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哥贝克力遗址——柴尔德和新石器革命

加里波利孤松岭每年一次的纪念会总是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朝觐。他们浑然不知土耳其另一座孤岭有一个更深藏的神话，人类政治源头的神话正在被瓦解和重组排序。这个地名叫哥贝克力（大肚山）。这里的巨石阵令人注目，完成于有人定居的农业出现之前，比英国的巨石阵和埃及的金字塔还要早7000年。

土耳其巨石阵的发现所挑战的深层“神话”是公认的“新石器革命”。“新石器革命”的理论是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 ^注68（1925, 1936）率先综合完成的。他断言，人类文明的“黎明” 随着牧业的发明而到来，奶业要求狩猎-采集人定居，使城市的发展成为可能。换言之，经过迅速的动植物驯化“革命”，经济（农业）和政治（城市）决定文化（文明）。这是强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叙事，遵循的是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Williams 1973）。这不奇怪，因为柴尔德坚信马克思主义，政治上激进，终生支持斯大林。

戈登·柴尔德在故土澳大利亚很大程度上被人遗忘了，John Doyle & H. G.喜剧二人组的约翰·多伊尔除外。多伊尔发现了被人遗忘的柴尔德，于2013年推出喜剧《信仰》（Vere）。柴尔德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学家之一：即使不是印第安那·琼斯^注69，肯定就是其老师。他主持了奥克尼群岛斯卡拉布雷的考古发掘 ^注70，但他对考古学的讨厌，广为人知（在这方面，他不是澳大利亚的“挖宝人”）。柴尔德的强项是综合，他对考古学的贡献是“现代综合”，相当于朱利安·赫胥黎对生物科学的综合，两人的成就大约同时。他把欧亚大陆的发现和遗址整合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故事：新石器革命的故事。埃及学家约翰·卢文（John Romer）对柴尔德做了这样的评价：

“新石器革命”……最有用的短语，是澳大利亚人戈登·柴尔德于20世纪20年代生造的……特别未来对抗当时欧洲考古学的民族偏见气氛而提出来的……柴尔德发明的这个两个词组合的短语本身是一个冒险故事，在当时的氛围中，这个提法很快就成为欧洲历史的一部分，也许这不足为奇吧。（Romer 2012: 32）

新石器革命的故事（即使并非科学）自此取得支配地位，广泛传播，成为地球人的尝试。比如，在安纳托利亚文明的中国巡回展（2013-2014）上，主办方对新石器时代（前12000-前5500）的介绍就用了这个标签（图3.4.）

图3.4  “新石器革命”活在当世。（上海2013）

请注意展览序文提供的新石器革命故事的因果链：人类从狩猎-采集和游牧直到定居，农业和牧业使生产发展（种植谷物、驯养动物使食物丰富）。“居有定所”，食物有余；反过来，社会阶级形成，城市出现，最后形成“寺庙经济”。这里设定的因果关系箭头飞行的方向是清楚的：

生产方式的转变

       → 食物有余，居有定所

       → 文明与城市兴起

       → 信仰系统出现（宗教与文化）

（一）因果箭头的逆转

在这里，因果关系箭头唯一的问题是，箭头的方向刚好错了。正如土耳其旅游文化部长（展览的共同组织者）所知，有相反的证据存在。近年土耳其的考古揭示，最早的“寺庙建筑”是游牧的狩猎-采集人修建的，不是农耕人修建的。为了修建寺庙，他们需要为建造歌舞地的人组织食物、安排居所。定居和农业随即出现。总之，文化先于经济（农业、牧业）和政治组织（城市）；文化用石头和仪式来创造“我们”社群或亚部落。

但柴尔德的故事是唯物主义的或经济决定论的故事。按照卢文（2012）的归纳，柴尔德的故事是，“物质繁荣……带来社会和艺术进步”对科学思想产生强大的影响。^注71 科学可能在“时髦的新进化论经济学的乔装打扮下出现”，但正如卢文本人所言，“研究所用的语言”决定所能找到的东西：故事先于并决定或书写证据，很大程度上这是想象的工作，为“过去的遗物提供因果顺序”。因此，很多年里没有必要争论，经济是第一位的；文化“尾随”经济，直到哥贝克力遗址的发现。现在看来，因果关系的箭头要被颠倒，因为巨石阵的修建者是狩猎-采集人，既不农耕，也不定居。考古发现，表征仪式，包括采集、舞蹈、可能的崇拜在巨石阵里上演了，而巨石阵既没有经济功能，也没有居住功能。那些非常高大的巨石也可能代表祖先，他们聚合在一起，组成纪念仪式的圈子，也许是要把生者与死者联系在一起。^注72

（二）是讲故事，不是“崇拜”

讲故事产生政治组织，真的。这样的建构之功既组织又表征，描绘了最早的政治叙事。它们走在农耕和定居之前，可能还促进了农耕和定居。哥贝克力考古的首席专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断言：

现代人类的进化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从小规模的游动狩猎-采集原始群到大型、定居的共生社区。使大群、永久性社群形成的因素是使用符号文化的便利，这是一种前文字的能力，产生并“阅读”象征性物质文化的能力，该能力使社群形成共同的身份及其天地乾坤。（Schmidt 2010: 253-254）

施密特所谓“共同的身份”在这里得以实施：表现在巨石阵里，在建造巨石阵的劳作里，在举行的仪式里。哥贝克力山丘是早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需要协调力的遗址。多年来，施密特一直在学术刊物上发布他的研究成果，也在向公众介绍这些发现。他发布成果的刊物有《史密森尼杂志》（Smithsonian Magazine）、《考古学报》（Archaeology）、《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但那个根深蒂固的剧本是难以改变的。

实际上，刚刚耳闻施密特的考古发现，西方的新闻界就将其变成不一样的故事：这是有关“宗教诞生”的故事。比如，《史密森尼杂志》（2008）的报道就说，施密特“颠覆”了柴尔德的主题：

对施密特等人而言，这些新发现暗示了一个文明的新理论。学者们长期以来相信，人们在定居的社群里学会农耕和生活以后，才有时间、组织和资源去修建寺庙，去支持复杂的社会结构。但施密特断言，事实刚好相反：建造巨石阵所需的广泛而协调的劳作先打下了基础，使复杂社会的发展成为可能。^注73

但《史密森尼杂志》文章的标题是“世界上最早的寺庙？”，《考古学报》懒得用句号的麻烦，径直用“世界上最早的寺庙”做标题。《国家地理》的招数相同，其记者激动得要修改柴尔德的理论，他引用施密特的话说：“20年前，人人都相信，文明是地质力驱动的。现在我想，我们了解到的新情况是，我们是人心智的产物。”^注74 《国家地理》需要这个高威望封面故事说“宗教的诞生”，径直用标题说，哥贝克力巨石阵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寺庙。

施密特本人却不敢这样肯定：“我们不敢肯定，那时存在上帝观念。”（2010: 254）所以，没有必要追随《国家地理》的“政治叙事”：

我们过去认为，农业产生城市，稍后又产生文字、艺术和宗教。现在，世界最古老的寺庙暗示，崇拜的冲动点燃了我们的星火。（NG, June 2011）

无疑，哥贝克力遗址调整“新石器革命”的观念，但“崇拜的冲动”未必需要因果机制。“崇拜”、“宗教”和“寺庙”等承载丰富意义的语词，述说现在的意义比较多，述说过去的意义比较少。考古学家施密特本人没有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该用“奥卡姆剃刀”^注75 裁剪诸如此类的解读。

（三）赞颂亚部落的建筑——世界上第一种大众媒介

由于克劳斯·施密特及其同事艰苦卓绝的工作，难以想象的悠远而美丽的遗存被重新发现。但这些抽象人像、逼真的动物雕刻、巨石圈和建筑对创造者意味着什么，却没有保存下来。然而，无论它们有何其他用途，它们的确像是在为“亚部落”墓地服务——那就是要召唤相当大型的非亲属（文化）群体来参与建造的工程和仪式，在巨石阵环绕的舞台上唱歌跳舞，表现亚部落的身份，表明其地域和时间的边界（此地此时对死亡和祖先的边界）。

也许，这个宏伟的巨石阵象征着这个亚部落相对于其他亚部落（“他们”社群）的力量。哥贝克力巨石阵并非这一带遗址的孤例，甚至也不是此地最早的石头建筑。

法国考古学家丹妮尔·斯托德（Danielle Stordeur）报告，在叙利亚的杰夫-阿玛（Jerfel Ahmar）发现一个史前遗址，可惜1999年以来已淹没在一个堰塞湖之下。她写道：

这种结构从未恢复。这一建筑意在用于特殊的社群活动，它似乎与韩兰-希米Hallan Çemi发现的结构有若干共同之处，似乎早于安纳托利亚前陶器的新石器时代的“神庙”，比内瓦里-苏里（Nevali-Çori）和哥贝克力的遗址早，哥贝克力距杰夫-阿玛（Jerfel Ahmar）100公里。（Stordeur 1999: 3）

看起来，在新月沃土 ^注76，在前陶器新石器时代的亚部落里，社群/仪式建筑里的“高成本信号机制”竞争和象征意义的竞争业已展开；到哥贝克力修建时，这样的竞争如火如荼——“凡是你们能做的，我们能做得更好”。

这些结构代表着一个文化（而不是经济或民事）的故事，这似乎没有疑问。它们外化了亚部落的身份和知识，其雄心和复杂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看来有理由设想，修建者在奔走相告一个激励人的故事，修建的意向成为强大的动机：他们根据一个目的明确的“脚本”工作。这个丰碑也许被视为“媒介平台”或“语言惯例”——可称为开天辟地第一种“大众媒介”，为的是以宏大的规模讲故事。

本书作者的主张是，哥贝克力山丘是政治叙事遗址，这个故事召唤亚部落为共同的目的奋斗，它有别于附近其他人的故事；它建构了政治组织，该组织发明农业和牧业，完成定居，借以支持宏大的事业。我们认为，“亚部落扩散”（demic diffusion）（Ammerman and Cavalli-Sforza 1984; see Sokal et al. 1991）需要有一个“亚部落富集度”（demic concentration）（本书作者用语）的前提，亚部落富集度是“新石器革命”的触发器。

（四）斯通亨奇巨石阵——不是一个亚部落，而是两个

沿着故事形成的路子把亚部落召集起来，以战胜未知的对手、不确定性和死亡；这种力量大概可以解释哥贝克力遗址的考古发现。倘如此，如愿以偿的壮举就以这样的形式“发表”了——这个形式就可以称为“媒介平台”。这个平台动用富有神力的巨石，沿着一个又一个故事传下来。大约在哥贝克力山丘的建筑完成7000年以后（但与之无关），比它更著名的英格兰斯通亨奇的巨石阵也许会讲一个类似的故事。最新的巨石阵考古学家麦克·帕克·皮尔森（Mike Parker Pearson 2012: 342-343）告诉我们，与周围环境一道考虑时，这个巨石圈代表的是“亡者之地”（火葬、天葬、土葬），用石头修建，与附近的纪念遗存形成反差（杜灵敦石墙和巨木阵），那些纪念物象征着“生者之地”（筵宴、居住），用木头修建。皮尔森认为，那些蓝色巨石从遥远的威尔士普雷瑟里（Preseli）山区运来，代表的是祖先；重要的是，这些祖先也是不列颠最早的农夫（2012: 288）：

普利塞里和斯通亨奇的联系……凭借西威尔士内文山谷（Nevern valley）一个强大的社会组织，其新石器时代的先祖把巨石建筑带到不列颠。也许，他们用附近采石场的巨石修建一个或多个环形石头建筑，以庆贺自己的伟力，并纪念自己的祖先。

附近的采石场已经发现，但蓝色的巨石并不是从这些地方采集的。帕克·皮尔森断定，“后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内文山谷的祖先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撤下那些石砌的圆环，把它们转移到180英里以外的斯通亨奇（288）。到新址后，这些蓝色石头矗立了500年（前3000-前2500）。 以后，它们又被迁走，本地大得多的砂岩漂砾被竖立起来。这一连串的事件和巨石的竖立使皮尔森设想，我们现在看见的巨石阵不仅是用来崇拜祖先的（用蓝色巨石的形式），而且是为了举行严格意义的政治仪式。这些巨石的布局包含一个熟悉的圆圈，上架“门楣石”，内圈有马蹄形的三石塔——这是模仿木结构的房屋和“D字形的会议室”（Parker Pearson 2012: 334），如此：

源自威尔士的石头包围在石头圈子中，圈子的石头取自莫尔伯勒丘陵（斯通亨奇以北20英里）。这就提出一种可能性：巨石表现的斯通亨奇的身份代表着两个群体的结合，其祖先地理上多样——蓝色石头的祖先和砂石的祖先。（2012: 338）

用本书作者话说，斯通亨奇是一种“大众媒介”，向各色人等发出讯息，也许告知整个不列颠，两个亚部落结合在一起了：

斯通亨奇可以被视为统一的纪念碑，把地球、太阳和月亮等宇宙的方方面面整合成一个实体，同时把不列颠人的祖先结合起来，统一的形式是威尔士的蓝色石头和英格兰的砂石。（Parker Pearson 2012: 342）

传递亚部落富集度（知识整合）的政治叙事，需要强有力的物质实体如地球、太阳、月亮、季节和地方的结盟，还需要社群的努力；采集、整形、拖运和竖起20英尺（6.7米）高的巨石，需要众人的努力，把地域的景观分成奉献给生者和亡者两部分，也需要众人的努力。

这种身份的象征性表达当然是文化的表达，但同样明显的是，“文化”的含义不能限定为代代相传的习惯，也不能简约为单纯的装饰、富裕者对休闲的追求。这是作为前沿创新的文化，它把分支的学问和人结合起来，拓展整个社会的能力。除了艺术才能和传播的宗旨，文化需要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宇宙论。文化考验群体协同、后勤和劳作的实际能力的极限，考验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从威尔士到威塞克斯群体的关系。我们不知道，在斯通亨奇-杜灵顿围墙的复合体里及其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如果说它包含了说唱、音乐和舞蹈伴随的故事，通过石头和木头讲故事，那不是毫无根据的胡猜乱想。那样的景观用上了聚会、筵宴和列队行进，以飨远近的祖先（有证据显示）。这说明，“文化”是强大和富裕社会组织的首要成就。“写”在石头上的故事可能是两个亚部落合二为一的故事，规模逐渐扩大的故事。我们不知道细节，但巨石阵的规模本身就告诉我们，巨石阵是非常重要的信号——帕克·皮尔森说，它令人惊叹的规模“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阵容，超越了当时不列颠的任何聚落”（2012: 340）。

但巨石阵未传之久远。斯通亨奇位列最后一批巨石纪念建筑（唯锡尔伯里山略晚），彼时，新石器时代向黄铜/青铜时代的转变业已开始。斯通亨奇标志一个“王朝”的结束，而不是其开始，因此——并非最后一次——“最宏伟的纪念景观比王朝的死亡先行一步”（帕克·皮尔森 2012: 344-345）。新技术（黄铜；青铜）和新的文化习惯（宽口陶器人）传播开来；土地划分的新形式确定下来（从敞放牧业到田块农耕）；财富新资源开拓了（东英格兰的可耕地）。统领地方亚部落的“大人物”以个人墓地的形式单独下葬（圆形墓）。文化和财富在墓葬中展示——帕克·皮尔森论及“青铜时代珠宝的排场”（第350页），其形式是“个人的装饰和家族墓葬的纪念品”（第352页），高成本的信号习俗，把对亡者的敬畏和对生者的期许结合起来：

这些人想炫耀自己的财富。用大量的金器为亲人陪葬是非同寻常的张扬炫耀；张罗葬礼的人显示，他们很富，舍得用大量的金器陪葬品。（第350页）

“亚部落富集度”仍然被珍惜，但如何密集却在悄然变化，纪念性建筑和故事讲述的方式已然变化。社会组织的规模扩大，成长为城邦和王国，新武器和精英家族对新武器的垄断加快了这一变化（Gintis 2012）。但此时的政治叙事不是讲群体，也不是讲群体的知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故事的特点是个体人格化的政治统一。几千年来，这些故事在形式和功能上都没有多少变化，历代的政治领袖使用相同的语词，为的是相同的目的。

（五）进化产生叙事：吉尔伽美什、亚述巴尼拔、以赛亚和小布什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记录的故事是吉尔伽美什史诗，它源于距哥贝克力的新月沃土不远。吉尔伽美什王存世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在哥贝克力巨石阵以后7000年，大约与英格兰巨石阵第一期同时。该史诗一个著名的版本存大英博物馆，镌刻在所谓的“洪水泥板”（Flood Tablet）上。该泥板来自尼尼微（今属伊拉克）的亚述王亚述巴尼拔 ^注77 的图书馆。泥板的破译发生在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之后10年，引起轰动（MacGregor 2011），因为在吉尔伽美什出行的路上，有人给他讲了洪水故事，这个故事和《圣经》诺亚方舟的洪水故事的相似性不可思议，所以它挑战了《圣经》故事的神圣性，甚至确认了《圣经》故事的历史性。它把人类文明的历史从超自然弹回政治：引起大洪水的不是神的干预，而是游客的故事。

作为政治叙事，吉尔伽美什史诗仍然在回响，其情节尽人皆知，常见于新闻媒体。克里斯托弗·布克（Christopher Booker 2004）确认了古代故事结构变化的七个基本情节，它们传承到当代故事里，出现在文学里、银屏上。它们是：斩妖除怪、由穷变富、探索、出游与回归、复活再生、喜剧、悲剧。布克把吉尔伽美什史诗放进最基本情节“斩妖除怪”的故事里，这个类别的故事还有：斩杀蛇发女怪的珀尔修斯（Perseus），战胜米诺陶诺斯的忒修斯（Theseus），斩杀格伦德尔怪兽的贝奥武夫 ^注78，《小红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大灰狼的故事；近现代的《吸血鬼》（Dracula），威尔斯的（H. G. Wells）《星球大战》（War of the Worlds），《七武士》（The Seven Samurai），《豪勇七蛟龙》（Magnificent Seven）, 《大白鲨》（Jaws），《异形》（Alien），《诺博士》（Dr No）和《星球大战4：新希望》（Star Wars：A New Hope）。

把这个模式用于政治传播，我们很容易看到，每天的晚间新闻都在重申这七个基本情节。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小布什2003年1月5日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发表的《使命完成》（Mission Accomplished）讲话，那是入侵伊拉克第一阶段结束时匆忙发表的讲话。讲话立即引起争议，因为所谓反恐战争远未“完成”。讲话突出的特点是《圣经》逻辑，他借此庆贺，美军战胜了“9·11”释放的魔鬼。布什总统结尾时说：

你们大家——我们军队里这一代人——肩负起最神圣的历史使命。你们在捍卫你们的国家，在保卫无辜者不受伤害。无论你们走到哪里，你们都传递着希望的讯息——这是古老的讯息，常新的讯息。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对被虏者说，出来！对黑牢里的人说，你们自由啦！”

调动现代“战争国家”（Edgerton 2006; Sparrow 2011）的一切资源，面对看不见的恐怖的对手，小布什借用悠久故事去重构后“9·11”的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