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加里波利登陆战：国民性的塑造
我们从讲故事的传播元素回到其政治元素——讲故事在“塑造社会组织”里的作用。我们认为，自社会组织形成之前至今，塑造社会组织一直是讲故事的首要功能。讲故事始终是数字时代创建“我们”-社群的重要元素，结果就生成一个“数字亚部落”。如上所述，在任何给定的社会里，“建构社会组织”的故事集中在一个长尾分布曲线的首端。结果，这些故事就不是数字故事运动冒出来的那种故事；不过，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数字故事能利用或被利用的“社会组织”要素和“个人”要素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关联。
最重要的政治叙事是建构社会组织的叙事。这些故事创建于基础神话中，从《圣经·创世记》的亚当夏娃到维吉尔 注45《埃涅阿斯纪》里的罗慕卢斯和瑞摩斯（Romulus and Remus），从希腊人的特洛伊木马到罗马人的布匿战争注46，从美国人的清教徒移民到1977年的《西部执法者》（The Outlaw Josey Wales），都可见这样的政治叙事。它们为人类的起源，或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创建提供缘由。有趣的是（就我们与古代土耳其的联系而言），不列颠的一个早期神话说，不列颠是特洛伊城的布鲁图斯创建的，布鲁图斯是埃涅阿斯的孙子。那个故事在中世纪流行（乔叟 注47 的故事、《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 注48）。莎士比亚也将其视为历史（借助《霍林斯赫德的编年史》，1577）。
虽然有远古和神话的源头，推因故事（ethiological stories）仍然十分普遍，它们给某些时间和地址赋予理由和表意功能，借以揭示国民性。连美国宪法也有这样的故事，宣称在文明和政府之前，人类的自然状态就产生了“自然法”，因而“自然法”比文明和政府优先。如此，美国建国之父确定，推翻政府是个人的自然（而不是政治）权利。由于不断地重复，这样的推因故事获得了（口传）法律的地位，在学校、新闻和小说里，从《荷马史诗》和维吉尔史诗到直到晚间新闻和电影，每天都在再造“我们”是谁的故事，建构政治组织或“想象的共同体”。
推因故事一个突出的样式与国庆节活动有关。媒体和公共机构都举行这样的活动，庆祝活动都具有高生产价值、耀眼的象征内容，在民众革命诞生的国家（如法国、俄国、中国）或移民为本的社会实验（如美国、澳大利亚），庆祝活动尤其令人注目。移民国家没有神话源头，例外只见于其原住民中，但原住民通常被排除在国庆活动之外。因此，移民国家更有理由为现代神话传说而感到骄傲，更有理由将其作为夸张展示的课题。
以澳大利亚为例，官方的国庆日是1月26日，纪念英国船队1788年在悉尼湾登陆的日子（船队送来的流放犯人在此建立殖民地）。作为过去的基本事件，那是颇有争议的。土著人将这一天称为“入侵日”。注49 作为夏天公共假日，国庆日和海滩文化相联，而不是表达对宪法的崇敬。正如2005年的“克罗努拉骚乱”所示，澳大利亚海滩文化可能突然成为冲突的舞台，那是围绕民族身份的冲突，包括种族主义和挥舞各种旗帜的身份，目的是排斥移民文化（Hartley and Green 2006）。非英语社群普遍忽视国庆日，国庆日庆祝活动在他们中间不明显。但从宪政来看，澳大利亚国庆日定在“错误的”日子。“澳大利亚联邦”是1901年1月1日成立的，不是1月26日成立的。经过英国议会的法案、英国女王的声明和6个殖民地的公民投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了。
难怪，土著民族从澳大利亚国庆日得到的有关民族源头的感觉是混乱而贫瘠的。近年，国庆日在这方面的重要性被澳新军团日（4月25日）遮蔽了。在这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己动手的民族源头神话的强烈意识高涨起来。一个流行的亮点是每年的加里波利朝觐之旅。注50 目的地是土耳其的一个半岛。1915年，法英联军（含澳新军团和印度人）进攻加里波利，战败。8个月后，四面受敌，伤亡惨重，被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注51 统领的奥斯曼军队击败。他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之父。
几十年来，这个原本不太可能的背景成了澳新民族记忆的最重要日子。正如它遮蔽澳大利亚国庆日一样，它也遮蔽了休战纪念日注52。和休战纪念日不同的是，澳新军团日是公共假日，黎明时分全国各地和加里波利就开始举行纪念活动。
这一天的纪念活动比一战老兵健在时还要流行，纪念活动常常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加里波利的朝觐之旅尤其受背包客等年轻人欢迎，它似乎是自我实现的圣地，也是成年的“通过仪式”。在这个方面，朝觐者的动机可能与澳新军团老兵的动机截然不同，当时的招兵策略可为参照。新南威尔士州征兵委员会招兵传单的首要招兵“待遇”是“免费英国游和欧洲游——生平难得的机会”（Larsson 2009: 36-37）。1914-1915年大兵团“旅游”的意思是加入澳大利亚皇家军去参战。标准定得不高：男性，18岁至45岁，身高5英尺2（1.5米），“能扩胸至33英寸”（84厘米），凡是够格的人都能“享受这一特殊的待遇”。唯一暗示“海外服役”（不提战争；不提敌人；不提“事业”）负面因素的是阵亡伤残抚恤金列表。
这个“免费游……生平难得的机会”的推销辞旨在吸引今天去巴厘岛 注53 旅游的那种人群吗？如果是这样，今天的加里波利朝觐者就可能是澳新军团名副其实的继承人。澳新军团湾吸引大批参加音乐节活动的游人，他们安营扎寨，身裹国旗，等待黎明时分庆典。不久前，一位史学家忘记了，当年澳新军团人正是为了这样的冒险，所以他批评澳新军团湾的纪念活动像“大节日”——澳大利亚夏日摇滚音乐会。他抱怨，“官方的庆祝（2005年90周年）包括流行乐，激起众人舞蹈，成双成对的人在墓地搂搂抱抱”。注54 他担心，2015年百年纪念的“前景可能是挤爆激动的乐迷，而不是凭吊的人”。
今天民主的行为（和专家的神经质）可以用政治叙事来解释。这个故事已被许多人内化（澳新军团踏上“壮游之旅”时，尚未完成这样的内化），故事有鲜明的民族意识，是在战争的磨难中锻造的。事实很惨，故事却辉煌：那场登陆战只不过是次要战事，更多澳大利亚人死在西线；建国是在1901年。故事（讲国民性）胜过了现实（军事、法律和政治的现实），注55 根本不提澳新军团及其家人付出的“精神和肉体”的持久代价（Larsson 2009: 17）。
自然，澳大利亚新闻媒体每年都在场，报道加里波利等地的纪念活动；向公众宣传纪念故事，通过自编自导的仪式去庆贺传说中的国民性；民众分布广泛，民族歌舞会却是同步的。在宣传国内和土耳其的澳新军团日活动中，报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和《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的老板不无关系，鲁珀特·默多克注56的家族和这些时间有关。当时，他的父亲吉斯·默多克（Keith Murdoch）是年轻的战地记者；他不顾军事审查，向国内发回报道：接二连三吃败仗，英国政府官员来去匆匆（Knightley 1975; Fewster 1982）。他的报道确立持久传说的要素：以生动的细节指控英国（参谋人员）的无能和澳大利亚军人的英雄主义（普通士兵）。英国报界最近有一篇重要的报道：
吉斯·默多克在加里波利战役中的角色并非没有争议；他私下传出的信息多半是第二手材料，提供材料的是《每日邮报》（Daily Telegraph）记者埃利斯·阿什米德-巴特利特（Ellis Ashmead Bartlett），而巴特利特是该战役最坚定的批评人。默多克私下传出战区报道的计谋被人出卖，他就到澳大利亚驻伦敦高级专员的办公室坐下来口述，把长达8000词的回忆用书信的形式发给澳大利亚总理安德鲁·费希尔（Andrew Fisher）。澳大利亚作家菲利普·奈特利（Phillip Knightley）写道：“这份文件令人震惊，恐惧、事实、夸张、偏见和最伤感的的爱国主义混成一团，向英军参谋部提出最具毁伤力的指控……许多是不真实的。但指控的基础——加里波利远征有遭致灾难的危险——是正确的。”注57
这个加里波利战役版本是，老默多克是勇敢揭秘的战地记者，他绕过（英国）审查、报道真相——这就是加里波利战役的基本意义。对加里波利传奇造成重大影响的另一个人是查尔斯·比恩（Charles Bean，Seal 2004）。他率先发表意见，并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巨著确立澳大利亚建国的背景。他说，“澳大利亚的国家意识诞生于”1915年1月25日。注58 比恩决心报道他的见闻，但他的目击带上了有色眼镜的影响，他用问题的形式表现他的追求：
这个民族完全在和平环境下成长，只有强大的英国传统，以及男人与天斗所必需的自律，此外别无其他训练。这个民族……如何回应至今尚未认识到适宜生存的最严峻考验呢？注59
对比恩而言，答案已然彰显：“适宜生存”是“民族性”赋予的。1918年，他写道：“澳大利亚在战争中成就的大事是发现澳大利亚人的特征。使澳新军团冲上加里波利山坡、坚守阵地的是澳大利亚人的特征。”比恩着手创建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他本人是加里波利的第一个战地记者，稍后又到西部战线采访，因而进入这个纪念馆。不过，确定加里波利意义的不是比恩，这个荣誉属于埃利斯·阿什米德-巴特利特，是他把战地素材交给默多克，向英国和澳大利亚报界披露战事的真相。注60 比恩战地日记里第一段话指的就是阿什米德-巴特利特：
战地记者为公众对大多数战况的了解负责……如果我知道，那样的事没有发生，我就不能写，那已经发生，即使那样的描绘能使人热血沸腾、心跳加速——无疑，这里的军人值得让人们热血沸腾。然而，战地记者都习惯于夸大战斗里的英雄主义，结果反而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作战行动就是壮举。注61
阿什米德-巴特利特受雇于伦敦的《每日邮报》（Daily Telegraph），任协约国首席战地记者（Fewster 1982; Knightley 1975: 100-103）。他挖掘战地新闻，拍摄的电影成了唯一的战地记录片。稍后在战争期间，他带上战地日记和纪录片，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巡访。澳新军团的传奇似乎是他造就的，史学家早已认可这一功绩：
无疑，阿什米德-巴特利特对澳新军团传奇产生的影响更加重要，胜过任何人，决定着讲述传奇的方式……如果这次登陆作战要得到值得外界的承认，它就需要天才的观察家把这里的故事向外部世界传播……任何传奇的精髓都寓于它讲述的故事中，也寓于它描绘的事件。凭借他的笔记、电影和讲演，埃利斯·阿什米德-巴特利特塑造这个传奇并使之制度化，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传奇已经并将继续代代相传。（Fewster 1982: 30）
在加里波利相聚的澳大利亚人未必听说过阿什米德-巴特利特，但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纪念他讲述的故事。他们不是首批觉得故事而不是事件表征自己情感的人。即使参展的澳新军团士兵也意识到，阿什米德-巴特利特是他们的民族“诗人”（Hartley 2009b）。一个士兵深受感动，在《澳新军团纪念册》（Anzac Book）（比恩编辑，1916年，伦敦）上留言：
我肯定，未来的人将教诲子孙后代，澳大利亚不是探险家库克船长发现的，而是战地记者阿什米德-巴特利特发现的。
澳大利亚适宜生存的国民性在1915年经受了考验，这或许揭示了澳大利亚人真实的特征，但如果没有人讲这个故事，谁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国民性。这个故事承载着知识，而不是事迹；承载着“建构社会组织”的传播者，而不是亚部落成员的行为，无论那行为多么真实或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