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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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2016年5月21日,作者哈特利和波茨特意撰写的中文版序到了,令我喜出望外,因为:(1)序文之长异乎寻常,近一万字;(2)论述之严谨不异论文;(3)论争的辨析一目了然;(4)难点的辨析省却了几个月来的心病:如何评介这本奇崛难解的跨学科力作。

然而,真到动笔写译者前言,仍然觉得无从下手,太难,因为这本高大上的书心比天高、开疆辟土、难点太多。所以,容我论述其成就前,先扫清一些阅读障碍。

一、题解

《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书名颇长。“文化科学”不难翻译,似乎也不难理解。“文化科学”一词亦非首创,类似的“文化学”似乎也蛮成熟。可是,此“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并非彼“文化学”(culturology)。

颇长的书名不太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亚部落”也要费一点笔墨,请见“关键词辨析”。

Culturology源于俄国和东欧,遍及西方,涉及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志,偏重人文。维基百科有其词条,互联网上有其网站。网络书店比如亚马逊上还有中国学者写的书比如《文化学与翻译》。

作者对culturology和cultural science做了这样的区分:“也许,我们应该像俄国人那样,称之为文化学(culturology),而不是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但culturology是系统的人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的科学研究:文化如何构成,文化的功能元素、宏观基础和宏观生态——但这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相反,我们构想的文化科学是研究文化的社会用途的科学,文化科学是知识、新颖和革新增长前景的引擎。”(第221-222页)

二、 关键词辨析

先说“亚部落”(deme)。deme的翻译旬月踟蹰,我们在“德枚”、“社群”、“群体”、“亚部落”之间反复推敲,最后翻译成“亚部落”,实属无奈。

好在作者在书里的几个地方追溯deme的词源,做了一点解释。deme原指制造特洛伊木马里的人,在生物科学(bioscience)里指智人的一个杂交品种,又使人想到政治学里的“德摩”(demo,城邦平民)。古希腊阿提卡地区的“德摩”组成139个“德枚”(demes),再组成10个部落(tribes)或宗族(phyles)。

据此,我们最终将其译为“亚部落”。

当然,作者笔下的deme 绝非古希腊的deme。作者所谓的“亚部落”是什么意思呢?

现将分散在书里的解释集纳在此,借以表明“亚部落”的所指和意义:(1)“我们”群体;(2)知识造就的群体;(3)知识单位;(4)有意义的群体;(5)文化协调的知识群体。

再引用一句话介绍亚部落的创生和功能:“文化造就群体,群体创造知识。”这句话是本书的核心主题,所以第一部的题名是“文化造就群体”,第二部的题名是“群体创造知识”。这里所谓的群体就是亚部落,而不是其他任何群体。

亚部落的概念有多重要?只需扫描目录就一目了然:它贯穿全书,又专辟第三章“亚部落”予以论述。

“亚部落”意义何在?

请见:“亚部落概念使我们能绕开个人层次和群体层次的战场,那是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两军对垒的战场。亚部落站在两边,既是经济学概念,又是生物学概念。这一突破是人类行为在种群层次上的解释,使我们能对文化研究的许多概念进行再加工。” (作者中文版序)

再引几句话,借以管窥亚部落的所指和意义:

“在生物学里,亚部落是一个杂交的种群;在政治学里,亚部落是一个投票选举的群体;在文化科学里,亚部落是一个互相认识的人群;他们与其他亚部落争夺新知识。”(作者中文版序)

“文化是群体(亚部落)的‘生存载体’;故事是文化的生存载体。”(第72页)

“文化是群体身份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使有意义的思想成为知识。这就是亚部落的概念:亚部落是文化协调的知识群体,例子有基本的经济单位比如公司和家庭,还有社交网络市场、公地、受众和节日、科学、文化类别、城市。”(第225页)

“亚部落演化或文化演化促成知识的再生产,而不是促成个人甚至文化群体的再生产。”(第228页)

三、 另一个关键词:表意功能

本书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我们翻译遇到的两大障碍之一。这个词是meaningfulness,我们在意蕴、深刻意蕴、丰富意蕴中反复徘徊,实在难以用恰当得体的汉语区分meaning和 meaningfulness。请教作者哈特利教授时,他的答复是:meaning和 meaningfulness的区分类似value 和worth(价值和使用价值)、truth 和truthfulness(真理和真实)的区分。

最后我们决定,用意义和表意功能区分meaning和 meaningfulness。

先引几句话管窥表意功能:

“起初,我们准备用书名‘表意功能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meaningfulness),可见我们的目标心比天高——我们试图重新发明文化研究。”(作者中文版序)

“我们论述表意功能这个概念,将其作为文化和知识进化动态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第126页)

“在文化科学里,文化的演化是表意功能的演化,即亚部落的变化。”(第133页)

四、各章题解

《文化科学》共十章:(1)奇异的相似现象:文化的性质;(2)外在论;(3)亚部落:普遍-对立的群体属性(“我们”与“他们”);(4)“抛石机”:恶邻原理;(5)公民:亚部落的富集创造知识;(6)表意功能:知识的增长;(7)新颖思想:创新;(8)浪费:再生产的成功;(9)湮灭:弹性与僵化;(10)亚部落富集的自然历史。

我们各用一两句话解释各章的主题。

第一章“奇异的相似现象:文化的性质”讲自然进化和文化演化、自然学科与文化学科、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之间奇异的相似性,借此为作者糅合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推出全新的“文化科学”进行铺垫。

第二章“外在论:身份”讲“我”与“他”、“我们”与“他们”的身份区别。“外在论”是文化科学的基本概念,论及人的所知、如何知、自认为是谁等问题。质言之,身份的认定取决于外在因素。

第三章“亚部落”讲“普遍”与“对立”二分的群体属性:“我们”群体是“普遍”的,“他们”群体是与自己“对立”的。亚部落是主要的文化载体和祖本(progenitor)。这一章里有两位作者家族和澳大利亚民族许多生动的故事。

第四章“抛石机:恶邻原理”讲述“我们”群体与“他们”群体、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的对立;既讲述亚部落的生成力,又讲述其“创造性破坏”。“恶邻”问题是社会性演进的基本问题,并成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问题。

第五章“公民”讲亚部落的富集创造知识。本章的“concentration”是又一个令人头疼的关键词。几个月间,我们反复在“密集”“集中”“富集”间徘徊。此外,作者区分公民福利和文化发展的“保健”模式和“欺骗”模式,指出两者共现和博弈的关系。

第六章“表意功能:知识的增长”将进化论用于人文科学,讲述语言、意义、文化、知识的进化,把“表意功能”作为文化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单位,将知识进化论、文化进化论和语言意义进化论融为一炉,借以研究文化如何通过意义演化、形塑群体、增进知识。

第七章“新颖思想:创新”用许多近义词描绘“创新”,要者有:突变(mutation)、变异(variation)、多样性生成(variety-generation)、发源(origination)、创意(creativity)、想象(imagination)、新颖(newness)、新异(novelty)、发现(discovery)和革新(innovation)。这一章从生物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科学三条路径检视“新异”。

第八章“浪费:再生产的成功”的重点有:“浪费”是再生产成功的必要代价和必备条件,浪费与创生伴生(“创造性浪费现象”),儿童能成为“变革的动因”。

第九章“湮灭:弹性与僵化”的重点有:过多的规则造成僵化;文化、知识的湮灭来自内因及内部的僵化;湮灭是相对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征服”是“我们”群体和“他们”群体边界的重新划分,是深层形式的合作,正所谓:“社会征服或经济征服一般被理解为是一方的变节投降,实际却是一种文化合作形式。表面看是湮灭,实际上是边界移动的整合。”(第202页)

本章的另一个重点是创意城市和复杂文化系统。“创意城市指数”是作者的发明,借以计量城市符号生产力。复杂文化系统是有序和无序的结合、封闭和开放的结合、“我们”群体和“他们”群体的结合。

第十章“亚部落富集的自然历史”对全书进行梳理和总结。请看译者整理的本章细目。

五、新学科的孕育

这本高大上的书难以归类,既难入人文科学,也难入科学;既不是“文化学”,也不是“文化研究”,亦不是“文化创意”的书。作者心比天高,有意创建一门崭新的学科,颇具争议,然振聋发聩。

哈特利和波茨向我们展示行为科学和文化研究统一的愿景,粉碎了传统学科的疆界。(见封底赫伯特·金迪斯语)

两位作者综合了跨度可观的若干学科,推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方法,即进化论的研究方法。(见“作者中文版序”采访人导语)

本书巧用达尔文进化论和现代的若干进化学科(文化进化论、进化生物学、进化人类学、进化文化人类学、演化经济学、进化文化动力学),批判、继承、扬弃、发展。

本书借力半个世纪以来风靡英国和欧美其他国家左派的“文化研究”,推陈出新。

在此基础上,作者将进化论和文化研究予以整合,意在创建一门全新的“文化科学”。

“文化科学”还借用21世纪“文化创意产业与研究”的东风,其发展势头强劲。

我们希望,作者约翰·哈特利和贾森·波茨在学界的“围攻”中再上一层楼。

至此,译者还只能说“文化科学”是“新学科的孕育”,不能说它是“新学科的诞生”。


何 道 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6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