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主选择之二：英雄豪杰
明治时代日本抵御来自欧洲殖民国家的侵略、寻求民族发展空间，其武士精英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儿童学习的榜样，其中一些人被选择为传主。然而维新之士更是看到西方的强大在于国民的强大,各阶层各领域，甚至身体残障者，都可以起来努力奋斗造福国家社会,实现卓越的人生价值，成为被尊重的“人杰”，他们成为维新时代对广大儿童青少年更具有励志意义的“新英雄豪杰”。1908年福田琴月《伟人的少年时代》将富兰克林、牛顿、史蒂文森等3位科学家发明家列入伟人谱系。这样的伟人观念主要是受英国19世纪道德学家斯迈尔斯（Smiles Samuel）的《西国立志编（原名自助论）》注108影响，这部书大量介绍西方各个领域自强不息奋斗成功的“伟人”，以激励青年人立志实现人的价值。梁启超流亡日本时读过这部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翻译了中村译本中7编的序言，推荐给中国读者。注109
1921—1923年，霞亭会出版部出版《伟人的幼年时代》丛书24编，护士南丁格尔、作家紫式部被选入伟人行列。1928年金之星社《伟大的少男少女的故事》10位传主中包括有福特、斯托夫人、盲女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在英国创建盲人救济事业），甚至中国的丑女钟离春。《世界少年立志传 外国人卷》7个传主中包括有牛顿、瓦特、美国著名报人霍勒斯·格里利以及美国著名糖果业创业者威廉·瑞格理等。1928年儿童的日本社出版《读本物语》24编，第1编是《亚历山大和贝多芬》，序言中认为把他们放在一册，因为“他们俩是不分优劣的大伟人。亚历山大王以他的好运像狮子一样驰骋疆场所向无敌；贝多芬一生和苦难决战，发挥他的天才。他们的强有力的心灵，如果能够刻在你们心版上，那是再好不过了。”注110
早在1900年，在山田书院出版的“少年少女世界名作书库”系列之9“给不懈努力的孩子”这一辑中，就有宫胁纪雄撰写的《奇迹之人海伦·凯勒》。1907年海伦·凯勒的自传《我的生涯》翻译出版；1931年山田书院出版《世界优秀少年少女故事》22位传主中包括有画家米勒、陶艺家伯纳特·贝利希、作家斯托夫人、安徒生、瑞典女作家教育家爱伦凯、美国某船长威廉哈维拉，还有海伦·凯勒。
不过自1870年代起日本开始大量出版的英雄豪杰儿童传记的传主，更多的还是日本维新志士、历代英雄豪杰，还有西方英雄伟人、政治精英。对日本来讲，比中国更加先进文明的西方和他们的政治领袖，是他们的学习榜样，是儿童的励志目标。虽然是儿童传记，虽然要顾念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然而从明治到二战结束，是日本政治激荡的年代，儿童传记发展特别能够看到这一时代的风气特征。日本第一套“少年传记丛书”中2位日本人是明治精神领袖；6位外国传主都是政治家军人。1897年博文馆出版“少年丛书”10辑，选择的多是政治精英。明治时代是日本的政治黄金时代，他们在儿童教育中特别强调学习政治伟人。
1909年博文馆出版《世界武将传：少年史谈》，作者前田长太一共撰写了包括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大军事统帅之首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恺撒大帝、拿破仑在内的西方15位名将，都可谓大英雄豪杰。1925年金之星社出版《罗马英雄物语》。1925—1926年积文馆书店出版童话研究会编辑的《伟人与英雄：教训童话》6卷，23位传主中20位是这样的英雄豪杰，另外3位是僧人、豪商、学者，可以归入“新英雄豪杰”。儿童的日本社1925年出版“英杰传丛书”12卷，也是以日本武士武将、维新志士为主要传主；1926年“女杰传丛书”6卷，这些女杰也多是能够参政的女人，内容要么是和武将武士相关的爱情、政治婚姻，要么就是所谓女性“勤王家”，即对王赤胆忠心的人。例如第1卷“紫式部和清少纳言”是贵族女流文学家，第5卷春日局乃是将军的乳母，后来成为女政治家。著名的小学馆（以出版小学生的书籍闻名）出版的也多是这样的儿童传记。
1927年开始，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开始陆续出版儿童传记：《明治大帝》（1927），《大冈越前守》（大名，藩主，1927），《墨索里尼传》（1928），《野间清治氏:经纬人物事业》（讲谈社创始人，号称“杂志王”，1929）。讲谈社出版了很多英雄豪杰的儿童传记，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数泽田谦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鹤见佑辅的《俾斯麦：英雄天才史传》（1935）。1936年新潮社出版“新传记丛书”：《独裁王希特勒》《野口英世:人类の恩人》《埃及艳后》《命运的英雄：拿破仑》。记者黑田礼二撰写的这一本希特勒传记内容详细，1942年新潮社改题《总统希特勒》改版出版。
金之星社是出版儿童传记数量最多的出版社，到二战结束时出版的英雄豪杰系列丛书有：“世界少年少女伟人传大系”5卷（1926—1929），“日本历史实传物语丛书”7卷（1927），“少年伟人英雄丛书”8卷（1928），“少年少女伟人全集”4卷（1928），《世界少年立志传》（分为日本卷，外国卷）（1929），“我等伟人”丛书14集（1941—1942）。
日本明治维新可以说是一场向西方学习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运动，而这一文化载体首先是西方的政治精英。再加上日本本土的武士道文化，直接影响日本儿童传记英雄豪杰的选择。他们崇尚强者，对于那些挑战命运、不畏艰难险阻的真勇士心存仰慕、热心学习。日本人非常重视英雄豪杰传记的写作和阅读，这也是教育儿童的好方法。这一点在明治以来日本国语教学中可以得到佐证，他们非常重视传记文写作，从初级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都设有传记文写作课程。这将在论文下面两点中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