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联通的大脑和外化的知识

高文化路径只对个人才俊感兴趣；进化论路径对个人毫无兴趣，只对种群感兴趣。我们把握目的明确的动因与分子系统的张力。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外在论概念，外在论能解释人的结群性，使分析的注意力离开“个人因”（individual-as-cause），转而考虑“系统因”（system-as-cause）。结群性使韦德雷和斯塔克（Vedres and Stark 2010: 1152）所谓的“交织的世系”（interwoven lineages）能跨时间（实际上是跨代）传承，结群性凭借的是动态的“交织”过程。如果只研究个人行为，这个“交织”过程是看不见的。韦德雷和斯塔克把“识别历史网络数据模式的能力”应用于“低层次制度化现象的研究，这样的例子有社会运动、新兴产业、新科学思想流派或文学思潮流派”（2010:1185），我们推广他们世系交织的理念，拓宽松散制度化的群创知识（group-made knowledge），借以把作为革新的文化（culture as innovation）包括在内。

至于大脑，外在论认为，不是个体的大脑产生网络，而是网络化的大脑产生个体，这一理念直接来自（大脑的）进化论生物学，又与（网络的）复杂理论结合。进化生物学家马克·培杰尔（Mark Pagel 2012: 12）把“围绕一个身份组织起来的一群人”称为“文化生存载体”，不过，人们更熟悉的术语是“部落”（本书偏爱用的是“亚部落”：见下章）。培杰尔指出，人的“性向”是组成群体，这一现象始终贯穿我们的进化史。他说：“思想的积习难以摆脱，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是进化过程的主要玩家，基因不是进化的主要玩家，实际上你的肉体没有在你的后代身上复制；他们复制的是你的基因。”他接着解释说，人类实际上进化出了比人体更复杂的载体：

我用“文化生存载体”（cultural survival vehicle）这一术语，意在把握这样一个理念：在进化过程中，人这个物种以社会、部落或文化的形式建构了第二个身体或载体，这个载体伴随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一样，这个文化载体用一层保护膜包裹我们，这层保护膜不是肌肉和皮肤，而是知识和技术——它赋予我们语言、合作机制和共享的身份。（Pagel 2012: 12-13）

在培杰尔看来，文化是人的身份的驱动力，文化是这个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其动因。而且，承载我们身份的现象位于个人的体外：身份构造的要素是语言、合作、知识、技术、群体关系与互动，身份不是走在这些要素之前的肉体的东西。方法论个人主义错在把这个过程和关系颠倒了。维布伦 ^注40 把理性的理论个体称为“自足欲望水滴”（1898），很传神，这样的个体只不过是文化的载体。

此外，一旦踏上文化进化的道路，多半的进化都独立于个体。布莱恩·亚瑟（Brian Arthur 2009）的证明引人入胜，他认为，技术也“自创生”，对以前的技术要素进行组合（或“编织”），组成新的更复杂系统（亦见Ziman 2000）。技术的“自创生”需要行为体，所以他举的例子是，喷气引擎里必然有弗兰克·惠特尔 ^注41 的大名，但惠特尔发明里的每一个要素早已是另一种技术里的成分，那是已有技术库存里的成分。进化的是技术，不是发明技术的天才。

我们严肃看待社会性（达尔文认为建立在“同情”之上的“本能”），人脑的容量和复杂性通过社会性增长，人群也通过社会性增长，人脑和人群的增长是人类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一部分。这样的适应使人能合作，在想象力和技术上进行合作（Dunbar 1998; Boyd and Richerson 2005）。有一种机制使这样的特质经受自然选择的考验而存留下来。这一机制可以用功能来表述：进化生物学家指出，人要合作才能延长童年期（他需要童年期以便在出生后让头盖骨发育）；才能催生狩猎队（7人似乎是神奇的数字）；才能使我们大容量的、狂噬能量的大脑发育（Konner 2010; Bowles and Gintis 2011）。这些庞大的网络似乎很适应社会性的需要——社会性的需要有学习、心智理论（理解他人意向）和语言。通过这些社会性需要，达尔文所谓“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特质就更容易表达了；这个特质是“对赞扬的喜爱和对抱怨的恐惧”。反过来，这个特质可以解释为这样一种机制：把社会性灌输给人类，人类生存所需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是决策（觅食）和繁衍（育婴）；是用一种交流方式（语言），语言承载文化交织的知识；以及个体“高成本的信号展示”（性展示）；如此，社群“赞扬或抱怨”就恰到好处，社群怀疑的能力要胜过吹嘘和欺骗，却又不过分以至于错失有希望的新奇事。这样的奇迹只能靠外化的大脑（知识网络）来完成，群体要了解自己以及自己表意功能的资源。

马克·培杰尔认为（2012: 38），“社会学习”是关键的概念。为了强调其重要性，他不仅指出人模仿他人和动物行为的能力，包括人与乌鸦共同的模仿力（乌鸦的模仿力无疑被低估了），而且指出其他两种更富活力、给人更深刻印象的能力：（1）我们有模仿新现象的能力（我们能模仿未曾邂逅过的模式）；（2）我们能在此基础上改进（“模仿”有创新）。这些特质被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容易明白，“社会学习”不仅是遗传规则、规范等传统的内化，而且是有趣、创新和竞争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是对世界及其变化的好奇（“有什么新东西？”），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上胜人一筹（凡是你做的事情，我都能做得更好），一定程度上是革新（“先着一鞭”），一定程度上是闹着好玩（Hyde 2008）。你不仅模仿工具（更好的箭头：Mesoudi and O'Brien 2008）、舞蹈（如鸟叔范儿）、新异的时装（如本时尚季的“样子”）或理念；你还寻找角度、敲磨棱角，直到你的工具更锋利、轻巧、更适用，更使你赢得赞扬和声誉（如今的赞扬和声誉已被抽象并转换为普世的价码“语言”）。

群体还想掩藏自己的私密，不让外人知道，自己特有的东西很好时尤其要掩盖。在文化里，进取性“借鉴”的防御性保密是司空见惯的。在经济里，预防模仿商业秘密和专利权以求理念或工艺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寻租”（rent seeking）。在这两个领域，秘密的泄露已成积习；模仿并改进已成地方病。这可能导致风格上的“军备竞赛”，但在系统层次，这个过程也有用处（有生产力），成为竞争性的实验。一个人能暂时“通赢”（大多数玩家输掉大多场游戏），但群体采纳并维持“创新、改进”的理念，将其视为通用的知识。“自然选择”（靠浪费机制）和“性选择”（靠高成本的信号机制）在社会学习里交会，受益的是群体（公司、亚部落或文化）。

这一洞见强调在社会网络（或群落）中学习他人、模仿他人，如今被用于市场营销，势在必然（Earls 2009），然后从营销重新引入文化理论和进化理论（Bentley et al. 2011），营销遂成为“应用”文化科学最早的领域之一（Ormerod 2012）。

因此，文化科学认真看待进化生物学，接受智人拥有“外在化”身份即外在化大脑的概念。大脑本身进化，以应对复杂的相互交流，不仅是为了合作狩猎，而且是为了照料非亲属（因为童年期很长），为了社会学习，为了适应新环境；人类终于走出了那个特化的非洲小生境（niche），获得了在全球生存的能力。这一步使人类最终遍布不同的地质、生态、历史地域，人类就是在这些地域里进化的。如果没有外在论概念或“联通的大脑”，如果没有这一概念从群体知识演绎出的身份，上述一切都是难以解释的。如果没有进化的核心文化单位，即我们所谓的亚部落，用多普弗和波茨（Dopfer and Potts 2008）的话说，亚部落是“中观”现象。文化造就亚部落（有意义的群体），亚部落创造知识和个体。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解释，这一创造过程是如何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