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金岳霖的研究现状

金岳霖的翻译思想是在一部深奥难懂的哲学著作《知识论》中论语言时提出的，所以这部书发表很长时间以来几乎没有引起语言学界与翻译界的重视。文献检索结果发现，国内外研究金岳霖翻译思想的文献屈指可数。笔者首先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历时地梳理相关的研究文献，以便读者把握研究现状的历史发展脉络，然后再共时地概括评价现有的研究成果，把它们大致分成五类：转载收录类、介绍引用类、比较归纳类、转化应用类、诠释评价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尚未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文献回顾

严格说来，金岳霖的翻译思想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发表于80年代。金岳霖对翻译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知识论》的第十五章“语言”中。该章内容由“字”“字底蕴藏”“语言文字文法”“翻译”以及“思想与语言”五部分构成。第四节“翻译”部分是金岳霖翻译思想的集中体现，就是在这一部分金先生提出了著名的“译意与译味”两种类型。下面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对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20世纪80年代，除了罗新璋、许国璋以及柯飞外，语言学家与翻译界几乎没有人关注金岳霖的翻译理论，因而没有什么研究成果，研究文献主要是转载收录类。1984年，罗新璋以“论翻译”为题目把金岳霖论翻译的内容收进《翻译论集》中。1986年第3期《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转载了许国璋整理注释的《金岳霖论语言》。该部分刊登的是金先生《知识论》的第四章中专门讨论语言符号的符号性与抽象性的两节内容。许国璋加了按语，对文章中有些术语做了注释，疑难处写了点评，个别地方对文本做了补正。1986年第4期《外语教学与研究》以“金岳霖论翻译”为题目刊登了《知识论》中论翻译的精彩篇章。1987年第1期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刊登了柯飞的《“金岳霖论翻译”读后》一文，作者谈了两点体会：一是读哲人文章有益，二是金文中的一些精彩论述。

20世纪90年代，翻译界发表了五篇研究金岳霖论翻译的文章。1990年，许渊冲（1990:6）在《文学翻译：1+1=3》一文中指出：“文学翻译不单是译词，还要译意；不但是译意，还要译味。这也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如下：译词：1+1=1（形似）；译意：1+1=2（意似）；译味：1+1=3（神似）。”严格说来，这篇文章并非专门研究金岳霖论翻译的文章，但是，许渊冲提出的译词、译意与译味三个层面是对金岳霖理论的具体运用，只不过没有在理论层面上论述罢了。1991年，许国璋把金岳霖论翻译的部分收录在《许国璋论语言》中，并加了评注。许国璋（1991:331）指出：“这篇论翻译的哲学文章有两点与众不同:第一，他没有提到严复, 而只讨论译意和译味的问题。第二，他承认翻译是困难的, 也承认有的不可译。读这位哲学家的文章, 到处可以感到他的通脱明达。”柯飞在1996年发表了《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一文，从翻译的哲学基础、翻译的基本问题、翻译的难处以及翻译的价值四个方面介绍了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五位哲学家的翻译思想。刘邦凡分别在1998年与1999年发表两篇有关金岳霖翻译思想的文章。前者题目为《论〈知识论〉的英文用语及其翻译哲学思想》，该文对《知识论》中大量使用的英文进行分析后指出，书中使用英文的目的“一方面体现了金岳霖先生对中西文化和思想异同的哲学理解，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语言翻译的哲学思考”（刘邦凡、杨炳钧，1998：14）。他的另一篇文章是《外物与翻译——论金岳霖的语言翻译观》，该文对金岳霖的语言翻译观进行了阐释，认为“语言翻译是把语言文字作为外物的实证与分析，翻译活动必然应从非唯主的方式出发，力求意与味之兼得”，“不可兼得时以译意为主”（刘邦凡，1999：51-54）。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金岳霖论翻译的研究成果仍不多见。2000年，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版）出版，书中第三章有“金岳霖论译意与译味”一节内容。作者从翻译的两种方法、译味的困难、意义与情感的矛盾、文学翻译与哲学翻译的异同几个方面介绍了金氏的翻译思想。2001年，郑延国发表《哲学家眼中的翻译——金岳霖、贺麟译观探微》一文，作者从翻译理论基础、翻译方法、翻译与重新创作、诗歌翻译、哲学著作诸方面谈了金岳霖与贺麟两位贤哲在翻译观上的许多共识。2002年，许建平（2002：119）在《译字、译意与译味》中认为，金岳霖的“译意译味说”跳出了传统的直译、意译的圈子，构建了一种新的翻译思维模式。“与传统的直译、意译相比，它更能切中要害——不但拓宽了研究的范围，而且更能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减少不必要的‘直译’、‘意译’的纷争。”更重要的是他以哲学家的睿智向译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翻译模式和思维方法。在2003年的另一篇题为《试论金岳霖在译学领域的建树》中，许建平运用翻译实践的译例对金岳霖的“译意译味”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验证，进而肯定了金岳霖对我国译学建设所做的开拓性贡献。2003年，王宏印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传统译论的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专用一章篇幅集中研究了金岳霖的“译意译味说”。作者从金岳霖的语言观入手，从思想、情感与语言的关系视角分析了翻译的认识论基础，肯定了译意译味划分的重大价值，并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转换与理论升华。2004年，王秉钦在《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中提到了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并引用了《知识论》第十五章论翻译的那一大段话，认为此观点很独到，颇值得深入研究。魏汝尧和高金岭的《译味与译意——文学翻译与科技翻译的主要区别》一文是对金岳霖翻译观的具体运用，作者认为文学翻译与科技翻译的不同在于译味与译意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翻译对象上存在情与理的差异，语言上存在暗示与直述的差异的缘故。2007年，蔡新乐在《相关的相关：德里达“‘相关的’翻译”思想及其他》中从“味道”这一点上把德里达与金岳霖联系起来。作者引用了金岳霖论翻译的两段话，然后进行阐释，引发出人对生命的关注这一思想。蔡新乐（2007:94）认为，“从金岳霖到德里达，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翻译观，一种与众不同的解说：对生命本身、人性本身的关注，就是翻译”。2007年，赵长江在《霍译红楼梦回目人名翻译研究》中谈到文学翻译困难时，引用了金岳霖论译味的一段话，说明译味之难。然后，作者运用译味标准考察了霍译《红楼梦》回目人名翻译，认为有些回目还是译出了味。2008年，高金岭在其著作《朱光潜西方美学翻译思想研究》中有一节内容谈到译意与译味的区别与联系。作者认为，思想与语言在文学与哲学科学领域统一方式的不同，对文学翻译与哲学科学翻译本质内涵的规定，主要表现在译意与译味的区别上。2008年，庞秀成在《翻译的文化视角与辩证思维》的第十章“形似与神似”中谈到了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作者首先回顾了中国文论中的滋味说，以加深对金岳霖的译味说的理解。庞秀成（2008:271）指出：“金岳霖的‘译味’说将翻译的实践标准和批评标准一分为三，这个三元标准同其他的三元标准一样，是中国翻译标准的另一种表达，仅仅说是重要补充是不合适的。”2009年，蒋林在《梁启超“豪杰译”研究》中讲到梁启超的“译意不译词”的翻译方法时，引用了金岳霖的“注重译意而不注重译味”的观点以及奈达（Nida）的“翻译就是译意”的说法来佐证解释梁启超的“译意”的内涵。2011年，彭发胜在其专著《翻译与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形成》一书中研究了金岳霖的哲学观和翻译观，侧重探讨了翻译在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以上是金岳霖论翻译的主要研究文献，不包括在文章或专著中只言片语地引用金岳霖原话的文献资料，也不包括陈西莹、曾虚白、黄龙等学者的“神韵”，刘士聪的“韵味”，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诗味”。因为“神韵”“韵味”“诗味”这些范畴虽与金岳霖的“译味”有内在的联系，但它们在内涵上存在着很大区别，因而不列入文献综述内。

二、研究成果评价

历时的文献综述只能提供给读者一个课题研究的大致发展线索，但缺乏研究现状的深度与广度的横断面透视分析，因而本节运用共时的视角把以上研究文献概括提炼，横向比较，引出笔者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转载收录类。中国传统译论通常是以“序”“跋”“例言”等散论与偏论的形式湮没于浩瀚的典籍资料中，因此说研究中国传统译论的第一步就是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甄别挑选出有价值的翻译论述来，然后按照一定的编排体例收录成集。在这个背景下，有关金岳霖论翻译的研究是从转载收录开始的，这并不奇怪。甄别挑选与编录成册也可以说是一种研究，因为这需要编者具备广阔的学术视野与敏锐的鉴赏眼光。刘靖之的《翻译论集》（1981年，香港）以及《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的两本《翻译研究论文集》（1984年，北京）均没有收录金岳霖论翻译的文章，因为这两本论文集问世的时候金岳霖的《知识论》还没有出版。翻译界对金岳霖翻译思想的关注应该说始于罗新璋的《翻译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转载以及许国璋的《许国璋论语言》。语言学界的许国璋发现了金岳霖论语言的精辟之言，翻译界的罗新璋发现了金岳霖论翻译的独到之处。期刊转载与论文集收录充分说明了金岳霖语言与翻译观的重要性及其研究价值，但这只代表研究的开始。

介绍引用类。金岳霖论翻译的文章被论文集收录或期刊转载后，翻译界对其研究进入第二阶段，即介绍引用阶段。柯飞、许国璋、陈福康、王秉钦、赵长江、蒋林的研究都属于这一类。柯飞的读后感概述了金岳霖翻译思想的三点精彩之处，主要包括“译意”与“译味”的划分、译文的信与达、词的情感上的寄托和意念上的意义。许国璋把金岳霖论语言与翻译的文章收录进他本人的论文集带有欣赏与介绍性质，这从他的注解中可见一斑。整体来说，陈福康与王秉钦对中国译学的理论史的写法既有“史”又有“论”的性质，但对于金岳霖的翻译思想，作者只有“史”而无“论”，因而归入介绍引用类。

比较归纳类。郑延国、柯飞的研究属于这一类。这类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把金岳霖的翻译思想与贺麟、艾思奇、陈康、朱光潜等哲学家论翻译的观点进行比较，从翻译的基础、翻译方法、翻译的困难、翻译的文本类型几方面归纳概括金岳霖翻译思想的可贵之处。无论是比较还是归纳，研究者都能抓住金岳霖翻译思想的要点与精彩之处，并在横向的比较中相互阐发，以达到深化理解的目的。

转化应用类。许渊冲、许建平、赵长江、魏汝尧和高金岭的研究属于这一类。许渊冲把文学翻译分为译词、译意、译味三个层面，但他是位注重实践的翻译家，因而他对译意与译味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应用上。许建平的两篇文章，借鉴了金岳霖的“译意译味说”，结合具体实例，提出了翻译方法的三个层次,即译字（字面直译）、译意（译出原意） 与译味（译出风格、神韵）。赵长江运用金岳霖的译味说来评价霍克思的英译《红楼梦》中回目人名的翻译。魏汝尧和高金岭以金岳霖的理论为基础，结合文学翻译与科学翻译的实例分析了译意与译味的具体差异。高金岭在其专著中再次把这一思想应用到朱光潜的翻译思想研究中。

诠释评价类。王宏印、蔡新乐、刘邦凡、庞秀成的研究属于这一类。对于传统的译论进行诠释并不是简单地梳理与介绍，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提炼与升华。王宏印对金岳霖诠释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金岳霖的语言观入手，探讨语言、思想与情感之间的关系，由此揭开金岳霖翻译观的理论基础。与此相似，刘邦凡的两篇文章也是从金岳霖的语言入手，选择《知识论》中大量引用的英文为研究对象，并分析金岳霖的语言翻译观与外物翻译观。蔡新乐通过金岳霖的译味，引发出了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就是翻译的哲学思想，显然也具有阐释的性质。庞秀成把语言的“味”诠释为“通感”，并把金岳霖的语言分析转换为“形”“意”“味”三元标准，这样的诠释方式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思想启发。

综上所述，目前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视角挖掘了金岳霖翻译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充分肯定了他对翻译研究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对金岳霖的翻译思想有所推进与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翻译界对金岳霖的翻译思想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成果较少，鲜有人问津，即使有感兴趣者，也多以引用为主，深入系统的研究不多。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金岳霖是哲学家与逻辑学家，他写的东西很少有人能读懂，研究起来难度就更大了。尽管如此，语言学界与翻译界的很多学者，如许国璋、王克非、王宏印等，都认识到金岳霖“论语言”与“论翻译”的重要性。金岳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味”范畴学说，又借鉴了西方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鲜明地体现了中西融合的研究方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译意和译味的划分，并赋予两者以较明确的所指。在中国传统译论中，像金岳霖这样有清晰的思想、严谨的思维、高深的理论的人是不多见的。严复和傅雷的翻译观也很精道，但毕竟是经验之谈，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此，金岳霖的翻译思想有重大的研究价值，是一座尚待挖掘的宝库，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尚未解决的问题

与研究傅雷和钱锺书的文献相比，金岳霖的门前显得有些冷清寂寞。即使有一些光顾者，那也是走马观花，而没有登堂入室。在有限的研究文献中，引用者多，创新者少；介绍者多，发展者少；诠释者多，应用者少；赞成者多，批评者少。这“四多四少”基本概括了金岳霖的翻译思想的研究现状。因此，笔者不揣冒昧，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提出几点尚待探索的问题，以请教于各位方家。

为什么金岳霖在一部哲学著作《知识论》中谈论语言与翻译？他分析语言与翻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翻译的问题吗？金岳霖持怎样的一种语言观？金岳霖的语言观对他的翻译观有何影响？为什么他一方面强调语言具有情感寄托，而另一方面反复说他不注重表情的语言？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他一再强调语言的意念、概念与命题而把语言文字上的情感寄托排斥在知识论研究领域之外？为什么金岳霖说“站在知识论的立场上，我们注重译意而不注重译味”？金岳霖明明知道译意对于文学翻译不重要，为何还要注重译意？知识论的立场对于译意和译味的取舍有什么影响？

根据金岳霖的说法，文学翻译重在译味，而味又不可译，译意容易，文学翻译却不在意，如此的悖论如何解决？舍味而取意，文学翻译还会剩下些什么呢？译味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文学翻译是很难的，味是不容易传达的，诗差不多是不能翻译的。如此消极悲观的翻译观几乎等于说文学不可译，如何解决文学不可译的难题？能否说因为文学很难译就放弃翻译？

金岳霖在谈到“意味”时，提到了王静安的“意境”与“境界”，这些翻译美学范畴的审美内涵究竟有什么不同？如何划定彼此的边界？又如何解决彼此的交叉关系？他们之间有无内在的理论体系？

汉语中的“意义”与英语中的meaning同样复杂多变，难以辨认其具体所指。不同的人对所谓“译意”的理解与所指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在提到“译意”这个术语时，往往与奈达等人的“译意”不加区分，混为一谈。金岳霖的“译意”与奈达的“译意”一样吗？两者有何区别与联系？金岳霖是根据什么标准把译意与译味区分开来的？

意义、意味、意境与境界四个哲学与美学范畴出现频率高，历史传承久，美学内涵深，构成了文学翻译的核心范畴，体现了文学翻译的文学性所在，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但从研究现状分析，翻译界在研究这些范畴时，是分开来谈的，没有建立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把四者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也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四个范畴之间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交叉，意义往往跨越彼此的边界，难辨牛马，一直是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一个难点。如何界定四个范畴之间的内涵与外延？如何建立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又如何建立文学翻译的理论体系？依据什么标准？

在文学翻译的各种观点中，有人提出译意，有人主张译味，有人强调韵味，有人推崇神韵，有人标举境界，有人钟情意境，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说法之中意义也有明显的重叠交叉现象，如何把它们区分开来？具体到翻译过程中，译者究竟以哪一个为重？文学翻译究竟译哪一个才可以称作好的翻译作品？此外，片面地强调其中任何一个都会有局限性：译意强调了语言的信息性，忽视了语言的审美性；译味强调了文学的情感性，但是有味的作品未必有意境；译境强调了作品的神韵，但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有意境，因此，译境也不是文学翻译要追求的唯一目标。如何解决这些难题？

金岳霖提出的译意与译味的两元划分往往成为学者们区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标准，结果人为地造成译意与译味的对立，这是否意味着在文学翻译中译意变得无关紧要？译味能否脱离译意而单独存在？意味能否构成文学翻译文学性的全部？

文学翻译重在译出文学性，作品的文学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以什么标准判断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如何评估同一原文的不同译本？哪些译作的文学性最强？哪些译作的翻译境界最高？

金岳霖基本上是主张诗歌不可译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外翻译家已经把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了多种语言文字，这些译作是译意的成分多还是译味的成分多？诗歌中的情感寄托是否真的像金岳霖所说的那样不可译？读者对于意境的传达有什么影响？译者是如何创造新的表达方法来弥补意味的缺失的？

以上问题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动机与起点。这些问题对于文学翻译非常重要，但是研究成果却非常少，而且研究也不够深入，文学翻译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