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每个社群成员应如何行事

文化研究常始于个人的才干、灵感、创新活动或表达。但文化本身并非由此而生。达尔文 ^注10把文化与进化联系起来：

语言能力获得以后，社群就能表达希望了。为了公共福祉，每个成员应该如何行事，自然就有了共同的意见，共同意见就成了最重要的指南。我们对同伴是赞同或非难取决于同情……同情构成社会本能的重要部分，实际上是其基石。（Darwin 1871: 99）

这里的因果序列是：（对他人的）同情→社会本能→社群→语言→共同意见→个人行为。首先演化的是种群的特质（同情心）；接着演化的是社会性“本能”及其表达机制（语言和文化）；此后才演化出个人行为的能力，个人行为受群体价值的指引（对同伴的赞同或非难）。

如此观之，我们的身份和行为是社会性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其初始因；语言先于个人行为，而不是源于个人行为；语言的起源不是“行为性的”。实际上，语言源于种群内的交流。正如达尔文所言，语言源于种群内如何行事的理念：这个理念源于人们对他人“希望”、“意见”和“赞同”的感知。在这一点上，他写到，“在原始时代，对赞扬的喜爱和对抱怨的恐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1871: 131-132）接着，他勾勒文化演化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道德意识”（moral sense）逐渐养成并泛化为社群的“道德标准”（standard of morality）：“始于社会本能，很大程度上受同伴赞同的指引，受理性、自利的管束，后来又受宗教情感的管束，受教育和习惯确定。”（132）简言之，文化确定个人行为的规则。进化生物学正在回归这个观点，我们将其作为《文化科学》的出发点。这是跨系科的尝试；我们根据进化理论和复杂理论的最新成就将文化研究系统化。

达尔文认为，这样的道德良心产生的任何进化优势都有利于群体，而不是个人：

绝不能忘记，相对于部落里的其他人，虽然高道德标准给个人及其孩子的优势微乎其微，甚至根本就不给他任何优势，然而，天分好的人数的增加、道德标准的进步无疑使一个部落远胜于另一个部落。（Darwin 1871: 132）

达尔文认为，文化是共同的良心或道德标准，源于社会性，源于对赞扬的喜爱、对抱怨的恐惧，源于理性、自利、宗教、教育和习惯。文化赋予群体或部落竞争性优势（第三章：亚部落），个人在群体里成长与生活。当然，个人的才干、表达力、想象力、志向也是文化形成的因素，道德和良心相当于社会性才能，生成于“对赞扬的喜爱和对抱怨的恐惧”。通过道德和良心，社群学会在不确定性和冲突的情况下进行合作，以确保群体的生存，而不是个人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