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读者喜欢“名人效应”

时代不仅创造了现代自传的创作主体，而且也准备好了接受主体。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由于“五四运动”后青年的觉醒，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进一步增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氛围，培养了自传的合适读者。1928年卢梭的《忏悔录》初版时名为《卢骚忏悔录》，在美的书店出版后立即热销，就是这个读者群形成的结果和表现。

这些读者主要是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培养起来的爱好者，他们非常崇拜新文化的权威，因此也特别关心作者的生活情况。一个间接的表现就是杂志开始设置一系列介绍作家生活的栏目。以《小说月报》为例，1923年以前只介绍外国作者，1923年后与“整理国故”运动同步，开始介绍中国古典作家。1926年17卷2号首次出现陶渊明像（是第一个中国作家的肖像）；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号出现大量作家肖像；到 1927年18卷1号改版，“现代文坛杂话”栏出现；18卷11号出现鲁迅的肖像，这是在《小说月报》上出现的第一个当代作家个人肖像。从以上的描述可见编辑敏感察觉到读者对作家逸事和生活的关心，还可见到1927年以后当代中国作家逐渐变成读者关心的对象。

另外，在《文季月刊》、《作家》、《文学界》等刊物上也刊登了对高尔基、鲁迅的大量回忆；左派刊物中也有大量回忆性文章，特别是给大师出各种专号、专辑，如鲁迅去世后出版物上展示的遗像和遗物，都有助于中国作家的形象的树立，这个时期几乎与自传写作的时间同步。当然，杂志对新学霸的形象塑造肯定是适应着当时读者的心理期待，反映了读者对著名作家的浓厚兴趣——读者的作家想象成为自传接受的市场基础。

柳亚子曾谦虚说：“平凡而落伍的我，在世上虚生了四十六年（照中国旧习惯计算），本来哪里有做自传的资格?”^[14]这句话暴露了当时人对自传的认识：自传应该有资格。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呢?表面上看，似乎小说家才具备，所以开始时写自传的常常为小说家。其实，原因在于他们有文字表达的技巧，更容易进入自传写作。特别是现代自传的国外样本在艺术技巧上更依赖小说一样详细的生活细节和生动的人物描写。当时人心目中的自传就是《从文自传》那样的^[15]，其他没有小说技法的人写的自传常常比较简短，只是概要。相比之下，沈从文、创造社作家条件更加得天独厚，有自传写作的技术储备。

小说家有资格写自传不过是自传对于技术手段的依赖造成的假象，更重要的资格其实是成为“名人”。因为是“名人”，读者才会关心他们的一举一动，希 望了解他们的成功经验。现代自传早期的作者往往是小说家，正因为他们身上的魅人光环，即因为他们是“名人”。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是1931年开始陆续写作和发表的，那是在她因为写《从军日记》成名以后，这才被赋予写自传的资格。

1929年底，郭沫若在《童年时代》的后记中表示不满自己的这部作品，但是他又说：读者如问他“你怎［原文如此，应为“这”］样的文章为什么要拿来发表”，他说：“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说：‘…………'”^[16]两个省略号里省略了什么呢?或许是经济方面不便明说的理由，但另一方面却是作者对自己的那份自信，认为自己的内心欲求是有表现的价值的，而且也值得读者去阅读。这种信心无疑来自社会上涌动着的“名人效应”，此时他已经是出版过《女神》、编过杂志、思想“先进”、参加过北伐战争的文化名人。

也正因为有“名人效应”的鼓动，中国现代自传往往把传主最得意的事业和个性放在自传的中心。胡适写他发动的白话文运动；郭沫若写他天才的生产过程。同时，他们又注重介绍特殊的经验，如沈从文写自己对传统私塾教育的鄙弃和从大自然学习的独特经历。他写道：“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17]没受过充分的正规教育是沈从文的遗憾，但是因为他在写作上的成功，使他的独特经历和成名经验也成为自传中可矜夸的资本。

在中国古代社会，名人或者贤达有做传的权力，自传却是不被认可的人的辩解。与之相反，现代自传是传主的自我表彰和夸耀。但是在中国现代自传的开端仍然认为自传是名人才能做的。这其实是受到接受主体的认识局限所施行的权宜之计。其实，按现代自传特性来看，既然是个人人格的展现历程，那么就不局限于名人的功绩和人格才有表现的价值，平凡人也有写作自传的权利。

随着自传热潮的发展，有意思的现象也出现了，即出现了没有太大名气的“平凡人”写的“准自传”。1936年，天籁出版了《忆童年》（励志书店1936年9月20日初版）。“天籁”现在已经不见经传和人名笔名字典，笔者也没有发现他出现于他人的著作中，所以无法判断他在当时的名声。但是从他写的内容看，是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他采取的策略是从童年教育的角度展示自己的经历，他并没有努力塑造自己的个人形象，而是在自身的个人经历中反映出时代大潮塑造出的新人物的思想和感受。他在写于“儿童年”的前记里提到《爱的教育》（夏丏尊译本）和郑晓沧的《小妇人》，这两者都是写童年的自传性作品，大概希望参照国内外名教育家的生活写出自己的身影。所以他不是像一般自传那样从出生写起，而是从进小学开始。因为是以自己受教育的生活为中心的，又以《忆童年》为题，可见作者并没有签订自传契约，很容易消失在大量个人性的自叙性写作之中。但是他是有意写作个人的生活经历的，并且也写到了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他的写作是在自传写作的潮流中形成的，他以名人的自传为比照对象，受到了自传写作的影响。

他受到“名人需求”的压力，因此不敢签订自传契约。他解释自己写作的合理性和发表理由时说：“我想，人们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伟大的果实从来是由平凡的花朵所开放的。所以，我毅然的写成草草的付印了。”^[18]“伟大”与“平凡”的转化是他的主题之一，说明天籁是以个人的经验为例来说明还没有成为“伟大者”的人的言说理由，因此他是因为有教育作遁词才可以出现在自传领域的。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准自传，它比任何仅仅是自叙性的作品都更有资格候补为“自传”。勒热讷说：“识别一部自传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童年叙事是否占有能够说明问题的地位，或者更普遍说来，叙事是否强调个性的诞生。”^[19]不过天籁的童年注重在“我”受教育的过程，自我形成的过程，他强调的倒不是个性，而是一种共同性，即教育的规律。

正因为天籁不是名人，他不敢要求与读者签订契约。但是《忆童年》是写给孩子们的，相对于孩子来说，天籁的身影显得高大了，这可以看做无名者压低对象地位使自己的自传合理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