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现状

唐代，在以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为中心的中亚地区，主要生栖着被中国史籍记之为“昭武九姓胡”的康、安、石等国和拔汗那。从武德七年（624）到大历七年（772），中亚诸国与唐朝发生了长达149年的交往。在吐蕃、东西突厥、突骑施前后雄起，大食不断东扩，东西文明不断交流的历史大背景中，在传统的丝绸之路上，金戈铁马之声不绝于耳，中亚诸胡使者、商人以及唐朝使者、僧人相继于道，成为中亚与唐朝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唐代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岁月里，唐朝政治势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越过葱岭，在河中、吐火罗等地设置了羁縻州府；中亚诸胡与唐朝确立起政治附属关系，并企图依赖唐朝抗击大食；西域文明对唐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乃至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面对内容如此丰富的、色彩如此斑斓的历史篇章，众多学者不禁深深为之吸引，写出了许多与“唐朝与中亚”课题相关的传世之作。学术界关于“唐朝与中亚”和中亚学方面研究成果的积累，已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可贵的基础。这些成果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1. 有关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方面的成果

法国学者沙畹（E. Chavannes）《西突厥史料》（1903），系统整理、翻译了两《唐书》及《册府元龟》有关西突厥的史料，并对上述汉籍中所涉及的中亚地名、相关史实做了简单考释。该书高明之处在于，作者注意以伊斯兰舆地文献来考辨汉籍所记。由于该书论述重点是西突厥史以及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所以作者没有利用中外文献来系统研究“唐朝与中亚”这一课题。作者尽管摘录了《册府元龟》有关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部分记述，但并没有展开研究，且对中亚九姓胡的朝贡性质定性不准。

英国学者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在翻译《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London，1937）时，以其良好的语言修养，大量使用伊斯兰文献，对8—10世纪中亚历史地理做了详细考释。我们在确定中亚众多地名的确切地点时，往往要借助他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他没有涉及汉籍记述。

荷兰学者德·胡耶（M. J. de Goeje）系统整理了古典时期（8—10世纪）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编成《阿拉伯舆地丛书》（BGA）8卷（Leiden，1870—1894）。在20世纪，一批法国学者又重新译校了这些舆地文献。 1我国学者宋岘也翻译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1991）。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7—10世纪的中亚历史地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ordādhbeh，约820或825—912）曾任阿拔斯王朝杰贝勒省邮驿长官，是阿拉伯古典舆地学派之一的伊拉克学派的奠基人，他用阿拉伯文写成《道里邦国志》（Kitab Masalik Wa-l-Mamalik）一书。据德·胡耶推断，此书初稿完成于回历232年（846）左右，二稿的定型不早于回历272年（885），但这两个版本未流传下来。传世的是较晚的简本。1889年，德·胡耶刊布此书，编入《阿拉伯舆地丛书》（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arum，）第六卷，并附法语译文，还后附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摘要。宋岘将两书由阿拉伯文译成中文并详加注释（中华书局1991年）。该书没有直接记载萨曼王朝的历史，但第一次记载了巴格达北到中亚、南到印度的道路，记载了大呼罗珊路，并详细记述了呼罗珊、法尔斯、杰贝勒诸省的税收、地理、居民、物产、手工业和商业等，为研究萨曼王朝经济提供了间接资料。

纳尔沙喜的《布哈拉史》（Tarikh-i-Bukhara）是一部关于7—11世纪布哈拉的基本史书。作者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本·加法尔·纳尔沙喜 （Abu Bakr Muhammed b. Djafar Narshakhī，899—959）于回历332年（943—944）以阿拉伯文写成此书。回历522年（1128）5月，此书被库巴维（Abu Nasr Ahmad b. Muhammed al-Kubawi）译成波斯文，略有删节；1178—1179年穆罕默德·本·祖费尔（Muhammed b. Zufer）又做了缩写，把它献给了当时布哈拉的统治者阿布杜·阿兹斯；此后，一位佚名作者把《布哈拉史》续写到蒙古入侵之前。该书即以最后这个版本流传于世，1892年由舍费尔在巴黎出版；1897年，雷柯申翻译，巴托尔德（V.Barthold）编辑，在塔什干出版了俄译本；1954年，美国伊朗学家费赖（R.N.Frye）以穆达林斯·拉札维的德黑兰本（西帕沙拉尔清真寺图书馆第七号手稿和第十七号手稿）为母本，又参照另外六种版本或手稿，将该书从波斯文译成英文，并详加考释。2全书37章，详细记载了7至10世纪布哈拉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活动状况，对萨曼王朝记述犹详，对11世纪布哈拉历史也有所增补记述。此书既有编年史记述事件在年月上较为清晰的特点，又有纪事本末体详述事件始末的特点。因此，本书在年代学上可补同期阿拉伯地理著述之不足，在材料收罗上又可补阿拉伯编年史籍记述经济、社会生活不足之缺陷。不过，此书记述的年代时有差异，巴托尔德在使用此书材料时，曾详加考辨。本书是有关中亚河中地区历史的最基本史料。

1933年，在中亚撒马尔罕以东约140公里的穆格山城堡陆续发现了约90件文件，大部分是粟特文书，也有汉文、阿拉伯文和古突厥卢尼文文书。穆格山文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使我们能够不再局限于从外部，即从汉人、阿拉伯人或突厥人的记述来研究粟特史，而可以从粟特人内部来观察历史。经学者们整理、释读和研究，确认这批文书主要是喷赤干领主迪瓦什梯奇的档案。围绕着文书的定年、文书所记人名、地名的考释、迪瓦什梯奇的身份及其统治年代、迪瓦什梯奇与康国国王突昏和乌勒伽的关系、迪瓦什梯奇何时称粟特王、8世纪初粟特地区的政治状况诸问题，苏联学者克拉契柯夫斯基夫妇（В.А.И.Ю.Крачковские）、弗列依曼（А.А.Фреиман）、里夫什茨（В.А.Лившиц）、斯米尔诺瓦（О.И.Смирнова）、克里亚什托尔内（С.Г.Кляшторный）、美国学者费赖、日本学者岩佐精一郎展开了长期的讨论。中国学者马小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籍记述，考定喷赤干即米国都城钵息德城，迪瓦什梯奇就是开元六年（718）遣使来朝的米国国王。他还对穆格山粟特文书所反映的8世纪初期的粟特政治状况作了详尽的研究。 3

英国学者亨利·裕尔（H. Yule）收罗、节译了一批伊斯兰舆地文献，并做了初步的研究工作，写成了《契丹行程》四卷（London，1913—1915）。中国学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有许多资料译自裕尔的书。该书第一卷已由张绪山译出，名为《东域纪程录丛》 。4

中国学者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1915），对两《唐书》、《大唐西域记》所记西域史地做了考证，有筚路褴褛之功。但是，丁谦忽视了汉籍有关西域史地记载因袭抄补的情况，以汉籍互校的方法来考辨西域史地，有“以讹校误”之嫌。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编注了大量中外文史料，并对西域史地的相关记述做了部分考释。其书与唐代有关的部分主要在第四册，论题主要有“唐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唐代在中国之中亚人以其后裔”，“唐人所记中亚之动植物”，“唐代西域人组成之军队考”等。该书主要缺陷在于，外文史料出处不明或混乱，审音勘同不甚了了，没有把中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也没有考辨汉籍所记是否正确。对该书缺陷，冯承钧先生亦有专门评述。5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把沙畹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对西突厥史以及西突厥与唐朝的关系史提出了系统的见解。他还考证了588年西征波斯的突厥可汗，“昭武”的对音，唐朝所置西域十六国都督府州治地。由于选题所限，作者并没有涉及西突厥在中亚诸国的活动情况，以及突厥人在唐朝的中亚防御战略中的作用等问题。

长期以来，《大唐西域记》以记载翔实、可靠而为中外学者所称道。对该书的整理、研究，历来为中外学者所注重。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984），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1989），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全译》（1995）堪称“《大唐西域记》研究专题”的代表作。四书各有所长，但在中亚地名勘同方面，尤以季书为善。季羡林先生等融汇各国学者研究成果，充分利用了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及中亚当地的考古成果，对《大唐西域记》所记各地的历史、地理、物产及文物制度逐地做了详细考释。他们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今中外学者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最高成就。但是，他们没有把玄奘的中亚行程在整体上加以考辨，致使研究出现了一些失误和空白，诸如：玄奘所记中亚行程是否有误，千泉、笯赤建、白水城、曹国、米国等地究竟地处何处。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明了唐初丝绸之路中亚段的走向，不可能真正确定《大唐西域记》的可信度。正因为十分确信玄奘所记道里的正确，周连宽的研究才会漏洞颇多。他把碎叶、千泉、白水城、笯赤建、石国都城审勘异地，以求证玄奘所记之正确。

国外学者研究《大唐西域记》的代表作应是T.瓦特斯（Thomas Wattors）的《大唐西域记》英译本（1904）。6瓦特斯注意到玄奘所记中亚道里有所错乱，白水城、千泉的地点有所疑问。但是，他没有系统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来验证玄奘所记，也没有把玄奘的中亚行程从全程上加以考辨，致使他与发现玄奘之记有误的机遇失之交臂。

对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研究，重要的成果有韩国学者梁翰承、冉云华的校释本（伯克利、首尔，1984） 7，日本学者桑山正进的《慧超往五天竺国研究》（京都，1992），以及中国学者张毅的《往五天竺国传笺释》（1994）。桑山正进的研究分为释文、译文、译注三部分，并有附论、参考文献、索引，其研究较为深入。张毅先生主要依据汉籍记述，对中亚的安、曹、史、米、康、跋贺那（拔汗那）等国史地做了粗略考辨。

苏联学者克利亚什托尔内在《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1964。中译本，1991）中，分析了汉籍史料与突厥鲁尼文碑铭，大大推进了6—8世纪中亚史地及突厥人与唐朝关系史之研究。此书尤为令人注意的一个贡献是，作者考定《毗伽可汗碑》（大铭文第24—25行）和《阙特勤碑》（大铭文第31—33行）所记默啜在701年前后征讨的alty Čub Soγdaq，并不是如马迦特（J. Marqart）所说的“粟特昭武六部”，而是唐朝的六胡州；Čub为汉语“州”的对音，而不是“昭武”的对音。 8中国学者张广达也接受了此观点，并详加考辨。9

2. 有关唐代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

俄国学者巴托尔德（又译巴尔托里德）在充分挖掘、整理和利用阿拉伯－伊斯兰史料的基础上，著《七河史》（1893）、《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1900） 10，《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7），拨去了7—12世纪中亚历史上的厚重迷雾。他对中亚诸城（如怛逻斯、白水城、撒马尔罕、布哈拉、苏对沙那等）定位、城市沿革、道里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的研究成果已为中亚考古资料和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他和其他学者对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的研究成果，使我们有可能以这些文献为参照系，以验证汉籍记述的正确与否。遗憾的是，巴托尔德没有能力利用汉文文献，因而无法研究7—8世纪中亚诸国与唐朝的关系，无法对该时期中亚诸国与阿拉伯、突厥、唐朝的关系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

美国学者斯特拉吉（G. Le. Strange）系统梳理了阿拉伯—伊斯兰文献的有关记述，对7—9世纪阿拉伯哈里发国的东部地区各城，逐地进行了考释，写成《东部哈里发国的土地》（剑桥，1905）。对于唐代汉籍记述，他几乎没有利用和涉及。

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对西域史地有许多精湛的研究。他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1916），《四天子说》（1923），《中亚史地丛考》（1929），《玄奘记传中之千泉》（1930）等著述，大大推进了学术界对唐代粟特人、唐与中亚历史地理之研究。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依据中国文献记述，对汉唐时期天山地区历史地理做了审慎的考证，写成《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1956年修订）。他的研究成果对“汉唐时期天山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具有奠基性意义。他的研究方法也给后学以启迪。

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中译本，1936），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汉籍记述，简要地考辨了河中诸城的方位和道里，辨析了康居与粟特之间的区别。

A.M.别连尼茨基（А.М. Беленидкий）等主编的《中亚中世纪城市》（列宁格勒，1973），反映了苏联中亚地区考古发掘和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成果。作者对怛逻斯、白水城、石国都城等城的考定，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但是，作者把托克玛克西南的阿克·贝希姆废城比定为八刺沙衮，而不是碎叶（《中亚中世纪城市》，第208—209页），此结论已为中国学者张广达所推翻。

张广达师结合汉籍和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记载及中亚地区考古成果，对碎叶等城做了精当的考辨（《碎叶城今地考》，1979；《西域史地丛稿初编》，1995）。他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把碎叶（阿克·贝希姆）作为道里计量的一个基准点。

余太山在《塞种史研究》（1992）中，主要依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述，考辨了“康居”的地理位置、族名、族属和源流，分辨了“康居”、“康”及“Sogdiana”之间的区别，把白鸟库吉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此外，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1962）、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1988）等，也对西域历史地理研究做出了贡献。

西域史地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丝绸之路研究。岑仲勉《历代西疆路程简疏》（1962），日本学者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中译本，1990），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1994），主要依据汉文文献，对葱岭以东丝绸之路考证较详，对葱岭以西的道里则几乎没有涉及。苏北海《唐代中亚热海道考》（1988），把考证的终点延伸到热海（伊塞克湖）。史念海在《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1988） 11一文中，回顾了魏晋以来汉人对西域的探索，以及汉籍所记通往域外的道路走向。对于汉籍所记的真伪，史先生几乎未作考辨。

3. 唐朝与中亚关系史研究成果

英国学者吉布（H.A.R. Gibb）的《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伦敦，1923），从阿拉伯征服史的角度，探讨了阿拉伯对中亚的征服进程，中亚诸国的抵抗以及它们与唐朝、突厥人、突骑施汗国的关系。吉布主要利用了阿拉伯历史名家塔巴里的《年代记》、白拉祖里的《诸国征服者史》和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由于没有大量利用汉文史料，因此对于下述问题，吉布无力做出回答：唐朝在中亚设置羁縻府州的历史影响如何？唐朝在中亚诸国抗击阿拉伯人的斗争中究竟起什么作用？中亚诸国为什么屡屡向唐朝、突厥人求援？等等。

美国学者白桂思（Ch.I. Beckwith）主要依据阿拉伯史料、吐蕃史料以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写成《中亚的吐蕃帝国》（普林斯顿大学，1987）。白桂思探讨了吐蕃势力在中亚的进退，阿拉伯人、突骑施汗国与唐朝、吐蕃的关系，吐蕃与阿拉伯人、唐朝在中亚的争夺等问题。此书的突出贡献在于，综合利用了多语种资料，开拓了吐蕃史研究的新领域，对吐蕃、唐朝、阿拉伯及突骑施之间的关系，做了全景式的综合探讨。由于作者研究的角度是以吐蕃为本位，因而对于中亚诸国与唐朝关系之演变、汉籍记述的真伪及价值，他并没有深入探讨。

北京大学王小甫博士继白桂思之后，以唐朝为本位，探讨了唐与吐蕃、大食在西域争夺的历史过程，写成博士论文《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1989年写成，1992年出版）。他考证了吐蕃进出西域的交通路线（食盐之路，五俟斤路等），安西四镇的置废，并通过对汉、阿两种史料的认真比勘，否定了唐朝与大食曾在中亚对抗的说法，否定了长期流行的突厥人支持中亚诸国反抗大食入侵的说法，认为唐朝并没有支持突骑施抗击大食，突厥人只是力图恢复其对南部绿洲的传统控制，因而多次与吐蕃连兵袭扰西域，成为唐朝和大食的共同敌人。中亚诸国向唐朝遣使求援、诉苦，“主要不是由于侵略战争，而是由于与新宗主（阿拉伯）发生了矛盾” 12。不过，他并没有充分利用《册府元龟》等史料，来系统研究唐朝与中亚诸胡的关系。

薛宗正先生在《突骑施汗国的兴亡》（1984）、《康王乌勒伽向唐求援表文疏证》（1988）、《波斯萨珊王裔联合吐火罗抗击大食始末》（1988）、《石国考述》（1989）、《突厥史》（1992）、《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1995）等著述中，主要依据汉文史籍及吐鲁番文书，探讨了突厥人（东、西突厥）与唐朝的关系，唐朝势力在中亚的进退，中亚诸国与唐朝的关系，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和统治诸问题。对于中亚诸国与唐朝关系的演变，丝绸之路的走向，薛先生几乎没有涉及。他也没有以阿拉伯—伊斯兰文献来验证汉籍之记。

王治来先生的《中亚史纲》（1986）从中亚史的角度，谈及7—8世纪中亚诸国与唐朝的关系，唐朝在中亚所置羁縻府州的治地等。在汉籍中，王先生主要使用了两《唐书》的记述，而几乎没有利用《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史料。

日本学者伊濑仙太郎主要依据《册府元龟》、《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写成《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1955，东京）。在是书第八章，伊濑编制了“西域诸国朝贡表”，详列了西域诸国入唐朝贡时间、贡使、贡品和唐朝回赐的情况，探讨了西域诸国对唐朝的羁縻关系，以及唐朝的西域经营策略。本书可以说是国外学者系统研究唐朝与中亚关系史的代表作。但令人遗憾的是，伊濑的“西域诸国朝贡表”有许多遗漏，且有一些讹误。由于没有使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没有参考中亚考古成果，伊濑没有对唐代文献记述的真伪和可信度展开讨论。

蔡鸿生先生在《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1988）中，据《册府元龟》、《新唐书》，制成“唐代九姓胡入贡年表”。蔡鸿生着重于贡品的类释，并注意到九姓胡朝贡频率与中亚政治形势之间的联系。但是，朝贡频率、内容所反映的九姓胡与唐朝关系之亲疏、变化，唐朝的西域经营战略对九姓胡的影响，蔡先生均未做探讨。而且，蔡先生所编“年表”遗漏甚多。

关于中亚诸国与唐朝关系的重要论文尚有：吉布《公元715年阿拉伯对喀什噶尔的入侵》（1922） 13，台湾学者张日铭《开元年间（713—741）唐大食关系之研究》（1975），卢苇《唐代中国和大食在中亚地区斗争的发展和变化》（1985），吴玉贵《唐代西域羁縻府州建置年代及其与唐朝的关系》（1986），等等。

黄时鉴师主编的《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1994），对汉籍记述进行了一番爬梳、整理工作，并融汇了大量的中外学术研究成果，以概述、条目解说、地图和插图，扼要地、具体地勾勒出中西关系史的总貌和各个关节。其中，第三编“隋唐时期中西关系史年表”（卢向前编制），具列了隋唐时期中亚诸胡与唐朝交往的史事。但囿于体例等原因，对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之演变，《年表》未作探讨。

我国最近论述唐代西域历史的著作是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1996）。其中，第四编“突厥汗国及其对西域的统治”、第五编“唐代西域”由吴玉贵撰写。作者清晰地剖析了唐代西域政治形势的发展，叙述了唐朝在中亚建立羁縻州府的过程以及各羁縻州府的名称、辖地，对唐朝的羁縻统治方式也有所涉及。作者依据《新唐书·王孝杰传》、《玉海》卷133所引《武经七书》的记述，认定贞观末年唐朝势力已达碎叶，648年设置了安西四镇，且其中有碎叶镇。此外，作者鉴别出《隋书·西突厥传》是记阿波系突厥，《通典》、《旧唐书》、《新唐书》误将室点密系突厥（即西突厥汗国）和阿波系突厥合为一传。 14由于该书所论“西域”乃狭义的，仅指中国新疆地区，所以对中亚诸胡与唐朝的关系很少涉及。作者对下列课题均未作系统探讨：中亚羁縻州府设置之前，中亚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如何？羁縻州府的设置，对中亚九姓胡与唐朝关系、九姓胡与大食的关系又有什么影响？中亚九姓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什么变化？各国与唐朝的亲疏关系是否有别？等等。

关于中亚诸国与唐朝的物质文化交流之代表作，有劳费尔（B. Laufer）《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中译本，1964），谢弗（E.H. 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1985；中译本作《唐代的外来文明》，1995）。