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可用不受这条“规则”支配的其他决定来说明

同样论证也能应用到任何其他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可以随便用来生产某种东西，而无须得到受这条“规则”支配的经理人员的同意。所有竞争性投机的事例都属于这个范畴。凡是把货物从一个时期囤积到另一个时期的行为，凡是可能由小生产者在纯粹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种类生产，都会满足这些条件，要是这种活动不受这条“规则”支配的话。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使经济失去一个自由竞争部门的利益，在这个部门，资源的最适度利用是自动实现的，不致发生其他方面必定会遇到的监督和管理问题。而且，要制止投机商人从事他们有利可图的买卖活动，很是困难，他们是这样秘密地、非法地进行活动，非有一套耗费大的警察监督和侦查制度是无法取缔的，而这一套警察制度却是民主政治的巨大危险。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有必要坚持我们的“规则”的头一个式子，它指示经理人员调节生产从而使vmp=pf。如果在这些特殊而且非常重要的情形下，vmp必须和pf相等，那么，在所有其他情形下也必须使之相等，如果一般都要保持比例的话。

对于这个枝节问题还有两点补充。首先，一个工人改变他的工作时间，以便调节他对闲暇的边际评价使之符合他的工资，这个观念看来好像是异想天开，因为工人随便得到一个工作就高兴极了，为了保持他的饭碗，雇主要他做多少时间，他就愿意做多少时间。即使如此，工人们有许多间接方法来个别地和集体地调节他们的工作时间或产量。在一种经济中，资源是充分利用的，因为它是统制经济，或者因为它是非统制经济而偶然实现了充分利用，在这样的经济中可以作出比较满意的规定来保证这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自由。生产的技术条件也许为任何个别工厂造成一些限制。但是，如果工业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即把工人福利像顾客的兴致一样清楚地记在心里，工人就有可能对不同的工厂进行选择，这些工厂的工作时间是不同的，假期的安排是不同的，等等。现在工作多少的选择对于自由经济是重要的，统制经济能够为这种选择提供更广大得多的范围，它认为，这对一个工人的重要性，就像一个妇人能对二十万种不同的丝袜进行选择所感到的重要性一样。

其次一点是要防止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似乎含有这样一个意思：如果工资提高，工人总是要多工作一些时间，反过来也是一样。这种情形不一定会发生。如果工资提高，多工作一小时的动机也加强那么多。但是工人收入也因同一行动而增加，这可能使他愿意为另一小时闲暇而牺牲的货币额增加得更多些。在这种情形下，提高他的工资不会使他更艰苦地工作，也许反而会缩短他的工作时间。

然而这不致推翻我们的论证。使工资等于工人边际产品的价值，依然会改进这种要素在其各种替代产品间的配置，这不只是靠调节边际产品的价值，而且是靠改变另一种产品（闲暇）的价值。忘掉闲暇是同任何其他劳动产品一样重要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大家都有的一种坏习惯。我们倾向于忽略它，或许是因为它在工厂的传送带上是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