家、个人、集体三者的利益，而实际上中间这个环节很少照顾到，除了必须留给工人的，国家基本上都拿走了，然后企业再伸手向国家要。现在把企业搞活作为中心环节，个人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首先直接联系在一起了，我这个企业比别的企业经营得好，那么整个企业每个成员的个人收入就更高。这种观念与我们以往讲的许多道理是不一致的。这样一种观念的形成会跟许多东西发生矛盾，包括与现行的管理企业的方法、管理企业的机构发生矛盾，与我们企业当中许多干部的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发生矛盾，与一部分工人的想法也发生矛盾。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矛盾，这样才能促进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们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

现在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一切向钱看”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切向钱看”的原则是非常通行的，在那里虽然有许多我们这里所没有的乌七八糟的事情，但他们也同样要反对、制止我们今天所发生的许多不好的事情。有些事情在它那里也是不能存在、至少不能公开合法存在的。比如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允许它的公职人员经商，或者子女经商，我们这里却出来了。所以，并非“一切向钱看”就一定要产生这些东西，它可以产生，也可以不产生。那么现在产生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就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我们国家里，长期缺乏商品经济的训练，商品经济实践对人的训练，价值规律的训练。这个问题可能更大一些。出现这种现象与我们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整个国家经济生活方面的各种制度不健全也有关系。

第三个问题，要研究我们思想工作本身的规律。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有什么新的变化？许多同志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我想特别要提出一个问题来：现在基层的宣传干部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靠他们来覆盖100%是相当困难的。我们自觉地看到这个变化，很好，也很重要。现在北京市大概平均每个人一天要在电视机前消磨1个小时零40分钟，是人均，包括那些不看电视的人在内。没有一个支部书记能做到跟每个对象每天谈一个小时。现在全国出了多少报刊、杂志？仅一年出版的书就有3万到4万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要掌握主动权。并非在这种变化面前，我这一套就没用了，我是被动的，人家那是大气候。其实，我们从农村那个小山村支部书记的工作方法到进城来，就开始了这个变化，只是我们不大自觉地认识到。所以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城里的政治学习还坚持读报纸，就是没看到这个变化。小山村里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支部书记就是群众的教师，那个工作方法应该说是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式的工作方法。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大学助教式的工作方法，要知道我们的工作对象自己也可以得到很多信息，但是我们可以做组织工作。你还是用中学教师的方法去教大学学生，人家不听你的。你不变不行，非变不可。

我不是说现在就能够把思想教育的各种规律都总结出来，我只举这么个例子来讲。我们回想一下，这两年有那么一些思想问题，当初我们感到很麻烦，也没想出办法来解决，回避了，但是过了两年不见了。它自己跑来，又跑掉了。这样一些问题的解决有没有规律？我觉得也是有规律的。这给了我们一种启发：针锋相对这是一种做思想工作的方法；超越那个现实的矛盾，超越过去，造成某一种格局，使得某一种思想问题比较容易消失，也是一种工作方法。

我这里只是提出问题来，不是做结论，就是说希望我们要调查研究新时期的新规律。这个新时期是建设时期，已经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了。敌我矛盾不是我们现实社会大量的、主要的、经常出现的矛盾；大多数人在根本利益上真正一致，但是牢骚、矛盾还非常之多，怎么办？是要想造成一个没有那么多牢骚、矛盾的社会呢？还是造成一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在不断的解决过程当中推动社会前进这样一个格局呢？我本人过去总觉得存在着矛盾就不好，非得解决了才好，不解决就苦恼。但是仔细想想，在今后若干年中，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格局才是比较有利的、现实的？我看这几方面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来研究的。如果我们大家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全党的水平就会大大地提高一步，我们的改革和生产就可以更加顺利地进行。

（《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