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笔者认为，以上所述的“新五性”，不但适用于传记文学，而且也可作为当今发展了的“大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与评价标准，同时，它也适用于纪实散文等其他纪实文学类型。[14]如此，“新五性”实际上向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学科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拓展。因为笔者认为，现有的文论体系不但脱离中国实际，而且滞后于现实发展；不但没有很好吸收民族的精华，而且没有根据新的发展进行更新与调整；它只承认“虚构”而不承认“纪实”是文学。实际上，当今的文学已不再是以“虚构”为中心，而是已发展为包括“纪实”在内，以“文化”、“综合”为关键词的审美“文化复合体”了。
明确了以上新的观念和标准后，我们再来审视叶永烈传记文学创作的成就、地位与意义，就可看到：叶永烈不但在包括传记文学在内的中国纪实文学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也为中国当代文论体系的更新与重构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新鲜质素。
首先，叶永烈的创作将中国传记文学“史传合一”的传统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为当代纪实文学的繁荣与发展立下了功劳。中国的传记在现代以前，主要被视为“历史”，因而至现代以后，虽然人们开始把它视为文学且有意识地向文学发展，但一方面有部分创作因“文学性”不强而仍可划归“历史”，另一方面，即使是“文学”传记，也大多保留着鲜明的“史传合一”的特色，如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与吴晗的《朱元璋传》等就是典型。这一传统发展至新时期，由叶永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以报告文学为代表的中国纪实文学向纵深发展的文学浪潮中，叶永烈率先以传记文学为主要形式，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与人生悲剧，对中国当代历史与极左政治进行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又通过“红”“黑”系列，开创“党史文学”，从正反两面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批 判和反思以“文革”为重点的当代不寻常的历史文化。正是他的这些量大面广、影响广泛的系列创作，不但直接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由“毛泽东热”而导致的、持续不断的纪实文学创作热潮，而且因此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格局与发展走向，使“纪实”与“虚构”争奇斗艳、双峰并峙。正是在叶永烈的率先尝试与示范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了权延赤、邓贤、张正隆、王树增和郝在今等纪实文学名家，他们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中国纪实文学方兴未艾的局面。
其次，叶永烈的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一道，为建立纪实文学的审美规范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传记文学既继承传统又融合中西进行了成功探索。有人认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史传合一'与西方传记文学的‘史传分离'，其差异不仅表现在对传记文学的定义上，还体现在人格、信仰、文化和传记功能等诸多方面。”[15]的确如此：与中国传记文学“史传合一”的传统不同，西方传记文学更多表现出“史传分离”，即更重视人物性格与心理而不是“以人带史”。因此，如何在民族传统基础上融合西方传记之长，就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现代化的中心课题。在这方面，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率先进行了尝试：它一方面“仿西人传记体例”，另一方面又“以太史公《伯夷列传》之笔法，叙议结合而评论公允”。[16]此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更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它以作者的心灵感受与传主进行“灵魂对话”，揭示了苏东坡的复杂性格与内心世界。而至“新时期”以后，石楠、陈廷一等又将其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他们借鉴小说等虚构文学的叙事艺术，表现出浓烈的“文学性”。叶永烈虽然在整体上，尤其是在其“红”“黑”系列中，主要是继承《张居正大传》与《朱元璋传》等“史传合一”的传统，但他在“名人”系列尤其是在《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和《傅雷与傅聪》等作品中，也表现出“史传分离”的倾向：在这些作品中，虽然传主命运与时代政治紧密相连，但作家的情感与思想主要不表现为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而是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同情与关注；作品不但再现了传主的悲剧命运，而且以抒情笔调揭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与人情、人性。
最后，叶永烈新时期以来的传记创作，“初步建立了史传报告文学的审美规范，导致了报告文学观念的又一次深刻变革”。其具体表现，一是彻底颠覆了报告文学所谓“新闻性”、“现实性”的传统观念，将报告文学的题材从“现实”扩展到了“历史”领域；二是说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所要求的“文学性”，不是小说所要求的“虚构”、“想象”之类，而主要是指“可读性”、“趣味性”以及“讲究剪裁、铺排与结构的均衡、语言的简明”等；三是作者写作态度的严肃与严格遵守“非虚构”原则等，也为人们树立了榜样。[17]这些，都为中国纪实文学的创作发展与理论探索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总之，叶永烈的传记文学创作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成就显著，地位重要。它不但为当代传记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与丰富经验，而且为纪实文学的理论构建以及当代文论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文本范例与理论资源。他的整个纪实文学创作与实践（包括其问题与局限），实际上构成了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
2.王成军：《中西传记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
3.章罗生：《纪实文学的门户清理与分类标准》，《当代文坛》2009年第 1期。
4.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5.李健：《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
6.叶永烈：《黑红内幕——叶永烈采访手记》，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
7.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
8.叶永烈：《叶永烈采访手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9.王晖：《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0.叶永烈：《出没风波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
11.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
章罗生 1954年生，文学博士，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纪实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已出版学术专著《老舍与中国新文学》、《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与《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等。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和《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80多篇，其中10多篇被《新华文摘》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摘录与载目。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研究”（11BZW120）的阶段性成果。
[2] 余英时认为，知识分子有一般和特殊两个含义，其特殊含义是指西方人所谓的有“庄严虔敬”的“代表社会良心”者。所谓“庄严虔敬”，是指他“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有一种庄严和敬意。他的目的不复限于用专业知识 来谋生，而是要在他所选择的专业范围内严肃地追求真理”，且“谨守自己的求真精神和节操”，等等。见《中国知识分子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6—118页。
[3] 参见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139页。
[4] 参见叶永烈《叶永烈文集·总序》，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
[5] 叶永烈：《黑红内幕——叶永烈采访手记》，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年，5页。
[6] 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885页。
[7] 如网上的《阎长贵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谨防被误导》等。
[8] 叶永烈：《叶永烈采访手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3页。
[9] 参见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总序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
[10] 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后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 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后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 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736、928页。
[13] 王晖：《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4] 参阅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绪论与第二、三章。
[15] 李健：《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37—38页。
[16] 见《李鸿章传·编辑手记》，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203页。
[17] 参见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198—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