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任一现实社会中实现这一点都会涉及无限复杂的问题

就我们刚才提出的一种要素在不同产品间最适度配置问题的解答形式来说，并不比收入的理想分配更容易得到实际的应用，这种理想分配将会使收入对经济社会中所有各色各样的人们的边际效用趋于均等（虽然困难的原因是不同的）。在集体主义经济中，为了有效地管理经济，生产经营者要不断地来比较不同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和各分支机构中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以便把一种要素从其边际产品价值小的地方移转到其边际产品价值大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不论生产经营者散处在全国各个制造工厂还是集中在一所宏伟的政府大厦里并自称为经济计划部，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什么关系。在前一种情形下，他们至少能够管理他们的工厂。在后一种情形下，他们只有陷于没有指望的把资源拨来调去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当中。这要涉及集中掌握整个经济中一切生产单位的一切细节这么复杂的知识，每当需要、嗜好、技术知识或任何要素的供给发生任何变化时，就得在整个经济范围内对生产要素实行有意识的改组。苏联好像尝试过这种做法，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托洛茨基会经适当地提出批评，他写道：

如果有一种万能脑投入拉普拉斯（Laplace）的科学幻想中，这种头脑会把自然和社会的一切过程同时记录下来，能够测度它们运动的动态，能够预测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这样一种头脑当然能够预先制订一套完美无缺的和无所不包的经济计划，从若干公顷的小麦起直到一件内衣和最后一粒纽扣止。老实说，官僚政治往往以为它具有这样一种头脑；这就是为什么它会这么随意地摆脱市场和苏维埃民主制度的控制。^注11

这个问题可以借助价格机构和每一生产单位的经理人员都得遵守的一条简单“规则”来解决

在这里，对经济的唯一补救办法，就像在货物最适度配置和收入最适度分配的问题上一样，在于利用价格机构。在集体主义经济中，借助价格机构，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可以这样来解决：

首先，必须有一个出售消费品的自由市场，从而使生产出来的一切货物都可达到最适度的配置。（这里把货币收入在消费者间的分配问题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收入分配则假定是满意的或不可避免的。）

其次，必须有一个向生产经营者出售生产要素的自由市场，从而使生产经营者获取任何要素来满足工厂需要时应付的价格和任何其他生产经营者支付的价格是一样的。

在每个市场上（不论是要素的还是产品的），只要任一产品或要素的需求大于它的供给，价格就提高，只要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降低，直到一套价格建立起来，使每种需求都与其相应的供给相等为止。

这样全面的均衡即或有也是难得达到的，而且肯定不会长期保持不变。这是因为，当价格调整时，嗜好和需要、生产技术和要素的供给马上也发生变化，这一切变化将会影响各种要素和产品的供求，于是价格又要变动，以使供求相等。不过，每当价格暂时使供给和需求相等时，它在实现每种要素于不同产品间的最适度分配方面也就发挥了它的作用。

对已经生产的每种消费品的需求系取决于收入的分配、消费者的需要和嗜好以及他们获得另一些产品要支付的价格。消费品的供给（从而使每种消费品的供给与其需求相等的价格）系取决于已经提供的产量。这是有待决定的事情。

一般地讲，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取决于它们在经济社会中可能有的数量。它们的需求又取决于靠这些要素来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数量，而这也是有待决定的事情。

这就把我们引导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步骤。现在不妨颁发一条每个生产经营者都得遵守的简单“规则”来确定每种要素在不同产品间最适度的分配（和要进行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数量）。这条“规则”是：

如果任何要素的（物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大于这种要素的价格，就扩大产量。如果它小于这种要素的价格，就缩小产量。如果它和这种要素的价格相等，就依同一速度继续生产。（因为这时适当产量已经达到了。）

要是采取这三个步骤的话，就不需要派人照料整个经济的细节了。每个经理人员除开他本厂以外并不了解其他任何一处的边际产品价值，他在自己的工厂里推行这条简单“规则”，就会实现每种要素在不同产品生产间的最适度分配。^注12

这并不是说经济计划部没有事情可做，它只是说，这个部不要去抓细节，而由身临其境的经理人员照料这些细节要好得多，如果能为他们制定与价格机构相结合的适当的规则的话。经济计划部的工作是制定适当的规则并保证这些规则得到遵守和价格机构能起作用。统制经济不同于非统制经济的地方就在于颁布和保持一般规则来有意识地导向整个经济最适度的运行，非统制经济是不这样制定一般规则的。一般地讲，非统制经济确实表明，特殊规章的泛滥情形要繁杂得多。这种情形的发生，自然是由于企图纠正因整个经济缺少一般计划而产生的特殊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