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第一节 为什么要改造外围资本主义
经过对事态的长期观察和反复思考之后，我确信拉丁美洲发展的重大缺陷在现行体系之内缺少解决办法。必须改造这个体系。
这里呈现出的矛盾是非常严重的:一极是繁荣以至富足，另一极则是持续的贫困。这是一个排斥性的体系。
几十年前，人们对于工业化的显著推动力，对于许多企业家的能力、创业精神和进取心，对于劳动力不断增长的才干，都是难于想象的。取得了很高的发展速度，并且正在学会出口制成品，克服着从前似乎很难克服的内外障碍。在这片技术进步姗姗来迟的地方特别是传统农业部门，技术进步正在渗入。
但是，从社会观点来看发展已偏离方向，体系的大部分有生力量没有被用来谋取集体的福利。
这是一种模仿性资本主义的缺陷。我们可以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这种神话正在消失。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自发的扩散的神话也正在消失。发达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心性的、吸收性的和统治性的。它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世界体系中的矛盾是非常严重的。
外围的内部发展中的矛盾也是非常严重的。这是经济进程与民主进程之间的矛盾。因为前者趋向于使发展的成果局限在社会的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而民主化则趋向于将这些成果做社会性的扩散。这种矛盾——体系的这种冲突性趋势，必然要导致体系的危机，导致通货膨胀的结局，从而带来各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本书的各个篇章中，我将力图证明这一点以及其他情况。而且，从一开始我就想通过阐明我就拉丁美洲外围得出的结论的含义来展开我的论述。
那种对发展成果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的上层以经济剩余的形式占有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一大部分。剩余连续增长是体系的一种动力要求，因为它构成再生产资本的主要积累来源。再生产资本能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就业。
然而，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收入被中心过分地榨取也是这方面的浪费。国家过分膨胀也造成这样的浪费。而国家的膨胀也主要是由体系的缺陷引起的。
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加，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逐渐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
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的不协调而加剧。发达国家日益和特权消费社会相结合。这些国家由于其动力的向心性质，除了施加种种限制之外，还阻碍着外围向外发展。
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我们在前面说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己有。
在我的阐述中剩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剩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结构现象。此外，它也是一种动力现象。
新古典理论
但是，借助于新古典理论，这些矛盾就很难得到解释。这类理论无视社会结构，也不了解在发展中起作用的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多样性的因素。我自信在一种纯经济理论的框框之内不能解释发展，因而也不能解释收入分配。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问题所在。新古典理论除了抛开现实的基本因素之外，还坚持认为，如果让市场规律自由地发挥作用，没有国家的任何干预，体系就趋向一种平衡，即收入分配将与每种要素对生产过程的贡献相一致。这种观点可谓与外围资本主义的运行风马牛不相及。
新古典理论求助于市场作为根据需求以及正当地进行竞争的情况下实现资本与其他生产资源配置的自发机制。但是，这个需求来源于一定的收入分配。而这种收入分配又是由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由它派生出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动所决定的。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分配是很不平等的，并把很大一部分居民排斥于发展之外。
因此，可以承认，市场规律代表着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尽管只局限于受惠的阶层，但从集体的观点来看就根本谈不上合理。这种看法的确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在中层的工会和政治权力力图抵制市场规律的情况下，这种合理性肯定也达不到。
从需求的观点看也谈不上消费者的主权。在一种竞争制度下，谁也不强迫谁买他不想买的东西;在有条件采购时就购买想要买的东西。但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大部分是集体迷惑艺术的结果。这种艺术随着通讯与社会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而越来越发挥作用。受控制的主权!这种情况是技术的矛盾现象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技术用于提供信息，但同时又用于歪曲信息。这种矛盾现象的消极性与消费者主权方面的积极性相对立。而在为消费社会服务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却没任何的抵消物。
市场实际上缺乏社会视野。在一个具有这种视野的体系中，也就是能按照集体的合理性解决积累问题，并同时逐渐缩小巨大的、结构性的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市场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机制。
当然，不能用改变市场的传统名称的办法来赋予它这种视野。现在外围的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正在谈论关于社会市场经济。这是我们这些国家中居统治地位的智力依附现象的新证据，因为这种词语是在发展程度很高的国家中用过的。在那些国家——除了某些角落之外——主要是由于长期的资本积累已经消灭了贫困。然而，尽管分配冲突发生了令人惊恐的变化，但那里发展的社会内容却是很高的。外围难道可以同日而语么?
当然，市场不是巨大的分配差别的责任者，也不是浪费积累潜力、阻碍下层的社会结合的责任者。虽然发展的重大缺陷在市场方面反映出来，但市场既不是责任者，也谈不上有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存在。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市场的背后、在社会结构之中有什么东西。
当人们思考一下就会知道，在使用暴力来恢复体系的运行、牺牲广大社会阶层的消费来使上层恢复甚至提高其在特权消费社会中的地位的情况下，这种不协调还要严重得多。
市场也不具有时间视野。当企业估量对它们更为有利的联合形式时，没有把它们的决策对生态和人类环境以及对可耗尽的自然资源的未来拥有量造成的后果纳入生产成本之内。企业的经济效益观通常不会比它们的直接利益相去多远。企业的直接利益应当区别于从长远观点考虑的集体利益。市场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机制，但任何时候也不是或不可能是经济的最高调节者。
总之，把体系的缺陷归咎于市场是不正确的，市场主要是这些缺陷的表现形式。市场可以是经济效益的手段，但不是社会效益的手段。这一点需要加以强调，因为有时候人们以为，为了避免这些缺点，在体系的改造中将有必要取消市场。
取消市场将必然导致由体系的最高层来决定应当消费什么和应当生产什么。这实际上意味着取消经济自由，会带来很严重的政治影响。
新古典派的信徒们不但谴责国家干预，而且谴责国家过分膨胀的趋势。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种过分膨胀大部分是体系本身及其主要缺陷的一种赘生物。因为劳动力除了借助于他们的工会权力之外，还越来越多地使用他们的政治权力，以谋求通过享受国家的社会服务来纠正他们在分享体系的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成果方面的软弱地位。此外，劳动力还从政治上向国家施加压力，谋求虚假的就业和提高收入，以抵消体系的动力不足。
当然，国家过分膨胀意味着浪费资源。在体系的改造中这些资源理应用于积累。但是，为什么只突出强调国家这方面的问题，而不同时涉及特权消费社会中对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中心对收入的榨取呢?
新古典理论再度获得了威望，并企图解决我们在开始时谈到的经济进程与民主化进程之间的那个矛盾。鉴于民主化以及群众随之取得的工会与政治权力严重地危及不断增加剩余的动力要求，因此，通过使用暴力取消民主化，使体系在上层的统治权力下恢复正常运行。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
社会与政治代价是高昂的。不过，经济自由主义这种无可怀疑的威望是通过米尔顿·弗里德曼博士和冯·哈耶克博士这两位知名教授的理论方针而获得的。他们是政治自由及其固有的人的价值的伟大捍卫者。怎么能对他们表示异议?这不大可能，因为他们的学说表明，这种政治理想与生产资料集中于无所不知、权力无限的国家手中并由它来经营是不相容的。
我们所不能赞同的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疏忽。实际上，他们不承认他们所宣扬的市场规律的作用在外围导致生产资料的私人集中和一种不能接受的社会不平等。而运用体系所提供的唯一手段——工会和政治权力来谋求纠正上述缺陷，又引起冲突。这些冲突最终导致使用暴力并取消民主化进程及其固有的伟大价值。这样一来，特权消费社会赖以支撑的剩余的动力又得到恢复。在体系内部没有别的形式来达到这个目的。由此就产生民主化与外围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分配制度之间的矛盾。
经济自由主义的再度兴起也扩展到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方面。新古典理论始终无视导致外围的外部瓶颈的结构性差别，也看不到在中心、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的霸权统治下对国际分配过程发生如此重大影响的权力关系的作用。对新古典理论来说，下述主张虽然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毕竟是自相矛盾的，即它主张用经济自由来促进跨国公司在外围扩张，似乎跨国公司是外围市场上自由竞争最地道的表现。
跨国公司早已有之。过去它们在外围开发自然资源和经营公共服务而获利，在一定程度上现在还在这样做，如今它们又利用那些在中心行将过时的技术革新大发横财。它们的独霸性是昭然若揭的。
然而，如果没有特权消费社会，跨国公司在外围不可能获得如此重要的作用;而跨国公司也为特权消费社会的兴盛帮了大忙。实际上，在跨国公司和这些受惠阶层之间正在结成一条强有力的利益纽带。
我们应当处置好。跨国公司这种如此重要的作用不应使我们在对它的阐述方面走得太远。如果跨国公司像变魔术般地在外围消失，剩余却不会因此而消失，体系的排斥趋势与冲突趋势也不会因此而消除。中心与外围关系中的那些结构性差别也不会仅仅因为这个事实而得到纠正。不过，毫无疑问，种种人所共知的依附现象将会减轻。
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简短引述
不可否认，新古典派理论有巨大的诱惑力。但是，正如我一直坚持认为的，这是一种建立在远离现实、特别是远离外围资本主义现实的假定的基础上的理论。当一个人面临发展的种种难题时，便对这种理论的如此状况表示遗憾。这是因为，如果经济力量在没有障碍和干预的情况下的自由与自发作用能够导致一种理想的平衡，那我们就无需面对如同我们面前的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这就是简单化的诱惑力，也是种种简单公式的巨大危险。
那些处在对立一极的人们中，有许多人也摆脱不了简单的公式。我很理解，在社会政治争论中人们力图用这种形式来表述复杂的和不易理解的理论。此外，这种争论的需要往往导致把那些公式升华为教条式的观点，因为反复肯定这些教条往往具有很大的渗透力。
马克思激烈地反对他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巨大矛盾;这些矛盾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先是被社会主义而后是被共产主义所战胜。他就是这样来领会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规律的。
马克思指出的中心资本主义运行中的种种矛盾的理论有效性如何，可以姑且不论。即便马克思的智力和观察能力再强，他也不能预言外围资本主义的矛盾。
马克思关心生产技术的演进现象及其对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影响。但是，技术向世界经济的外围渗透的现象及其伴生的矛盾没有进入他的脑际，而且我不认为在他那个时代能进入他的脑际。然而，我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可能有助于阐明这些现象以及技术渗透在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中引起的变化的后果。
应当把作为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改造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加以区别。
在拉丁美洲往往是后者占上风。深刻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不多见。人们更倾向于一种教条式的重复，并且也这样地重复着剩余价值观点，而不想致力于更新。
马克思被他从事写作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活力中心巨大的分配不均和英国群众的极度贫困所打动，建立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生产资料所有者付给劳动力的工资低于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时，就剥削了劳动力。剩余价值衡量出这种剥削的大小。
马克思的确从李嘉图的理论中得到启示。根据这种理论，产品的价值是由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决定的。在这种论点引起的重大争论中，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致力于证明它逻辑上站不住脚。下面是他们的决定性论据。鉴于劳动不是同质的，一些产品和另一些产品相比较的话，产品的相对价值不可能用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如何把劳动质量的差别、对生产过程贡献的差别放进去呢？那可以根据这个劳动的不同质量的报酬来评定。又如何按照剩余价值理论来确定这些不同的报酬呢？那很简单，根据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来确定。由此就提出新古典派的反驳：一方面，价值代表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另一方面，不同质的劳动由这些产品的价值相比较来衡量。换一种说法就是：价值由劳动决定，劳动由价值来衡量。
在新古典派谋求建立一种合理的分配理论的努力中，他们以为彻底摧毁了剩余价值观点。马克思纠缠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之中，并想找到一种关于剩余价值的科学解释。可是，他陷入了那种原则的反复。实际上，如同我在说明我的剩余观点时所力图证明的那样，无法用一种价值理论来证明对技术进步成果的占有现象。虽说马克思以为给了这个现象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实际没有做到，他的论点的政治意义却是巨大的。
马克思非常坚持因剩余价值引起的资本积累的自然趋势。请回想一下他对于那些为了积累而节制消费的理论、资本主义为积累做出牺牲的理论所持的讽刺性的轻蔑。我认为，这种趋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典型趋势。那里提出的重大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问题及其冲突性趋势，因为即便还有巨大的资本需要特别是社会资本的需要尚未满足，但满足这种需要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演进是不矛盾的。
相反，在外围资本主义中，面对着特权消费的压力、生产技术引起的越来越高的资本密度的要求以及人口的过快增长，积累显然是不足的。这就提出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一是分配的要求，其特点要比中心更加尖锐得多；二是进行巨大的资本积累的要求。
互相矛盾的要求体现着一种非常严峻的两难选择。要么把上层占有的和中心榨取的剩余用于收入再分配；要么把剩余用于资本积累，舍此就不能扩大生产机器并以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吸收被忽视的阶层。换句话说，在直接的收入再分配与动态的再分配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前者具有不稳定性、暂时性，且范围有限，后者则是使群众的收入持续增加的唯一形式。
应当理解列宁在面临当时广阔的苏联外围的种种问题时的困惑。在马克思看来，充分的资本积累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完成。列宁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稳妥地解决积累问题的决定性意义。这件事轮到另一个人用强硬手段来进行。列宁同时还看出由工会独立经营企业的必要性，正如在他的后期所表明的那样，他对国家迅速膨胀感到担心。与这种担心完全相反，斯大林终于取得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权力，毫无疑问，这也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的敌视态度所促成的。
不管正统社会主义的演进情况如何，看来它已不可原谅地远离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由于摧毁了资本家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国家走向消亡。
那么，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是什么?马克思的确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古典派倒是更为明确：一切都将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中由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